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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21年第8期|周建新:满目青山遮不住(节选)
来源:《人民文学》2021年第8期 | 周建新  2021年07月28日08:03

周建新:男,满族,文学创作一级,一九六三年冬月生于辽宁兴城。著有长篇小说《大户人家》《血色预言》《老滩》《王的背影》《锦西卫》,中短篇小说集《分裂的村庄》《平安稻谷》等十余部。在《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小说百余篇。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多次入选年度文学选本。作品多次获得辽宁文学奖,曾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等。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满目青山遮不住

——记“时代楷模”孙景坤(节选)

周建新

深藏军功六十载

这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环抱在青翠的山峦间,浩荡的大沙河绕村而走,一片平川向它敞开宽广的胸怀。村子叫山城村,一座座尖顶红瓦的民居散落在山坳间,其中一座普通的房子里,居住过一个不普通的人,那就是深藏军功六十余载九十六岁的老英雄,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之际,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孙景坤。

六十余载,孙景坤默默无闻,直至2020年9月被评为“辽宁好人”,不断有媒体进村采访,各种新闻不断地传播孙景坤抗美援朝的事迹,村里人才知道,与他们朝夕相处七十余载的“老队长”,原来是个功臣。国庆长假,笔者进村采访,那些八旬以上的老人连连摇头,只知道“孙队长当过兵,去过朝鲜,带领大家让山城村第一生产队过上了好日子,还是第一次听说立过一等功、当过大英雄”。

随中央电视台节目组一同到丹东光荣院采访老英雄时,坐在轮椅上的孙景坤,从胸前一片军功章中,摸到那枚抗美援朝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声音含糊且又平淡地说,1955年彭德怀给我挂上过。

这些军功章曾在四十年前显露过一回,那时由孙景坤的母亲保管,包在一条“赠给最可爱的人”毛巾中,里面还裹着一层红布,孩子们放学时,时常把它们当成玩具别在胸口。村里有个孩子叫张德胜,常来孙家玩,那年才十四岁。在崇拜英雄的年代,孩子们最喜欢把军功章当成玩具。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德胜到东风造纸厂玩,在准备打成纸浆的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书,书名叫《战斗在朝鲜》,这本是第二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政治部编写的,里边有一篇文章,篇名是“奋战在危急情况下的副排长孙景坤”。他如获至宝,拿到孙景坤家,指着篇名旁的画像,兴奋地说,二大爷,你是书上的英雄。

孙景坤平静地说,那不是我。

张德胜一字一板地往下念,孙景坤还在说,重名了,不是我,直到念到副连长支全胜的名字时,他突然插嘴,他才是真英雄,腿都打没了。随后,脸色凝重,眼里含泪,自言自语道,都牺牲了,就不让孩子再念下去,叮嘱孩子把书收起来不给别人看。

从此,那些军功章再也不是孩子们的玩具了,被孙景坤深藏起来,直至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平移重建,需要征集资料,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他犹豫再三才默不作声地将立功证书、立功喜报和部分珍贵老照片捐出来,送给纪念馆永久保存。之后又回归到平静的生活中。至于那些军功章,纪念上甘岭战役六十周年,相关部门找到他去北京参加活动,需要穿军装拍照,他才从深藏的箱子底下找出,重新挂在胸前。

尽管老人头脑清醒,思路清晰,毕竟九十六岁高龄了,身体很虚弱,在丹东市光荣院采访时,笔者不忍心让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受累,也不想让老人重新回忆战友们为国牺牲的悲壮场景,只好从资料中、从其他人的讲述中、从40军119师后代对父辈们的回忆中,还原老人战争年代的艰辛往事。

1947年夏,被国民党占领了七个月的丹东再次解放。从小讨饭的孙景坤重新找回了主心骨,担任山城村农会副会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1948年1月,部队开拔,他告别新婚才六天的妻子参军入伍,跟随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8师第24团奔赴更远的战场,去解放更多的贫苦农民。

1948年3月初,解放四平的战役打响,国民党部队防守顽固,孙景坤所在的三人机枪组是全连的主要火力,自然也成为敌人重点打击对象。主射手牺牲了,他接替上来,子弹飞蝗般密集飞来,身背后的棉袄棉花四处飞散。等打完仗,站起身,棉袄自动脱落下来,只剩下两个袖口连在身上。幸亏时节已到惊蛰,人才没被冻坏。等到攻克了四平,半个月他换了四件棉袄。

