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电影引领观影潮流
截至11月24日，电影《长津湖》含预售票房已超56.94亿，超越2017年上映的《战狼2》摘得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同时成为全球影史战争题材票房冠军、全球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并继续位居2021年全球电影票房榜榜首。从9月30日电影上映至今，《长津湖》一骑绝尘，连续打破三十余项影史纪录。该片耗资高达十三亿元，拍摄团队超过七千人，群众演员逾七万人次，创下中国电影史上投资、制作、演职人员规模新高，堪称当下新主流电影的标杆之作。《长津湖》将宏大气魄与个人情怀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契合了当下大多数中国观众的心理预期。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新主流电影的创新讲述方式进行及时回顾与梳理。
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的提出已二十余年，主要特征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旨在激发观众的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实现文化自信。新主流电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三足鼎立局面，通过具体实践中的艺术进化与文化融合，成为一种相对成熟且广受关注的电影新形态，在美学追求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属性。
近年来，我国新主流大片抛弃以往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模式，采用多样化的创作类型、泛情化的处理方式，多从人性角度出发展示人物对命运的抗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纠葛，并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塑造出更为真实立体、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在制作上，善于运用新科技手段，将主流价值思想、商业创作元素和艺术审美特质完美兼容在一部电影作品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市场回报。新主流电影的成功，取决于对时代趋势的把握和对受众观影习惯演变的体认。
以小见大，展现中国精神。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越来越强。电影观众对新主流电影的接受已经走出一般的电影娱乐与电影观赏层面，并在时代精神、民族自信、国家伟业、英雄崇仰及为国自豪的理性与价值建构层面探寻出一条新路。
2019年后，新主流电影逐渐摆脱宏大叙事，从小处入手，关注平民生活聚焦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又能小中见大，突显时代精神。如“我和我的”系列及“中国”系列均着力刻画能够体现各行各业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飞行员、登山队员、缉毒警察、排球运动员、消防员等等，通过讲述不同行业人物的“职业故事”完成新主流电影的基本叙事架构。
抚今追昔，在展现新时代精神的同时，观众也愿意对百年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无名英雄加强代入式了解。回顾艰辛过往，我们通过对历史的追寻以加强族群认同感，提升民族自信心。新主流电影通过营造能够令人感同身受、产生共鸣的场景激发观众的共情心理。《长津湖》一脱以往宣教式影片的窠臼，在描述宏大主题的同时，“以小见大”，展现个体命运，加强了人性人情内容的具体呈现。如有勇有谋、有人情味的七连连长伍千里，不谙世事、恐惧怯战的新兵蛋子最终成长为不畏强敌、奋勇争先的伍万里，文质彬彬的七连指导员梅生，生龙活虎、作战勇猛的七连一排长余从戎，风趣幽默、智勇双全、被战士们戏喊为“雷公”“雷爹”的七连炮排长雷睢生等等，他们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富有生活情趣和人性本真。《悬崖之上》里，中共特工张宪臣本可以逃脱敌人的抓捕，却因为在车窗外见到疑似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下车询问，结果被敌人抓捕。按照以往此类影片的情节设置，他必然不会感情用事，但是在新主流电影中，他难舍“小家”，更不会忘记“大家”，反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无论是争分夺秒攻坚克难确保开国大典升旗仪式“万无一失”的设计师林治远，还是牺牲自己顾全大局、与恋人相逢不敢相认的科学家高远，抑或是在香港回归时与英国人谈判16轮分秒不让的外交官安文彬，都被置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感情框架中。
手法多元，追求审美意象。“我和我的”系列，选择采用分段式结构表现时代主题，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看长片的倦怠感。
如何将不同段落进行整合，很考验创作者的功力。《我和我的祖国》在每个片段前，还设置了过渡片段。七只看不出具体身份的手拿着富有时代感的纸笔，以记录日记的形式写出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场景。镜头只聚焦手中的笔和书写的痕迹，避免其他信息的泄露，设置悬念的同时，也有效帮助观众适应接下来展开的情节，让七个部分在影像风格上趋于一致。《我和我的家乡》每段故事中间也有类似的转场设计，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同属一系列的《我和我的父辈》，以代际为章，讲述了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及未来世界四个不同时代背景的故事，影片聚焦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从家庭伦理出发，勾画时代精神谱系，呼应“家国情怀”这一主题。
《革命者》在表现手法上的突破是近年来新主流影片中较为突出的。影片以李大钊就义前38小时为基本设定，对李大钊革命生涯中几个重要时刻进行闪回串联。这种叙事结构目的并不在于对李大钊的生平进行描述，而是要以情为统领，让观众产生心理冲击，激发起观众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它容易让人想起流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意识流化、内心化影片，又并不完全一致。苏联作家伊利亚·艾伦堡认为，叙述性影片受制于逻辑，但另一种电影却不受限制，这种电影“能以其自由任性的形象，以非逻辑和联想，以一种‘气氛’来代替合理的发展而类似抒情诗”。在电影《革命者》中，最具表现力的是齿轮这一意象。陈独秀拿起李大钊赠还的表，一段CG镜头迅速插入，画面呈现的是瑞士表内部的齿轮啮合传动系统，随着虚拟镜头的运动，齿轮上浮现字幕，表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
年轻语态，争夺注意力。得“注意力”者得天下。如何能让观众安静地坐下来欣赏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并持续付出“注意力”，是创作者必须考虑的内容。纵观新主流影片的创作历程，坚持“小切口、大情怀”，讲故事不说教，已成为抓住年轻人注意力并实现成功破圈的一种有效路径。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主旋律电影向新主流大片的迈进过程中，“技术”成为绕不开的关键词。一方面我们需要技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为技术所累，而要让创作回归与观众共情共鸣的初心。
此外，新主流电影有义务主动承担起思考中国电影美学发展趋势、探索民族电影美学构建路径的重要职责，以契合当代观众对爱国主义、民族情怀、中国梦的心理需求。新主流电影需要用更大的创作智慧、更睿智的生活发现、更自觉的人文追求，来展现中华儿女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生活、追求道德理想的伟大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