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 序

2022年夏天，我随省作家协会采风团去了哈尔滨城郊一家观光农场。我透过二楼接待中心明亮的玻璃墙向外远眺，看见自动化榨奶大转盘上拥拥挤挤的老牛们，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已好久没有见到它们了。牛们还是牛样儿，牛身上依然“盛开”着我熟悉的黑白花，每一头都温温和和的，像是我久别的“亲戚”。

据说，这群牛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荷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把它们吹来的。一家中外合作的牧场落成在这片水草丰美的松嫩平原，外国牛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一年又一年，牧场发展壮大，牛奶制品远销，带动乡村就业，拉动本地经济，名气越来越大，如今已成为黑龙江省生态文化旅游网红打卡地了。

作家朋友们饶有兴致地听着工作人员介绍，只有我有些走神儿。那一刻，我的心思飘到了200公里之外的家乡大庆，飞回到那个在油田“诞生”之前就很是红火的国营大牧场，仿佛又看见了一群群遍布原野数以万计的大奶牛。

牧场的名字叫“红色草原”，有着光荣而纯正的红色基因，它的“婴儿期”可以追溯到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一代代养牛人，有我的父辈，还有我父辈的前辈。他们把老牛们伺候得挺好，精心育种，严格防疫，放牧、喂养、洗刷、清圈、治病，大奶牛个个身体健壮，一对垂乳硕大饱满，每天你追我赶泌出白花花香喷喷的牛奶。它们中的优秀成员，一批批走出去，支援周边大大小小的牧场，又在那里繁育后代，以至于后来全国各地的草原上处处可见健美能干的“黑白花”，更多人喝到了香甜的牛奶。

第一章 董大爷和他的“舞台”

1

2022年国庆节前，八十四岁的董大爷大病初愈，终于从住了两个月零十天的油田总院“解放”回家，躺在松软宽大的席梦思床上，一觉睡到天亮。好像还做了个美梦。老伴问，梦见啥了？他吧嗒吧嗒嘴，没说话。

其实董大爷梦见了那个舞台。年轻的他美美地躺在地板上，闻到了新鲜木板的香味儿，他的旁边是一个又一个直直溜溜的兄弟，全部肩膀挨着肩膀，睡姿像士兵列队。

没错！那是个顶好的舞台。舞台最大的功能不是别的，是睡觉。这是他第一次与舞台亲密接触得出的一条结论。一个十七岁的人是完全有能力通过亲身体验认识世界的。他一看见舞台，总是有上去躺下的冲动。这些年，老伙计们一个个离开人世，不知去向，如果有哪个还活着，或许还可以结伴去找找那舞台。所以，当我这个后辈突然冒出来拜访他，老人家眉开眼笑，抓住我的手，从“舞台”讲起：

1956年的萨尔图，“五一”劳动节的天儿可没有现在这么暖和。现在的城市有大树，有房子，有路，有人，全大庆百万人一起喘气儿，气温都能上来好几度。那时候，这些都没有。只有凌晨两点钟一列闷罐火车带过来的凉到人骨头里的风。那火车气喘吁吁着进站，又急匆匆地扬长而去，让人感觉脚刚落到地面，车就开走了。

我们这批乘客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十七八岁，用你们现在的词儿说，脸上还挂着一层胶原蛋白，嘴唇上才冒出淡淡的绒毛，说话都是老家浓浓的山东腔。我们使劲儿睁大眼睛，向四处张望，天黢黑黢黑，四处空荡荡的，什么也看不见，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像掉进了黑洞里。

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就坐了七天七夜。来的时候，乡亲们敲锣打鼓送我们。牧场招工，支援边疆开发北大荒，光荣是很光荣的，可是，东北那么远，真不知啥时候才能再见。

听说北边儿冷得很，尿尿一会儿就能冻成冰棍棍，可是又听说，那里草原很大，土地很多，牛羊成群，香喷喷的牛奶随便喝。可谁也没看见，谁也说不清，爹娘爷奶心里滋味不好受，眼泪涟涟地送了又送，嘱咐了又嘱咐，真是一路伤感。

