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在我记忆中，六大爷是我们本吴庄里最可怜的一个人了。

关于这一点，三岁的小孩都可以出来作证：在村庄里，六大爷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热闹声便戛然而止了，人们就会四散走开；他出现在人群中，好像钟表马上就全停摆了，整个村庄的人几乎都不和他讲话。偏偏六大爷又是一个见到人便会马上绽开全部笑容的人，除了生人还待见，若是在村庄，他的笑脸刚一展开，人们早就躲闪了。

热脸贴个冷屁股——这对六大爷来说，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稀松平常。这好似铁树开了花，人想看时便关闭了花期；好像一个人渴得要死，沙漠里却没有一滴水。六大爷的确是本吴庄里一个特别不受欢迎的人。

而说起来，六大爷还是村庄里读过书的人啊。母亲小时对我讲起来，总要说，“你六大爷有故事啊，你也是读书人，不要看不起人”。在母亲讲述的故事里——六大爷上了几年私塾后，他母亲突然死了，他家里也没什么钱，只好一边要饭一边读书，识得了一堆没有什么用处的汉字！

按说，在比较崇尚文化的本吴庄，识字的人相当于知识分子，本应受到欢迎，六大爷为什么就不受大家待见呢？

问题就出在本吴庄的多数人认为，六大爷既蠢又愚。

同样有例为证——说他蠢，是六大爷不会种田，不懂得到什么时候下什么种育什么苗，不知道到什么季节该秋收冬藏。虽然一辈子埋头苦做，可到该犁田打耙的季节，他犁的田深深浅浅，耙的地高低不一；而栽的秧，总是歪歪扭扭，不在一条直线上……连过路的年轻人，都会因此笑话他。而说他愚，是六大爷见到人，不会察颜观色，也不管人家笑不笑话他，他动不动就开始摇头晃脑地吟上几首打油诗，“天上下雨又打雷，今天正好去积肥。肥多稻谷长得壮，打得粮来不吃亏”。

结果，人家没笑，六大爷却自己笑了。

我们本吴庄的人性格向来以直著名，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时间一长，大家见了六大爷，都是“嘴里呸来眉上皱”，能够躲避，绝不迎面相逢。不仅外人如此，甚至连与六大爷过了一辈子的六奶奶也这样，一生对六大爷也没有个好脸色，更谈不上嘘寒问暖了。全村人都知道，六奶奶对六大爷的态度，是东西放在家里，怕六大爷偷吃，要藏起来；烟放在抽屉里，怕六大爷偷抽，要锁起来；偶尔有点闲钱，平时也就三五块，过年时也就三五十，怕大爷偷着拿去花，要埋起来。所以六大爷在家里也只能算是个打长工的，要吃吃不到好的，要穿穿不到新的，要睡也是睡在最黑的那间屋里的……

如此时间一长，六大爷不仅在村子里成年人中没地位，在小孩子面前也没有权威。除了我母亲对他还算客气，在其他人眼里他简直不值一提。记得小时，我们几个小孩子受村里人怂恿，在一支香烟里塞进一个小鞭炮，再用烟丝堵上，递给六大爷抽。六大爷难得见人给他敬烟，马上眉开眼笑，高兴地点着了。可他只抽了一半，便只听“砰”的一声，那个火炮炸了，烟丝满空飘，六大爷的嘴都炸黑了。他气得追了我们好远，开口就骂，动手要打。我母亲为此把我捉住打了一顿。母亲说：“伢呀伢，你这个不知高低的东西，你六大爷曾把要的饭给我也吃过呀。”

我那时不懂六大爷为什么去要饭。我只从这件事知道，原来，在家里不吭一声、在外面一言不发的六大爷，原来也是挺有脾气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爷爷不疼、姥姥不亲的六大爷，居然在村庄里一直说自己入了党，是个党员！为此，他曾经还多次找到大队部，要求置办党证，重新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这话搁谁信啊？不仅组织上不信，外面的人不信，甚至连六大爷家里的人都不信！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真是牛皮吹上了天，也不怕上税？”村里的人都这样讥笑他。

如果在其他的方面笑话他，六大爷眼睛一横一斜，也看不出气恼，一带而过。但唯独在他是不是党员的问题上，谁笑话六大爷，六大爷便与谁急！

“你以为我说的是玩笑吗？我在1942年入的党，那还有假吗？”六大爷一说，气得胡子都直了起来，平时笑眯眯的眼睛，倏尔便亮了起来。

有逗六大爷玩的，便继续耍他：“啊，你是党员！那你怎么入的党呢？介绍人是谁呢？”

六大爷说：“我是1942年入的党，介绍人叫张洪学……”

六大爷说的介绍人，谁也不认识，他自己说死了，大家查无对证，更是没人信他的。

“那你怎样参加革命的呢？”

“我从读书时就开始参加革命了，负责传递情报。我是地下交通员。”

六大爷话音刚落，便有一阵哄笑声在村庄扬起，飘向半空。也许大家觉得，茶余饭后，在每日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能拿六大爷开一开心，也是很不错的。所以，虽然无论六大爷走到哪里，都像没他这个人似的，而一旦有人觉得不热闹，便拿他取乐。这种乐从他年轻逗到年老。我母亲老说：“不能把人当猴耍呀。要不得！”

但没有人听她的。村子里如果有人不相信另外一个人说的话，就会拿六大爷来开涮：“你以为你是六大爷？你以为你是党员啊？”

这样时间一长，让六奶奶也很生气，她觉得没面子。于是对六大爷下令说：“你少往人多的地方走，没看到大家把你当洋货盘吗？”

六大爷眼睛一横，然后一闭，似乎不与六奶奶一般见识。但他在本吴庄的确寂寞，大伙包田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与他搭配干活；分田到户之后，没有人愿意与他家共一头牛。这样他可能自觉没趣，没事时便拿了一本破旧的黄书，一个人坐在村庄的石头上看。多少年了，翻来覆去的，总是那一本。村子里的人，都说六大爷喜欢装门面。

装不装我们当年不懂，但说起书与字，六大爷却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动作令人难忘——只要见到地上有纸，也不管干净不干净，他都要捡起来。

