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200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卧室的玻璃上霜花还没有出现，空气中依稀残留着暮秋的味道。就在那天早上，一个贸然而至的喷嚏，差一点把我的人生翻个底朝天。

我听见亚楠的咳嗽声一跃而起，去跟她抢卫生间。我故意不插插销，亚楠推门时赶紧慌慌张张用手顶住，亚楠急得直跺脚，“快点，快点，我憋不住了！”得让她多憋会儿。她听见水箱放水的声音后就冲了进来，我还没系好腰带就被一把推了出来。

那些个日子一直是这样。接下来我会在水龙头下扑哧扑哧撩水洗脸，牙刷在嘴里上下飞舞，再用摩丝把散乱的头发归拢起来，弄出一个很不错的偏分。像很多年轻人的家庭一样，我们也不做早餐。我俩洗漱完毕打算出门的时候，儿子可能已经在早餐摊上就着油条喝他雷打不动的两掺了——褐色的胡辣汤上面加两勺豆腐脑。我会拿起做了超市总经理后购买的金利来公文包挟在腋下，使用的是那个年头有身份的人经常使用的标准姿势：挺着啤酒肚，手机攥在手里，嘴里含一根未点燃的香烟。很多人没有啤酒肚也使劲儿挺着，关键是气势！

亚楠总会在这个时候用关切的目光望着我，“单位还没有消息？”

“没事，他们迟早会来请我出山的。”我跟她一起出门，心里琢磨着怎么回答她，“听说古塔市场正在改造，打算开一家量贩式超市，我去调研一下。”有时我会说，“去组织部找范小冬聊聊，他现在又提升了，青干科科长。”我总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陪着亚楠走到胡同口，看着她一蜷腿，上了自行车。

就是那天，我往牙刷刷毛层挤了一粒黄豆大小的牙膏，还没来得及塞进嘴里，鼻子突然一阵发痒，迫使我仰头打了一个喷嚏：一个普普通通毫无创意的喷嚏，却把腰闪了。一股奇异的疼痛突袭过来，在我的腰部迅速蔓延，我吃惊地发现自己不能走路了。亚楠从卫生间出来看见我在龇牙咧嘴抽冷气，吃了一惊：“怎么了，大辉？你看起来不对劲？”

“可能是岔气了，亚楠，你扶我一把试试。我想回卧室先躺下再说。”

从卫生间到卧室，走了很长时间，每一步都牵心拽肺，我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亚楠要往单位打电话请假照看我，我没有同意，努力使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冲她挥挥手，让她去上班：“亚楠，中午回来给我捎点霍香顺气丸保准管用。”亚楠点点头，临出门又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床头柜。

那些日子，在她和儿子面前，我经常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他们走后，我会迫不及待地折回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公文包从腋下缓缓滑落，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一样。

其实情况已经非常不妙：我已不再是那家超市的总经理了。不能怨人家，我这个人太强势，又总喜欢往手里揽权，喜欢说了算，名气弄得比董事长还响亮：供应商见了他招呼都不打，好多供应商都不认识他；县电视台录制双节供应专题节目，给超市安排了两个同期声，我一个人硬是没说够，想要表达的太多了。那些日子，我感觉身上元气充沛，平生所学有了用武之地，每天处理不完的事，夜里12点之前就没离开过办公室。

当初超市基建的时候，因为地皮问题遇到所在地——南关村几个“门墩虎”的阻拦，叫我们停工。当时可多同事都吓跑了，没跑的也不敢声张。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操起一根钢筋杵在地基上，命令手里拿着钳子和绑丝的师傅们：“干，继续干！”拳头噗噗打在我背上、脖根和头上，腿上也被踢了几脚。我咬着牙，死死抓着手里的钢筋，直到他们打累了停下手。后来让我出任总经理，可能与此有关吧。这是一家刚刚改制的企业，前身是城关供销社，中专毕业后我就一直在这里没挪过窝，从售货员到柜组长，再到主管业务的副主任，对零售业一直不舍不弃，对新业态接受得也比别人快。懂业务也许是另一个原因。