报名都是自愿的，一要够年龄，二要表现好，不是党员，也得是团员。俺村的同族兄弟四个都来了，马上要成为国营单位职工，心里还是很想的。可万没想到，第一晚竟然是住在马棚里。即便简单拾掇过也改变不了那是个马棚。土墙、草盖、四处漏风，地面上的马粪刚被清走，还留着新鲜的痕迹。几块板子搭个铺，就是睡觉的地方。因为外面冷，就感觉那被子薄，盖在身上好像一层纸，从心里往外冷，冷得没地方躲，没地方钻。

那可是五月天啊，五月天，老家沂蒙山的花都开了，树都绿了，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们七十二个人，躺着，谁也没睡着，谁都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想娘想爹，想弟想妹，想天天黏在身旁的黑狗子，想刚钻进心里的那个邻村女孩，想娘擀的热面条、摊的香煎饼，想得鼻发酸，想得心尖儿疼。

忽然，一声接一声凄厉的叫唤从外面传进来，竖起耳朵仔细听，又像小孩儿哭。有人带着哭腔颤声说，好像是野狼。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忽地爬起来大声说，天亮啦！

大伙儿觉也不睡了，全都迷迷糊糊爬起来，好几个脑袋挤在一起，从马棚的小窗口往外看。哎哟，哪里是天亮？是有人点了一堆篝火，因为远显得小小的，只有一颗小红豆那么大。火苗在黑夜里跳跃着，跳进人眼睛里，亮晶晶的。后来，听牧羊人说，狼是最怕火的，有火照亮，它就不敢近前。

有人开始带头哭，哭声像传染病迅速蔓延，有的是无声的，有的是嘤嘤抽泣。大小伙子也不忍了，大小伙子咧开大嘴，扯开大嗓，号啕大哭。哭声从一个人“独唱”到几个人“小合唱”，再到后来连成了“大合唱”，从深夜的马棚里传出，气势汹涌，堪比狼嚎。

2

孩子！那晚，有一个人没哭，就是我。我也冷，也委屈，可是我心里的想法是，一个大男人哭咧咧，那样子太难为情了。不过，活了十七八年，还是第一次睡在这种地方，第一次见识那么长的大通铺，第一次和那么多人躺在一铺大炕上，那滋味，用你们年轻人的话，那真叫一个“酸爽”。哪知后面还有更酸爽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酸爽到底的旅行。

1956年5月8日，我们山东青年志愿垦荒团的七十二名成员，伴着草原上一轮悄然升起的初春太阳，终于熬过了来萨尔图的第一夜。

早上，很多人的眼睛还肿着，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了一嗓子：“先开饭，后开会！”

开会的地点是俱乐部，俱乐部是个新名词，老家村儿里是没有这东西的。食堂旁边就是俱乐部的大房子。厚厚的红砖墙，高高的大木门，房顶两根短粗的烟囱，门上一颗大大的红五星，样子很阔气。

走进去里面很宽敞。穿过一排又一排的长条凳子，正前方是舞台，舞台中央悬挂着中苏两国国家领导人的大画像，画像两边是展开的红旗，主席台的桌子上铺着干净的布。

台下，观众席前面的空地上，两边各卧着一只大铁皮桶，桶上竖起细长的“脖子”，直插房顶的烟囱，后来才知那是东北取暖用的炉子。

开会了，总场领导来了，还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

台上坐着的人穿的都是土布衣服，长得也不稀奇，但是腰身挺直溜，只是有一个，走路一高一低的，是个拐子，要不是坐在主席台上，看不出来是个大干部。很久以后才知那人竟是个负伤的战斗英雄。

第一位讲话的人操着东北口音点了一遍名，然后开始介绍牧场的情况。

这里一共有两个牛场，萨尔图那边是一牛场、咱们这个是二牛场，再往北走十里还要建个三牛场。不管几牛场，现在都是一家，叫红色草原牧场。瞧见没？这排房子后面，第一栋牛舍是1947年盖起来的。我心里一盘算，1947年我老家还没解放呢，那年我才9岁。