我长大后问他捡这些干啥。六大爷说：“纸上有字啊，字是值得尊敬的。你们要敬字。”

我说：“那为什么人们都拿有字的纸揩屁股呢？”

其实，在那时的本吴庄，能用纸来揩屁股，还算是日子过得好的……本吴庄的多数人，一般哪里舍得用纸？他们揩屁股时，往往只用石头、瓦片或者树叶来揩。

遇到有人用有字的纸揩，六大爷便不屑地说：“这些人没文化，都是一伙乡巴佬。”

虽然我也不认为六大爷有文化，但的确，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脸上长满硬胡子的六大爷用有字的纸揩过屁股。至于六大爷说自己是党员，大家都只当作一个笑话，不再较真。遇到不信任某个人时，村子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人家六大爷，还说自己是党员呢！我要信你，就见鬼了！”

2

人们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我们本吴庄，由于处在丘陵山地地带，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既没有什么特点，也没有任何油水。我们村庄背后虽然是连绵不绝的群山，四处也能见到连绵不绝的水，可山吃不上，是贫山；水也靠不上，是死水。大江大河与我们村庄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人们只有在春天贫瘠的地里播下种子，期待在秋天能够得到收获。但非常遗憾，一直到我这一代长大后挣脱逃离时，村庄里吃不饱饭的人还很多，手里有闲钱供孩子读书的也很少。脱贫攻坚还是近几年的事。

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村庄，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自从有了共产党，出去闹革命的人却一拨接着一拨，并且闹翻了天。这些并不被军阀、地主恶霸和江湖土匪们所看好的共产党人，却真的建立了新中国，坐了江山当了主人！这是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在黄安人津津乐道于哪个村庄出了多少个将军的同时，在本吴庄，每个人却深怀遗憾——从本吴庄出去闹革命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更别说当将军了！而当年没有随大军走出去的革命者，留下来打游击的，只有几个老党员活到了解放后。听大人们说，那时黄安的人们，对于共产党是绝对地拥护。“有粮献粮，有力出力，有人给人”，真正就像历史书中所说的——“最后一粒米，作军粮；最后一尺布，作军装；最后一个孩子，送给共产党！”

这样的村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应该与主流接上关系。但革命胜利后，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末，大人们还是会在春天为种子发愁，小孩子还是会在开学前为学费发愁。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六大爷居然说自己是共产党，有谁相信？

我与村里人不同，从上小学开始，便与六大爷关系不错。因为我不认识的字，写不清的笔划，经常得向他请教。那时六大爷已经六十多岁了，看上去整天胡子拉碴的，还硬得像铁，一点也不成熟。凭心而论，我没读书前，也不喜欢六大爷，村庄里的人都不喜欢，我有什么理由喜欢呢？小孩跟着大人走。就是上了小学，开头也不喜欢，因为六大爷动不动就要问你几个字，会不会读，会不会写。如果不会，他便要讥笑。所以我上小学后一直躲着他。但慢慢地，不知为什么我却又喜欢上他了。主要是后来做家庭作业时，家里有时穷得连个草稿纸都没有，而六大爷把捡来的烟盒，铺开弄干净后，主动送给我当草稿纸用。那时的烟盒都是软纸，很少有硬盒的，写上去的字迹很流畅，我很喜欢。

仅仅因为这个，我与六大爷便拉近了距离，成为村子里唯一可以与他说话和交流的人。

六大爷每天见到我背着书包上学，便对我说：“小伙，好好学习啊。等将来有出息了，给你六大爷平平反，顺便给我写个传记。”

我说：“你么样不自己写呢？”

六大爷说：“自己给自己写，有吹牛的成分，传记要他人写才公正。”

我斜着眼不太相信地问他：“那你说你是共产党，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呢？在革命队伍里干什么呢？”

六大爷这下来劲了。他好不容易找到听众，便拉着我说：“伢啊伢，来来来，我给你说一说。”

六大爷这“一说”，时间总是很长很长。就像是今天电视上的“开讲啦”，只要一开始，就有可能没完没了，弄得我每次一边听一边都要紧张地看看天，生怕天色晚了，干不完父亲交代的农活，就要挨父亲的打。所以六大爷讲的故事，我基本上也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紧紧张张、断断续续地听完的。他开讲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唠叨，东扯葫芦西扯瓢，有一段没一段，有一搭没一搭，反复要听多次才能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而那时的村庄，大家刚刚享受分田到户的喜悦，大人们的积极性空前迸发出来，仿佛都有着使不完的劲。因此，每当他们辛苦劳作一天后，最大的任务就是睡觉。而我，面对贫瘠的农村文化荒地，唯有把听六大爷讲故事，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我也便在他翻来覆去所讲的故事中，荡来荡去，飘来飘去，听来听去，渐渐形成了一个总体脉络。