那时候，县里的基层供销社大多都死了，我们城关供销社也是资不抵债，本来要跟其他基层社副主任们一样去领失业金的我“劫后重生”，还成了全县首家大型超市的总经理，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喜欢签字，喜欢背着手去卖场检查工作。有一段时间，我还学会了在办公室披着外套思考问题，一只手插在腰部，另一只手上的香烟积了长长一段灰。曲秀林不只一次说我的背影跟某个伟人很像。他送了我一幅书法，就挂在我办公室后面的位置。

董事长来办公室跟我商量一个人事问题，他总是这么礼贤下士，弄得自己不像个老一。那天进来的他就瞅了一眼那幅书法，临走又控制不住瞅了一眼。

接下来，事情有了变化：董事长突然给我安排了一个助理，是他比较欣赏的一个高中同学，在商业局下边一家商场当过副总。这个助理有点愣头愣脑，一上来就插手我所有的工作，我感到很别扭。一次业务会上的分歧争执之后，我赌气递了辞职报告——我想吓一吓董事长，我手里积攒了那么多资源，千头万绪系于一身。谁知我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一同打江山的几个同仁的情义。董事会直接批准了我的辞职，根本没有挽留的迹象。给我发了两个月关怀金，第三个月我去财务部，出纳员在工资簿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的名字。她把电话打到人事部，我听见了人事部长曲秀林圆润好听的普通话：“赵总已经不是赵总了，现在待岗，下一步定了岗位才能定工资。咱们公司是新型企业，不养闲人的！”

曲秀林原先是箱包组组长，长得气宇轩昂，文艺细胞非常丰富，有眼力，口才好，真是个人才。我发现后极力推荐去了人事部，这小子也没给我丢脸。为了感谢我，他给我送到办公室两条“软中华”，被我当场怼了回去。后来儿子相中了一款书包，他高低不收钱（箱包组在卖场外面），我说那先记着，打算找个时机再给他。后来他又送了我一幅“四尺整张”的书法作品，他哥是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这在县里可是个金豆豆。“赵总，这是我家的产品，可不算行贿啊。”曲秀林一边往墙上挂那幅书法，一边数落我，“赵总，你也太正直了！超市能有今天，可是你披着血布衫打下的江山，你说个一，谁敢说二啊！”我没有拒绝他的原因是，我很喜欢那幅书法的内容：伏波万里。太有气势了，像极了我做事的风格！

我从财务部出来，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刚才我感觉自己脖子以上的部位像火烤一样。去人事部找到曲秀林，问他我要待岗到什么时候？他见了我又是倒水又是让烟，说请示董事长后尽快给我回复。我离开时他又帮我挑开门帘，“赵总，您永远是我的赵总，我的恩人！”第二天曲秀林就给我打来电话，“赵总，董事长说了，让你去企划部报到。”我说企划部不是有个姓孙的在那当部长吗？要我去那干啥？曲秀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董事长让你去给孙部长当下手。”

我一听傻了，这才明白，自己被彻底抛弃了。

曲秀林在电话那端安慰我，“赵总你想开点，这总比去干保安和理货员强吧……”我挂断了电话，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

我天生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去企划部的工作，就是天天拎着各种颜色的pvp专用笔在海报上写艺术字，除了促销内容还有新品上市宣传，然后送到卖场。想想吧，那心情会是个啥滋味，打死我也不会去的。

生平第一次下岗，我没有任何经验，一连数日窝在家里生闷气。又不想把坏情绪传染给亚楠，还有刚上初一的孩子，这几年他一踏进超市卖场，就有那么多人跟他打招呼，比我进了超市响动都大。儿子可喜欢带着同学们逛超市，会有很多惊喜等着他们。

我一边等待着董事长他们“回心转意”，一边想着古塔市场那家筹备中的超市能来抢我——范小冬已经通过有关部门把我当作人才推荐给了他们。我觉得自己得有一口气提着，不能趴下来。于是天天风风火火地去抢卫生间，中午变着法给他俩做好吃的，铲子在铁锅里呼呼直响，“儿子，开饭啰！”我的声音比平时高得离谱，好几次他俩都用吃惊的眼光看着我。

