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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图南（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作家、翻译家。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1930年，楚图南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容的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被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判处九年零十一月的有期徒刑。

在狱中，楚图南收到了友人董秋斯等人所寄的英文书籍，遂转译了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与《看哪，这人》两书。译事之余，他还创作了一组小说。两本尼采译著出版稍晚，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3月，才由文通书局同时出版。据说得益于时任书局主持人的白寿彝。小说一组则以《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为题结集出版，在1932年10月以“高素”的笔名于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印数2000。这应该是楚图南出版的第一本书。

1934年，因溥仪登基“满洲帝国皇帝”，实行大赦，楚图南被“意外”释放，他在出狱第二天即迅疾入关，直接去了河南开封，由朋友介绍到北仓女中教书。次年，即1935年的初春，楚图南去上海。张维《楚图南》一书中写到：“就在这学期刚结束，寒假将要来临的时候，做共产国际工作的陈绍航同志到达了开封，告诉楚图南去上海接受新任务。”麻星甫《楚图南年谱》说：“（1935年）年初，在共产国际工作的陈绍航到开封通知楚图南赴上海接受任务。组织拟派他往苏联学习，并可带两位学生同行，可推荐的学生刘志汉又盛炎先行后，在等待轮船时，陈被捕，未能成行。”麻星甫另有《楚图南传略》一文，收入《一生心思问梅花：楚图南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一书，说法相似，只是更为详细。几种说法综合起来，基本交待清楚了何时、何地、何人、何由，但惜乎均未说明所据何出。从概率上推理，此说或来自传主本人的回忆。因迄今尚未有其他史料参证，故试从现有公开资料，对楚图南1935年春上海之行的目的与背景作一解读。

先说关键人物陈绍航和陆海防。陈绍航与陆海防是1930年代谍报组织“佐尔格—华尔顿小组”成员。如1935年春陈绍航果有开封之行，那应该是担负着招募的任务。楚图南到上海后，曾由陆海防专门谈话确认。所以，可以基本确定招募楚图南的是华尔顿系统。据称，楚图南还推荐了他的学生刘志汉与盛炎（盛宝昌），推测时间也应该在1935年的春天。此两人先期坐船赴苏联后，楚图南因要安置幼儿楚泽清（楚庄），错过了一个航次。就在这期间，陆海防被捕，遂失去联系。楚图南未能赴苏。

盛炎曾是楚图南在长春吉林第二师范学校时的学生，在1935年初，应该赴苏临行之际，楚图南与盛炎在上海西郊的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的大钟上曾有过一张合影。盛炎在苏联的去向，未见相关文字。但从近人回忆中，可知盛炎在“抗战”期间以苏共党员身份回国，改名盛健在兰州一带从事情报工作。承楚图南之子楚泽涵转告：盛炎在解放战争期间病故于东北。

赴苏另一人刘志汉，云南人，有研究认为是楚图南在昆明时期教书的学生。他的去向，比盛炎清晰。他在2004年9月病故后，其讣告称：“刘志汉1914年5月生于云南省易门县。1935年11月在大学期间参加革命，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遣去苏联学习军事技术，1938年春回到延安。……”2017年有人采访其子后撰文称：“1936年11月，上海地下党派刘志汉去莫斯科学习军事技术。刚开始去的是‘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军官学校’。后来又被安排到另一所学校去学习无线电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讣告中所提及的赴苏时间，与以往楚图南研究中所说在时间上出现了矛盾。即，如刘、盛两人赴苏时间是1935年春，其后5月发生“怪西人”事件，楚图南不得成行顺理成章。但如讣告所称“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遣去苏联学习军事技术”说，则刘、盛未必是华尔顿系统所派遣。假如刘志汉讣告中赴苏时间一说成立，对楚图南而言，其未能赴苏，则应有其他不明原因。张维在《楚图南》一书中，将楚图南拟赴苏联时间与“怪西人”事件均放在了1936年春，此处，至少将“怪西人”事件发生时间弄错了一年。