按六大爷的说法，他的革命经历大致是这样的——虽然他讲得很烦琐，但我尽量把思路理得连贯些，并且尽量去掉黄安方言的影响：

——你晓得吧，我的祖上也是阔过的。不然后来怎么还评为富农呢？你别看我家现在啥也没有，穷得叮当响，但民国时期我家还有银行呢。你别看我们这里山高林密，穷山恶水，可那时在鄂豫皖一带，好多地方都得用我们家的印子钱！我爷爷是有钱人。他从小就跑到大武汉经商，晚年归来开始在黄安县创业，跑到乡下开票号。说来话长，很可惜啊——我爷爷的两个儿子，本来也是在武汉读过书的，回到黄安来，一看乡下老百姓这么穷，竟然不跟他干而是跟着闹革命的董必武去干革命帮穷人了。这把我爷爷气坏了！因为他们这一闹不打紧，都把命丢在外面了。我父亲是老大嘛，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跟着他们南征北战，最后听说牺牲在甘肃的马匪手里，死在倪家营子，一直没有收到尸。我二叔呢，他牺牲在河南，是在红二十五军出发时战死的。听说他们准备出发时遇上一场雪，刚把午饭煮熟，但国民党却悄悄围上来了，结果他饭还没有吃便去打仗，最后死在田地里，也不知道后来尸体是怎么处理的，不晓得埋在哪里了，也找不到坟。伢啊，我们家族那叫一个惨啊！我爷爷气得在家里一边哭一边骂：“你们这些东西，怎么儿子就不像老子呢？经商多好，生活富足。非要去革命，把头弄没了。”话是这样说，不过我爷爷活着时也讲共产党好，因为共产党说话作数，不像国民党抢来抢去的，让他倾家荡产。我爷爷当年就是在武汉忍受不了这个抢那个要，才回到黄安城的。回来也对，但他万万没想到，两个儿子却不跟他干，悄悄地跟着共产党走了。当年我母亲生下我时，我父亲见都没有见过我。我母亲可不就老是哭嘛。不仅她哭，我爷爷也哭。女人泪多，哭一下正常，可我爷爷一个大男人哭，命就不长了。果然，不久他就病死了。他一死，我们家就败落了嘛。我本来在上学，原来是在黄安城里上，条件不错，但爷爷一死，我就跟着母亲回到乡下来了。城里过不下去啊。我母亲带着我回来，一定要让我继续读书。她说，人只有读书，人生才有出路。我看到家里这个样子，也有些懂事了，坚决不愿读。但我母亲一听我说不读书就哭，我只好又去读书了。那时两道桥的镇上，还有个私塾，我就去了嘛，每天要走几里的路，过村过岗的，我母亲还得送我，怕路上有人把我给绑架了。我今天看上去是不是有些傻？是上学路上被其他人打的。伢啊，我过去本来挺聪明的，但有次在上学途中，不知为什么头上就突然挨了一下，变得经常想不起事了。后来才知道，有人打我的原因，说是我家曾放了债，让打我的人家里破了产。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破产，回来问母亲，才知道是让人家没有饭吃了。我母亲还说：“我们李家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们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但没办法，打就是打了，还找不到打的人。所以我后来在同学们的眼里，就是一个傻子了，整天乐呵呵的。可不嘛！我认字还可以，但算个数字，打个算盘都不灵。好多次我不想上学了，但我母亲还非要我继续上，要我再多认识些字。母亲总是说：“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李家的种子，到哪里都会发芽。”这时我已十几岁了，其他的乡下孩子都在田地里帮大人干活了，而我还在读书，这在乡间已经很少见了。那时，红四方面军走了几年后也没有打回来，国民党与游击队却在这块土地上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日本人又进来了。黄安县到处都是兵，国民党的兵，日本人的兵，还有山上的土匪与共产党的游击队。四处都是碉堡，铁丝网。在我们乡村里，不时也见到国民党的兵，红四方面军走后，剩下的共产党都跑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到处兵荒马乱的，我也不想读书了。但只要我提出不读书，我母亲便哭，我只好又去读了。直到有一天，我回来发现每天都会在门前接我等我的母亲不见了。我和村子里的人四处找她，最后才在山里的一个池塘里找到了。我不晓得母亲为什么要死，我只是哭。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村庄里来过日本兵，村子里自杀的女人有好几个。我便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埋了我母亲。母亲一走，我面临着新的生活困难。怎么办呢？我开始不知道，还是哭。但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里母亲说：“儿呀，一定要把书读完，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梦醒后，我第一次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就是要继续去读书……

六大爷讲到这里时，记得他还真哭了。我有些同情他，便借机拉了拉他的手。他的手非常粗糙，到处都是裂开的口子，只要一使劲，就会血迹斑斑。特别是到了冬天，手经常流血。我忍不住也掉了泪。

——这时要去读书，多难啊。我没有钱，甚至连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但母亲一死，我仿佛一夜之间便长大了。我跑到私塾先生那里讲，我要读书。私塾先生一声叹息：“伢呀，你家的事我知道了。你要读书欢迎啊。我可以不收你的学费，但吃饭的问题你要自己解决。”我千恩万谢，对先生磕了头。每天上完课，便拿着一根棍子和一个破碗，到附近各村去要饭。为么事要拿棍子呢？因为恶霸地主家，都养有狗呀。其实他们只有过年过节时，才会施舍一点饭给穷人，平时小气得要命。对人大方的，倒都是穷人。我就这样一天连着一天地要，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里去要，弄得四里八乡的人都认识我了。但穷人的家都穷啊，遇到冬天或者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只好到别人家打零工度日。伢啊，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不是人过的，有一顿没一顿，人常常饿得头昏眼花、黄皮寡瘦。有一次，路过一个地主家，还被他家的孩子打了，我也不敢反抗。每次回到家里，我就会做梦，梦到母亲在天上鼓励我说：“伢啊，坚持呀，坚持下去就好了。”母亲走后，我特别信她，就咬牙坚持下来了。再苦再累，我也认识到，这是自己的命……

六大爷每次提到自己母亲时，眼睛就会不知不觉地湿润。在他的描述里，他的母亲是多么通情达理的一个好人啊。怎么说呢？六大爷常常拿她与自己的媳妇六奶奶相比，“她们？那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

