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弦歌不辍，浴火新生。

这是人们每忆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都会吟诵的诗句。

1937 年11 月1 日。寒冷而阴晦。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战乱的恐怖阴影中开学，没有仪式，学生们在位于韭菜园的圣经学校课堂, 聆听从沦陷区赶来的教师们讲课。天空时有侵华日军战机呼啸而过。时局紧张，对于从沦陷区艰难脱身的师生们来说，能够自由地读书已属难得。然而在烽烟四起战事频繁时期，安宁是短暂的，11 月24 日，日军再次发动空袭，炸弹落在小吴门火车站附近，伤亡甚众。尽管临时大学未受损，但是师生们饱受惊恐之扰。

2020年10月30日。重走西南联大之旅开启。

清晨。我准时登机。飞机起飞，随着巨大轰响，不断袭来阵阵眩晕。与1937 年的百千学子艰难行进不同，此刻我是乘坐飞机从居住的城市长春到长沙黄花机场，与从北京上海抵湘的同行者聚集，参加腾讯社会研究中心组织的重走西南联大之旅。落地之后稍事休息，我们便换乘大巴在微雨和雾霾的长沙街头行驶，寻访历史现场，勘察昔日遗迹。

湘雅医院。重访西南联大之旅第一站。长沙临时大学部分教授选择此地作为寓所。长沙的天色寒冷而阴沉，说不清是雾霾还是烟尘。我们乘坐大巴在长沙的街道穿行，沿途导游在介绍相关情况，指着车窗外掠过的长沙火车站讲述1937 年的长沙大火。其时日军发动空袭，轰炸机投掷的炸弹投到火车站附近，随着密集轰炸，街道一片火海。现在我们只能想象当年的恐怖景象，然而那些青年学生是沉陷在这恐怖中的。湘雅医院1917 年竣工建成，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日军侵华之后，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政策，长沙市发生“文夕大火”事件，湘雅医院在大火中幸免于难，抗战时期成为市民的避难所。

“真正无所畏惧的人们一定会相逢，因为他们的精神相近，他们的勇气和顽强相似。”美国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院医学博士、湘雅医院的创办人及首任院长爱德华·胡美的题词应和了长沙临时大学当年的就读氛围。

离开湘雅医院，前往圣经学校。这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本部经教育部与湖南省教育厅事先租定的位于韭菜园的校区。圣经学校是美国内地会教士葛荫华于1917 年创办，如今是省政府二院三号办公楼。1937 年，张学良曾被软禁于此达数月之久。同年10 月25 日，南迁长沙的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此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圣经学校有三层正楼一座，宿舍三座。正楼利用为教室，实验室、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土木系在这里上课。宿舍一部分作为办公室，一部分供单身教职员工住宿。现在我们只能依靠想象，体会当年那些学子在这里就读的情景。主楼已被大火烧毁，残余的楼体已被修整过。没有休整的是学子们躲避空袭的防空洞，在圣经学校的楼下，其实是幽暗的地下通道。

当年身处沦陷之城的师生如何到达长沙？时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哲学所所长的冯友兰回忆道：南迁的办法是，校方发出通知，叫教师和学生于暑假后开学时，在长沙集合，学校迁到长沙。教授们去的，学校给发路费，其余的人自想办法前往。在北京，留下一个庶务科主任，应付一些小事，能应付多久就应付多久。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当时到长沙的人，都先到天津，因为京汉路已经不通。南下都得经过津浦路。冯友兰先到济南，从济南到郑州，换京汉路火车往汉口。济南局势紧张，有官员家里已经挖好防空洞。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 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辛亥革命后，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崇尚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自1919 年至1945 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 余年，其一生事业在北大，代理及在任校长17 年；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 年，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8 年改为国立大学。在办学缘由、发展历程和学术传统上，清华与北大迥然有别。梅贻琦担任校长17 年，对学校建设贡献巨大；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 年，创办人、校长张伯苓。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商学院和闻名遐迩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汇聚南开最杰出的教授。