当我把所有能想到的借口使用完后，在胡同口，我不知道还能跟亚楠编造出什么。好消息迟迟不来，沮丧之余我开始暴食，身体愈发肥胖不堪。烟瘾也增大了，一天40支的习惯，就是在那段日子练成的。有一天，一个在老家村里开浴池的发小打来电话，说我母亲在大池里摔倒了，正往县医院送呢。我吓了一跳，到县医院拍片，大胯骨折了，报告上写的位置是股骨颈。医生主张回家静养，疼得受不住了就吃止痛片。我对这种保守疗法不满意，租了辆面包车，拉着母亲去了滑县黄塔医院，著名的明医生给母亲胯部打了六根钢钉。出院后我就名正言顺留在老家照看母亲。离开了亚楠和儿子，不用再编造借口了，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像是小时候扛了半袋化肥去浇地，到半路换了一下肩似的。

母亲身子萎缩，目光里现出了老年人的迷茫神情。她巴不得儿子天天在身边伺候她。没多长时间，父亲开始撵我走，说他一个人照看就行。“你正年轻，上班才是正事！”父亲总是这么一句话，说完也不等我回答就去干别的了。我知道他的脾气，越是轻描淡写，越是不容反驳。

那天我一个人躺在家里，想去解手，翻个身都疼得抽冷气。霍香顺气丸没起半点作用，看来真不是简单的岔气。第二天，亚楠叫来一辆出租三轮停在楼下。当时县里还没有出租车，满大街都是这种用绿色帆布包装起来的三轮车，我们都叫它“蹦蹦虫”。三轮车夫看见人就打招呼，“坐车不坐？”你要是态度不够明确的话，他会一直追着你不放弃。我看见他们就往一边躲，总觉得很丢人，有失身份。可是那天，我不得不把自己的一百多斤塞进那辆“蹦蹦虫”，去县医院放射科拍X光片。一路上我不停地把卷到一块的拉帘重新拉开。

我被确诊了：腰椎间盘突出，第4节段和第5节段间隙开始变窄。

接下来，县医院理疗科一连半个月把我绑在牵引床上拽拉，企图把腰椎间隙拉大，让突出的肌腱缩回去。结果丝毫不起作用，疼还在身上。又有人跟我推荐城北街的江大夫，接受他的针灸治疗。满嘴跑火车的江大夫一半本事在手上，另一半在嘴上，天天跟说相声似的，把病房变成了说书场，不少病号为此针灸都针上瘾了。一个疗程砸进去2000元，我感觉非但没减轻，还比以前重了，并且向右腿外侧扩散了。

亚楠从单位带回一个消息，说西安有一个专治腰椎间盘的医生，很有两下子：“在你腰上咔啪按一下，突出的肌腱就乖乖进去了，不吃药，也不用贴膏药。”我问她你见了？她听单位纪检书记老杨说的，老杨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坐上了去西安的列车。去的时候还直不起腰，路都走不好，咔啪一声按过后，医生叫他双手抱住后脑勺蹦一蹦试试。他将信将疑抬起手臂，一点都不疼了。我说这么神？亚楠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是那位西安神医的地址。我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我可没那么大的气场。为一个腰疼跑去西安求医。我得小心啦，卡里的数字越来越少，乡下的父亲视力日渐模糊，一场白内障手术还在等着我呢。要知道，那时候可没什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黄塔之行，花掉了我一半存款。

我选择了放弃治疗，我发现疼痛并没有多么可怕，我不但适应了它，还渐渐喜欢上了它。

我从卧室搬了出来，在书房支了一只小床，白天黑夜都躺在上面。亚楠一上班，我就爬起来把电话线拔了，手机也关上。我让儿子去胡同口的书亭买来一堆《故事会》《故事家》杂志，亚楠很赞成我的做法，“对，看看书也不错，这里面的故事都是一流的。”我才懒得瞅那些胡编乱造的瞎话呢！我只关注里面的广告，有什么能让人一夜暴富的，我给其中那家养殖绿毛龟的华中科技有限公司打了电话，打算腰好后去一趟武汉。我得考虑下一步生计了，听说别的基层社下岗的副主任已经有人在体育场支起流动小车，开始卖油炸羊肉串了，还有一个去桑拿干起了擦背。我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个发小范小冬，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打气的一个道具而已。我最后一次去组织部找他，他半天都没搭理我，忙着手里的材料，也没给我让座。我尴尬地站了半天，对他说：“你忙吧，我走了。”范小冬欠了欠屁股，也没起身。我知道，自己已经沦落成了别人拿不出手的朋友，以前我去找他，他会站起来迎接我，大声给他的同事介绍我。

