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庆邦，男，1951年12月生于河南。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等七十余部。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越南等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版作品集。

责编稿签

向上生长的庄稼、碎银子一样的月光、大团大团的白芦花，作者笔下的乡土世界是审美的、诗意的，保持着生活的鲜活和原生态。农村的夏夜与晴空，劳动与爱情，这里有春夏秋冬的时序，日月星辰的照耀，鼓荡着平原的风。定了亲的方喜明，她的“那个人”去了煤矿，远离了她的视野和想象，去到了遥远的黑漆漆的地方，平原上的可人儿，她的心上人在矿井。细腻柔婉的爱情故事背后，农家女孩方喜明的遥望和期盼，以及那封终于等来的信，正是刘庆邦笔下“季风”与“地火”、农村与矿山两大世界的勾联，是其艺术空间不断扩大的信号与宣告。

—— 胡 丹

《终于等来了一封信》（赏读）

刘庆邦

七月十五定年成，是说到了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五，当年秋庄稼的收成如何，能收八成，还是能收九成，基本上就定了盘子。这年还不到七月十五，高粱还在孕米，玉米还在吐缨，芝麻还在开花，年成如何尚未确定，方喜明的亲事却定了下来。所谓定亲，是方喜明得到了男方的认可，男方家已经托媒人给女方送了彩礼。方喜明得到的彩礼没有现金，只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和一方包布料的红围巾。定亲也是定情，定情不在于礼轻礼重，哪怕是一块手绢，或是一片树叶，都可以成为定情之物。方喜明是重情的人，定情之后，她就把自己的心和那个人的心连在了一起。方喜明对那个人的名字已烂熟于心，连睡梦里都不会叫错。但她在口头上从没有叫过那个人的名字，仿佛一叫就会牵得心上疼一下似的。还有一个说法，把已定亲的对方说成对象。什么对象不对象，对这样的说法方喜明也很不习惯，也说不出口。她还是愿意按传统的说法，把跟她定亲的人说成“那个人”。因那个人所在的村庄叫张楼，如果嫌只说那个人不是很明确，她顶多在那个人前面加一个定语，说成张楼的那个人。张楼张楼张又张，张楼那个十九岁的人儿啊！

他们两个定亲不久，张楼的那个人就到一个山区煤矿当工人去了。临去当工人的头天晚上，那个人和方喜明约了一个会，会面的地点是在一座小桥上。半块月亮在薄云中忽隐忽现，不知是月在走，还是云在走。桥下的流水静静的，若明若暗，反映着碎银子一样的月光。遍地的庄稼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向上生长，一片苍茫连着一片苍茫。庄稼地里虫鸣十分繁密，有着千翅万翅齐弹奏的绵长悠远效果。他们两个在桥上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方喜明送给那个人一双她亲手做的鞋，那个人握了一下方喜明的手，两个人的相会就结束了，一个走向桥东，一个走向桥西。