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的方案是三位校长在南京与当时的教育部磋商后决定的。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卢沟桥。7 月29 日，日军占领北平，清华大学被日军占领；29 日，日军连续两天对南开大学狂轰滥炸。校长张伯苓对此发表讲话，严正宣告：“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1937 年7 月9 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分别邀请各界人士参加，包括国民党各方面军政要员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大和清华教授胡适、傅斯年、浦薛凤、顾毓琇、陈岱孙、庄前鼎、张奚若、陈亦迈等赴会。

1937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议发表谈话声明：“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1937 年9 月10 日，教育部以第16696 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派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长，负责筹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大为适应战时需要，将三校的院系做了合并调整，设立文、理、工、法商4 个学院共17 个系。校舍租用长沙城东韭菜园圣经学校、涵德女校、原清军49 标营房，在距长沙百余里的南岳衡山设立分校。收纳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生为主，沦陷区的学生历尽艰辛，想方设法通过封锁线到达长沙，有的地方交通阻断，学生必须步行并自担行李，艰苦之况可见一斑。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有旧生报到者1120 人，其中北大342 人、清华631 人、南开147 人。当时学生总数为1452 人。

其时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常熟、吴县相继沦陷，不少教授阻于交通，来不及南下。北大的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郑天挺、陈雪屏、周作仁等直到11 月17 日才离开沦陷的北平。比他们先走多日的钱穆、贺麟、陈寅恪等，于11 月底才先后抵达长沙。因此有些开设的课程暂时没有教授讲课。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校临时邀请一些名流学者来校作配合形势的讲演。当年先后来临大讲演的有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讲抗战形势）、《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讲战后形势发展预测）、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介绍延安八路军情况以及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等），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讲战略与士气问题）。获释不久的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也来讲过国际形势发展的预测。这些演讲者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然而他们能在临大的讲坛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临时大学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衡山半腰的圣经学校分校，距离南岳有三四十里。分校校务由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主持，主席吴俊升，书记朱自清，委员有冯友兰等。分校教学条件极差，既无图书也缺教材，开学之初，连小黑板也不能满足供应。教授随身带出的参考书不多，有时须到南岳图书馆去寻找必要的资料。讲课时只能凭借原有的讲稿，做些修订补充。夜晚，菜油灯光线暗淡，无法在灯下看书（学生也无书可看），只好在宿舍里议论战争局势。有的教授也常去学生宿舍参加讨论、漫谈。当时抗战刚刚开始，物价还没有大涨，长沙、南岳的流离生活，虽不及平津，但粮食菜肴还算丰富，教授的薪金以七折支给，仍能应付裕如。战区学生经济来源断绝的，可以得到救济。只是居住条件较差。男生所住四十九标营房是两层木结构建筑，陈旧破败，光线暗淡。楼上光线稍好，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把雨伞。然而生活的艰难只是这些流亡学子的身心磨难之一。

战争的恐怖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其时时局紧张，日军战机频现长沙上空。

国立长沙临时学校的弦歌并未持久。在侵华日军的进逼下，南京失守，武汉沦陷。

日机空袭长沙的频率不断增加，长沙临时大学已不能维持正常教学。

1938 年2 月，长沙临大奉命西迁昆明。

二

水尽山穷路迂环，一车疾走近南关。

边墙已满英雄血，又教书生续一班。

这诗句是冯友兰在北平沦陷时所作，后来成为西南联大西征时的写照。

10 月31 日，重走西南联大之旅第二天。乘车前往岳麓山，参观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岳麓山建造的两栋教学楼，民主楼与和平楼。参观联大工学院在湖南大学的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四大名亭之一的爱晚亭。

我知道西南联大是在访问作家宗璞时，她的长篇小说《东藏记》由她的叙述重忆西南联大的迁徙之旅。宗璞当年少小，没能赶上就读西南联大，而是跟随父亲冯友兰成为联大附中的学生。只因是西南联大的子弟，也亲历了那段时光。生活是困苦的，也是丰富的，虽然不到箪食瓢饮的地步，却也有家无隔宿之粮的时候。天天要跑警报，在生死界上徘徊。“学术自由、民主治校是西南联大的精神。西南联大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西南联大在管理学校方面，沿用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宗璞在接受访问时说。北京大学燕南园57 号。一座老式庭院掩映在三棵松树之间。高的一棵成九十度角的横枝直指西方，矮的一棵松向四面撒开，最大最古老的一棵靠近屋门。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探望三松，探望三松堂。燕南园有八十年的历史，这里住过的学者众多：马寅初、朱光潜、周培源、冯定、翦伯赞等等，每个人都留下过他们独特的故事。