“怪西人”案大略经过是：1935年春，陆海防派陆独步到汉口与在武汉行营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的情工刘燧元接头，陆独步被当局特务抓获，随即叛变。由于陆独步并不知来接头的是谁，故特务们在约定的旅馆守株待兔，但被警惕的刘燧元识破。经向其上级请示后，当即潜逃。5月5日，刘燧元之妻携子到上海入住南京路东亚饭店，陆海防前去探望，被埋伏多时的密探疑为是“刘燧元”本人抓捕。陆海防惊慌失措，当即叛变，并立刻带领去一干侦探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抓捕原定要与其接头的上级华尔顿。华尔顿被捕后，因为坚不吐实，故被称为“怪西人”。

陆海防不仅出卖了上级华尔顿，还出卖了与其有联系的很多下线，其中就有陈绍航。陈绍航被捕后很快被杀，刘燧元辗转逃亡，最后奋力逃脱。从陆海防的上线张放晚年的回忆中，可以得知陈绍航（张文作“陈绍韩”）为陈小航之弟，并称正是由于陈小航的介绍，陈绍航为“共产国际”工作。因其工作性质，所以其所作所为，并不为外人所知，包括其家属，直到陈绍航牺牲后数十年后的上世纪80年代，张放终于找到了陈绍航家属，并为之出具证明，陈绍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假如楚图南确曾进入陈绍航、陆海防的视线，被华尔顿系统所关注，其牵线人很可能就是陈绍航之兄陈小航。因为，陈小航与楚图南的渊源自青年时候即始，他们的关系，是同乡、同事和同志。

陈小航比楚图南长一岁，同为云南人，两人同年赴北京考学，陈小航考入北京大学，楚图南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据楚泽涵撰文称，两人在学期间结识了中国早期接受马克思学说的知识分子，先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属于中共北方局系统联系的同志。1923年，两人同期从大学毕业，回到昆明后，同时在省立第一中学任教。1926年，楚图南应李大钊安排，去东北开展党的工作，陈小航则加入了北伐军，担任政治宣传工作。

楚图南从河南到上海的时间，几种研究资料均以1935年“春”或“初春”模糊了之。从《国立暨南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民国二十五年度）》可以获知，楚图南在1935年2月即以“楚曾”的名字入职该校文学院史地系，职务为“兼任讲师”。有谓为其任职为文学院院长郑振铎所聘或所推荐两说，看似接近，但也有别。为郑振铎所推荐或有可能，但为其所聘则无可能，因为从上述同一种档案显示，作为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入职暨南大学的时间，是在1935年7月，比楚图南晚。该项资料还显示，文学院历史地理系主任周予同入职暨大的时间为1935年8月。现在未知楚图南从本年2月起被暨大聘为“兼任讲师”的聘期是半年或一年，但可以肯定，其之后的聘书，应该是郑振铎所为。直到楚图南因抗战爆发离开暨大。

楚图南初到上海时，给暨大校方留下的家庭联系地址为“上海金神父路群贤别墅五号”。1937年1月，他与湖南人彭淑端结婚，带着与前妻所生的楚泽清（时年九岁）把家安置在法租界劳尔东路（今襄阳北路）颐德坊中的某号。楚庄多年以后回忆：“1936年-1937年，父母带着我住在上海法租界劳尔东路一幢三层弄堂房子的三楼。一楼、二楼是房东（在邮局工作的一对忠厚、朴实的中年夫妇）住的，我家租得的三楼是一间居室、二楼到三楼楼梯拐角处的一间亭子间和马桶间。”

楚图南1935年春上海之行的目的，应该就是为赴苏学习做最后的准备。那一年的春节是在2月4日，楚图南应该在寒假前后，就已被暨南大学所聘用，具体到任时间，即在新学期开学前的2月中。他或是在河南由陈绍航亲自到开封邀请。另一种可能或许更大，即他到了上海后，与老朋友陈小航恢复了联系，由陈小航通过乃弟陈绍航，或直接介绍给了华尔顿小组，最后由陆海防出面考核。楚图南赴苏与陈小航有关联的另一证据是，楚图南当时如成行，是准备将年幼的儿子楚泽清托付给陈小航夫妇照拂的。

另值得一说的是，陈小航其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后来他以“罗稷南”的笔名，成为一个翻译家则为文化界所广泛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