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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破理论读物固有的读者圈子，扩大阅读群体、提高影响力，实现“通俗化主题出版”？学习出版社《中国·向心力》做出了新的探索，并于日前入选“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活动5月书单。

心怀家国 执着于三大命题

《中国·向心力》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哲昕继《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我们的社会主义》之后的第三部对话体著作。书中的对话场景设定在中国最西边境——新疆克州乌恰县吉根乡，主要对话人物包括一名中国香港警察、一名柯尔克孜族护边员和一名援疆干部。该书通过具有代表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探讨中国政治向心力的历史形成，揭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科学内涵，以及当代中国应该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等诸多思考。

以更加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实现“通俗化主题出版”，是学习出版社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可要让一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专家突然改变文风和写作习惯并非易事。

“几番尝试下来，还是未能有效将理论读物的读者范围进一步扩大。理论读物和大众读者之间，似乎始终存在着隐形的‘天花板’。”《中国·向心力》责任编辑李琳谈道，好在有不少作者在这条路上和出版社共同致力于捅破这层“天花板”，而刘哲昕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刘哲昕的理解中，当代中国有三大政治命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彻底澄清：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信仰。“《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向心力》这三部曲，正是刘哲昕教授对三大命题追逐和思考的结晶，他称这三部曲为‘家国三部曲’，因为‘家国’二字常驻他的心间。”李琳说。

深入汶川，刘哲昕在这个集中了深重苦难和真挚情感的地方感悟了中国人独有的信仰，于是就有了《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常居上海，刘哲昕在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钻研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的关系，于是有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踏进新疆，刘哲昕在“中国西极”看到中国不可逆的强大向心力，于是就有了《中国·向心力》。

李琳曾问刘哲昕，“中国向心力”这个话题比较大，还写成对话体吗？刘哲昕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早在2019年5月《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新书发布会上，刘哲昕就说过，决心继续运用对话体这种最朴素的文体，将自己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对话进行到底。

虚实结合 理性中饱含真情

“对话体，这一听起来有些陌生的写作形式其实并不新奇。”李琳介绍说，2019年年初，学习出版社编辑向刘哲昕约稿，希望他能创作一部通俗理论著作。如何做到真正通俗，刘哲昕也苦于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瞥见书架上的《理想国》，忽然心中一动：为什么不能像柏拉图那样，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诠释信仰这个命题呢？对话体可以让真理越辩越明。

刘哲昕认为，要让群众读着亲切，不如就将他们虚拟成对话体中的某个人物，引入讨论。

《中国·向心力》的对话场景，被虚拟地设定在新疆，设定在祖国最后一缕阳光落下的西极。对话是虚构的，而《中国·向心力》最大的特点却是“真”：不仅人物各有现实原型，故事更是真的——刘哲昕与新疆夜校的故事是真的，刘哲昕与香港警察的故事是真的，拉齐尼·巴依卡的故事是真的，布茹玛汗妈妈的故事也是真的。

为了创作《中国·向心力》，刘哲昕专程赶赴万里之遥的南疆，踏勘了书中的所有场景，会见了书中的每个人物，商定了书中的许多细节。比如书中护边员的名字“哈力别克”，也是17号山口执勤点的全体护边员选定的。

正是由于对话的发生真实且自然，写着写着，刘哲昕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控制不住这些虚构的人物了，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人格，要说他们该说的话，要问他们该问的事——他们活了！

在刘哲昕看来，精深的理论不必然枯燥。书中的人物和故事不仅参与理论的探讨，他们本身就是推动理论形成的一部分，是向心力一词的当代缩影。

编著携手 共化解阅读障碍

“容易的是要送给读者的，困难的让我来做。”这句话是刘哲昕在写作每一本对话体著作时都会说的。

“在通俗的外在形式下，刘哲昕教授依然不忘写作重要内核，那就是经得起推敲的理论。”李琳说，理论的深度和逻辑的严谨并没有因为对话的轻松日常而被忽视。但刘哲昕不满足于此，他觉得知行合一的理论才经得起考量，情理交融的表述才最有温度。

李琳认为，作为出版单位，要更好地服务读者，就要思考如何帮助作者更好地化解理论读物中的阅读困难。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责任编辑尝试代入读者的角色，进而在阅读中发现有些历史典故和概念名词理解起来有些难度。若是硬要人物在对话中作名词解释或者突然开始讲历史故事会破坏对话的日常感和流畅性，也不符合对话习惯和人物背景设定，甚至有可能破坏理论展开的逻辑。

如何消除这种阅读障碍？和作者商量权衡过后，责任编辑决定引入知识链接，对晦涩生僻的概念和历史典故进行知识补充。读者在遇到不明白、不理解的词汇时，可以在相关文字附近找到链接框，对比传统学术著作的页下注等形式更显活泼，阅读之旅伴随着探索新知识的乐趣，又不会抽离对话本身。虽这无形中增加了刘哲昕的写作工作量，但通过这种做法能使图书内容和整体结构更加完善，他甘之如饴。

“《中国·向心力》是‘家国三部曲’创作的终结篇，但并非刘哲昕教授理论研究的终点，也不是我社追求通俗化主题出版的终点。”李琳认为，有情怀的作者、有情有理的写作思路让出版者明白，真正的理论并不冰冷，真正的理论其实可以很有温度，而出版人也站在幕后，致力于把真正有温度的作品推向更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