3

自从有了中东铁路，先是苏联人在这养牛，后来小日本来了搞“开拓团”也养牛，再以后中国人自己办场养牛，大大小小十多家。一来二去，大的吃小的，合并成了两个大场。一个在萨尔图火车站那边，是省里办的，叫省场；另一个就是这个，东北农林政府农林部办的，叫国场。

那个领导也讲了，就在前一年的国庆节，俱乐部刚落成就开了一个特别隆重的大会。会上宣布，国场和省场两家合成一家。事关重大，上面特意派一位重要人物提前到，就为张罗这件事。上面，是指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重要人物是副局长陈重。

陈重是辽宁人。大伙儿见他亲得不得了。因为他是这里的第一任场长，千真万确的老领导。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正打得热闹，为巩固北满的东北根据地，党从延安派了两万干部，深入大后方做具体工作，为以后全国解放做准备。29岁的陈重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故事后来在牧场一直流传。他去萨尔图赴任前，主持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工作的陈云接见了他，对他有过一番嘱托：“现在，我们在北满，国民党在南满。北满有粮食，但没有衣服穿，前方作战损失的是冻伤，要想办法尽快解决。你的任务就是两条：第一，迅速发展速生毛皮动物，解决部队的手套、帽子和袜子；第二，发展亚麻，代替棉布，解决部队的被服。发动群众是一方面，办农场，自己大量生产，也是很重要的。”

为尽快把场子建起来，陈重带着12个人，揣着4亿元东北币来到荒凉的萨尔图，顶着炎炎酷日，冒着倾盆大雨，跑了周边市县很多地方去招兵买马。招的是牧工，买的是牛、马、羊，一砖一瓦盖牲口棚。嚣张的野狼闯进房子，差点儿钻进被窝里，开了好几枪才吓跑。好在那时候有枪。

那时候讲“斗争”，可不是空话，要跟春天的“白毛风”斗，要跟冬天的“冒烟雪”斗，要跟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斗。就像上前线打仗一样，必须斗到底。

工作打开局面，陈重就受命干更大的事业去了。一别八年，他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但时刻牵挂着场子的发展，这次再回来，要亲手安排布置合场的大事情。他非常高兴，大伙儿请他给新牧场起个名字，他想了又想，说：“就叫红色草原吧。红色，是党旗的颜色，寓意党的领导，更蕴藏一份壮志和激情！”大伙儿都说这名字好，激动得巴掌都拍红了。

新领导班子上任了。场长莫余生，副场长李国才、张源培，场机关组织机构建成了。场党委办公室的党办秘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上任了，机关总支、工会、团委开始工作了，场长办公室的秘书科、畜牧科、农业科、基建科、人事科、供销科、计财科、保卫科全部各就各位开工了。

听着牧场的故事，想着以后的发展，孩子！我这个新人啊，心里生出一股子豪情。

会议继续，另一位领导开讲，一听口音竟是山东老乡。他说，俺们的牧场大得很，也光荣得很。俺们养的老牛、大马、羊都是国家的，俺们干的是革命工作。你们在老家都是先进分子，这回加入革命的队伍，我们一起干革命！

他又说，现在条件是差点儿，大家受委屈了。但是咱们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让牛犊子、马驹子、羊羔子生的多多的，让牛、羊、马都成群，六畜都兴旺，等将来条件好了，人人都穿着工作服上班，坐着通勤车回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俺们的子孙后代，每天都能喝上牛奶、吃上白面大馍馍……

会议进行第三项，宣布人员分配方案，各生产队队长纷纷把自己的人认领回去。俺们背着小行李卷，往新队长跟前一站，是团员的，是党员的，都找到了自己的组织。

后来听说，有人去学会计，有人去当通讯员，有人去学开拖拉机，有人去基建队盖房子，有人去农业队开荒。我呢，留在了二牛场养大牛。都是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令人高兴的是，当晚，我的住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我和几个留下来的小伙伴，睡在了俱乐部舞台的地板上。那一晚，无风无雨，没有狼叫，我们心满意足，一觉睡到大天亮。