刚参军的新兵就这样有勇有谋,连长喜欢得不得了。接下来的夏季,辽源练兵、包围长春,他练出了一身本领。

1948年9月,孙景坤随部队秘密转战辽西,夜行百里,迅速包围了锦州的屏障义县,打响了辽沈战役第一枪。攻克义县后,还是夜行百里马不停蹄地会师锦州,由城北推进一直打进市中心。解放了锦州,又是马不停蹄急行百里,参加黑山阻击战、辽西大会战,直至全歼廖耀湘兵团。

辽沈战役,新兵孙景坤能打会拼,居然立了两个三等功。

1948年11月,四野三纵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孙景坤隶属119师357团7连。这支“旋风部队”迅速从九门口入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包围北平,转战天津。平津战役,孙景坤更加机智勇敢,立下了二等功。

随后,他随部队攻河南、战长沙,部队所向披靡,直抵雷州半岛。1950年4月,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时,他们乘坐木船,海面对阵敌人的炮艇,天上对抗敌机的轰炸,创造了木船打铁甲炮艇的新战法。激战中,孙景坤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直至快到岸边时木船被炸成两截落入海中,幸亏他及时地抱住了一截木板,硬是划上岸去继续参加战斗。

解放海南岛,他又立下了一次二等功。到了朝鲜战场,他立功等级上升到了一等功。

这些军功章都是有据可查的。笔者采访时,孙景坤的长子孙福贵回忆道,老人的军功章丢了好几枚。究竟丢了哪一枚,丢的是哪次战斗立的功,老人没去记,也想不起来了。是啊,深藏军功六十载,老人哪会刻意记住自己的功劳。

军功章能深藏,却藏不住身上的累累伤痕,那是伴随他生命、一生无法抹去的“军功章”。军功他忘了,伤痛他忍着,唯一不忘的是入党的时间。即使九十六岁高龄,患病时意识有些模糊,也能准确地说出入党时间,1949年1月,在北京,参军一整年时。那是经历过硝烟与鲜血的考验,这个身份他珍惜了一生,哪怕耄耋之年也在践行入党誓词。

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之际,现在,让我们重点回忆孙景坤抗美援朝时的情景。

1950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入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刚从海南岛战场撤回的孙景坤,随部队集结到安东(即丹东)待命过江。他的家与集结地仅一山之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孙景坤,居然没向部队提出探亲的要求,倒是听到消息的妻子爬山越岭到部队,与他匆匆见了一面。

10月19日,趁着夜色,40军悄悄渡过鸭绿江,满眼的星光下,孙景坤向着祖国、向着家乡的方向深深祈福。对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感触最深,因为他亲眼看到美国几乎天天侵入中国领空肆意轰炸自己的家乡,工厂被毁,村庄燃起熊熊大火,刚刚过上新生活的人们瞬间家破人亡。不帮助朝鲜人民赶走侵略者,家乡永无宁日。

过江后,119师作为120师的纵深预备队,沿永山、龟城、泰川、云山方向进军。在两水洞地区,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志愿军40军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随后一路连破美军数道阻击线,将侵略者赶到清川江边。

一个月后,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119师奉命将美军第2师牢牢地钉在苏民洞地区,使其无法东援。守备龙水洞战斗,孙景坤所在的357团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他不畏牺牲冲锋在前,子弹击伤他的左臂留在了骨头里,他没退缩;子弹击中他的腿部掏出个贯穿大洞,肉都烂了,他依然向前冲锋了好几步,直至重重地跌倒。他无法继续战斗了,被抬下战场送回祖国疗伤。

在丹东养伤的一个多月,孙景坤仍然没有回家看一眼,心里时刻惦念着在朝鲜战场的部队和同生共死的战友们,伤还没好利索,他就提出归队申请。出发前,他去了趟志愿军留守处,默默地将妻子纳的鞋包裹进自己的军装,衣服的口袋里还有一封留给妻子的信,权当自己的遗物了,那意思是说,死也死在朝鲜。坐上闷罐火车,他第二次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追赶部队。半途中,火车遭遇了美军飞机轰炸,车身剧烈地摇晃着,一股热浪冲了进来,火车再也无法行进。尽管归途坎坷,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找部队,可是部队根据战事安排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孙景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只好第二次回国。

一般情况,受伤回国治疗无须回到战场了,或转入后方,或复员回家。孙景坤没想回家,跑到志愿军某机关打听自己部队的下落。两天后,他第三次过江追赶部队。临走之前,再次回头看了看家的方向,他只有一个信念,只有打了胜仗,才能回家过好日子。

三别家乡、三次渡江,孙景坤用行动践行一名志愿战士的卫国意志。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爆发,这是美军精心策划和准备后进行的,意在夺取这个朝鲜中部屏障五圣山的门户。双方以上甘岭为中心,沿着漫长的三八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40军119师在西线牵制和吸引美军第1陆战师,使其无法全力投入上甘岭方向。