在燕南园57 号庭院中，冯家寓此50 多年。晚年的冯友兰经常在三棵松之下，坐着轮椅沉思。在三松堂寓所书房壁上，挂了冯友兰自撰自书的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平生之志向”，下联是“追求之境界”。

晚年的冯友兰在燕南园57 号深居简出，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是“呆若木鸡”。

这段时光被女儿宗璞描述为“幸福的时光”，宗璞数十年守护在冯友兰身边，在他的轮椅旁，病榻侧侍奉着。“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漩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

冯友兰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1918 年就从北大毕业，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冯友兰既有中国哲学造诣，又具有国际视野。1934 年在39 岁之际，冯友兰在英国各大学讲学，与罗素通信，会见维特根斯坦，后游历法国、瑞士、德国、奥、苏联、布拉格。6 月离英，10 月返国。1928 年8 月，冯友兰应罗家伦校长的邀请到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随后长时间担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宗璞在清华园长大。1940 年，宗璞随父母亲到云南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和宗璞同班的有闻一多先生的长子闻立鹤。当年在闻一多先生被特务开枪射击时，闻立鹤扑到父亲身上，想以自己的身体保护父亲，却未能挡住罪恶的子弹，自己也受重伤。在这个班的还有华罗庚的女儿华顺，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附中的老师是西南联大的主教或高才生，其中包括杨振宁和哲学家王浩。

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就是空袭。当时的联大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生活困顿。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的生活也很困难。校舍都是临时盖的茅草棚，教授们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这些学术界名流，原本生活在平津，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抗战爆发，他们辗转长沙，跑到昆明。有几年战事逼近贵阳，昆明几乎成了前方，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

闻一多就写字卖，刻图章卖。当时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住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校舍约有四十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就进教室。闻一多之子闻立雕在回忆中说：“我父亲非常尊敬冯先生的学问，在研究古籍的时候，常常引用冯先生的文章。冯先生也很佩服我父亲。当时在一起的还有清华哲学系的金岳霖教授、文科研究所的朱自清教授、外文系的吴宓教授。金岳霖的眼睛怕光，经常戴一副眼罩；吴宓在研究《红楼梦》。当时的交通条件差，除了马车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大家穷得连马车都坐不起，只好靠步行来往于郊区和昆明之间。”

冯友兰和闻一多的胡子在当时很著名。在西南联大时，冯友兰因为负伤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胡子长出来了，出院的时候也没剃，就留着胡子往昆明去了。闻一多参加学生大队步行到昆明，沿路也没有剃掉胡子，到昆明也把胡子留起来了，他的胡子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剃去了，冯友兰的胡子一直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闻一多和朱自清去世以后，冯友兰专门写文章纪念，他说闻一多和朱自清是清华中文系的台柱，他们两人的去世使他有一种“栋折磙崩”的感觉。

三

“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这是闻一多奉为座右铭的信念。

1935 年9 月，闻一多、梁实秋等联袂同游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吴文藻和冰心结婚周年，闻一多和梁实秋一同前往祝贺。据梁实秋女儿梁文茜回忆：“当年父亲听到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消息时，他正与朋友下棋，一时激动，拳击棋盘，一个棋子掉到地板缝里，再也没有抠出来。”2020 年11 月5 日，在云南昆明市郊的闻一多纪念馆，看到这个细节令我心动。作为出生并成长于塞外之城大同，同时也熟悉云冈石窟的人，我很早就知道冰心和吴文藻到过云冈石窟，也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到过云冈石窟。看到闻一多先生也曾旅行于云冈石窟，很有亲切感。由此也找到个人与一代志士的生命交集，与他们身处的历史交集。

闻一多，我是早已知道的，少年时收藏过一本繁体字版的《红烛》，经常会读。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历史叙述在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是重要的。如何对待逝去的历史，以及如何讲述成为检验一个社会的现代性与文明的尺度。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与变迁也是映照社会演进的镜像。

