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的“诗和远方”：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不缺席、有担当
淮安西门外古运河码头，天正下着蒙蒙细雨。一行十几岁的少年，身穿白衬衫、蓝色工装裤，打着三角团旗，即将登上南下的小轮船。每人一双草鞋、一把雨伞、一只小挎包，一套电影放映机、几部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歌曲唱片，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这群小小少年，正是抗日战争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劲旅——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前在学校礼堂前留影
1935年10月，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新安小学14名学生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组成“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踏上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这群小好汉们用文艺表演播撒抗日种子，成立“农村流动放映队”、创办苏北解放区“第一张儿童报纸”、召开华中地区“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赞誉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新安旅行团手捧三角团旗
17载革命岁月，5万里救亡征途，“新旅”团员在战火中磨炼、成长；如今，在“新旅”的母校新安小学传承着“人小志气大，爱国走天下”的“新旅”精神。以此为题材，讲述两代小好汉成长故事的长篇小说《中国少年》近日由《人民文学》杂志和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出版。小好汉们的成长故事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和感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就此采访了小说作者韩青辰和出版策划的施战军、陈文瑛。
韩青辰，一级作家、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民警、南京市作协副主席
不能忘记这些生命
要把他们的故事搬进书里面
说起创作缘起，作家韩青辰说，孩子们的故事被记录在鲜有人翻阅的史册里。她曾看到一段录像资料：1940年的桂林街头，一群孩子穿着盖过膝盖的军服，腰间扎一个大大的皮带，正在表演抗日歌舞剧。那一刻，韩青辰坐在屏幕前热泪盈眶，她想起她的孩子和自己的孩童时代。看着孩子们柔软瘦小的身体，脸上纯真的笑容，“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很想抱抱他们。他们那么弱小的身体去抗战，去为国家、民族呼号。”“我们应该用最好的纸张、最好的文字、最好的图画去表现他们，铭记他们。”
韩青辰坦言，当初接到写作约请时，她对“新旅”题材是有顾虑的。但深入了解那帮小好汉的故事后，她决定不顾一切地投入创作之中。“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生命。我们要把他们的故事搬进书里面，跟着我们的时代车轮走到最漂亮的地方。”于是，让这些历史故事被更多人了解和铭记，成为了韩青辰创作《中国少年》的初衷。
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能牵着他们的手
看见他们的笑脸，听到他们的声音
如何讲好“新旅”故事，韩青辰可谓下足了功夫。她通过深入采访搜集挖掘材料，阅读了大量文献史料，让耳朵、眼睛、心灵尽快地进入那个时代。韩青辰说，晚上她常常梦见她和“新旅”的孩子们一起贴传单、一起行军、一起冲锋陷阵。“我要全身心地跟他们亲密起来，这样才能写好他们。”
韩青辰感叹，写“新旅”简直是天意，“是一场无法解释的邂逅。”她刚进入江苏省公安厅工作时，经常去南师大校园里读书散步，在吴贻芳雕像前驻足。80多年前的一个下雪天，在同一片土地上，新旅的孩子们穿着草鞋，在街上推销报刊，意外地遇到了金陵大学堂的吴贻芳校长。吴校长买下了他们手上所有的报刊，并给了他们一些钱去买吃的。“新旅”曾在南京丹凤街56号上演抗日大戏，而丹凤街正是韩青辰曾经居住的地方。
这些奇妙的缘分，让韩青辰越来越着迷。“他们不仅在我眼里，也在我心里，好像就在我的身边一样。”走在南京的街头上，韩青辰仿佛“穿越”回1935年，“新旅”刚来到南京的那个时候，穿着草鞋走在石子路上，两旁都是梧桐树，她看到汪达之先生、陶行知先生的笑脸，看到“新旅”的孩子们一个个跑出来。
韩青辰觉得自己抽离了当下，和“新旅”在一起，然而又身处当下，希望通过《中国少年》这本书让他们精神永存。“让我们后人往前走的时候，能牵着他们的手，看见他们的笑脸，听到他们的声音，记住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付出的一切。”
陈文瑛，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
年轻人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是民族大义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陈文瑛说，《中国少年》的切入角度很吸引人。小说中，新安小学的小演员们正在排演一部新安旅行团题材的话剧。在小演员们对历史进行学习、探讨的过程中，“新旅”的故事徐徐展开。这时是成长中积极进取，那时是战火中为国奋进。历史和现实两条线交融在一起，实现了一场两代少年之间的跨时空对话。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说，人物塑造是《中国少年》的大亮点。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参考了“新旅”成员的特点和关系，由此形成了主人公和历史人物之间的一种血脉联系。同时，我们能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中看到当代少年的真实模样。“里面的人物是多才多艺、多姿多样的，非常鲜活，孩子们都能看到自己。”陈文瑛认为，“这部作品把新时代年轻人勤奋好学、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得非常充分。”
在陈文瑛看来，对于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是民族大义，“在国家民族需要他的时候，不缺席、不胆怯、有担当。”这是《中国少年》创作的一大背景。“不同时代要有不同时代的作为，”陈文瑛说道，在“新旅”时代我们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民族复兴。“这样两代人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这种精神传承是一致的。”
施战军也认为，《中国少年》充满了一种行动精神，把“强国复兴有我”的主题充分展现在人物的行动之中，“它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这种使命充分精神化了。”
施战军，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当今学校教育仍然需要
新安小学的创办者陶行知先生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后来这一思想成为了“新旅”的行动指南。放到现在，它仍然是先进的、珍贵的。韩青辰认为，这一思想仍是当今学校教育需要践行和追求的目标。
施战军强调，置身于历史长河当中的价值观教育，对于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教育不应局限在校园里。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学校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书本学习跟大时代的关系？《中国少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小说讲历史英雄少年的故事，也讲今天小好汉的故事，在这个场域里边都在成长，每个人都在成长，往大里说，我们的国家民族也在成长，就像中国在长高一样。”施战军说，“孩子们如何向着阳光生长，这是一个重大课题。这部作品用艺术化的方式给予了回答，这是很可贵的。”
施战军希望《中国少年》这本书能将“为民族、为幸福而奋斗”的精气神，传递给更多中国少年，“把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那种情感，贯穿在学业的全过程，融入在事业追求当中，成为一个能担当起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