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留痕” 继《时间笔记》之后梁平再出新诗集《忽冷忽热》
近两三年，梁平迎来了他写作历程中又一次“变法”——不断给自己制造陌生感，并且也体会到这种变法的效果，“感觉疆域辽阔，每一天都有想写的东西。也有写不完的东西。无论是生命的体验，还是思考和想象进入了一片大海，一下子扑面而来，让我一定要写。”
梁平（张杰 摄影）
2021年秋天，梁平诗集《忽冷忽热》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也是继2020年《时间笔记》之后，梁平又一部值得关注的重要诗集。
梁平作为中国诗坛宿将，在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他的诗歌皆可看作带着轰鸣的钻杆，一寸寸深入地心岩层。当他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就成为这一重大而神圣使命的和声。《时间笔记》被认为这是继《重庆书》《三十年河东》和《家谱》之后的又一巅峰作品。诗中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诗人在追求此理想过程中的率真、坚忍、无所不及的姿态令人深省。
对于“耳顺”之年，梁平没有闪躲，而是豁达应对，“耳顺，就是眼顺、心顺/逢场不再作戏，马放南山刀入库，生旦净末丑卸了妆/过眼云烟心生怜悯。”（《耳顺》）但一如既往，梁平对街道名称还是格外的敏感。走在成都的落虹桥路，他想象“街东口那道彩虹，落地以后/混凝成坚硬的跨河水泥桥”，觉得“行色匆匆的布衣、贤达都有了幻觉。”他惦记着这条街上的人间烟火，“有新繁牛肉豆花/有飘香的万州烤鱼”。（《落虹桥》）
梁平《时间笔记》
在《忽冷忽热》的小记《每寸光阴都不能生还》中，梁平感慨，“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刀刀留痕。”梁平说，近十年经常挂在他嘴上的“年事已高”，“真的高了。当年上山下乡农田基本建设战场主持过《工地战报》，江津主持过县级文学刊物《几江》，后来主持《重庆文化报》，还主持过《红岩》。本世纪初从重庆转场四川，主持《星星》诗刊。2015年以后，主持《草堂》和《青年作家》至今。这样一个轨迹就像宿命，注定此生我对文学的不二选择。现在身边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多已经不写了。其实这很正常。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如今，一杯清茶，一个案头，一张宣纸，涂点字画，也是自得其乐。这把岁数，谨记做一个‘好老头’就功德圆满了。”
敬佩孙静轩和张新泉：真正以生命进入写作现场的诗人
梁平继续写道，“但也有意外，一个是已故的孙静轩老爷子，他生前似乎就没有停过笔，那年72岁，又写了数百行的《千秋之约》。记得老爷子写完这首诗，很激动的到我办公室拿给我看，那神情就像孩子似的，而且那孩子刚刚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是诗人的气质，这是一种永远的激情，永远的写作状态。这首诗是诗人拜谒陈子昂墓的凭吊诗，打动我是诗人的率真和勇敢，是诗中力透纸背尖锐的力量。我想说，这样诗人才是真正以生命进入写作现场的诗人。没有他那样的生命体验，没有他那样的生活阅历，是不敢提笔、甚至提不起那支笔的。很显然，这是年龄问题，当然又不是年龄问题，个中感受大家心知肚明。另一个张新泉，现在也是奔八的人了，拉二胡不说，吹笛子可是气力活，一曲下来，满堂喝彩。重要的是笔耕不缀，新作接二连三，而且写得青春、幽默、深邃、力道，依然是‘一把好刀’，虎虎生威。一个耄耋老人，干净到身上不披挂任何头衔，不装扮，不指点，不给别人添乱，不给自己添堵，才有了‘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的惊喜发现。”
写作不入“群” 我行我素，面目清晰如己
梁平说，自己是“一个写作不勤奋的人，也是一个写诗不入‘群‘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刊上可以翻检很多我的名字和作品，而我在当年风起云涌的诗歌运动中只是散兵游勇，不在任何运动员的花名册上。这可能也是我的幸运，幸运我行我素，面目清晰如己。我用我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的‘我’，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进而甄别、辨析和思考，从始而终认定我的写作必须与我的生活发生关系。聊以自我慰藉的是，‘我探出身体朝向无限/却离自己近了一点’（佩索阿）。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一种永远的痛。诗歌的本质不是风花雪月，真正优秀的诗歌是在摈弃风花雪月之后的发现与批判。没有痛感的文字是对文字的亵渎。所以到了现在，我时常在我的很多诗里把疼痛直接端了出来，像一道麻辣很重的川菜。一个菜系总是在寻找对味口的人，比如很多人对川菜爱恨交加，这也算是对了味口，爱也好，恨也好，都是真情实感的反馈。尤其文学与艺术，我知道众口难调，但是诗人不是厨子，不必去考虑色香味面面俱到，更需要猛料唤起人的清醒。每一寸光阴都不能生还，明天的太阳也稍纵即逝，只要用心、用情，有一束光亮变成自己的文字，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