在长沙，我们见到闻一多先生的长孙闻黎明，他是《我们的西南联大》电视连续剧和“西南联大”文旅线路的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学者，也是西南联大研究的首席专家。几天时间里，沿途都可以听到他讲述得更为翔实的历史细节。沿着当年学生组成的湘滇步行团路线乘车抵达沅陵县，途经牧马溪村的时候徒步行进。空气中有木材燃烧的气息，阴沉的天色到晚间变得幽暗。初冬的暗夜，在湖南湘西，我们在微雨中沿着山涧的公路前行，公路两侧缭绕着云雾的山峰之下有着寥落的几家苗家寨子，原始村寨带给人荒凉之感。云雾缭绕的高山幽谷之间残存着古老的苗家木屋塔楼，少有人迹，只偶尔看见有面孔在窗前闪过。据说早年的湘西土匪出没，这是长沙临时大学西征之路途经的地方。“奶奶乘车去昆明，汽车是用燃烧的木炭做引擎燃料，中途汽车翻倒。”闻黎明讲述道。

闻一多1912 年考入清华大学，1922 年赴美国学习美术，同时进修西洋文学。著有诗集《红烛》《死水》，1925 年7 月回国，任北平艺专教务长。1927 年春，一度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后到上海，担任《新月》杂志编辑。1932年，应母校清华大学聘请，任中文系教授。1938 年2 月15 日，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开始迁徙，闻一多反复考虑，为节省开支，最后决定加入步行团。当时杨振声等人都为他担心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

自1944 年豫湘桂战事失利之后，昆明物价暴涨。闻一多薪资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不得不日以继夜代人治印换取零用钱。但闻一多操守极严，贪污或发国难财起家的权贵请他治印，都被他拒绝。在西南联大，闻一多有“两最先生”之称：最受同学欢迎；他认识的学生最多。那时闻一多四十岁，开大一国文课。他穿长衫，留着不长的胡子，显得很特别。汪曾祺回忆：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上的。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但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课，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

在中国近代史的叙事中，闻一多先生被塑造成一位斗士。在影视作品里多见他在李公仆遇害后慷慨激昂的演说，面对白色恐怖的威武不屈。然而这样的形象已经距离真实的闻一多相去甚远。当我们在长沙、在昆明和蒙自寻访西南联大遗迹的时候，看到更为真实的他。

“亲爱的：午睡醒来，我又在想你，时局确乎要平静下来，我现在一心一意盼望你回来，我的心这时安静了好多。”

“妹，今天早晨起来拔了半天草，心里想到等你回来看着高兴。荷花也打了苞，大概也要等你回来开。”

“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

这是闻一多1938 年7 月间致妻子高孝贞的信。这些情意温润的言辞透露出深挚的赤子之心。1941 年初，闻一多在昆明东北郊司家营17 号的清华文科研究所办公，其时冯友兰为研究所所长兼哲学部主任，闻一多为中国文学部主任，吴宓为外国文学部主任，雷海宗为历史学部主任。抗战时期的昆明，物资紧缺，物价飞涨，闻一多每月薪金不足全家半月开支，生活进入最艰难阶段。家中衣物除了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分批寄卖。菜碗里十天半月不见半点肉丝肉末，饭桌上不是自制的豆腐乳、咸菜，就是豆腐渣熬白菜。有时能买回几块豆腐，一家皆大欢喜，闻一多美其名曰“白肉”。1946年7 月5 日下午，闻一多在自己家的巷口被特务暗杀，年仅47 岁。听到枪声后的高孝贞奔出大门，扑向已经倒在血泊中的丈夫。

四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由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的西南联大校歌，在我们重访西南联大之旅中不绝于耳。

悲壮的迁徙与艰难的流亡。这是西南联大学子的作为。他们在残破的国土之境，穿越无数深山幽谷，在战火烽烟四起之际，纵横浩荡河流险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浩大群体的历史性突围，它发生在20 世纪初的幽谷里，也永久留存于历史的版图中。2020 年10 月30 日，“重走西南联大之旅”，从长沙到昆明，当我们踏上当年的西征之途，体验昔日学子在国难之时漫长艰困的迁徙旅程，感念和激励在心头涌荡。能够进入历史之河，以一己之力体验先贤的甘苦和悲欣，勘察隐没时间云烟的遗迹, 我以为是重要而珍贵的经验。