那个人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还，方喜明心里难免空落落的。那个人在家时，他们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可他们毕竟同属一个大队，偶尔看见那个人的机会还是有的。比如大队在一个打麦场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方喜明会在会场上看见那个人。再比如，那个人曾在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演过节目，跟同在大队宣传队演过节目的大队会计孟庆祥是好朋友，那个人去大队部找孟庆祥说话，方喜明有时也会远远地看见他。还有，今年春天方喜明去镇上赶三月三会，在熙熙攘攘的千年古会上也看见了那个人。她穿过一道巷又一道巷，挤过一条街又一条街，当终于在人群中看到她的那个人时，她心头轰地一热，像达到了最终目的一样，就回家去了。是的，在那些情况下，他们没有接近，更没有说话，只是看一眼而已。而且，她看到了那个人，并不能保证那个人同时也看到了她。能看上一眼就够了，一眼三春暖，能看到那个人一眼，足以让她心满意足，温柔无边。她还能要求什么呢！那个人这一远走，她想看到那个人就不容易了，不光夏天看不到，秋天看不到，冬天看不到，恐怕到明年春天都不一定看得到。那个人还在家的时候，虽说他们两个不在一个村庄，但那个人所做的很多事情方喜明都想象得到，知道他怎样戴着草帽锄地，怎样挥舞着镰刀割麦，怎样在深不见人的棒子地里掰棒子；还知道他怎样爬树摘桑葚，怎样下河摸鱼，怎样在雪夜的煤油灯下看书等等。那个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方喜明的想象没有了依据，无从想起，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样一来，他们两个不仅从地理和空间上拉开了距离，从心理和想象上似乎也拉开了距离，真让人发愁！方喜明想叹一口气。想到心到，她真的叹了一口气。她叹得轻轻的，颇有些我想叹气不敢叹的意思，但她的叹气还是被自己听到了。她吃了一惊，生怕她的叹气被家里人听到，说她有了心事。她叹气时，娘在家，妹妹在家，弟弟也在家。外面下着小雨，娘在纳鞋底子，妹妹在拆一件棉衣，弟弟在写作业，他们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听到她的叹气。或许听到了跟没听到一样，对她为什么叹气并不关心。心事都是自己的，从心事的角度讲，每个家里人也都是别人。自己的心事自己承担，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天下午，生产队里给女劳力安排的活儿是翻红薯秧子。下过雨后，太阳一晒，红薯秧子长得格外旺盛，满地绿汪汪的。红薯秧子贴地蔓延，秧子下方会生出一些白色的根须，扎进土里，秧子走到哪里，根须就会扎到哪里。在农人看来，如果红薯秧子上的根须扎得太多，会分散整棵红薯的营养，影响红薯主根根部块茎的发育和生长。而翻红薯秧子的目的，是把那些扎在土里的根须扯断，让红薯秧子和红薯叶子上的全部营养，都集中在根部的块茎上，保证红薯长得又大又红。方喜明踏进红薯地里，和女劳力们一起翻红薯秧子。她们不能揽得太宽，每个人一趟只能揽两垄，左边一垄，右边一垄。不管左边还是右边，她们都是用右手翻。她们蹲在一尺多深的红薯秧子丛中，也是蹲在两垄红薯中间的地沟中，一边翻扯红薯秧子，一边向前移动。她们从一棵红薯的根部那里抓到红薯秧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像抓到姑娘粗壮的头发辫子一样。她们一律把“头发辫子”翻到了后边，恰如姑娘家的头发辫子都拖在身后一样。有的红薯秧子根须扎得少，她们翻起来很轻松。有的红薯秧子根须比较多，根又扎得比较深，抓地抓得比较紧，她们需要使劲儿拉扯，才能把红薯秧子揭起来。当根须被揭断时，会发出一连串裂帛一样好听的声音。在密匝匝的红薯叶子下面，有蝈蝈、蟋蟀等多种昆虫在合唱。它们的合唱虽然有高音，有中音，也有低音，但听起来十分和谐。翻红薯秧子的队伍翻到它们跟前时，合唱队暂时分散，它们的合唱暂时停止。队伍刚刚翻过去，它们便迅速集结，合唱重新开始。红薯叶子的正面是墨绿色，背面有一些发白，红薯秧子一翻过来，绿色就变成了白色，远看如开满了遍地白花。有的红薯秧子的根须由于抓地太紧，根须没有扯断，倒把红薯秧子扯断了，白色的汁子冒出来，散发出一股股浓浓的青气。方喜明听娘说过，以前还是各家各户种地时，有人翻红薯秧子是手持一根顶端削尖的木棍，站在地里挑着翻，那样就不必一直蜷窝着蹲在地上，身体会舒展一些。自从土地归集体所有制之后，社员们翻红薯秧子就不再是站着用棍子翻了，都是蹲在地里翻。方喜明从没有站着翻红薯秧子的经历，自从她成为生产队的一个女劳力，第一次和女劳力们一块儿翻红薯秧子时，就是身体重心向下，蹲在地里用手翻。她从不觉得这样翻红薯秧子有什么不好，在她看来，翻红薯秧子是最简单的劳动，只动动手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动脑子，比梳头发辫子都要简单。

她干活儿时虽然不用动脑子，可她的脑子并没有闲着，一会儿想到东，一会儿想到西；一会儿想到天上，一会儿想到地下。不管她想到哪儿，总是离不开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只能是张楼的那个人。那个人不在地面上种庄稼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钻到地底下挖煤去了。方喜明在打铁的铁匠炉那里见过煤，知道煤都是黑的，都是从最黑最黑的地底下挖出来的。但她想不出来，地底下到底有多深，究竟有多黑。方喜明下过的最深的地方是她家的红薯窖，见过的最黑的地方是红薯窖下方储藏红薯的地洞。红薯窖还不到一丈深，她觉得已经很深了，比老鼠和黄鼠狼打的洞子都要深。储藏红薯的地洞当然很黑，黑得她感觉好像没有了白眼珠，只剩下黑眼珠，连红薯都变成了黑薯，一摸就能沾一手黑。一个红薯窖尚且这样，那挖煤的煤井，又不知深成什么样、黑成什么样呢！在那样又深又黑的煤井里挖煤，那个人害怕不害怕？要是害怕的话，那个人会怎样？这时方喜明一抬头，看见天上飞过一只鸟。据说一只鸟一天可以飞很远，她想，这只鸟也许是从那个人挖煤的地方飞过来的，她暂停翻红薯秧子，两只眼睛盯着那只鸟。可惜那只鸟没有降低飞行高度，没有放慢飞行速度，更没有停留，一直飞了过去。鸟越变越小，从一个高粱穗子，变成一粒高粱；再从一粒高粱，变成一粒芝麻；后来连芝麻也看不见了。直到这时，方喜明还从没想到过，那个人会不会给她写一封信，那个读过中学的人会不会给她写信说说在煤矿下井的情况。她只想到，她每天想那个人，不知那个人会不会想她。要是她只想那个人，那个人并不想她，那就不好了。

