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文学系列研讨活动： 石一枫创作的”变“与”不变“
“既从眼界之内捕捉新知，同时不忘眼界之外的高远之处有着永恒的未知，这是我一直所喜欢的创作心态。” 一直以来，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创作势头强劲，十多年时间创作11部长篇小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世间已无陈金芳》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将目光投向火热的生活，以独特的方式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其作品也向当下社会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命题。
6月16日，由北大中文系和北大文学讲习所共同主办的“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系列研讨”启动仪式暨石一枫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北大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胡俊、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出席活动并致辞，白烨、孟繁华、贺绍俊、陈晓明、李云雷、岳雯、张晓琴、徐刚、丛治辰、樊迎春、陈慕雅等评论家、学者参与研讨。
在启动仪式上，胡俊介绍了“王默人—周安仪”奖项和北大基金会的设立过程。王默人、周安仪两位老先生本身热爱写作，曾将变卖家产所得资金捐赠北大，设置专项奖金支持华文文学创作。从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创作到设立华文文学奖，再到举办系列研讨会活动，他希望北大精神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贺桂梅表示，北大中文系一向致力于深度介入当代文学批评，举办研讨会旨在对当下值得深入讨论的作家进行研讨。石一枫作为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系友，在当代中青年作家群体中亦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故而被选为首场研讨对象。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将当代资深批评家和高校研究者相结合，结合石一枫个人创作经历回应当下文坛的一些问题，在世界华文的视野下推动文学研究和创作。
石一枫
“新京味儿”文学的传承者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谈到北京文学言必及老舍。汪曾祺、刘恒、王小波、王朔……很多“京派”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受到老舍的影响。石一枫身为北京人，因作品中浓郁的“京味儿”而被广大读者熟知。他笔下的北京延续了王朔等人的写作传统，同时又赋予了极富创造的变化。
石一枫的早期创作深受王朔的影响，但随着写作经验的丰富，他找到了自己讲述故事的节奏和方法，并与王朔逐渐拉开了距离。孟繁华认为，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进城”与过去很多现代文学史中的人物进城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异，陈金芳的进城历程也是她的个人成长史，石一枫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物加以关照，真正讲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这也是其作品结构与王朔、老舍作品的全然不同之处。此外，石一枫笔下的人物都热爱生活，这种写作上的“暖调”也彰显了他对生活的热忱。接下来，石一枫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创作出超越“陈金芳”的更加经典的人物形象。
看完石一枫“青春三部曲”的其中两部后，白烨感到很惊喜。石一枫擅长将性格完全相反、“不对路”的人物最终写到一起，这样的写法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在白烨看来，其创作比其他青年作家更具有游戏精神，语言戏谑，大话、反讽、幽默穿插其间，文字风格独特。他近期的几部作品在创作上有所变化，主题风格逐渐偏严正，“用不正经的方式讲述正经事”。白烨对这种变化表示担忧：“创作还是要紧贴自己的特性，让自己的个性特点更突出，而不是消失”。如何面对今后创作中的“变与不变”，保持为底层发声的同时如何更好地保留戏谑的写作手法值得深思。
贺绍俊很欣赏石一枫真诚坦然的写作姿态，他用戏谑还原了事物的初心，也打破了古典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区隔。贺绍俊谈到，石一枫是一位具有后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热衷于讲故事、重视故事的意义，思考上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意味。他的几部小说都是开放式结尾，通过描绘丰富的社会热点，展现“民间式”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如果将石一枫与王朔相比较，王朔的创作带有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性，以破坏和否定为原则；而石一枫则从解构走向重新建构，兼具破坏性和建设性。“他的创作虽然同样用戏谑、嘲讽的方式对待崇高性，但并不否定。他用一种民族的方式迎接英雄，而不是颠覆英雄。”
陈晓明发现石一枫的小说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歪理”。王朔、王小波等人的作品亦有这种感觉。但恰恰是这种“歪理”特征让他们的作品脱颖而出，大放异彩。王朔的小说整体很“正”——虽然不正经，但是从来不干坏事——这也凸显了当下很多小说的整体问题：过于平顺，不允许疙疙瘩瘩、七零八落。石一枫作品中的“歪理”更轻松，所谓的歪理也是偏狭，正是这种偏狭为他开启了广阔的文学视野。此外，他还提出了“内卷”和“外卷”这两个概念，小说的勃勃生机体现在石一枫和自己较劲，笔下人物“认死理”“较真”“无事生非”，这种“内卷”又将外界事物卷入其中形成“外卷”，趣味十足。
草根人物的“立传者”
岳雯提到，石一枫的力量感来源于过分严肃的道德激情，要评价这种激情就需要“顽童”一样的“歪理”平衡严肃的道德内核。他的笔下分为“精致利己的有产者”“玩世不恭的自我矛盾体”“具有道德光环顶端者”这三类人物，因为人物能够穿透时代、说明时代，他的创作基本以人物驱动型为主。石一枫的小说集中探讨何为善恶，像其笔下人物“大姨妈”，对亲人乐于奉献，但在每个人生关键点的选择却让人扼腕叹息。“一个好人要不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道德不是非恶即善，无法用固定的尺子来量，这是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在岳雯看来，石一枫仍然在用阶级视角处理问题，直面当下大众因经济问题而在伦理、道德等方面陷入困惑、无法自洽的社会现实。
张晓琴觉得石一枫的小说不仅符合中国人传统的阅读习惯和期许，还带有创造、写作上的自由，将武侠风格与严肃文学相糅合，读来具有传奇性和冒犯性，让人直呼过瘾。石一枫的创作也引发思考： 如何才能彻底塑造一个时代人物？石一枫小说里的人物体现了当下时代普遍的精神症状，这些人物走向不明确恰恰展现当下时代的真正状况，只有陈金芳是创作最彻底的人物。在《入魂枪》中有一大段内心独白，这也是石一枫作为知识分子和创作者面对不同阶层的生存现状所做出的关怀和反省。另外，她也谈到如何平衡戏谑易读的外表和沉重主题的内核是石一枫在未来创作上需要思考的议题。
石一枫的写作一方面插科打诨，另一方面依然执着于后现代语境下对国家、民族话题的讨论。樊迎春认为他的作品具有德勒兹所提到的“深沉性的现实主义”，而非固定的现实主义。这种“深沉性的现实主义”与石一枫关注的很多问题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带有后现代的关切。
“石一枫写出了混乱的、不再是陈金芳时代的北京。我觉得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自己都是乱的，可是这个乱是艺术家非常直观的把握到时代的痛点。”石一枫的小说最吸引丛治辰的是不断变换的称谓“他们、她们、你们、我们”，这些人物都不停地在这个时代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归属。过去的四十年多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社会秩序也发生着巨变，大众在这种快速发展、复杂社会结构中开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安放自己。这时的北京不再是北京本身，而是所有超级大城市的象征和化身。
曾经更年轻点的时候，石一枫想当一个别具一格、叛逆点的作家，如今，他只想当一个在题材、人物、思想等方面保持原创性的作家，和过去的自己、目光所及的作家都不一样。同时他也在警惕自己在创作上是否具有圆融性，“还是要唐诗像唐诗，不能唐诗像宋诗”。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能够对中国的现实社会产生价值。提到如何保持创作激情，他的解决办法是深入生活，保持开放心态，“我在生活里尽量保持不是作家、不是知识分子的状态。希望以后写出的小说更复杂、更一言难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