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小鹰是一个纯粹、真诚的好作家，她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同时，她的生活负担和困难又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有人觉得，这就是忙着做家务的家庭妇女，但她又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从来没有停止对文学的追求。她的作品是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对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所经历的生活的思考。”由静安区图书馆与静安区作家协会主办的“静安讲坛”上，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担任“引言人”，将读者带入王小鹰的创作世界。

1968年，王小鹰高中毕业后赴黄山茶林场务农，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曾任《萌芽》编辑，后在上海作协从事专职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长街行》《你为谁辩护》《我为你辩护》《丹青引》《我们曾经相爱》《吕后·宫廷玩偶》《问女何所思》等，中短篇小说集《一路风尘》《相思鸟》《意外死亡》《前巷深·后巷深》，以及散文集《女人心事》《寻常情怀》《可怜无数山》等，曾获“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1年)、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1998年)、第四届长中篇优秀小说二等奖(1998年)、第四届上海文化艺术奖之优秀成果奖(1989年)、上海市四十周年优秀作品奖(1989年)、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

《纪念碑》是王小鹰的第十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了改革开放初期女干部史引霄复出工作后面对的复杂局面：她需要处理从回城知青就业、民营企业发展到旧城改造等大小事宜，也要面对社会发展中的人心变迁，以及儿女们在踏上社会后不同的人生处境。以史引霄一家的故事为切入点，读者在《纪念碑》中看到的是革命前辈身影自历史舞台上的渐退，和他们的下一代在蓬勃社会发展中的成长与蜕变。这也是一部为铭记革命先贤、于历史深处重现和擦亮理想与信念的小说，当下的情感交缠着对过往记忆的追索，王小鹰写出了作为革命老战士的上代人与自己这一代人之间看似迥异实则内在相通的精神追求。

在静安讲坛上，王小鹰将创作这部小说的故事娓娓道来。“这部小说准备了20年，这不是虚言。2000年，刚刚进入新世纪，我陪80多岁的母亲到皖南云岭参加皖南事变殉难将士牺牲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我在家里是‘三陪’女，陪母亲、陪女儿、陪先生，典型的家庭妇女。家庭妇女可能是最合适写长篇小说的，因为长篇小说就像家庭妇女所过的生活一样，点点滴滴流淌。去参加活动前，我没想过要写一部小说，直到大家都散了，母亲提出要去当时新四军教导大队八队的驻地。八队几乎都是女队员，我们绕了很多山路，最后下来徒步，终于看到几间平房。母亲很兴奋，她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宿舍。同行还有一位比我母亲更年长的老太太，她俩一起在宿舍前的草地上唱新四军军歌。驻地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她就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周子昆和项英同时牺牲，革命胜利后，何子友每年都爬上他牺牲的山洞祭奠他，终生未再嫁。”王小鹰感慨，“这样一位女性，守着这样一份感情，整整60年。我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要为这样的女性写一部小说。”

母亲听说王小鹰要写她们的故事，拿出了八队的通讯录，介绍了好几位采访对象，“她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她们说，我们当时做的事情是我们的责任，只要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有价值，现在有没有人记得我们，要不要在纪念碑上留下一笔，对我们来说是没什么要紧的。”

“当时我写了《长街行》《假面吟》，新四军女战士的采访素材一直放着。我比较擅长处理虚构，因此还是想写小说。母亲说要为我提供素材，记了七本笔记本。后来，母亲住院了，身体很不好，她一直跟我说，你可以写了。她那本通讯录上八队老战友的名字画上了一个个黑色的圈，每年都有人去世。但是，写一部小说，就像怀孩子或者发酵馒头一样，素材要有成长发育的过程。直到母亲去世，这个问题又严肃地摆到我面前。”2011年起，王小鹰重访母亲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重访皖南云岭，“我要写的东西必须亲眼看看，必须要有环境的感染。所以，又花了三四年时间把母亲亲历的路线重走了一遍，这是一种寻觅的过程，我自己也感到，就是在寻找故事里的人物。”王小鹰说，“我想，还是要写一部理想主义的小说，既写上一代人‘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并为之奋斗’，也写这代人在挣扎中成长的经历。”

王小鹰说，这部长篇是为母亲们而写的，不让她们被历史淹没，也是对自己这代人走过的路的反思，“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拥有理想到重建理想的艰难历程，回望我们父母辈，为民族解放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历史，再反思我们当下的价值观、人生观，让老一辈的理想之光烛照我们曾经的软弱与迷茫。我希望写出社会天翻地覆变革中的人。”

“我就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觉得家庭妇女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为家庭作出贡献，很好。空余的时间自己写点东西，长篇小说最合适家庭妇女写。”王小鹰再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