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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学》2021年第8期|王彬:往南方的城市去
来源:《福建文学》2021年第8期 | 王 彬  2021年07月29日11:34

武汉与上海是两座大城市。

前者是九省通衢之地,后者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相对上海,武汉格外阔大。武汉本应是三座城市,因为长江与汉江而被扭结在一起,那样宽阔的河流不舍昼夜地向东流涌,即便是敷设了数量众多的桥梁、开挖了江底隧道,也依旧免不了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且有一种江山辽阔、壮丽入画的感觉。上海则精致、瑰丽。美国诗人桑德堡吟哦,落月的黑色金光砸向鸡尾酒的杯子,彩色旖旎,瞬间喷溅出来。在外滩眺望浦江对面,这样的诗情兴许会不由自主地翻涌而出。

这两个城市我都喜欢,曾经多次因公或者因私去过那里或周边地区,而产生了一些感想,写出了一些文字,今天聚拢于此,算是与往事干杯而碰撞出记忆的喧哗。其实,记忆也如同城市,夜色中,有些建筑消泯了而使人感到沉重,有些则亮起灯光,既温暖又深邃,令人难以忘怀。

钟子期墓在武汉的蔡甸区。

墓为圆丘形状,上面是土丘,下面是浅灰色的石帮。围绕墓,种植了九株塔状的松树。为什么是九株,好像是有说法,可惜被我忘记了。墓的前方有两条墓道。一条是旧墓道,一条是新墓道。前者的前方有一座方亭,里面立有一方石碑,阳面镌刻“钟子期墓”四字,阴面是张舜徽撰写的说明文字。后者宽阔明朗,道路有不同的颜色,好像是有一道黑色的断裂,预示伯牙摔琴以酬知音。相对旧墓道,新的宽敞堂皇,仿佛是可以让大妈跳集体舞的广场,没有了旧墓道的清幽与意蕴。

钟子期的故事与伯牙相连。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列子》中的《汤问》:“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钟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列子》是魏晋人伪托战国时期的著作,颇有学者对其辩诬,我倒是希望伯牙与钟子期是一个真实故事而不仅是传闻。有些事情永远是迷雾难辨,然而在难辨之中保持或者传达一种高古美德总是应该的吧!

“知音不易得,抚剑增感慨”,这当然是无奈之事。泰戈尔有诗:“神仙坐在船上,篮子里装满了梦。”去哪里可以找到那个篮子呢?法国诗人阿多尼斯在《你和我的眼睛之间》中写道:“当我的眼睛淹没于你的眼睛,∕我瞥见那最深处的黎明∕看见古老的世世代代;∕看见我无法领会的一切∕并感觉到宇宙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的之间。”如果遇不到这样传奇般的美丽眼睛,那就闭上眼睛想一想,让心底多年沉默的古井泛起一圈春色微波,呼唤一点真诚的回声总是应该的吧!而真诚的前提是说真话,如果不能说真话,只是以假话搪塞谄媚,甚至用谣言耸动天下,哪里还有什么知音可寻?

去黄鹤楼公园。

公园大门左侧是搁笔亭,对面是一座石壁,镌刻着崔颢的黄鹤楼诗。据说,李白原来也准备醉酒高吟,但是被崔颢折服了,搁笔亭便由此而来。搁笔亭的外侧是公园围墙,下面是一条公路,再外是居民小区的苍色屋瓦,林木丛薄,人家凌乱,衬托得搁笔亭也有些烟火之气了。

