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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坐落在长沙湘江水陆洲的湖南音乐专科学校是当时全国第四所高等音乐学府，还有两支专业文艺团体——演剧四队和演剧六队，这在全国中等城市中极罕见。解放战争时期，湖南文艺界第一个党支部，就诞生在演剧六队。

演剧六队入湘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回到上海的郭沫若会同共产党员、著名文化人夏衍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8月20日，经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同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上海卡尔登剧院召开大会，宣布组建救亡演剧队。其中，救亡演剧第八队（简称救亡八队）队长为刘斐章，贵州兴义县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1年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周恩来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着手合法收编救亡演剧队。8月1日，在武昌昙华林，第三厅收编救亡八队，并改称为抗敌演剧第八队。后又改称为抗敌演剧宣传第六队（简称剧宣六队）。在第三厅内，中共建有一个秘密特别支部。无论是“救亡八队”还是“剧宣六队”，始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特支书记冯乃超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是一支明里穿着国民党军装，暗里由中共领导的部属专业文艺团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取消了队名中的“抗敌”二字，改称为演剧队，刘斐章仍担任演剧六队队长。1946年1月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接见了在西南的演剧四队、六队、九队队长，并作出了“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等重要规定。

1946年10月，三支演剧队乘登陆艇从重庆来到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颁令，将演剧六队配属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张灵甫部。为避免随整编74师上战场，刘斐章到武汉行辕向程潜主任申诉：“演剧队是全国为数甚少的专业文艺队伍，竟配属到一个师里去了。而管辖四省的武汉行辕却连一个演剧队都没有，是否调配失当？”程潜遂命演剧四队和演剧六队均留武汉，后将演剧六队收编为武汉行辕新闻局巡回工作第二队。

1947年12月，演剧六队与演剧四队从武汉迁到长沙，两队将怡长街原联华露天电影院改建为联华剧院作为队部和演出场所，并再次更名为国防部联勤总部特种勤务署演剧第六队，简称演剧六队。

党支部诞生云麓宫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10月，中共湖北省工委遵照上级指示，在省辖长江两岸和粤汉铁路鄂湘段几个大中城市建立党组织，以协助大军南下作战，史称“开辟大江两岸工作”。11月，湖北省工委委员陈克东在长沙建立了特别支部（简称长沙特支）并兼任书记。

1948年4月11日，湖北省工委下辖的汉阳武工队遭武汉行辕二处特务机关破坏，幸免于难的武工队党小组长岳健中改名张立武转移到长沙，党组织关系转到长沙特支。6月12日，湖北省工委设在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内的机关也遭到特务破坏，韩伯村、胡原等人转移到长沙投靠演剧六队，党组织关系也转到长沙特支。7月，长沙特支随陈克东划归武汉地下市委。

韩伯村了解到演剧六队队员普遍思想进步，自发组织了文学社团蚯蚓社，出版了不定期的手抄刊物。8月，韩伯村向长沙特支汇报了演剧六队的情况，陈克东决定加强工作。9月，韩奉命转移去胶东，长沙特支改派支委张立武接替韩的工作，安排在联华剧院担任场务。张立武、胡原通过引导蚯蚓社成员阅读进步书籍，成立青年工作小组，召开队内座谈会等方式，组织起了一批志同道合者。1948年10月开始，张立武在队内发展胡有仪、陈学佩入党，批准失去组织关系的鲍莫若重新入党。

1949年1月，长沙特支由武汉市委转为直属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上海局常委兼组织部长钱瑛委派全国学联（香港）党支部委员、负责国内外宣传工作的刘晴波与全国学联华中区联络员陆菊如（陆方）假扮夫妻来长沙，由刘接任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认为在六队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将单线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建立党支部。

1949年1月下旬某日，3名党员按张立武的通知，分头从灵官渡坐船过河来到长沙岳麓山。在冷清的云麓宫茶室，4人围坐一桌，张立武传达了长沙特支在演剧六队成立党支部的决定。支部书记张立武，副书记兼组织委员胡有仪，宣传委员鲍莫若，成员陈学佩。

演剧六队党支部先后发展了导演刘高林、救亡八队时期入队的资深演员叶向云、资深演员熊秉勋、演员兼音乐组长朱而等人入党。1938年在贵阳入党、后因战乱失去组织关系的戏剧作曲家储声虹也重新入党。4月后，由刘高林接任书记。

民歌社唤起民众忙

熟悉戏剧舞台的人都知道，天桥是舞台上空操纵灯光和布景的地方，不足一米宽的桥板像栈道一样悬在空中，走在上面一步三摇。除开演出，没有人到这个危险之地来。云麓宫会议之后，中共演剧六队支部就设在联华剧院天桥顶层的吊杆旁。