10月27日,残酷的争夺战在坪村南山161高地进行,357团1连为打掉这个揳入我军防线的钉子,牵制住美陆战1师的预备队,给部队攻击行动扫清障碍,攻下高地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8连顶替上去,血战了十八个小时,打退了美军十四次冲锋,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四个人了,副连长支全胜已经握紧了爆破筒,准备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关键时刻,7连副排长孙景坤临危受命,带领九名战士,扛着八箱手榴弹和两箱转盘枪子弹,冒着弹雨增援上去。

161高地三面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很难增援,前几批增援的战士都牺牲在了途中。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后勤补给经常被敌人炮火切断,已经一天一夜水米未进、身负九十斤弹药的战士们,体力消耗巨大,饿得脚步有些踉跄。战场经验丰富的孙景坤终于找出敌人火力的死角,机会难得,他鼓励大家快速穿插上去。

躲过了地面敌人的火力,却没躲过天上的敌机。美军出动四架战机,封锁了他们增援的路线。面对敌机的扫射,孙景坤机警地吩咐战友,把弹药箱顶在头顶,拉开距离往前跑。紧急时刻,他发现了一片弥散着薄雾的地方,立刻带着战友钻了进去。敌机失去目标,胡乱地扫射一通后飞走了,十个人带着十箱弹药,完好无损地冲上了161高地。

准备以身殉国的支全胜扔下爆破筒,抓住他的胳膊,激动地说,老孙,你可上来了。

阵地上一名姓刘的无线电话员,满脸是血,绷带都蒙住了眼睛,他还是拿起步话机,激动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营长。营长兴奋地称赞孙景坤,好样的,有勇有谋。

随即,他们按照营长的指示,留在阵地投入战斗。孙景坤先后掷出两百多颗手榴弹,守住了即将丢失的阵地。有两个敌人借着硝烟的掩护,从侧面绕到他身边,只剩下两三米距离,他猛地端起“水连珠”步枪连续怒射,敌人应声倒下。刚解决了这两个,左面交通沟里又爬出两个敌人,走在前面的那人还端着一挺机枪,孙景坤反应敏捷,抢先开枪,又击毙了两个。

几次反扑失败后,敌人开始逃窜。孙景坤端平步枪,对准慌忙逃跑的敌人,一枪一个,击毙了二十一个敌人。作战的空隙,他把敌人的尸体拽过来在身边摆了一片,一方面当成工事,另一方面迷惑敌人,敌机贴着地面飞过时,看见地上这么多美国兵,就不会再打炮和轰炸了。

从中午到半夜,敌人一共向161高地组织了六次反扑,被他们一次次地打退,最后只剩下他和三名战友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他把枪围着战壕摆了一圈儿,战斗时,随时都能抓到枪,也不用换弹夹。激战过后,增援上来的战友们在炮弹掀起的泥土石块下找到了昏迷的孙景坤。他浑身上下多处受伤,耳朵被震聋,直到几天后才渐渐恢复了听觉。仅剩下的四个人从阵地上撤下时,还遇到了敌机轰炸,支全胜的腿被炸断了,孙景坤和周腊生轮换着,把支连副背了下来。

战火已经远去,人们奢侈地享受着和平,而孙景坤却收起军功章,深藏六十余载。半个世纪过后,他曾悄悄地去过大连,看望在干休所休养的支全胜,也曾向江西发信寻找161高地打死过七十多个美国鬼子的周腊生。他认为,他们8连才是真英雄,坚守161高地,从头打到尾,就剩下了他们俩了。

那场战役,40军荣记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的一共二十六人。

当时光的尘土被打扫干净,英雄回归本来面目时,面对功臣和英雄的称赞,孙景坤的眼睛潮湿了。往事不堪回首,和平是用鲜血换来的,活着是侥幸,牺牲是光荣,他最怀念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他说,能活着回来就是占了大便宜,任何对功名利禄的贪恋都是对牺牲战友的亵渎。

深爱每一寸土地

1955年,孙景坤转业回了地方。

作为抗美援朝的立功英雄,部队是要重点培养的,不久前毛主席接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孙景坤是其中一员,他还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一块儿集体合影了呢。眼看着就要去学习深造了,他却犯了胃病。

也难怪,朝鲜战场上饥一顿饱一顿,时常饿上两三天,一把炒玉米面就一把雪吃是常态,没有雪就去啃冰,牙都啃坏了,不得胃病那才怪了呢。孙景坤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干脆不去学习了,申请转业。打仗不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吗?回家搞建设,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何况他日夜思念着妻子惦记着父母呢。