对了，那天会议最后，还收到一个通知，场里晚上给大家接风洗尘。这消息搞得人心里暖暖的，昨天哭鼻子的几位老兄，也纷纷露出笑脸。接风洗尘，一个“接”字，便是回家了。一想到那天夜里，场子动用了好几台大马车接我们来，就激动。满载着革命“种子”的马车队浩浩荡荡，从萨尔图火车站出发，一路向北，在黑灯瞎火中，颠颠簸簸，整整走了二十里地才到这个新“家”。

都安顿下来后，我给家里写了封信报平安。为寄信，我和两个同乡搭送奶车去过一次萨尔图。这一趟是白天走的。大荒甸子一眼看不到边儿，路过一个大水泡子，再走一段，又是一个芦苇塘子。草原上零零星星有几个自然村。

萨尔图只有一条主街，邮局房子的位置在街中间，去那里要穿过几个小买卖，药店、铁匠铺、修鞋摊，街头上有个大车店。因为火车到站是在后半夜，每天只过一趟车，只停两三分钟。下车的人就在店里住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走。邮局后面还有二道街、三道街，隐约有些房子，烟囱冒烟，鸡鸣狗叫。

我把信寄出去，落款清清楚楚写着通讯地址：嫩江省安达县第三区三义村，国营红色草原牧场二牛场，董广安。

这地址你听着陌生吧？那时候，黑龙江省有五个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合江省、绥宁省、松江省，咱们这一片属于嫩江省，也没有大庆市这一说，萨尔图归安达管。安达站很热闹，做买卖的，运粮食的，萨尔图没有的东西，安达有。萨尔图是安达的第三区。我们二牛场那里叫三义村。

1958年的国庆节来了，俱乐部又开了一次大会，这次规模比上次还要大，来的人还要多，场部门口换上了“红色草原人民公社”的牌子。牧场的七个牧区，又加上地方很多农村的都归了过来，有两个镇子，萨尔图镇和喇嘛甸镇，一个三发乡，下设十三个高级农业社。

萨尔图镇下面的一、二、三社，喇嘛甸镇下面的向荣社、新华社、绿色草原社，三发乡下面的五一社、幸福社、三永社、保田社、三新社、三胜社和最后一个叫胜利社。

孩子，你问我红色草原公社的“地盘”有多大？

就是现在的大庆市萨尔图区、让胡路区、龙凤区加一块那么大。北面，和林甸县接壤；西边，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是邻居；南边，和安达交界。这么重新一编，红色草原一下子就变成有二十个分场的大牧场了。二十个分场都有了新名字，二牛场改名“星火牛场”，就是从那句最著名的主席诗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上来的。俱乐部外墙上刷上崭新的大方块字，“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牛场多得很，和星火牛场差不多的就有十个，东风牛场、龙凤牛场、青龙牛场、滨州牛场、工农团结牛场、春雷牛场、上游牛场、奋勇牛场、喇嘛甸牛场、萨尔图牛场。除了牛场，还有几个羊场、一个马场、一个农场、一个林场，兴兴旺旺的。

对了，你知道咱们住的东风新村的“东风”是怎么来的吗？那要从东风牛场说起，“东风压倒西风”的意思。北二路上不是有个上游村吗？那是因为我们的上游牛场，“上游”，就是“大干快上，力争上游”的意思。24路公交车，往黑鱼泡水库去的路上，有个春雷村，知道吧？那是因为安达奶牛场刚从安达县内迁出并入红色草原牧场的时候动静很大，震天动地，好像“春雷一声震天响”，所以叫“春雷牛场”。