后来，我对开锁技术培训发生了浓厚兴趣，我觉得没有比掌握这门神技更好的捷径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当官的家里放的那些钞票金条什么的，被人拿走后会不会报案？我甚至开始在脑子里搜寻县里几个名声不太好的乡局级干部，想象着他们家里除了金条存折，肯定还会有名烟名酒。

白天睡眠过多，晚上眼睛怎么都闭不住。我屏住气，不开灯，生怕发出一点声响，影响亚楠和儿子睡觉。饭也做不成了，每天中午亚楠回来的自行车篮子里盛满了青菜豆腐。亚楠没有放弃我，时不时在半夜钻进我的被窝里，像只小猪一样拱进我的怀里。我会不由自主地挺拔起来。因为行动受限制，只好麻烦她去上面。亚楠是个很传统的人，以前呢，每次同房，我费很大劲儿才能把她的内衣去掉，可是片刻工夫她就又穿得整整齐齐。有一回我把她的身子扳过来，但她明白怎么回事后坚决不同意，还骂了我一句“不要脸”。现在，为了照顾我的腰，她什么都不说了。

那一次，做到一半我突然败了下来，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又努力了几次，根本不行。亚楠安慰我，说是最近总吃素的，我的营养没跟上。离开小床回主卧的时候，她的脸热得吓人。

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包围了我，我不知道下一回会不会还是这样。周围一片死寂，和自然界的寂静不同，它慢慢伸开去，又慢慢汇聚起来，紧紧地裹住了我。

有一天儿子放学后坐到床边给我揉腰，我突然拽住他一只手：“儿子，爸爸成了一个废人吗？爸爸这一生要完了吗？”

“你能站起来，你能恢复的……”儿子想鼓励我，他的眼神却在躲躲闪闪。不久前他去我曾经的办公室搬一盆花，一盆伴随了我七八年的文竹，长得可真茂盛，骨节粗硬，人人见了都会忍不住夸两声。偶尔出差，业务部、企划部都抢着照顾它，没让它受过一点委屈。还有一本名片夹，里面是所有供应商和设备商的联系方式，我一直指望它东山再起呢：这么说吧，要是古塔市场那家超市聘我出任经理的话，名片夹里的资料和信息会让他们少走一半弯路。我不在的时候，名片夹一直锁在抽屉里。儿子告诉我抽屉被撬了，里面只剩下半盒烟和一个笔记本。那天儿子搬回来一盆枯黄的文竹，我都没能认出它：盆里的土干得发白，稍一碰，枯死的叶子变成粉末纷纷落下来。我的心像被什么拧了一把似的，除了这盆文竹，儿子肯定还遭遇了其他。儿子没说，我也没勇气问他。

在我不能动弹的日子里，又发生了两件到现在我都不愿提起的事情。

儿子在上学路上被一个辍学的小痞子控制，问他要10块钱，儿子没有。放学的时候儿子请体育老师把他送到我家胡同口。这下激怒了那个痞子，几天后他又一次把儿子堵在半路上，“你他妈请的保镖哪去了？”痞子手里的半截砖头拍在儿子头上，像裂开缝的蛋壳一样，血顺着儿子的头发流到脖子上。我能想象那个画面。回到家已经风干了，有几绺头发粘在一块，儿子让我摸他的头顶，还有一个硬疙瘩。这件事到现在想起我都止不住掉眼泪。可是，当时的我躺在床上无法行动，失业的打击早已让我变得萎靡不振，巨大的疲倦和畏缩把我紧紧裹了起来。一筹莫展的我没有给儿子一个应得的硬朗的解决办法，只有一句谁都能想到的安慰话：“爸爸腰好了，非得揍死他不可！你放心，我会找到这个王八蛋家里替你出气！”