因为雨,洁白的石阶变得乌黑而濡湿,从石阶上升起一种清寒之感。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向黄鹤楼走去。在行走的过程中,黄鹤楼不断从各种角度闯入我们的眼帘,袭用《水浒传》的表述是“端的造得好”而使人产生仰止之感。来到这里,总免不了将黄鹤楼与岳阳楼相比较。岳阳楼宛如秋日黄昏而端庄深沉厚重,黄鹤楼虽然新建,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黄金的檐角从静穆的秋日中翚飞而去。范仲淹应滕子京之约写下《岳阳楼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滕王阁也有这样的美妙文字,可惜黄鹤楼没有这样的千古名篇,但有诗亦可,尽管翩翩黄鹤已然没入云端飞走了一千年,却至今令人感念不已。我记得《岳阳楼记》有这样的抒怀,大概是登斯楼也,把酒临风喜气洋洋,则有心旷神怡之感,登黄鹤楼当然也难免涌现这样的感受,只是更加真切入微而已。微雨飘零,云层辽阔,大江对岸新建了不少高层建筑,都是那种细高的塔楼,再远是龟山电视塔,塔体纤细,曾经有“亚洲桅杆”的美称。天空云层弥漫,舒朗而美丽,蟹灰中夹杂些许丝状的亮丽的白色。云层横跨天际,楼房细如微木,“天边树如荠”便是近似的描绘吧!而目下,江水作嫩灰色而微澜波动,武汉长江大桥宛似草茎横置江上,运客的江轮与载货的驳轮,如同塑料制品的彩色小鸭子在大江浮动。毛泽东有句“极目楚天舒”;黄鹤楼前有一座朱红色的牌楼,匾文曰“江山入画”,道尽了这里的恢宏与瑰丽。

以大江为背景,我给徐拍了几张照片,之后我们下楼沿山脊前行——因为道路开辟于山脊之上,一侧是婉转多姿的山峦——近处是翠绿与杂色斑驳的小山,远处是纵横苍茫的山脉;另一侧构筑了雉堞一类的防守设施,说明这里曾经是以山为城。再向前是岳飞的雕像与“还我山河”石碑。绍兴四年(1134),岳飞驻节鄂州,即今之武昌,后来他再次返回鄂州驻扎。岳飞被封为鄂王便因此而起。岳飞的母亲也随军住在武昌,不幸于军中病故,岳飞送母亲安葬经过的地方,今天仍有地名流传下来,称为忠孝门。据说还有不少地方,诸如岳家嘴(岳飞在此训练水师)、岳飞街、报国巷,而司门口曾经是岳飞帅府——英雄之气已然融入武汉的寻常巷陌了。我有时愤懑,何以那样一个精忠报国的英雄,却横遭风波亭那样的惨祸?制造这样冤案的人真不知把心肝置于何处!同时又为岳母庆幸,幸亏她早逝而避免了看到儿子被冤死的锥心之痛。在一个难以说真话的制度下,什么匪夷所思的坏事不可以做出!武汉人说,岳飞的《满江红》是在黄鹤楼创作的,我认同这个说法,真的是这样的楼才配得上这样的词,难道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在武汉,应该是在这里,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夜色凉如冰水,梧桐老矣而雾白横江,岳飞突然从梦中惊醒,听到阶下寒蛩的鸣声而心绪万端,提笔写下一首《小重山》词,末尾写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样的惆怅,在中国历史人物中似乎成为常态。“欲将心事付瑶琴”,在风波亭的刹那间,岳飞想到了什么?想一想都令人心痛。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何其不幸与无奈也!记得早年读黄裳先生的《一市秋茶说岳王》——我很喜欢他这篇谈岳飞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出自黄节(晦闻)先生的七律《岳坟》:

中原十载拜祠堂,不及西湖山更苍。

大汉天声垂断绝,万方兵气此潜藏。

双坟晚蟀鸣乌石,一市秋茶说岳王。

独有匹夫凭吊去,从来忠愤使人伤。

诗中自注:“坟前茶肆数十家。”“一市秋茶说岳王”便源于此。黄裳先生的文章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游记,另一类是书话,他的游记并非如时下笨文只是记录风景,而是常将笔端置于历史的烟云之上,把山川、风物与文化糅杂一道,深情冷眼,文简质腴,从而别具沧桑,相比于风行坊间的所谓文化散文远矣,然而如今把玩这类文字的读者少之又少,因此只能沦为小众读物。