丰收羊场，正赶上这个场农业大丰收，所以叫个“丰收”。银浪羊场，洁白的羊群，在草原上涌动，像银色波浪。红骥马场，红色的宝马良驹，在草原上奔腾驰骋，像一幅好看的画。

孩子，这些名字后来大庆一直用着，只是，为啥这么较真不一定有人知道了。

4

我的第一个师傅叫成顺发。他比我大三岁，单眼皮儿，白净脸儿，细高细高的，是三义村的坐地户。

那天，我第一次跟发哥走近牛舍，一下子就被镇住了。这是一片特别开阔的场地，十几栋整整齐齐的牛舍排列成一个方阵，四圈是高高垒起的围墙，像一座世外城堡。这气派，这气场，比关里家的矮房子不知要好多少倍，是我见过的最早的“雄伟”建筑。

早上放牧的场景很是壮观。牛舍大门刚一打开，牛群就撒着欢地冲出来。牛群里都有牧工，他们手里的鞭子掌握着牛群的走向。发哥手里也握着一根鞭子，头上戴着防蚊帽，帽檐下罩着一圈纱布，把脸和脖子保护的严严实实的。出发前，他像变戏法似的，也给我搞了一套同样的装备。

白天要把牛夜里吃的草都备好。挑草是个技术活儿。用叉子把干草一片片摞起来，摞得高才挑得快，否则十头牛的夜草一下午也挑不完，牛栏挑不满，牧工的中午饭都吃不上，草挑不够，夜里牛就吃不饱。

一天要喂3次精饲料，一头牛满满一“喂得罗”，拎不动也要咬牙坚持。每天要给牛喂青储，一头牛一大筐。还有甜菜，也是一大筐。甜菜要砍成小块，冬天甜菜冻成冰疙瘩，干这活儿很费劲儿，手没劲儿，砍得胳膊疼。

我开始跟着发哥学榨奶。这是一份辛苦活儿。夏秋去草原上榨奶，冬春在牛棚里榨奶，一天三次。每天早晨4点第一遍榨奶就开工了。时间一到，一个个挤奶工拎着“喂得罗”走进牛舍，大奶牛不紧不慢地吃着草料，等着挤奶。

每头奶牛身边有只小板凳，发哥坐在凳子上，把“喂得罗”放在牛肚子底下，就开始工作啦。“喂得罗”是一种水桶，上边口大，下边腰细，这样的设计装牛奶不容易洒，人拎起来也方便，据说是俄罗斯人的创造，“喂得罗”这名字也是俄语翻译过来的。

别看发哥人长得单薄，但是心灵手巧。只见他的两只手有节奏地上下滑动，一股股洁白的牛奶就滋滋滋地冒出来。一下一下，牛奶液面慢慢浮上来。桶快满了，他便起身把牛奶倒进旁边的奶罐里。奶罐满了，他仔细把盖子拧紧。一米高的满罐奶是很沉的，我俩把它搬到指定位置，等着装车运走。发哥榨奶的动作很优雅，搬奶罐的动作很麻利，从不拖泥带水。我由衷佩服他，就连看他鼻尖挂着的汗珠，都觉得是闪闪发光的。

我也照葫芦画瓢坐下来试试，才发现挤奶看着容易，其实没那么简单。手上力气用大了用小了都不行，第一次尝试，到底也没有挤出奶来。

发哥生在三义村，长在三义村，从小跟着爷爷和父亲学会了养牛，十六岁那年他高小毕业，正好安达县种畜场要人，他就招工入场了。后来县场被省场给“吃了”，“省场”又和“国场”合并了，他就成了红色草原牧场的资深老职工。

