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书楼的百年变迁
在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一座造型别致的白楼，因为形状酷似一艘船，被称作“船楼”。这艘船从1920年启程，迄今为止，已经在时光的长河里航行了103年。
当“船楼”进入我的取景框时，川流不息的车辆使画面凌乱不堪。在闹市的喧闹地段，拍摄一张理想的照片谈何容易。楼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京华印书局”字样。楼内正在施工，作为京华印书局旧址的百年老楼修缮完工后，将成为展示中国近代印刷史及新文化运动史的文化空间。
缘起康梁维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了强学会，这是清朝末期第一个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又称译书局、强学局、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以梁启超主编的《中外纪闻》为会刊，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科学技术，探讨国家强弱的根源，倡导学习西方以图强。
强学会成立不久，便遭到顽固势力的围攻，以御史杨崇伊为首的保守派上书朝廷，弹劾强学书局“植党营私”，会刊《中外纪闻》“贩卖西学”。随后，强学会及会刊《中外纪闻》被查封。但御史胡孚宸认为，作为以讲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和以译印中外时务新书为主的文化机构，强学书局“有益人才”。于是，他上奏朝廷，建议把强学书局改为官办。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遂下令改为直隶官书局。
然而，严重的官僚作风妨碍了经营管理，官办书局业务萎缩，毫无生气。上海商务印书馆曾派人协助提高印刷技术，改进出版业务，但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家官气十足的书局被上海商务印书馆收购，更名为京华印书局。当时，商务印书馆不但将机器设备全部作价，连木版、木版印刷书籍以及对外承接的印刷业务，也一并接收了下来。之所以更名为“京华印书局”，是希望新名称带来新气象，从而在京城文化领域大显身手。
商务印书馆接管京华印书局后，逐步淘汰了木版印刷，全部采用铅印和石印。与此同时，业务空间得以拓展，经营状况大为改观。由于印刷业务的快速发展，京华印书局斥资十万元，在虎坊桥另建新厂房，1918年破土，1920年竣工，这就是位于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的白色“船楼”，即西城区南新华街177号。如果追根溯源，“船楼”绕不过康梁维新。叶祖孚先生在《京味书楼的历史沿革》中回忆，1950年，他在京华印书局见到当时的经理，“我俩坐在写字台前谈话，他指着一张桌子对我说，这张桌子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当年办公用的”。
楼内首现木轨电梯
在闹市街边历尽百年沧桑的京华印书局大楼，平面布局呈不规则矩形，兼具古典与现代特征，新颖独特，前卫典雅。
由于主要功能为印刷厂房，采用了大跨度空间的钢筋混凝土梁柱结构，以便放置机器设备。一层为水泥抹面的仿块石墙，墙上装有欧式风格的六扇券门和券窗，并被相得益彰的窗棂疏朗分割，看上去玲珑剔透，而门口的横拉式铸铁门栅给人以厚重的安全感；二层每间房都有阳台，不同的是，中间四间阳台饰以铸铁花式栏杆，而两边的阳台为蜗牛腿支挑的仿石栏杆，显得妩媚动人；三层中间亦为四间阳台，铸铁花式栏杆，东西两边各开一个方窗，亦庄亦谐，精美华贵。屋顶檐口的正中砌凸形女儿墙，突起部位镶有大钟。大钟从德国进口，为机械运行，每两周人工上弦一次。大楼顶层南边和北边的平台犹如轮船的前后甲板，凸出的小屋好像轮船的标志塔，从东边遥望这座大楼，宛如一艘在波浪中航行的轮船，因而被称作“船楼”。而楼内垂直运货的木轨电梯，在京城尚属首部。
为便于车间采光及通风，大楼东、西两面每层均开有壁柱相隔的巨大方窗，在两侧铸铁块的牵引下，大窗可以上下拉动。考虑到街景效果，大楼东立面制作了一些节奏明快的横线条装饰，中间三间凸起的山花错落有致，并在二、三层窗间墙壁上刻有建造年代的匾额。大楼外观为乳白色，温润素雅，风姿绰约。当年，在周围低矮的平房中，这座突兀的新式大楼鹤立鸡群，成为地标性建筑。
鲜明的欧式建筑风格，使人们误以为大楼的设计者为外国人。实际上，这座“船楼”的设计者是地道的中国人，他叫傅佰锐。出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傅佰锐，少时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广东同文馆第二期学习。1895年，傅佰锐被广东地方政府派往英国学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留英学生之一。他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英国的语言文学及建筑学，获得两个学士学位。在十九世纪末期，清政府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基本都是汉族，满族人极少，因为生活条件优越的满族人不愿冒险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学习，而满族出身的傅佰锐是个例外。
1903年，傅佰锐学成回国。他进入清朝工部工作后，设计了多处欧式风格的建筑。除了“船楼”，还有北京动物园大门，大门内东、北、西三面相连的两层小楼，西北边的畅观楼；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校舍、教学楼、图书馆、礼堂等。当年，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拍摄影片《早春二月》时，曾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的那组建筑用作主要背景。这些构思巧妙的设计，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对西方实业和建筑进行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傅佰锐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文明的主张，但未得到朝廷的认可。由于精通汉语、英语、满语、蒙语、藏语等多种语言，辛亥革命后，傅佰锐曾供职于蒙藏委员会，并于1922年出任北京蒙藏学校代校长。1926年，傅佰锐病逝，年仅51岁。
“船楼”权属几经变更
“船楼”投入使用后，京华印书局在原有的平版印刷设备以外，又增添了铜锌版、珂罗版和绘图等新型设备。除了印刷一般书刊，还承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学术书刊，并为故宫博物院印制画刊。民国政府成立后，测绘出版的第一幅北京城区全图——《实测北京内外城图》，就是由内务部职方司测绘编制，京华印书局于1913年代印的。图上绘有方格网，注明“每方格代一华方里”。此图不仅标明了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对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邮局、学校、寺庙、医院、水井等，也以不同符号进行了标注。由此可见，京华印书局的印刷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准。
由于众多文化名人的著作在此付梓，京华印书局声名远播。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南有商务（上海商务印书馆）、北有京华（京华印书局）”。京华印书局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属于实力雄厚的一流企业。“船楼”内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职工达到400多人，厂外还有若干加工点，企业进入鼎盛时期。
1954年，京华印书局完成公私合营改造，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印刷厂，名称未变。1962年，京华印书局与中华书局、北京排版厂、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厂合并，名称仍未变。1967年，京华印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排版厂、中华书局排版厂合并，更名为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1976年以后，京华印书局划归中国书店。现在，京华印书局大楼顶部依然可见“中国书店”四个金色大字。
虽然几经权属变更，但“船楼”风采依旧。2003年，京华印书局被确定为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京华印书局的船形大楼修缮完工后，将成为书香浸润的公共文化空间，京味儿作家的文学讲座、文史专家的古籍知识讲座、木板印刷及古籍修复演示、传统文化沙龙等，将使那里成为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场所。
作为南城一道独特的风景，京华印书局与近在咫尺的湖广会馆、纪晓岚故居一样，是一个寄托文化情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