六大爷每次说到这里，便充满了叹息。

他的故事，也因此带有了伤感。仿佛我们本吴庄的风，在空荡荡地飘着，那些花草树木，随着六大爷的往事，或垂头，或叹息，或悲伤，或哭泣……

然而，故事才正式进入主题。

——我甚至不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游击队。你知道吧，正规军走后，黄安县的游击队无处不在。或者在村庄里，或者在农田里，或者在山林里，或者在地洞里，或者在地主富农的长工中间……有一天，我要饭到一个叫做三里店的一家人时，一个中年男人给了我喝了一碗浓粥后，看了我很久，才对我说：“小伙子，这周围十里八村的，你都熟吗？”我说：“都熟啊。因为我天天要饭，不能总在一个村庄里嘛，得轮换着要。”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送信？如果安全送达，我们可以管你的饭。”我当时多高兴啊。只要有吃的就可以。于是我拍着胸脯说：“好。”他说：“但我们有一条要求，要绝对保密。如果不能保密，不仅外面的人可能会杀了你，连我们也可能会杀了你！”那时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反正听说有饭吃，我当然愿意干了。我便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开头把信放在竹筒里，让我把竹筒当饭碗，让我去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反正装作要饭，既顺路，又做点事赚点米粥，多好。每到一个卡口，那些站岗的人几乎都认识我，拦也不拦，就过去了。这样我送了好几回，他们便相信我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前三次他们让我送的信，其实都是假信，是来考验我的。但第四次就是真的了，因为我把信刚送到另外一个村的农户家，接着那个村的坏地主就被人杀死了。接着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只要我把信送到某地，某地就会出事，就会有坏人被杀！或者是地主家被袭击了，或者是叛徒被处决了，或者是民团里有人被干掉了。可能有那么十多次吧，我送信竟然一次也没有失误过！而他们也不食言，常常把粮食藏在某地，让我自己去取。每次虽然都不多，但也够我吃的。他们对我讲，不能一次给多了，给多了就让人发现了，不仅以后不能送信，还会有生命危险。这样过了大约半年，我都快喜欢上这项工作了，觉得很神秘又很刺激。特别是每次将信安全送达后，总有坏人遭殃，这是多好的事呀。这样又过了半年，一来二去，我认识好几个他们的人了，与他们渐渐地熟悉了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又去取信件时，他们把我带到里面一间黑屋子里，点亮了灯。中间有一个人突然问我：“你想不想参加共产党？”我问：“什么是共产党？”他们就说：“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党，是为穷人说话、替穷人办事、帮穷人出头的。”我想那多好啊。我家的财产，不就是被国民党弄走了吗？我恨他们呢。于是我说好。他们又说：“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个穷人吃得上饭，穿得上衣，让每一户穷人有地种，有房住。”我一想，这可好啦。我觉得我要的生活可能就是这个，于是我说我非常愿意参加。他们说：“要参加还得接受考验。”我说，我愿意继续接受他们的考验。说真话，此时的我，不再只是为了自己吃饭填饱肚子了，而是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于是，他们交给了我更艰巨的任务，就是经过国民党的哨卡，到城里去送信。我感到很刺激，马上答应了。

——伢呀，你知道城里，曾经是我家的发源地，黄安县甚至有一条街上的店铺，过去都是我爷爷开的。我从小在那长大的，哪个地方不熟悉呢？于是，我便进城给他们送信。因为我样子看上去傻，又拿着讨饭碗，很顺利地通过了岗哨。到了城里，我又穿街走巷，哪里也难不倒我。遇到搜查，我总是有办法躲过去。第一次，我就安全地把信送到了一个药铺。刚回来不几天，就听说县城里又发生暴动了，游击队员们集合干掉国民党一个排了。我知道是我的信起了作用。接着，他们派我送信的范围更大了，到了更远的村庄，任务就是给各村传递信息，让什么人和什么人哪天到哪里集合，哪天到哪里碰面。我送的信，有时有便条，有时是暗语，有时就是口头上几句话。每次，我的任务都完成得特别出色。伢啊，我慢慢觉察到了，凡是我送过信后，所到的那些地方就有新闻发生了，不是驻扎的国民党被打死人了，就是恶霸地主被暗杀了，或者是坏人的家被烧了。这样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我甚至喜欢上这种生活了，觉得这样多好啊。

——伢啊，好事不会永远长久啊。有一天，我送信时差点被抓了。几个国民党的兵，将我全身从头搜到脚，还脱光了我的衣服，说我是共产党。我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个读书的，要饭的。他们便笑：“要饭的还读书？”我说：“是啊，我娘死前一定要我读书，读完书后我就去要饭。”一个国民党的官，让我认一本书上的字。我看到书上有蒋光头，上面的那些字我多数都认识，于是我读给他们听，一边还故意念得抑扬顿挫的，让他们很震惊。他们说：“你肯定是共产党，要不有文化还要饭？”我说：“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可以去每个村子里打听，我都讨了好多年的饭了。”他们说：“要个饭还用跑这么远？”我说：“老总啊，我到附近的村子要饭的次数太多了，他们也穷啊，哪家有多的饭呀！我不好意思总是上门去要呀，只得跑远一点的地方了。”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也不怕，经历多了，胆子也就大了。最后，他们还吓唬我，把我倒吊在横梁上，要用刺条抽。我就哭。我是真哭，倒不是怕，而是我突然想起了母亲，她要我读书，可我现在不仅不能读了——因为这时也没法读书了，而且可能连命都没了。教我的那个私塾先生家，在一个晚上突然被人抢了，他本人还被打成骨折。事后有人说是土匪做的，有人说是国民党干的。他天天躺在床上呻吟，书也不教了。怎么办呢？我只有去服侍一下他。他对我讲：“伢啊，当兵去吧。当兵去找口饭吃，黄安人当兵的太多了，哪里都可以找到。”我想起他对我说时的样子，我就真的哭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了，没有任何前途。所以当我被吊在横梁上，越想越哭，越哭越厉害。他们几个就在一起商量：“应该不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没见过谁哭的！用狗咬、用烙铁烙都不哭。”另一个说：“是呀，是呀，你看他，一抓就哭，还没开始打呢。我娘当时也想让我读书的，可我家哪里读得起呢，只好来当差了！他还要饭读书呢，要不放了吧。”他们商量了一下，我都听见了，但我装作没听见，哭得更厉害。他们盘算了一通，最后还是把我放了。走时，那个同情我的小个子还送了我几块饼干，说：“好好读书吧，实在不行，就到我们部队上来当个兵，好歹有口饭吃。”我当时很感动啊，心想国民党的部队不是也有好人么。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我这给游击队送信，算不算是兵呢？于是有一天，我便问那个常让我送信的中年人：“我孤身一人，上无片瓦，下无牵挂，能加入你们的队伍一起干么？”他说：“你为么事要加入我们的队伍？”我说：“你们都是好人，都是打坏人的。”他笑了，想了一下说：“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下，考虑考虑，你等我的消息。”我便期盼着等他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他们让我晚上过去。我去老地方后，他先把门闩上，我看到一共有三个人围在灯光前。其中有两个我认识，平时都让我送过信嘛。中年人说：“上次你在三角山附近让国民党抓住了吊打，也没有吐露我们的情报，说明你是坚强的，可信的！一年多来，你通过了我们的考验。我们决定接纳你入党。”我兴奋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我想这是多好的事啊，一下子觉得有了靠山。中年人又说：“不过话说在前头，跟着共产党，随时有杀头的危险，你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对另外两个人点点头。其中一个胖一点的对我说：“今天我们就在列宁同志面前，给你完成入党手续。”中年人接着说：“这一年多来，你的表现很勇敢。也就没有预备期了，手续简化一下，直接加入共产党吧。”我说好。他们就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再拿出一盒印泥，让我在上面按了指印。按手印时，我看到那张纸上，不只我一个人，最少有十几个。我也没有问。因为他们说不该说的永远不要说，有的东西要烂在肚子里，我懂。按完手印后，中年人让我称他为同志——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叫张洪学，而此前我一直以为他叫张成，原来张成是他的化名。张洪学同志从墙角里又拿出一个瓦罐来，小心翼翼地摊开一张图纸，纸上画着一位个子很矮的的长满胡子的人。张洪学说：“他叫列宁，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总头头和先驱者。本来，我们应该找张毛主席的像的，但现在苏区国民党抓得紧，还找不到。就用这个代替吧。”我不知道列宁是谁，也不懂他们说的毛主席是谁，只是想，怎么这个人长得一点也不像中国人呢？但我没有问，因为他平时对我讲，不该问的也不能问嘛。我便点点头，与他们站在一起，像他们那样庄严地举起拳头，跟着他们低声地念：“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念完之后，我感觉到拳头里攒着的，全是力量……