过几天，他就要去基建队报到盖房子去。牧场发展太快，牛棚、马厩、羊舍、猪圈、鸡窝、人住的房子，都不够了。

师徒就要分别了。牛在草地上吃草，我俩就坐在高岗上唠嗑。

发哥的祖籍也在关里家，山东梁山一带。很多年前，他爷爷的爷爷携妻带子逃荒来到东北。第一代先是吉林一带落脚，第二代又继续北上，挑着挑子，来到了这一片儿。

我问，为啥大老远到这儿来？

发哥说，老家的村子旁边有条大河，大河年年发大水。有一年，暴雨连下半个月还没停，河坝又破了大口子，水冲进村子，淹了庄稼，泡塌了土房的墙。村里的男人都去修河坝，好几天没回，家里怀孕的女人挺着大肚子，抱着两岁的儿子，领着五岁的女儿，爬上邻家的高岗避雨。男人回来，冒着危险，钻进水里抢救出一些日用品。为了活命，只好带着老婆孩子出去讨饭。讨饭路上，受尽欺凌，遇上好人家，给口吃的，遇上恶人，不但不给，还放狗咬人，五岁的女儿被狗咬了一口，大腿上生生扯掉一块肉，发烧烧了几天，就死了。

男人就是他的太爷爷。女人就是他的太奶奶。男孩就是他的爷爷。

一家人九死一生到了三义村，刚开始也不安生，总闹“胡子”，这些土匪，杀人放火抢东西，吓得小民小户都往很远的东冯家去躲灾避祸。

萨尔图一带，最早有个姜家，后来老姜去世，两个儿子分了家，一个叫东姜家，一个叫西姜家。东姜家几代人辛苦劳作，积攒了很厚的家底儿，有车有马，有长工、短工，有好几个粮囤子，为了保护财产，他家煞费苦心修了高墙大院，在四角还架起枪炮。胡子土匪把他家围了几天，垂涎欲滴，实在进不来，也就退了。

发哥就在兵荒马乱中出生。他12岁时，萨尔图一带解放了，就在三义村念了小学。书念到四年级就到头了，周围农村都这样，要想再往上念，就得到萨尔图去读高小。萨尔图学校的位置在哪儿呢？过了天桥，有个老人民医院，过了道再往东去，有一个小学校，就是后来的萨区一小。

从家到学校有多远？十八里。吃住在学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怎么回？走。星期六走回家，星期一早早起来，四五个同学又结伴往回走去上学。

咋走？十六七岁、十五六岁的年纪，甩开大步就走呗！常有盛开的野花和疯长的野草相伴，也有风雪弥漫雷雨交加，还有野兔、野鸡和小名“大眼贼”大名的田鼠钻出来又大摇大摆地溜走。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同行，并不觉得路远，就这么走着，过了陈家大院泡，再走一段西下洼子路，再走一个泡子，就要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萨尔图一片新气象，连地名都变时髦了，很多带个“三”字，除了三义村，还有三和村、三新村、三发村、三胜村、三永村，三三见九，九九归一，大吉大利。

三义村本来有十几户人家，当年不知什么原因流落至此，种地，打鱼，挖药，扫碱，打羊草，打短工，过生活。也不知这些人家都在这生活多少年了。后来场子发展，把村里的地全买下来了，当地人有的像发哥一样留下当了牧工，有的收了牧场发的安家费，举家迁走去别处发展了。此后，三义村的名字，就随着星火牛场的壮大，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5

孩子！我管他叫王大爷，他大名叫王德成，已经作古多年，但他救过的牛犊子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们，应该还在不停地产奶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一阵特别大的“冒烟雪”掀翻了犊牛室的房盖子，刚下生不久的一群牛犊子挤在墙角瑟瑟发抖。50多岁的打更老头儿王大爷，怕牛犊子冻死，着急得不行。他什么也不顾了，一哈腰，转身就把百十斤重的牛犊子背了起来，一头，一头，一头，转移进自己睡觉的暖和屋子。

从牛犊室到小屋不过百十米，搬运牛犊子的紧急战斗，几乎耗掉了他全部的力气。他的脚步越来越踉跄，在背最后一头时，突然脚下一滑，连人带牛摔出老远，他趴在雪地上，气喘吁吁地看着小牛，小牛也睁着大牛眼，可怜巴巴地看着好心的主人。