转业时,孙景坤是排长,按照规定,丹东市安排他到工厂当车间主任。他从来没接触过工厂,又没有多少文化,弄不懂那些数据,怕当不好,直接申请看大门。组织上不同意,他就申请回村里,他熟悉农具和庄稼,是种地的好把式,当车间主任也好,组织农业生产也罢,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儿。

就这样,孙景坤自动放弃了干部转业的待遇,复员回到了山城村,回乡的第三天就拿起农具,带领着参加了互助组和合作社的人们开始了农业劳动。没多久,山城村成立生产队,他担任起了第一生产队的队长,一直干了二十六年。在办理党组织关系时,他尘封了自己所有的战功和荣誉,从此深藏军功,一心一意地建设家乡,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立下了这么多战功。

那时,山城村归蛤蟆塘镇管辖。这里之所以叫蛤蟆塘,是因为除了周边的矮山,全是一片涝洼地,夏天一片蛤蟆叫。这里良田少、路泥泞,想出村子都不容易。路是通往世界的途径,没有路,山城村就被封闭了。孙景坤回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只要不是农忙,他就带头手拎肩扛着碎石与土块,带着全队的社员填上一道道拦路的泥塘,垫平一条条沟壑,一段一段地修,一家一家地铺,让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直铺到村外通向镇里。

丹东有个小气候,是全省降雨最多的地区,鸭绿江的支流大沙河流经村旁,年年发水,洪水常常进村入户,修好的路毁了。孙景坤并不气馁,年年毁,年年修。村里人只知道通往村外的路从未断过,却不知道这些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披星戴月默默无闻地养护出来的。

那些年,村里最大的“敌人”就是大沙河。山城村处于大沙河的转弯处,是防洪最薄弱的地方,每逢雨季都会把山城村沿河的土地淹得一片汪洋。有时,洪水还冲进村子,威胁着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家被迫转移。

修堤筑坝迫在眉睫。

有人说,修也白修,常言道洪水猛兽,人拿它是没办法的。孙景坤心里想的是,再顽固,再厉害,再能泛滥成灾,能比得过美国鬼子吗?虽然困难是座山,只要肯一锹一锹不停歇地挖,山也会变平地。愚公移山讲的就是这个事。

孙景坤没有一味地增高大坝,他像当年打仗一样,分析洪水泛滥的原因,看到症结所在。大沙河侵害的不仅仅是山城村的第一生产队,河对岸武营村的果园也深受其害,要想彻底治理、捆住这条恶龙,需要固定河道,两边同时进行。可是两边的土地犬牙交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治河占了,谁也不愿意,这就妨碍了修坝。

就像指挥作战一样,治理大沙河需要统筹完成,孙景坤做出决定,山城一队与对面的果园交换土地,谁也不吃亏。就这样,冬季修坝在两岸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当时,没有机械化设备,独轮车都是罕见的工具,孙景坤就带头用筐挑、用肩扛运送土石。一直奋战了两三个月,孙景坤一直吃住在工地上,村民们看着孙队长这么辛苦,让他回家休息休息,他说,不行,大坝修完我才能回去,现在回去不放心。

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坝越建越高,越建越厚实,这头洪水猛兽被彻底地驯服了。不仅保护了两岸的土地,保住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河滩改造,还让山城一队增加了一百多亩耕地。对于惜地如金的农民来说,意味着全队每年能多养活一百口人,简直是天大的喜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上级不断拨款,完善大沙河堤坝,原有的泥坝被石坝代替了,可大坝的基础依然是孙景坤带领一队社员打下的。如今,大沙河变成了一条美丽的、温驯的河,她一年四季波澜不惊,河坝两岸成了造福一方供人们休闲娱乐欣赏风景的场所。

随着时代的变迁,蛤蟆塘这个地名已经成为历史,镇早已更名为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为什么改名叫金山,有许多原因。除了蛤蟆塘不好听外,最重要的是,那个沼泽成片的蛤蟆塘不见了,遍布镇里的是沃野良田、绿水青山。

这里面不得不提孙景坤的功劳,他是全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早践行者。

山城一队的前山和后山,原来是光秃秃的山,尤其是前山(山名为滚兔岭),1958年建了硫黄厂,熏得山上寸草不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硫黄厂停窑下马。看着荒弃的山,孙景坤心疼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带着山城一队的社员扒了破损的窑,在山上栽下了落叶松,几年下来,一尺高的小苗逐渐长高,把整座山都铺绿了。