尽管条件简陋，但支部的建立，使党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进行。除了发展朱而等人入党外，还在队内外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和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党在六队的力量不断壮大。

演剧六队拥有油印机、刻字钢板和铁笔等当时较为罕见的刻印设备。1949年5月初，遵照长沙特支配合武汉解放、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的指示，党支部组织专人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公约八条》，想方设法混过邮检，从长沙寄到武汉。

为了配合和平解放的需要，党支部还受长沙特支的委托，在队内翻印了上百本《新民主主义论》，刻制了长沙版《挺进报》，通过长沙特支散发。

作为专业文艺团队，党支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各种宣传工作。演剧六队党员和新青社员将辅导群众、唤起民众作为第二职业。他们与总干事张以藩合作，在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了歌咏队、合唱团和工人歌咏班，培养文艺骨干，进行了一系列演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湖南民歌社，编辑出版了《古怪歌》《乡里妹子进城来》等歌曲。这些进步民歌很快在三湘四水青年中广为传唱，《一根竹竿容易弯》等还流行全国。

演剧六队还应省立一中十分钟歌唱团邀请，与音专师生一起指导音乐和器乐组唱奏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团结就是力量》等几十首解放区歌曲和进步民歌。指导舞蹈组排练了《农作舞》《秧歌舞》。演剧四队、六队还指导周南中学师生排练了《春耕舞》《秧歌舞》等节目。6月下旬，周南中学在又一村新闻会堂举办了一场以革命歌舞为主的公开演出，轰动长沙城。

策反警卫大队长

胡原从武汉市工委转移到长沙特支，隐蔽在演剧六队联华剧院内。不久，胡原在武汉结识的国民党武汉三十兵工厂中校警卫大队长王鉴岱也随长沙绥靖公署抵湘，派往株洲第十一兵工厂担任警戒任务，任全部美械装备的警卫大队大队长。

1949年春，刘晴波派胡原去做王鉴岱的策反工作。正在寻找中共组织的王鉴岱见胡原前来，当即表示了起义决心。后长沙特支调胡原去湘潭组建湘中游击纵队，胡原即将此事转托给演剧六队党支部。

正在此时，白崇禧命令王鉴岱率部随第十一兵工厂南迁海南岛，还派出一个军统小组驻厂监督搬迁。情况紧急，张立武立即指示长沙特支军事策反组成员刘绵去株洲指导起义。

王鉴岱见武汉行辕的老同事刘绵到来，喜出望外。两人立即研究了行动计划和实施步骤。为迷惑厂方，自当日起部队每晚全副武装实施夜间军事演习。连续演习三个晚上，到第四个晚上，趁敌人不注意，全队官兵200多人连夜拉出株洲北进。走了一通宵，天色微明之时，队伍在一个山坡下集合起来，王鉴岱宣布起义，部队编成湘北人民游击支队。

演剧六队也派美工、新青社员周令谟前来协助。周令谟化名郑寿衡任游击支队指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部队的情绪。长沙解放前夕，湘北人民游击支队在长沙远郊金井被解放军正规部队收编。

合编湖南省文工团

1949年6月，周恩来和时任中央文委书记的冯乃超派人来长沙找到刘斐章，商讨将演剧六队转移到中原刘邓大军事宜。后因联络和行动困难，遂决定留下就地迎接解放。其时，国民党联勤总部从广州发来电报，命令全队立即撤往海南岛。队长刘斐章赶赴广州交涉，提出先发给银元做路费再行南迁。发不出银元的联勤总部毫无办法，南迁命令成为一纸空文。

演剧六队还通过刘斐章提议成立了艺人互助会，解决停演后艺人的生活困难，并从市基督教青年会获得大米救济了7家戏院，稳定了艺人们的生活和情绪。剧团美工还在舞台后台悄悄绘制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排练了民间小歌舞《旱船》和《打连箫》，在解放军进城当天沿街巡演。

1949年7月1日，长沙特支合并到长沙市工委。市工委在演剧六队党支部基础上成立了文化支部。

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原中原局创办的中原大学文工团59名文艺工作者随军南下长沙。演剧六队人员除部分参军外，大部分队员与中原大学文工团合编成湘江文工团，刘斐章任团长。1951年，湘江文工团分为湘江话剧团和湘江歌剧团。1952年，湘江话剧团、湘江歌剧团、省戏改会及省创作组合编为湖南省文工团。

解放初期，根据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萧劲光的建议，刘斐章和演剧六队部分骨干还建立了由部队领导的洞庭湘剧团。1953年洞庭湘剧团转地方成为湖南省湘剧团。同年，一些演剧六队人员转湖南省话剧团。联华剧院后扩建为湖南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