怀化火车站。这是离开湖南境内，前往昆明的时刻。

时速：274 公里/ 小时的高铁。疾驰的列车掀起轰响的声浪，窗外的景色极速闪过，那些森林、沟壑、河流、偶尔现于群山褶皱中的村落、孤独的房舍。白色的云雾缭绕。天色是灰暗的，有尘土的颜色。气温也凉下来，海拔两千米的高原。车从昆明火车南站出来，沿着联合路往蒙自走，在隧道口遇到拥堵。车子完全停下来，不再移动。司机下车散步和抽烟。有的司机拿着抹布擦车。大多数司机在看手机。从这里开始看到地方失控的状态。前边大货车的司机刹车失灵，直接冲进避车道。

这是由昆明到蒙自的旅途。我们乘坐的汽车在大货车丛林间隙中穿行。

浓重的云雾笼罩着云南的山川河流。

1938 年1 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滇。临大公布《修正学生赴滇入学之手续及路程》。师生分三路迁校，大约有800名师生，包括女生、体弱的男生和大部分教师由长沙经粤汉线南下至广州，转香港、海防，通过滇越铁路前往昆明。另有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钱穆、郑昕等10 余名教师，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到河内转乘滇越铁路赴昆明。其余师生组织成湘黔滇旅行团，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北，徒步走到昆明。

湘黔滇旅行团1938 年2 月20 日出发，4月28 日到达昆明，历时68 天，全程1663 公里，200 多师生共同创造了这一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旅行团采取军事化管理，244 名身体合格的男生入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当团长。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等11 名教师组成辅导团。旅行团徒步穿越湘西与贵州的崎岖山路时，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变，他们所看到的，除了壮美的风光、苗人的奇风异俗外，还有被蒋介石的部队夷为平地的村庄，墙上残留的革命口号，以及血洒战场的红军之墓。

跟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进的闻一多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行迹：

3 月4 日。黎明出发，过官庄，顺湘滇公路傍山而行，至马家坪山谷始展大。又经界亭驿等地。日行八十五里，人皆辛苦疲劳。过官庄时，听说有土匪，几百条枪已渡过辰水向这边赶来。过马家坪后，与中央军校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一千多名学生相遇。是夜，传来消息说土匪快迫近了，大家一阵恐惧。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可怕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又有什么用？时间过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抵挡不住疲倦的，大家终于昏昏入睡。当第二天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安地度过了一夜。

3 月5 日。翻山越岭，至马底驿渡溪水，公路成单行道。顺公路上青山，形势凶险。是日行六十里。过文昌坪时人家多闭户，从小路方向传来枪声。在凉水井，正街已为中央军校所占用，旅行团只得宿山边小村。因行李车到得迟，怕惊动土匪，禁用手电，黑路走细田埂三里多，来回扛行李。

4 月11 日，距旅行团从长沙出发过去两个月，贵州永宁湍急的盘江渡口上，建于康熙年间的铁索桥已破败不堪。旅行团不得不乘坐仅仅容五六个人的小船冒险过江。渡过盘江的激流之后，旅行团离云南越来越近。蔚蓝的天空与红色的土地提醒着师生们，他们的旅程即将结束。在此之时师生们获悉最新消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五

到达蒙自是我们重访西南联大之旅的第四天。按照预定计划，早餐后参观西南联大分校校址（海关大楼原址）、闻一多故居（洋行二楼）、歌胪士洋行、碧色寨、百年滇越铁路。蒙自下着微雨。我们冒雨乘车到碧色寨火车站参访。碧色寨火车站是独特的法式建筑风格，滇越铁路建于1910 年，是这条铁路的枢纽，是中国最早的火车站之一。

1938 年初的蒙自，远离日军的铁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对于刚从炮火的威胁下脱身的联大师生而言，这个静而美的环境，无疑是一块读书的乐土。在某种意义上，蒙自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宁静的小岛，但师生们也清楚，他们来到这个秀美的地方并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侵略者入侵的结果。平静的南湖与汹涌的红河正是这群流亡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在远离战争的宁静之中，弥漫着流亡的苦楚。

1938 年4 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迁入滇，落地昆明。除原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外，增设师范学院，全校共有5 个学院、26 个学系、2 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1 个先修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09 人、副教授48 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 人，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 人。