在我的印象中,豫园的南翔小笼包颇有味道。

那是一个不大的小店,位于道路拐角而位置极佳,有大玻璃窗,可以眺望九曲栏杆在浅灰色的池塘里迂折,但餐桌不过寥寥数张,是那种普通的木方桌,不是椅子而是凳子,涂饰淡淡的黄漆,颜色有些发旧了。厨房与餐厅相通,可以瞥见白衣的师傅们热气腾腾地忙碌,蒸汽洁白、朦胧而厚重,弥散着蒸熟后包子的诱人香气。

我们因为来得早,食客不多,故而可以从容就餐说些闲话。记得不知是什么原因,说到李白对影成三人的诗句。在皎洁的月色里,怎么会出现三个身影呢?我说,第一是李白本人,第二是李白的身影,而第三个是,在酒杯微澜中李白的倒影。人只有端详酒杯时才会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凝视酒杯中自己的身影,应该是孤独寂寥的,在欢乐的酒宴上,有谁会在酒杯里揣摩自己的影子呢?这当然是闲话。又说到《水浒传》中,黄巡检率领士兵去石碣村捉拿晁盖,阮小二提着锄头在湖岸上走来走去,将落水爬上岸的士兵,一锄头一个,血馒头似的又统统打落在湖泊里。一个老虎似的雄赳赳的汉子,挥动锄头击打士兵的头颅,锄头本是掘土的和平的劳动工具,在这里却变成杀人利器,怎样想都使人恐惧!

豫园吸引人的当然不只南翔小笼包,那不过是豫园中一枚小小的诱惑而已。来到这里,总的感觉是这里的小店多,但是近年的“绿波廊”经过改造,已经成为两层大店了。据说,每年除夕,“绿波廊”都是上海人吃团圆饭的好地方,高潮的时候,师傅们从厨房走出来给食客拜年,食客高兴地还以感谢的掌声。想一想这样的情景,都不禁产生一种热闹、兴奋而温馨的感觉。因为小店多、道路狭窄而人流拥堵,豫园的商业气氛也就格外浓郁,散发一种醇厚的老酒似的上海味道,当然这样的味道离不开这里的城隍庙。北京也曾经有城隍庙,有一处叫“都城隍庙”,因为是全国性质的,故而称“都”。北京历史上有三座城隍庙。都城隍庙是一座,还有一座在西城,另一座在东城的大兴胡同里。那座城隍庙,对面的东城区公安局曾经是旧时代的大兴县衙,山门两侧有一副石制楹联,可惜我只记住半副,大概是“阳世奸雄古往今来放过谁”?

每一座城隍庙都供奉当地的保护神,豫园的是东汉时期的霍光,据说起源于东吴孙皓的指派。孙是一位昏君,指派霍的原因自有他的道理,而关于霍在史官的笔底也有贬义,当然时代不同,评价人物也随时代而变,没有什么更多话好讲。豫园城隍庙山门的楹联是:“做个好人,心正神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知。”大殿里也有两副,一副是赞颂城隍的功德,另一副是:“刻薄成家,难免子孙浪费;奸淫造孽,焉能妻女清贞?”批判的指向是清晰的,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然而,总是一种警戒,至少对良心未泯的人是一种向上的鞭策与指示吧!匾额则是这样四个字:“牧化黎民。”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是古希腊文明,一是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上帝自比牧羊人,信徒则被喻为羊。上帝说我是好牧羊人,你们只要追随我就可以进入天堂,对羊而言,羊圈的门就是开启天堂的大门,所谓羊的门便是这个意思。中国的长官也往往自喻为放牧之人,而且不仅要放牧给羊吃草,还要对被放牧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教育,也就是教化,豫园城隍庙的“牧化黎民”匾额便由此而来。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潮流虽然不同,但在根本的源头上还是可以追溯的。