老头咬紧牙关，拼了老命，挣扎着爬起来，再次蹲下，扭过身去，把小牛的两只前蹄搭在自己的肩膀上，他摇摇晃晃，起了一次，又起了一次，终于起来了。一晚上，他背了三十多头牛犊子。牛犊子有的站在地上，有的卧在炕上，把小屋挤得满满的。牛，全部转移完毕，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昏睡了一天一宿。

孩子，我见过这位老人家。他比我大很多岁，早早去世了。他的故事在红色草原上流传很广，1960年，被一位来牧场采访的记者给写了出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此，全中国都知道了，在咱们这黑土地上，有一个六畜兴旺、贡献巨大的红色草原牧场，还有一位可敬的、爱牛如子、以身背牛的全国劳动模范老王头。记住他的名字吧，他叫王德成。

那时候，养牛人最为骄傲的就是，哪头奶牛出奶又多又好。牧场有一头301号大奶牛，一天产奶100斤，在全省赛畜大会上得过冠军……

我和牛有点儿自来亲，很快学会了榨奶、起圈、洗刷、喂料。我当上了一班班长。畜生最不装假，你对它好，它就多多产奶。我带着两个牧工从早忙到晚，榨奶、送奶忙得脚不沾地，整天乐呵呵的。大奶罐子半人高，两个人一次抬两罐，一天要送好几次。夏天在野外放牧，要去野外榨奶。我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准时起床，套上马车就出发。

我们养牛一队共有三个班，每个班几十头大奶牛，各个都有编号，牛耳朵钉个小卡片，编号印在卡片上。公家牛都有这样的“耳钉”。这些牛我个个都认识，张嘴就能说出编号。

人能干当劳模，牛能干，也能当明星。301号奶牛就是牛群里的大明星。它长个小花脸儿，身上白点多，肚皮一半黑一半白，个头不高，可是乳房巨大。一天要榨奶四五次，一次装满满一“喂得罗”，忙得饲养员老头团团转。有一天，老头累病了。301不能没人管，就给送到了我手里。接了这光荣任务，我丝毫不敢马虎，多加仔细，给它吃好料，301也回报出更多的牛奶。

秋天的时候，301病了，没了精神儿，产奶量一天天下降，牛场的兽医来了几次也没什么好办法，无奈请来了总场的兽医技师。这位兽医是走着来的，肩上背着红十字药箱，在牛棚一蹲就是几天，到底把牛给治好了。

兽医看牛时，我不离左右，趁机多问，把兽医的话暗暗记在心里，天长日久便摸出了些门道，学会了“察牛言观牛色”，给牛打针治病，也成了“半拉子”兽医。有一头小牛刚生下来，长得特别娇弱，别人都摇头说，八成是活不了。我和人打赌，我保证能让它活。人做事就怕认真，我横下一条心，黑天白天长在牛棚里，精心喂养，就是要让牛犊子活。小牛真够意思，一天天硬实起来，十天后，这小家伙活蹦乱跳地从产房转到了犊牛队。

牛子牛孙越生越多，牛棚起了一栋又一栋，从几十头到一百头，从几百头到几千头，偌大草原，东南西北，几十支牛队，上百个牛群同时放牧，早上出门很壮观，晚上收牧更壮观。让人喜上眉梢。

那天，兽医来检查防疫，他特别高兴，说：“你知道吗？前几天，咱们从北京挖到了两个好宝贝，以后牧场改良牛后代，就靠它们了！”我立马来了精神，认真听他介绍。

“这可不是一般的牛犊子，是北京双桥农场从苏联刚进来的，血统纯正得很。”兽医接着说道：“副场长李国才带人去北京开会，一看，相中了，就派那人无论如何先把牛犊子运回来。那人坐着火车，带着两只牛犊子，一路上像家长看孩子那样不离左右，吃喝拉撒一条龙服务。”回来那天，消息传开，大伙儿都去接站，都想看看这宝贝牛犊子。

这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果然不负众望，靠着纯正基因，努力繁育后代。

……

节选自《北方文学》202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