毕飞宇：用文字勾勒人间真情
转眼，毕飞宇59岁了。他内心一直想：从一个乡下的穷小子成了一个声誉不错的小说家，自己究竟为这个社会做过些什么事情？虽然有人说你把作品写好了就是在为社会做事情，但他还是想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更具体的事，这样才能平衡，否则总觉得亏欠太多。
新作《欢迎来到人间》正是这么一件他想做的具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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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写了十五年的小说
《推拿》之后，十五年里，毕飞宇先后出版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小说课》等作品，但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像这样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十五年没见到长篇新作，是一种遗憾。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不要写自己想写的小说，要写自己能写出来的东西。”但毕飞宇说，《欢迎来到人间》这本书的关键词是“我想写”。
艺术来自生活，当过记者的毕飞宇天生就对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有着敏锐的触觉。《推拿》的灵感来自经常去按摩中心治疗的经历，《青衣》的灵感则来自报纸上一位老艺术家的新闻。
《欢迎来到人间》篇幅不大，全书23多万字，却耗费了毕飞宇15年的时间。在当下众多写手“日产万字”甚至“两万字”的浮躁年代，15年23万字，但也不能用“慢工出细活”来形容。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毕飞宇花了很多时间，泡在南京一家著名医院的泌尿科。有近一年，他蹲守在肾移植的手术室里和住院楼。谈起新作的创作历程，毕飞宇坦言，写到第六年第七年的时候，他几乎准备放弃了。幸好关键时刻，好友李敬泽和他说了一席话：“你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出手一定要果断。为什么要果断？我太明白了，一个十分新鲜的故事，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它表达出来，也许两年三年，最多四五年之后，你会突然发现这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这惊醒了一直彷徨在创作迷思中的毕飞宇，成了他坚持把《欢迎来到人间》写完的强大推动力。
毕飞宇认为，对于他们这一代作家来说，身体和精神的问题可能会困扰着他们的一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文学上表现为对身体的态度。“中国的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并不是从《班主任》开始，而是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的。莫言在当代文学中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为我们提供了身体的存在，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汉语文学中，这样生动鲜活的肉体曾被长时间忽视，直到莫言的出现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作家们来说，关注身体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精神是他们创作中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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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爱上教书的作家
2013年3月起，毕飞宇正式受聘为南京大学“特聘教授”，设计了与文学相关课程，指导学生创作。“在南京大学当老师与之前在师范学校当老师有很大的不同。”毕飞宇回忆说，最初当汉语教师时，他主要是讲授声母、韵母、词性、语法和修辞等知识。后来在他强烈要求下，学校开设了一门美学课程，他自己编写了一本浅显的美学教材。
成长于教育世家的毕飞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父母认为“不成器”。“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得了鲁迅文学奖，但我的父母亲并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能写小说算不上什么。直到我拿到茅盾文学奖，他们也没有觉得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后来，作品《平原》获得了法国世界报文学奖以及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他的父母对此依然不看重。对于他的母亲来说，最大的欣慰是毕飞宇成为了南京大学的教授。
有一年，毕飞宇的母亲在医院接受胃部手术，与一位陌生太太闲聊时自豪地说：我儿子是南京大学教授。“直到我成了南京大学教授以后，我终于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毕飞宇笑言。