立秋之后，第一个被人们打上标记的日子是七月初七。有戏里唱道：年年有个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并不是一个节日。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还有春节等，都是节日，人们都不会忘记，家家都要正儿八经地过一过。七月七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把它当成节日，会因人而异。把七月七当节日的，会把它说成七夕节、乞巧节，夜晚会仰脸在天河两边找一找牛郎星和织女星。而不少人根本不把七月七当回事，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连向天空看一眼都不看。方喜明怎么样呢？她能记起这天是七月七吗？在以前，日子如流水，一天又一天，她跟大多数人一样，也很少能想起七月七来。就算偶尔能想起来，也是因为娘的提醒。娘的说法是老一套：今天是七月七，喜鹊又该去天河上搭桥了，牛郎和织女又能见面了！听了娘的提醒，方喜明虽说知道了那天是七月初七，也想起了传说中的放牛郎和七仙女的故事，但她觉得那样的故事遥远得很，隔着千层云，也隔着万里风，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听了也就过去了，只从耳朵里过，没从心里过，该薅草就去薅草，该拾柴还去拾柴。今年可不一样了，心上有了牵挂的方喜明，无须任何人提醒，一大早就记起了这天是七月七。仿佛她还没有完全睡醒，七月七就醒在了她前头，七月七似乎对她说：方喜明，你已经是有主儿的人了，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方喜明赶紧说：不用你说，我记着哩！这个日子让方喜明心里突地一跳，就一下接一下跳了下去。她有点儿欢喜，还有点儿发愁；有点儿想笑，还有点儿想哭；觉得这一天有点儿短，还有点儿长，不知怎样才能度过去。

这天下午，女劳力的活儿是钻进高粱地里打高粱叶。高粱的叶子是高粱生长的标记，高粱每向上拔一节，就要长一片叶子。等到高粱长出穗子，整棵高粱秆子上就会伸展出好多片叶子。高粱的叶子又宽又长，秋风一吹，叶子会发黄，但叶裤子还紧紧穿在高粱秆子上，不会自行脱落。打高粱叶子的用意与翻红薯秧子一样，是为了避免营养分散，把最后的养分都集中供应给高粱的穗头。打高粱叶子的女劳力，要逐棵逐棵、自上而下，把高粱秆子上叶片全部打光，打成光杆，打得有些发红的高粱穗头像高擎的火把一样。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些家里有小孩子的妇女，从高粱地里走出来，匆匆回家奶孩子去了。方喜明没有回家，她一个人登上高高的河堤，在河堤上整理了一下头发，想到应该以水为镜照一下，就沿着河内侧的堤坡，下到水边去了。这是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南边通淮河，北边通黄河。在发大水的时候，淮河的鲤鱼可以通过这条河北上，先进入黄河，再逆流西游，以实现跳龙门的愿望。河水在春天是浑的，在夏天也是浑的，一到秋天就变成了清的。方喜明一直不能明白，秋天到底有着何等神奇的力量，一下子把浑浊的河水变得如此清澈。河水一清到底，能看到水底有些臃肿的草根，嵌在黑泥里的白蛤蜊片，谁扔在水里的半块儿生红薯，还有天上的朵朵云彩等。方喜明一到水边，就把映在水中的自己的脸看到了。按理说，她对自己的脸应该最熟悉。可不知为什么，她每次看到自己的脸，都觉得有些陌生似的，想看，又不敢多看，好像多看一眼就有些不好意思。在她静静地看自己的时候，一些小鱼游了过来，在她“脸上”游来游去。西边的阳光透过水面，照在小鱼身上，小鱼呈现的是斑斓的色彩。小鱼干什么呀！她觉得小鱼这样的表现不是很好，就以手撩水，把小鱼赶跑了，赶到对岸去了。

这条河也是一道分界线，河对岸的河堤就是张楼的河堤。从河堤的外侧往下走，就是张楼生产队的庄稼地。方喜明相信，这条河不是天河，只是一条地河，河不能把她和她的那个人分开。这样想着，她就顺着河向北边望，一眼就望到了那座小桥。那个小桥不是喜鹊搭起来的，而是用石头砌成的，结实得很。那天晚上，她和那个人的约会，就是在那座石桥上，她送给那个人一双鞋，那个人拉了她的手。想到这里，方喜明的心一下子柔软得不行，眼里顿时充满了泪水。

七月七这天，方喜明仍没有想到那个人会不会给她写一封信。人虽然已经长到了十八岁，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大姑娘，但因她没有收到过别人写给她的信，她自己更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信，脑子里几乎没什么信的概念。直到中秋节那天，方喜明在路上碰见了孟嫂，孟嫂一上来就问她：张东良走后给你来信了吗？

没有。

这个张东良，他怎么还不给你写信！他走了都有两个多月了吧？

两个月零十九天。

你看你记得多清，有整又有零。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他？

谁想他，我才不想他呢！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