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曾经来过豫园,当时城隍庙已经封闭了,豫园的内园却是开放的,里面有说明牌子,介绍这里的“点春堂”是小刀会的一处议事地点。小刀会是太平天国时期发生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民变,首领是刘丽春,“文革”前上映过一部演绎小刀会的彩色影片,我至今还记得大体情节。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上海的外滩处于动乱状态而夜光萧瑟,建筑物憧憧地挟着凉薄的寒气。半蹲在冥暗的紫雾里,对面的浦东更加郁暗,铁青色的云朵海浪一般在苍穹里翻卷,黄浦江浑浊而奋急地向东方奔涌。我们又去外白渡桥,寻找茅盾在《子夜》开篇中关于那一带的描述。外百度桥高耸的钢架虽然还在,但怪兽似的霓虹灯广告,“放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自然是了无痕迹了。作为现实主义作家,我始终推许茅盾,至少他的笔锋敢于触及社会,不像今之有些“精致”的写手勇于回避而不吝赞歌高颂。

梳理上海历史,有一位人物是回避不了的。

战国时期,楚国一位叫黄歇的人,被封为春申君,封地就在今天上海的华亭一带,曾经率领百姓疏浚黄浦江,上海简称申,便是这个原因。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黄歇这个人,“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黄歇口才好,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攻打楚国的打算,又说服昭王将作为人质的楚国的太子放归而继承王位,即楚考烈王,于是“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

春申君做楚国宰相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魏国有信陵君,号称四君子。这四位君子竞相礼贤下士,辅助君主治理国家。在春申君担任楚国宰相的第四年,秦国在长平击败赵国的军队,而坑杀赵军四十万余。第二年,又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楚国告急求援,考烈王派春申君带兵驰援而迫使秦军解围。

春申君这个人讲究排场,他居住的地方,据司马迁说——他到过那里,“宫室盛矣哉”!一次,赵国的平原君派门客到春申君那儿访问,春申君把他们安排在上等客馆居住。赵国的门客欲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庶,特意将玳瑁做的簪子绾住冠髻,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宝剑,请求与春申君的门客会面。春申君有门客三千余人,上等门客穿着宝珠做的鞋子,“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而“赵使大惭”。

考烈王没有子嗣,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把自己的妹妹献给春申君,不久他的妹妹怀孕了,李园让妹妹对春申君说:“考烈王没有儿子,百年之后,肯定是他的兄弟继承王位,先王已故,后王未必会对你好。我现在有身孕,众人不知道,此时不如把我献给考烈王。”如果生了男孩子,“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认为有道理,便将李园有了身孕的妹妹献给考烈王。考烈王召入幸之,生了一个男孩,立为太子,于是以李园妹妹为王后,又重用李园,而“园用事”。李园“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春申君却浑然不知。

不久,考烈王病笃,有一个叫朱英的门客对春申君说:“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现在事情即将发生变化,难道您不想有无毋望之人的帮助吗?那么,“何谓毋望之福”呢?春申君问。朱英答说:“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那么,什么是“毋望之祸”?朱英说:李园“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又问:“何谓毋望之人?”朱英说:“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朱英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毋望之人”。然而,春申君认为李园是个“弱人”,没有能力,做不了大事,不足为虑,“足下置之”。朱英见这个情形,便惧祸而远遁。十七天后,“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随后李园又派遣武士杀掉春申君的家人。

对春申君这个人物,司马迁的结论是,早期的春申君“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旄”,通俗地说就是老糊涂。“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总之是既精明又糊涂。外地人评价上海人精明,或许是继承了黄歇早期的基因。这当然只是我的随想、猜测而不足为凭。然而再想,如果起春申君于今世,这个叫黄歇的人说不定会做出惊天动地之事,当然或许也会随同芸芸众生。

在外滩眺望浦江对岸,惊叹那里的楼宇盛宴,如花如云,那真是天上人间气凝万千而光影含吐,这是东方的神话,沧海中的璀璨星辰——“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那么,仙人呢?真的是“霓为衣兮风为马”,“群仙出没空明中”?

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执行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学术著作《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中国文学观念研究》,散文集《沉船集》《旧时明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