那天讲到这里时，六大爷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从那以后，我就是党员了。”我当时还吓了一大跳。六大爷说这话时，眼睛放出光亮，仿佛一下子特别聪明，聪明得让人相信他是另外一个人。

他说：“伢啊，我就是在那天入党的。时间很清楚，是1942年的11月8日，当时大别山寒风呼啸，但我心里暖洋洋的。我想，我终于有组织了。”

六大爷最后流泪了。他说：“那天我回到家里，第二天便到母亲的坟头上哭了一场。我对她说，娘，我找到组织了，从此我是有组织的人了，也有人管我了。”

从那以后，六大爷的身心，就被这个秘密撑满了。他说自己走在每个村，都觉得自己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是有理想与抱负的人。他感觉到全身都充满了力量，有使不完的劲。

我小时不太明白六大爷的劲头出自何处，平时大人们总是讲六大爷这个人喜欢吹牛，所以他讲到这里时，还是有些不信。但后来随着上学的时间拉长，自己读的书越来越多，有一天偶然从一本书上翻出了红安历史——解放后黄安就叫红安了嘛——从上面看到，1942年的2月上旬，中共安麻县委和安麻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是在我们本吴庄附近的两道桥成立的。而六大爷所说送情报的路线，都与这些地方高度吻合。同一年的7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保安一旅在黄安县八里湾、分水岭等地捕杀新四军第五师后方医院伤病员，新四军第五师三十七团与师特务团进行反击，歼灭了保安部队两个营。而在六大爷说的自己入党后仅仅十二天，即11月20日，日本侵略军步、骑兵三百余人进犯安礼边黄才畈、四姑墩一带，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四十五团将敌击退，日军死伤十余人，被俘一人，让日本人发出了“小小的黄安城，大大的抵抗力”的感慨！从这一点上说，六大爷讲的还算基本上吻合。

记得六大爷当时还骄傲地讲：“从此以后，我们两道桥一带的游击队与自卫队，无论是与国民党正规军打，还是与小股日本人打，无论是与土匪打，还是与还乡团打，只要是让我送的情报，从未出过问题，从未误过事。我为此还得到张洪学的多次表扬。”

六大爷讲起这些时，憨憨的脸上露出憨憨的笑。他有时甚至眯着眼，回味当年的感觉。而我，不管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只求故事的进展，如果时间允许，回家不挨我父亲的打，我便总是一个劲地问：“后来呢？后来呢？”

一说到后来，六大爷又哭了。

3

六大爷这一哭，时间已经到了1945年。这一年，日本人投降后滚出了黄安县。当时所有的人都在欢呼，觉得日子从此会太平了。但好日子还未开始，新的战斗又来了。到了1946年的8月，国民党黄安县政府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议决“清乡”。到了秋天，国民党政府建立“黄安县清乡行动小组”，实行“剿抚兼施”策略。10月底，驻七里坪的国民党军到天台山和老君山进行“清剿”，离我们两道桥乡就几里路。按说，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六大爷的作用更加重要，但偏偏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六大爷在执行一次特别的任务过程中，竟然与组织从此失去了联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一年的夏天，地下共产党员张洪学，让六大爷想法将两个负伤的地下交通员送到天台山。六大爷答应了。他连夜收拾了一下，跑到三里店，进门一看，床上躺着的那两人，可不就是那天晚上介绍自己入党的那两位吗？