从此亚楠的自行车篮子里多了一根木棒，在接送儿子的路上。照她的性格，碰见那个小痞子，一准会不分青红皂白捶他一顿。儿子上幼儿园那几年，快放学的时候，门口站满了妈妈们：有的妈妈心情贼好，不停地跟人说话；有的妈妈一脸不屑，站得远远的；有的妈妈很心急，一边踏脚一边等，大门一开，拎起自己的孩子就走。亚楠属于第三种，她特别不爱与人交流。

接下来的日子里，儿子没有追问为他讨说法的事，一次也没有。其实我天天都担心这个问题，担心儿子问起来。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发现儿子比以前沉默了许多。我很愧疚，那些年我真不是一个好爸爸，像县城里那些“成功人士”一样，整天被一帮狐朋狗友拽着去喝酒、唱歌、洗面，轮流掏腰包，半夜不回家。儿子从小就得去那些鬼地方找我，我还经常给他娘俩儿玩“声东击西”。

忽然有一天，儿子带着一个高出他一头还多的胖男孩来家，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是他新交的朋友。这个小胖子带着某种粗野的好奇望着我们，打量着我们的家。亚楠拿出两听健力宝招待他，他倒是一点也不客气，一口气喝空一听，又打开另一听。他突然停下来，当着我们的面命令儿子，“你说的打火机在哪儿？”儿子有点慌乱地跑去他房间拎出一只装巧克力的铁盒子，我猛然想起来：我们小区的孩子们比谁的爸爸厉害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比谁的火机多，火机高档不高档。家家都有一只储藏火机的盒子。小胖子接住铁盒子就走，儿子赶紧追了出去。

离开我家的时候，他连个叔叔阿姨都没喊。可是一出门，我就听见了他训斥儿子的声音：“你不是说会有人领我们去吃一顿新疆大盘鸡吗！”我还听见了儿子急速下楼的脚步声，“嗨，老大，你听我解释。”我和亚楠对视着，我们都清楚儿子在做什么。

第二件事是亚楠有一天中午下班，破例没有给我们做饭，车篮子连根菜毛都没有。她径直进了卧室，脱下鞋躺下来，然后拉开被子，把自己从头带脚蒙了起来。儿子跑来书房把他看见的都告诉了我，我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儿子，咱俩凑合一顿吧。”我用手肘支撑着坐起来，用脚去够床下的拖鞋。儿子蹲下身帮我穿上拖鞋，又把他的肩膀递过来给我当拐杖。来到了客厅，儿子转身扶我在沙发上坐下，“爸，我来吧。”儿子天生对锅灶感兴趣，早早就学会了炒大米、做方便面。很快，他把一碗香喷喷的方便面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方便面里撒了香菜碎，淋了香油，还有几片切好的香肠。儿子把第二碗端进了主卧，那年头的香油可真地道，窜得满屋都是香味。

儿子从卧室出来，冲我伸了伸舌头，这才去端第三碗方便面。儿子忽然间长大了！

那天下午亚楠没有去上班，她也根本没有动筷子——床头柜上那只碗里的方便面一根一根变粗，渐渐高过汤水，涨满了整只碗。我坐在床沿，什么也没问她。我知道问也白问，只要亚楠用被子蒙住头，你就是螺丝刀也撬不开她的嘴。亚楠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继母对她可真是出了名，上中专前她就没有穿过一双新鞋，脚指头经常露在外边。一到冬天手就冻，旧痂掉了新痂又来，婶婶们看不过去带她去卫生室上药，继母就跟婶婶吵，说她们是狗拿耗子。我也是和她结婚后从街坊口里得知的，她从来不提这些事。每次跟她回娘家，继母都用害怕的眼神望着我。亚楠的命运让人心疼的东西多不胜数。她眉眼长得非常好看，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憨相，喜欢长时间盯着一个物件发呆。她是一个完全不会使用心眼的人。她很勤快，平时对保持家里整洁有使不完的劲儿。厨房清洁明亮，一切物件井井有条，床单没有一个皱褶，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她还有个情结，痛恨打牌作弊。