半个世纪过后,每一棵落叶松都长成材了,树干粗得一米八几的大个儿都搂不住。想想当年被污染成寸草不生的山,种植每一棵树都需要改良土壤,都需要拎水上山,种活每一棵树是多么地难。孙景坤把每一棵树都当成了战友,种活它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战友,就当他们起死回生。

种植落叶松,给村庄穿上绿装,是留给大自然、留给子孙的财富,却不能改变眼下村民贫困的生活状态,这样孙景坤心里很不安。拼死拼活地打江山,不就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吗?增加社员的收入,是摆在面前迫切的问题。

孙景坤想起了解放前外村的一个地主,每年很大的一笔收入就是板栗树,他家种的油板栗又甜又面特别好吃。从小穷怕了的孙景坤对那种板栗有很深的记忆,既然地主能拿它出钱,我们怎么就不能?

那时,后山没有受过硫黄的污染,土质也很好,适合种板栗,孙景坤又是培植又是嫁接,使出浑身力气,终于搞出了和老地主家一样的板栗树。几年过后,后山栽满了板栗苗。板栗结果时,每斤能卖上两三块钱。又过几年,树长大了,每株产量增加到了五六十斤,一棵树就能给山城一队带来一百多块钱的收入,相当于城里一个工人四个月工资。几万株板栗树,就是山城一队的摇钱树啊。

孙景坤不太会算账,不过有一笔账他算得很清楚,山城一队的每寸土地都不能荒废。会算账的是生产队的会计曲华成,他很清楚地记得,二十几年时间里,队里种活的落叶松和板栗树,至少也有十三万株。

这些板栗树成了梧桐树,外村的姑娘纷纷到山城一队找对象。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后,孙景坤已是耄耋之年,外村姑娘嫁进来之前还要问一问,你家有几百棵板栗树?如果有四五百棵,对象就成了。

板栗树让山城一队辉煌了二十多年。

孙景坤的头脑特别灵活,思想也很超前,总是带领山城一队闷声不吭地搞副业。曾经吃大米饭是件奢侈的事儿,孙景坤却觉得,过上好日子的标准就是让队里人像城里人那样吃得起细粮,天天饭碗里有大米饭。

他把主意打在了村里的烂泥塘上,那里虽然有地,却是十年九不收。他带领山城一队的社员因地制宜,挖淤泥,造台田,台田上种玉米,台田下种水稻。谁也没想到,老队长就这么灵机一动,一举两得,荒弃的地变成了聚宝盆,玉米水稻双丰收。一时间,一段顺口溜在山城一队流传下来了,直到今天,老年人依然在传诵:山城一队大亚湾,当年就是烂泥滩,一遇水涝就不收,如今变成米粮川。

丹东的东沟县有几百年的水稻种植经验,孙景坤带领山城一队种水稻的本领就是从那里学来的。在学种水稻的同时,他看到了那里的人们还种植大家还十分陌生的草莓,顺便把草莓的种植技术也学到了手。

和种植板栗一样,草莓迅速地成为山城一队的副业,会计曲华成至今还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些年,山城一队光是草莓苗每年都能卖出五六千块钱,那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当然,孙景坤多种经营的头脑不仅仅停留在村里,他利用临近丹东市区的优势种植了上百亩蔬菜,土地附加值增加了好几倍。他还各尽所能,有效地利用山城一队劳动力资源。市里头挖沟砌墙,少不了山城一队劳动的身影;市里的工厂急需有人扛麻包,山城一队集体出动;从火车站到兽药厂的短途运输,少不了山城一队奔跑的马车;新华造纸厂的废纸挑拣,少不了山城一队出工。孙景坤管理生产队的模式,就是在部队当排长的模式,把社员当成士兵、劳动当阵地,让每个人发挥出最大的能量。过去,山城村其他三个生产队每日平均分值才三四毛钱,而一队却是其他三个生产队的总和,一块多钱。

当生产队长二十六年,孙景坤始终保持部队的作风,做事情雷厉风行,脏活累活亲力亲为,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别看他总是那样平和,从不多言多语,却是不怒自威,每说一句话都是板上钉钉。在他的影响下,山城一队的人莫说是偷摸的行为,就是上工时偷懒都觉得对不起老队长。村里的人都说,山城一队民风正干劲足,是老队长言传身教带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山城一队集体的力量无限扩大。

笔者在山城村采访时,村里的老党员们充满激情地说,老队长一生恪守“默默无闻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的原则,一辈子不忘初心,他是党员中的党员、样板中的样板,战争时的英雄具有偶然性,可当和平时期的英雄那才是一生一世的英雄。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