六大爷每次讲到这里时，心情复杂。他像挤牙膏似的，都是在慢慢追忆，不像过去那样放机关炮。

——他们一个姓李，一个姓赵。说来姓李的这个，与我们还是一个宗族的，而姓赵的那个，则是七里坪人。张洪学同志说，这两个交通员，被敌人清乡时发现了，一个中了一枪，一个撤退时从山上摔了下来，负了伤。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天台山安全的地方去，那里山高林密，群众基础好，便于他们养伤。我以前没有去过天台山，一看路线，离我这里也有几十里路呢。张洪学同志说：“小李，你有没有决心完成这个任务？”我说有。不仅有，我甚至心里还很兴奋。张同志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我真的不怕。毕竟完成这么多次任务了。张同志说，这次任务很重要，你一定要完成。我学着他们那样立了个正，敬了个礼。他满意地看着我。于是，经过一番商量，我们三人决定装作一起要饭的出发。我们便肩并着肩、手扶着手沿两道桥往紫云寨方向走。张同志说，等过了紫云寨，就会有我们自己的人来接应。但沿途附近的两道桥与河口镇，都有国民党的兵和还乡团的人把守。只要绕过或通过这里，一切就都好办。而他们选我的原因，是因为这是我过去讨饭的范围之内，当地的人都认识我。为了安全，我们商量天黑了再走。好在这负伤的两个人基本上还能走路，虽然必须得有人搀扶着。到了两道桥，果然遇上了当地把守的民团。一个穿着黑衣黑裤的人拦住我们问：“干什么的？往哪里去？”我说：“要饭的，叫化子。”他说：“天黑了要什么饭？是不是共产党？”我装出可怜的样子说：“长官，不是共产党，我们是要饭的，饭没要着，地主还放狗咬我们，把我们一个腿咬伤了，另一个逃跑摔伤了。”他怀疑地走过来一看，可不就是一个腿上有伤还散发出臭味、另一个连走路都站不直么？他说：“好像是新伤啊。”一路的老李同志说：“长官，这是旧伤添了新伤，可怜啊。地主放的狗是狼狗，一口咬得这么深！饭不给就算了，人狠心呀。”一边说，他一边装出哭和痛的样子。黑衣人说：“你们的证件呢？”老赵说：“长官啊，三个叫化子，哪有什么证件？行行好吧，积德积德。”黑衣人看着我们，不太相信。老赵同志又说：“老总啊，地主心狠啊，他家的狼狗又高又大，你看把我给吓的！逃跑时我从岸边滚下去了，这不全身都是伤吗？”黑衣人让他脱去上衣，用手电一照，可不，真的是满身的伤。他恶心地捂住口鼻，说：“你们三个是一个地方的吗？”我说：“长官，不是啊。我就在这附近的本吴庄住。老李和老赵在河口那边住。”老李接话说：“长官，我们不像你们当兵可以吃军饷啊，我们穷人没人管呀，你看我俩被咬伤摔伤了，叫化子也有兄弟，我们之间也得管啊。”那个黑衣人一听笑了：“你们也有兄弟？笑话！”这时，从岗楼里又钻出来了一个人，见到我便说：“这不是过去那个要饭读书的伢吗？你们干什么？”我一听他认识我，便说：“老总，行行好啊。今天饭没要着，还遇到两个同行被狗咬了，我送他们一下。”他说：“好吧好吧，老子就让你们过桥，算老子也积点阴德。”我们连忙装出感谢，一个劲地弯腰。他把杆一抬，我们从两座石桥上走过去了。怕他发现破绽，我们甚至不敢走得太快。这也是在历次任务中锻炼出来的。等过了两道桥，我们也就放心了一点。这时天黑，我们走得很快，很快过了李个湾、李家龙、包个冲，到了河口。河口是到天台山路上最大的关卡，只要这里一翻过去，就是紫云寨，此后便是连绵的山脉与高深的密林。但问题是，这里的守军最多。我们到达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四处还有灯火。我对老李说：“同志，我们先在这里埋伏一下，等过了两点再走，那时他们都打呵欠了。现在查得严。”他说好，老赵也同意。我们正好休息一下。不过老李同志说：“小李，现在我们不能叫同志了，一叫就露馅了。”我说好，便在心里默默记住了。在田野里埋伏了两个多小时后，这时河口周围的灯也都慢慢熄了。我们想着此时最安全，便慢慢地向桥边走了过去。这座桥很宽，桥下就是河流，没有其他的路。快到桥岸时，一束光线突然射过来，一个声音大喝：“什么人？干什么的？”我连忙站直了说：“要饭的，要饭的，老总莫开枪。”接着我便听到了拉枪栓的声音。有四个人一起向我们围了过来。其中一个人说：“三更半夜的走夜路，一定是游击队。”老李说：“老总误会，老总误会，我们真不是游击队。只是要饭回来晚了，迷路了，看到灯光就过来了。”他们不信，又是把我们从头搜到脚，看到他们身上都有伤口，其中一个老兵说：“这是不是枪伤？”老李说：“不是长官，是地主家的狗咬的。”一个当差的说：“日他娘，老子也是因为穷才来当兵的，这地主太无法无天了。”正说着，一个拿手枪的老兵过来了，听后在他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你骂谁呢？有没有点立场？”这个当差的连忙挤出笑脸说：“排长，不是说你家呢。你家好着呢。”拿手枪的说：“谅你也不敢。”当差的说：“是的是的，借我一个百胆也不敢呀。”拿手枪的说：“看样子像枪伤啊。”老李说：“不是呢，你没看到流脓了吗长官，穷人好可怜啊，你说不给饭就不给，放狗咬我们干啥呢。”拿手枪的说：“是不是送情报的？再搜一遍。听说最近送情报的地下交通员很多，我们正好抓几个回去请功。”老赵便答非所问地说：“长官可怜可怜我们，给点吃的吧，一天没要到，饿死人了。”拿手枪的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老子在这里守了几个月了，没吃好喝好，还有吃的给你们？做梦吧。”老赵说：“没吃的，请长官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休息也可以啊。明天天亮了再赶路。现在天黑，要是真遇到游击队，莫准真的吃了枪子了。”拿手枪的一听，觉得我们真的不像是共产党，加上什么也没有搜出来，便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滚吧，我们这里哪有你们睡觉的。我还怕你把虱子和毛病传染给我们呢。快滚！”我一听便对他鞠了一躬说：“谢谢长官，谢谢长官。”一边扶着老李与老赵往前走。这座桥有二十多米，刚过了桥心，我正在心里窃喜，眼看到快过了鬼门关了，这时，突然听到桥那头的草丛里又钻出来了一个人说：“站住，站住，你们给我站住。”接着听到拿手枪的说：“你他娘咋的了？”那个从草丛里钻出来的说：“长官，我今天内急，刚才在草丛中拉屎，扫了一眼，突然想起来了，那个高个子，好像就是负责两道桥到七里坪的交通员。”拿枪的一听，连忙说：“你们，给老子站住。”老李听到了声音，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把我和老赵往前一推说：“你们快跑！我听出来了，那个说话的是镇上出的叛徒黄老邪！”听他这样一说，我突然不知所措。我们三个人中，老李的伤最重，老赵虽然有伤，但还能走。我害怕起来，慌乱中真不晓得么样办好。老李低声说：“这个叛徒黄老邪，无恶不作，心狠手辣，你们快跑，能走一个是一个！”我想，这是我的任务呀，怎么能跑呢？但老李说：“这是命令，你带着老赵同志跑。”我还没有迈开脚步，便听到一声枪响，老李已从桥头直直地倒栽入河中去了。我正要转身，突然老赵用力拉着我，一起往河中跳。我还没有明白过来，已与老赵掉到了河里。夏天的河水比较急，河流又深，我不会游泳，一个倒栽葱跌入河中后，我听老赵好像喊了一声，我便失去了知觉……