人在低谷的时候，智商会直线下降，勇气也跟着逃走，自卑感像那一根一根方便面一样变粗变大，从头到脚把我裹得严严实实。亚楠所在科室优化组合，名单里没有她。那是一家县供事业编制单位，不至于像我一样一不上班工资就断了。她需要重新应聘新的科室，她不会看眼色做事，不会撒娇取巧，在单位处境很被动。我鼓了好几次勇气，打算厚着脸皮去组织部找范小冬，他要是肯帮忙的话应该不是个问题。这类正规单位跟古塔市场那类个体企业不一样，他们买组织部的账。头天晚上鼓足了勇气，第二天又突然放弃了，那只金利来公文包上早已落满了灰尘。超市老总丢了，妻子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没脸见人，宁肯窝在家里天天不出门。

这就是那一年我的经历，烂事都缠上了我，我足不出户，天天用无休止的睡眠来打发日子。睡不着的时候，我盯着天花板的嵌线发呆，什么也不想，阳光在阳台门上游弋，成片的灰尘在光柱中起舞。由于失眠，舌头总是黏糊糊的，大脑一片混沌。我发誓我什么都没想，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具不折不扣的空壳。

后来，亚楠的事情解决了，山区有他们单位一个雷达观察站，离县城八十多里，干两周歇一周。那天早上，同事的车来接她，开到我们楼下。“大辉，以后我不能做你俩的炊事员了，照顾好儿子，照顾好自己。”刚从阳台上收回来的干净衣物还保持着晾晒时的形状，亚楠把它们一一抚平叠起来放进柜里，“我给你们备了一个星期的菜，冰箱里面有包好的饺子，够吃两顿，还有儿子的换洗衣裳，对了，左边柜里有一条多余的被子。”我已经从床上挪下来，打算去阳台上目送她一程。

“再见，大辉。”亚楠一边冲我告别，一边转过身去，不让我看见她的眼泪。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见楼下停了一辆白色的“长安之星”，一个矮胖的年轻人，比我小不了几岁，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看样子是等得不耐烦了。他拎着一只胳膊一般粗的保温杯，往地上狠狠吐了一口唾沫，做作地清清嗓子，提了提裤子。这是一个面带着细微讽刺表情的男人，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他叫李伟，扛摄像机的记者。那时候县里也就三五台摄影机，四大班子、各局委、各乡镇领导都想在电视上露露脸，把几个扛摄像机的看得八丈高，车接车送，好酒好菜，回回都有纪念品。他们也让宠坏了，到哪儿都仰着头，说话冲得很。尤其这个李伟，出了名的难伺候，大家都不能小瞧他。我们超市开业那天，请来了四大班子剪彩，李伟硬是让书记县长等了他十几分钟仪式才开始。书记黑着脸走了，县长当场给他们局长打电话，要求严肃处理。

我有点纳闷：李伟也被发配到观察站了吗？那里一共几名员工啊？

我看见李伟接过亚楠的行李，让亚楠坐到副驾驶，亚楠摇摇头，坐在了后排。李伟开门上车，一仰头发现了阳台上的我，他冲我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冲我摆摆手，“放心吧，赵总，我会照顾好你老婆的！”

随着油门加大，面包车尾部喷出一股股白烟，然后一下开走了。我想我该进屋了。转身的瞬间，我双肩塌陷，像是筋疲力尽的拳击手等待着耻辱的最后一击。

亚楠去报到后，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料理儿子的一日三餐，有时扶着墙走路，有时把折叠椅当作拐杖，疼痛好像减轻了。我不想见任何人，手机一直关着。一有时间我就用座机给那些培训机构打电话，咨询有关细节，放下电话后我会开始各种冥想，一想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邻居们都知道我行动不便，卖菜的来了，他们会提醒菜贩子把菜送到我家门口，我也会把第二天的菜单交给他。我特别害怕我们家的门被人敲响，电话响了也是犹犹豫豫不敢去接。我不止一次企望发生点什么，比如车祸、比如大地震，能够让人解脱的那种事，至少能让生活中断一个时期。