其实，这并不是毕飞宇第一次执掌教鞭。早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毕飞宇就被分到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这段经历让2006年开始创作《推拿》的毕飞宇对残疾人生活和内心世界有比别人更深刻的理解，也让他凭借这本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不同于此前的任教经历，进入南京大学后，他的主要任务是教授学生如何写小说。他指出，教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分析学生的作品，讨论如何更好地进入小说的内部；另一种是引导学生研究世界公认的经典作品，让他们了解伟大作家是如何写作的。尽管有许多人将他的课程理解为文学评论课程，但毕飞宇更愿意将自己的课程归类为写作课程。他的目标是教导学生如何写作，而不仅仅是文学评论。
很多作家都强调，写作靠悟性，不像孟子说的那样，课堂上不传授写作的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是毕飞宇有不一样的想法，他认为写作一定是可教的。
毕飞宇的朋友曾经担心他在南大讲小说课是否会耽误或影响他的小说创作。作家本人却认为自己讲授小说课的能力并不是突然获得的，而是从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天就具备的能力。“他把因果关系正好说反了，如果没有那个能力我的小说达不到这个高度。只不过我原来在30岁出头，在外面讲小说的时候，没想到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讲课，如果我早一点知道的话，我认为可能35岁时，我的这本《小说课》就出现了。”
作为一名教师，毕飞宇认为最好不要给自己设定培养何种人的目标，只需知道自己在培养人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模糊一些，因为个体的生命与命运是不能忽视的。有些天才因为吃不上饭而夭折，这也是命运。而一个智力非常普通的人，上帝赋予他非常特殊的人生，最终成为作家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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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柔的父亲
毕飞宇妻子祝红波是毕飞宇的大学同班同学，自1989年结婚以来，二人一直相濡以沫。“在我跟太太的关系里，我觉得我对她的帮助不大，她对我的帮助大。认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为我做饭、洗衣服，家务基本上都是她。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生活了一辈子，能够看到她的这种付出，要知道这才是最需要珍惜的。”
中国人一向都喜欢子承父业，毕飞宇心里也多少存在着这种期许。“但就是因为我的存在，他拒绝读文科，而去做了一个‘理工男’。我跟他聊过很多很多遍，想影响他，但他最后坚决不走父亲的路。”毕飞宇对此虽然有遗憾，但他还是支持了儿子的决定。而当他得知儿子毕雨桐第一学期选的5门课里就有一门是写作时，心里终于莫名地释怀。
与传统的“严父”不同，毕飞宇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尊重儿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原则。即使他已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他也不会把孩子强行绑在树荫下接受自己的庇护。他的原则是，凡事你可以出去试，但是我这棵树永远都在。就像他对让孩子写作的观念一样，“我永远不鼓励孩子写作，因为写作对你的未来会构成什么，上帝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高成本低产出的活，所以我不会诱导任何一个孩子去写作。我唯一干的事情是，你爱了，我帮你。”
毕雨桐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他拥有一个开明的父亲，他们像朋友一样亲近。鼓励是毕飞宇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给予他最大帮助的方式。小时候，毕雨桐有一段时间害怕摔倒。毕飞宇就一手提着他的后领口，一手提着他的屁股，把他扔了出去。毕雨桐像青蛙一样飞了起来，吓坏了。问他疼不疼，他趴在草地上想了半天，笑着说：“不疼。”毕飞宇说：“许多事看上去可怕，听上去可怕，想起来更可怕，但其实并不可怕。为什么不可怕呢？因为你去做了。”
2014年，毕飞宇给17岁的毕雨桐写了一封家书，用自己抽烟的故事告诉孩子两个道理：第一，许多糟糕的事情都是因为不敢坚持做自己而开始的；第二，无论父母再怎么维护孩子，也不意味着孩子的举动一定正确。十年后的今天，再次阅读这封家书，其中所蕴含的道理仍然可以成为现今为人父母者的借鉴。例如，关于孩子犯错误，毕飞宇用严肃的口吻说：“不要害怕犯错，孩子，犯错永远都不是一件大事情。但有一件事你要记住：学会以正确的方式面对自己的错误，尤其不能用错误来纠正错误。如果实在不知道如何应对，你宁可选择不去应对。”
同样在2014年，毕飞宇工作室成立，“一切以做‘义工’为宗旨。”他建了“广场书屋”，捐了2万册书；办“小说沙龙”，邀请国内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刊物主编和文学爱好者，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小说创作新人，对匿名作者的作品进行解剖，提出修改意见，沙龙相继走进南京、上海等地高校，每次活动，他都参加。当选江苏省作协主席后，毕飞宇说：“我是一个对公益有兴趣的人，我相信我在江苏做这个主席，可以帮助更多年轻人。”
做具体的事，帮助更多热爱写作的年轻人，毕飞宇多少找到了一些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