六大爷讲到这一段时，与我站在村庄边的池塘上，他一提起就哭个不停。我第一次见到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涕泪长流，不可遏制。他说一句哭一句，说一段哭一段，让我听了好半天才弄懂。我那时还小，也没有考虑六大爷的感受，只想知道故事结果，所以总是一个劲地催他讲完。

——等我醒来后，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天了。那时我躺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告诉我说，我是被河水冲上岸的。他发现我时，我看上去像个死人，都快断气了。那个农民说，他原准备把我就地埋了的，但放在坑中时，一摸我的鼻子还有气，就把我背回家了。他还说，我的头上裂了一个大口子，血都凝固了，洗了半天才洗净，算我命大。我努力回忆发生了什么，终于想起自己在被老赵推下河岸时，好像与一块石头撞了一下。从此，我的记忆就断片了，常常是有一段没一段的……伢啊，我命大呀。我在这个好心的农民家住了一个多月，快康复后才又一路要饭回了家。我想去打探消息，等到了两道桥时，才发现四处都是国民党的兵和他们的便衣队。原来，从那晚我们被发现后，国民党便在这一带增加了巡逻力量。好在我回来时，当地人都认识我，都能证明我就是个要饭的，而我又不承认那天晚上的事。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审了我几天，最后实在查不出什么来，就把我放了。我总算平安了，但老李、老赵呢？我一打听，他们可惨了。听镇上的人们说，他们两个人的尸体被民团打捞了上来，挂在河口的桥上好几天！最后实在臭不可闻，国民党的兵才让人又扔到河里了。我听了直哭。哭过之后又是恨，恨过之后又特别害怕：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啊。怎么办呢？我对谁讲呢？我便又装作要饭，到接头的三里店去找张洪学同志。但到了三里店，才知道张洪学同志也光荣牺牲了。他们说，张洪学听说有三个交通员都被国民党打死后，知道我们这里肯定出了叛徒。为了锄奸，他一个人拿着驳壳枪就上河口去找叛徒，终于发现了黄老邪。老张同志在一个夜里潜伏进去后，准备用刀结果黄老邪，没想到黄老邪特别狡滑，跟着往河里跳，他水性好。老张只好开枪打死他。这枪一响，引出了国民党的士兵，最后老张没有走脱，被乱枪打死了。也有人说，他是跳河逃脱了。但无论怎么说，老张同志从此没见下落，而六大爷的组织也从此断了线！

六大爷一讲到这里，哭得更厉害。他几乎讲不下去。虽然我过去不信，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讲到这一段时让我也很悲伤，觉得本吴庄的风吹在背上，阴飕飕凉丝丝的。好像曾经一起干革命的老张同志、老李同志和老赵同志的魂还站在身后一样。我没有办法，只好怀着一样的悲伤，蹲在地上安慰他。六大爷恢复过来时，他说了一句更加悲伤的话：“伢啊，从此我便失去组织了！再也没有人相信我了。”

是啊，从那以后，六大爷的党员身份和情报员的身份，再也无人知晓了。因为过去，他与老张、老李及老赵，都是单线联系。现在，三个人都死了，六大爷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组织了。他变成一个无组织也没有任务的人了。

因为这个，六大爷流了一辈子泪。

4

此后的故事就很简单。一直到刘邓大军打回大别山，黄安县得到了解放，再也没有组织来找过六大爷。六大爷虽然一直在寻找组织，可找来找去，他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能够代表组织。每次，他觉得黄安县的许多人，好像就是共产党，但一开口，暗语却又对不上。而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员的老李、老赵都牺牲了。他甚至不知道他们真名叫什么。而知道真名的张洪学同志，却从此不知所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解放后也没有回来！

就这样，一直到黄安县土改开始，六大爷找来找去，在共产党打下的天下里，他竟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证人！不仅是本吴庄，就是整个两道桥，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他是共产党员和地下交通员！

六大爷曾到新的政府去反映情况。那时，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了。新的政府办事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但他们说，革命中红安死的人有14万之多，烈士多，无名英雄多，没法证明六大爷是党员。只有六大爷自己找到证明和证人，经组织上审定才行。

县城离我们本吴庄有四五十里的路，六大爷像过去当地下交通员那样，全靠一双脚走去走回，前后去找了许多次，每次他都能见到不同的人，都是一样的回答。

一来二去，六大爷只好认命了。

回到村庄，田地被收公了。六大爷在队里干活，但他从小没有种过田，总是种不好，没少挨生产队的批评。而此时，按他这个年龄，也早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他却仍是孑然一身，当地也没有人瞧得上他。没法，最后还是村子里面的热心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同样嫁不出去的地主的女儿。他们两个人都是当地没有人敢嫁敢娶的，属于同病相怜。于是，他们见了一面后，为了完成任务，就草草率率地结了婚。婚后，就像文章开头说的那样，六大爷从此过上了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还经常被自命清高有点文化的六奶奶呼来喝去，骂来骂去。时间一长，六大爷寻找组织的念头也就慢慢淡了下来，最终认了命，从此成为本吴庄中最不受人待见和最不被人重视的一个人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六大爷觉得又看到了希望，忍不住又跑去找政府上访，要求恢复党员身份。结果，他被革委会的小将们整得死去活来，从此便死了寻找组织这条心了。

此后，六大爷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本吴庄里也开始分田到户，六大爷分到了田地，并没有像别的人家那样怀有喜悦。因为在生产队，六大爷虽然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但还可以混着。可分田到户后，一切都得单干，他什么都不会，弄得六奶奶天天在家里吵和骂。我母亲说，“造孽啊，你六大爷哪里还能看出是一个读书人的影子呢”。的确，此时的六大爷，既不是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好的庄稼汉。而他，还一厢情愿地盼着，有一天能恢复他的党员身份，好当上干部，从此不种田呢。我上初中时，他这样说。等我上高中时，他还是这样说。但生活就像我们本吴庄的河流，总是奔腾不息，村庄却什么也没有改变。