春节的时候，父亲打来电话说你的腰有病就别回家过年了。我一下子如释重负，感觉那一刻父亲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老家伙。我还要感谢这场腰病，那孜孜不倦的疼痛已经成了我的密友，我的依托，简直难分难舍了。其实我很害怕回老家，别看村里人平时不跟你联系，有时回去见了面也很淡然，他们可没闲着，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同村人。听说他们还搞了一个排行榜，有一段时间我很荣幸地排在了第六位。可是现在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在村里的排行榜上了，他们的鼻子和耳朵比狗都灵。在家伺候母亲的时候，西院一个叫天保的街坊兄弟对我说，“辉哥，你这会儿混得可不如以前了！”天保是个实诚人，打小就不会说一句假话。

腊月二十九，董事长派曲秀林给我送来一张超市购物卡，算是体恤金吧。把购物卡交给我后，曲秀林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翻遍了上下衣裳，“嗨，我给你买了一条烟，忘到办公室了。”我说你能来看我就已经不错了，还用破费买啥东西。曲秀林很严肃地望着我：“赵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忘不了您的知遇之恩！您永远是我的赵总！”

听说曲秀林已经升成了副总，估计他还会再升。我想起董事长父亲去世那几日，我们都去吊唁，留下来帮忙办丧事。曲秀林带着老婆忙里忙外，头上一直戴着一块孝布，董事长见了，说你们不用戴孝，没有血缘关系。两口子就是不肯摘下孝布，路祭的时候，孝子都不哭了，他俩还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

临走的时候，曲秀林摸了一下我儿子的头发，儿子一闪身躲开了。曲秀林一出门儿子就告诉我，那一回去超市搬文竹，曲秀林撵到外面找他要书包钱，还说他们家的书包也不是风刮来的。

亚楠已经适应观察站的生活了，除了李伟还有两个同事。他们有自己的菜园，种的菜吃不完，还养了一头花斑土猪。洋白菜太招虫，他们打算明年种大头青和空心菜。李伟到处下夹子，不少野兔和野鸡自投罗网，还逮住过一只傻乎乎的獾，熬了一锅獾油，沿路推销给那些小饭馆当烧伤药。亚楠每次回来都不穿她的防水夹克，而是像驴友们那样系在腰间。她脸色红润，有了野外生活带来的香气和朝气。有一次她跟我聊起她的几位同事，说：“他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人很义气。”我知道她说的是谁，很想听听下文，她却就这一句话。你要是一个已婚男人的话，你得清楚，妻子的生活中有一部分你是无法参与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年开春后，突然有一天，我的腰不疼了。

那天亚楠没上班，她带着儿子去了西关家具城，儿子已经悄悄去相了好几趟。儿子需要一张学习桌，他很羡慕同学家那种带书架的学习桌，关键是下边可以伸开腿。之前他一直用着我从老家带来的那张老式三斗柜，膝盖顶着柜门。我在家里等得实在太无聊了，就打算干点什么。我先把三斗柜搬出了儿子房间，那玩意儿是实木的，老家从前的家具好像都是实木的。稍微有点沉，搬到客厅的时候我放下来喘了口气，接着又抱起来，一鼓作气把它搬到了书房的空闲处。我转身回去，见腾出的地方蒙满了灰尘，还有几枚硬币，一把找了好久的梳子。我先用条帚扫一扫，又用拖把拖，跑了好几趟，地板砖的本色才勉强显露出来。干完这些，我长长出一口气，又习惯性地扶住那只跟了我好几个月的折叠椅。

就在那一刻，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有点不敢相信，于是丢掉手里的折叠椅走了几步，又猛走几步，确实一点事都没有。接下来我踢了踢腿，一次比一次踢得高。一切自如，伴随了我四个多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真的好了！妈的，这种病也能不治而愈！

就像天气在最不应该的时候变好了一样，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一下子横在面前：腰好后我何去何从？这时，门外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嘈杂声，伴随着儿子兴奋的喊叫声。

那一刻我突然慌了，心跳加速，口干舌燥，我感到双手在颤抖，额头上一瞬间布满了密密匝匝的汗珠。望着黑漆漆的屋门，双腿像注满了铅，我怎么都迈不动步子。

赵文辉，1969年出生，河南辉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在《长江文艺》《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等刊物发表小说若干，部分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入选《2011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精品集》等年选。曾获第一届河南省文学奖和第二届杜甫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