1938 年5 月4 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上课。战时的物资匮乏，木箱大显身手，其用途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学生宿舍中，每人可放一张木板床，并领到原为装汽油或肥皂的木箱做书桌、书柜和凳子。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正在联大读书，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住在一个师范学校中，这里还没有电灯，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因为不够亮的关系，所以在念书时还要用洋蜡。我们用的桌子是木箱和木板搭成的，柜子也是箱子搭的，注册组的柜台，会计室的柜子，都是由箱子改造的。木箱的功用在联大显示出了它的价值。简陋的木箱盛着联大师生们生活的艰辛和悲喜。”

然而在蒙自寄身的知识分子- 也有消闲之处可去。比如“南美”咖啡馆，这是师生们最爱光顾的地方。从东门到海关大楼的鹅卵石街上有数家越南人开的咖啡馆。在电灯暖和暗淡的光线下，寂寞的学生可以一边小心翼翼地捧着咖啡，一边谈论过去的美好时光与南迁路上的见闻，而越南老板很乐意怀着同情心倾听与他一样移居此地的师生们的心声。

浴战火而生，历经日军轰炸，联大人刚毅而坚卓，在昆明驻守八年。抗战大后方的昆明，物质匮乏，物价飞涨，生活艰苦。生活在“饭甄凝尘腹半虚”困境中的教师，仍然守护着中国学者的尊严，为人师表，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思想独立，学术自由。

管理学校，校方要和政府打交道。学校当局有多少自由，以实现自己的教育规划，对办好学校来说是关键。1942 年6 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批评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仍是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

1942 年，昆明物价飞涨，当时的教育部提出要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这应该是需要的。然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拒绝了，担任各院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的教授有二十五位，他们不肯领取分文补贴。教授们在致教育部的函件中声明：

“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冯友兰在回忆西南联大时说：“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1939 年就要求院长以上的教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部，称为区党部，在各学院设立区分部。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学生中还公开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

“从表面上看，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由于政治原因聘请或截频教授；没有由于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由于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

蒙自经常遭日机轰炸。日机曾经出动20余架飞机，分两次由东山方向进入县城上空，低空扫射，投弹200 余枚。石牌坊一理发室的8 名理发师全部遇难。此次轰炸，县城居民死173 人、重伤53 人、轻伤103 人、毁屋401 间、震坏房屋764 间。

1940 年，日军占领越南，蒙自成为中越边境纵深防御阵地后沿，屡遭日机空袭。

西南联大先后有1100多名学子投笔从戎，保卫国家。他们有的为美国空军志愿援华的飞虎队担任翻译，有的加入中国远征军远赴印度蓝姆伽受训，血洒战场。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缅印战场，都留下学子们青春的身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提名”碑上刻着834 个青春热血男儿的名字，被称为西南联大抗日“八百壮士”，他们的英名永垂史册。

近年随着西南联大校史的被挖掘，一段尘封多年然而慷慨悲壮的历史重新进入公共视野。影视作品多有以西南联大为题材，电影《无问西东》，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以及即将开播的青春偶像剧《我们的西南联大》，对当年的这段历史多有叙述。长久以来深锁在历史幽境中的西南联大艰苦卓绝之历史，通过影视作品的传播让更广大的公众知晓。

在西南联大历史博物馆，能看到那些声名显赫、业绩卓著的知识分子名录。

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吴宓、钱钟书、卞之琳、燕卜孙、钱穆、郑天挺、陈寅恪、吴晗、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这些业绩卓著的人文学者只是西南联大灿若星辰的杰出者的一部分，他们永久辉映着一个民族精神的天空。然而这些学者在后来的人生命运也是历史演进的一个镜像，因为国共内战，也因为意识形态的分界，有些学者献出生命，如闻一多、李公仆；有些学者，比如吴宓、陈寅恪和吴晗，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还有的学者比如钱穆出走台湾；有的学者比如钱钟书被中共高层所重用，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人的命运也是中国意识形态演进镜像的映照。

注：（本文写作中部分资讯来源于对宗璞女士的访问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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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6期）

夏榆，作家。曾供职《南方周末》驻京新闻中心，任资深文化记者十年。著有访谈集《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在异乡的窗口，守望》, 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等。现居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