六大爷的日子，也平庸与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本吴庄没有任何改变，他一样没有任何改变。其他村庄里的人，包括当年去参加国民党跑到台湾的，也开始回乡搞投资了，可我们本吴庄出去闹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没有一个衣锦还乡，波澜不兴，像是被外界遗忘了一样。

再后来又是几年过去，我作为本吴庄解放后第一个跑到部队去当兵的人，六大爷是送了又送，说了又说，还希望我在部队里好好干，将来当了大官，能为他平反。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因为村庄里的人都认为，六大爷总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想到城里当干部，是为了逃避种田。

无论怎样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在西藏高原当兵的第二年，家里突然来信提到，六大爷死了。

信是六大爷死后两个月，我才收到的。那时，到边防的信件，都需要层层转接，所以送得很慢。而过去家里给我写的信，基本上都是六大爷回的。我父亲不识字，他只有求六大爷写。六大爷也有个怪病，村庄里别的人家求他回信，他不答应。只有给我写信，他才积极主动。六大爷有一次在信中这样说了原因：他们过去都瞧不起我，我也懒得与他们一般见识。在本吴庄里，只有你一个人从小到大与我说话，听我聊天，理解我的心情……

六大爷写信，喜欢用文言文，开头一句经常是这样一成不变：

贤孙见字如面……

每次六大爷在信里，都要鼓励我在部队上好好干，像他年轻时干革命那样。在报了平安后，到了信的末尾，他还喜欢用几句打油诗鼓励我，比如“春风吹、战鼓擂，红安的兵来谁怕谁”，再比如“革命的红小将，未来的准将军”等，说得让人在高原上对着寒星冷月热血沸腾。

但很遗憾，这次回的信，是村里一个读三年级的弟弟写来的。他在信里向我问好，并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惦念。然后，他问了边防的风光好不，部队里热闹不。最后，他才提到了六大爷，说六大爷去世前，还专门提到了我。他要我在部队好好干，并希望有一天我能当个大官，能为他找到自己组织的证明……

看完信，我坐在喀喇昆仑山的高原上，对着无边的雪山，无比地叹息和无限地忧伤。

此后，我回去探家，见不到六大爷，心里总是空空落落，像是少了什么。我父亲说：“你有什么少的？你六大爷死后，村里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似的，送葬时除了你六奶奶号啕大哭外，没有人为他掉泪。”

父亲不说则罢，我听后却决定自己去给六大爷上坟。

来到本吴庄人的墓地，我看到六大爷的坟，孤零零地立在一个土包上，四周显得那样空空荡荡。听村里人说，六大爷不愿与其他人埋在一起，因为那些人生前总是笑话他，他希望死后清静。

我站在坟前，给六大爷烧了许多火纸，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不再受穷。此外，我不知道说些什么给他听才好。

之后又是几年过去，到了1999年的秋天，我突然接到从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六大爷的入党证明找到了！

我欣喜若狂，连忙问怎么找到的，是不是张洪学同志还活在世间？

打电话的就是本村后来经常给我写信的弟弟。他那时上了高中，借做生意的同学父亲的电话打的，他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

就是六大爷曾经讲过的，他去领受任务的那个叫做三里店的村子，有一幢靠近祠堂边的老房子。这年的一场大雨后，在一个风停雨歇的大白天里，老房子不知为什么突然倒塌了。在红安县的乡下，房子倒了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家家户户是土砖结构，风吹日晒雨淋的时间一长，倒塌很正常。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幢房子倒塌之后，从墙角里面突然露出了一个黑色的瓦罐！那时，本吴庄附近的人家，经常有人在山上挖到同样的瓦罐，里面不是银元就是金条，有人说是游击队埋的，有人说是地主逃跑时埋的。不管是谁埋的，大家关心的是里面有没有宝贝。于是，三里店村的人们赶紧打开了那个瓦罐。他们吃惊地发现，瓦罐里面没有钱财，只有三样普普通通的东西：一面已经破旧的党旗、一张印有列宁图像的画纸，还有几页零星的纸片。对前两样东西，大家不感到奇怪——红安从革命前到胜利后，全县48万人中就有14万人跟着共产党为革命牺牲，这样的红旗、图画过去比比皆是。但令人们惊讶的，是那几页普普通通的纸。因为在那几页纸上，人们发现——这居然真的是一份共产党员的名单！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十几位共产党员的名字，还有他们入党时按的手印。

而六大爷——李庆厚的名字赫然就在其中！

这份名单送到县上，县里的历史陈列馆馆长马上亲自组织研究。研究结果，让许多人都流泪了：因为名单上的人，除了李庆厚是解放后去世的外，其他的人，都永远牺牲在了解放前！

于是，我们本吴庄敬爱的六大爷李庆厚，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组织，恢复了党员的身份！

我听后既欣喜，又叹息。

第二年的清明，我专门请假回了一趟故乡。主要目的，就是想去给六大爷和自己的祖上上坟。

来到坟地，我先给六大爷的坟培了培土，然后给他又烧了一堆火纸，并点燃了一串长长的挂鞭。鞭炮声过后，我在六大爷坟前跪下来，一边磕头一边对他说：“共产党员六大爷，您安息吧。”

此时在我们本吴庄，一拨又一拨的人开始出去打工了，对于谁是不是一个党员，看得并不怎么重要。但我觉得，在六大爷的坟头，在那块刻有“李庆厚之墓”的墓碑上，是不是应该加上“共产党员”这样四个字？如果墓碑变成“共产党员李庆厚之墓”，不是正好了却六大爷生前奢望已久的愿望么？

我把这个想法对六大爷的三个儿子讲了。但他们觉得麻烦，因为还得请人重新雕刻，还得重新动土植入，既麻烦也不吉利。特别是六大爷的小儿子，刚好从武汉打工回来，他冷冷地说：“人都死了这么多年了，刻那个有什么用？只有村干部才在乎是不是党员，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我听后一时无语，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了下来。

李骏，湖北红安县人。现为解放军某部副政委兼纪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发表各类作品四百余万字，出版《城市阴谋》《黄安·红安》《穿越荒原的温暖》《遍地英雄》等著作十五部。作品曾获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冰心散文奖、长征文艺奖、第六至十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