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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1991年11月，作家刘心武在《团结报》上发表“红楼边角”之《大观园的帐幔帘子》一文受到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赞赏。刘心武向周汝昌致信表达感谢。收信次日，周汝昌旋即回信，由此开启了两位红学家绵延二十载的书信往来。两人结识二十余年，见面仅三次，但留下了150余通书信，记载了两人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和交流，不仅展现了他们红学研究的心路轨迹及专注热忱的治学精神，也彰显了二人深厚的忘年友情。

关于这些通信，周汝昌生前曾表示：“可以多写写，编个小集子（包括刊文与通信等文字），要为红学探佚学留一点轨迹，启牖后来之才士。”刘心武也一直有这样的心愿：“将我们的通信加以汇拢、编排，出成一本书，主要是展示汝昌师的学术襟怀与提携后辈的高尚风范。”

7月9日下午，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解语何妨话片时：周汝昌刘心武通信集》（简称：通信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举行。作家、红学家刘心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已故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助手、女儿周伦玲，以及该书的另一位整理者焦金木参加此次活动。

“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很多大的、重要的报纸杂志还不太愿意接受。因为我讨论的多是一些边边角角的问题。《红楼梦》你不谈薛宝钗、贾宝玉，你谈什么帐幔帘子？只有《团结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大观园的帐幔帘子》。万万没有想到，那时候已经成为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先生看到《团结报》以后非常关注，主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副刊上，赞扬我的‘红楼边角’，他给了我四个字——‘善察能悟’。”刘心武在现场回忆起第一次发表红学文章时的情境，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和周汝昌产生交集。早在1954年，少年刘心武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红楼梦》的启蒙读物就是周汝昌的著作《红楼梦新证》，这本书也受到刘心武全家的欢迎和喜爱。他自言很早就受到周老考据派红学的熏陶。

刘心武给周武昌的自制新年贺卡

周汝昌、刘心武合影

在刘心武看来，这是真正的通信集，凝聚了两个人对《红楼梦》的崇拜和喜爱，不掺杂其他复杂的因素。两个人的通信一直持续了二十年，直到周汝昌去世的前一年才停止。

两人的回信充满了真性情，没有多余的敷衍或者客套话。刘心武有困惑会在信里直接请教，周汝昌对刘心武的研究既有肯定、赞扬，也有批评。比如有一次，刘心武看到《红楼梦》中的某一回写到手绢，周汝昌很严肃地向他指出：“你对《红楼梦》版本不熟，在《红楼梦》手抄本里只有‘手帕’这样的写法，没有‘手绢’的写法。在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进行活字版印，形成了现在红学界的程甲本、程乙本时，才第一次出现了手绢的字眼，所以不是曹雪芹的原意。”这些指导对刘心武来说弥足珍贵，也启发了他要认真了解《红楼梦》版本源流，做研究不可糊里糊涂。

刘心武将两人的关系比作“扶老携幼”。周汝昌深知刘心武的研究观念与自己接近，一步步指导他如何深入研究《红楼梦》。刘心武所研究的红学后来被人叫作“秦学”，原本只是笑谈，但刘心武认真地从秦可卿入手去解密《红楼梦》，开创了自己的红学研究。“这本书的书名叫作《解语何妨话片时》，就是真解语。在书中可以感觉到我们之间是真正的心心相通，学术相通。这本书的出版有着重大意义，希望借此之际进一步推动红学的研究和发展，活跃民间的红学发展。”

据周伦玲回忆，父亲曾将刘心武视作“我的一位晚遇的知音”。二人都为红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影响了许多人。这150余封通信札中，他们不仅互相讨论切磋各自的研究进展和成果，还涉及中华文化，比如讨论“一簾春雨”“手帕”等，同时也涉及小说写作的问题。她犹记得自己的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北大的大象大器》，里面有这样几句：此“大”维何？曰兼收并蓄，度量恢弘，气象万千，海涵岳负，不名一家之私，网罗天下之美，“和而不同”，君子之风，学者之量，以不同相辅相济，而成大美，臻于“太和”——吾国文化之最高境界，义即最博大的和谐一体是也。必如是，方可谓之大。在她看来，这几句话同样适用于红学研究。

张颐武谈到，这本书的每篇文章基本都有背景资料，编辑在背后做了扎实的工作。从书中可以看到红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进展和新变化，其中也涉及到很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不仅可以更好了解《红楼梦》、理解在中国现代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位学者，同时也洞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红学界的发展。在他看来，这本书充满了前辈对晚辈的期许，以及晚辈对前辈的回应。

书封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