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丁小炜：军旅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艺术学硕士。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在那遥远的亚丁湾》《一腔无声血》，长篇小说《秋山几重》等。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十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第六届长征文艺奖等。

江姐在川大

文/丁小炜

一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我到四川大学采访，正是江姐——江竹筠烈士百年诞辰的前一天。

川大建了一座江姐纪念馆。学校放暑假，又是疫情期间，江姐纪念馆处于闭馆中；但了解我此行的来意后，馆长毕玉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开了“专场”，细心为我介绍纪念馆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她说：“整个纪念馆的设计工作全部是川大的党员师生承担的，我们认为在江姐当年居住过的原址建造纪念馆，更有时代感和纪念意义。”

四川大学先后有六十七名校友为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生命，学校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深入发掘红色资源，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红色基因在川大师生中代代相传。学校把原国立四川大学女生院辟为江姐纪念馆，集中展示江竹筠在川大读书期间的珍贵档案和照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江竹筠牺牲七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四川大学隆重举行了江姐纪念馆开馆仪式。醒目的“江姐纪念馆”五个隶书大字，由著名革命家、文学家、书法家马识途先生题写。毕馆长介绍说，马识途先生是与江竹筠同时期的革命战友，去年一百零五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兴致勃勃来到江姐纪念馆参观，深情回忆了当年的革命经历。

进入馆内，是一个不大的院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江姐的汉白玉雕像，这个雕像不是《红岩》小说中江姐的形象，而是学生时代玉洁冰清的江竹筠。那时候她经常穿着蓝布旗袍，外罩一件深紫红色毛线衣，夏天穿一件白底蓝小圆点的短袖旗袍。

“学校设在江边西头的疗养室，只有三间病房，偏僻简陋，我和文艺研究会的王筱鼎因为患肺结核病，先后到这里同住一室。这里不引人注意，又成了进步同学的联络点。”江竹筠曾这样描述原川大女生院。她在川大两年，一直在这个女生院度过。此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川大女生院的建筑遗存，不大的院子承载了无数川大女学生的青春与热血。院子里有一棵亭亭如盖的皂荚树，树龄有一百一十年了，树旁的宿舍墙上，是一组浮雕壁画。壁画展现的是江竹筠和同学们用捡来的皂荚洗衣、洗头以及在树下染布的情景，那个年代最朴实最有人间烟火的校园生活画面。

老树、老宿舍、老场景，质朴而亲切，深沉而直观，构成了完整的时空。这棵皂荚树，聆听过多少风华少女的嬉闹低语，目睹过多少有志青年的青春容颜？它是历史的老人、忠实的记录者。当年的粉面佳人，或已鬓发苍苍，或已隐身历史的尘埃。这里留有竹筠的生活痕迹，她的气息仿佛还在。

江竹筠既是党的优秀儿女，也是四川大学的优秀校友，学校致力打造江姐纪念馆、创作江姐舞台剧、建设江姐荣誉班，让江姐真正在川大学子心中“活”了起来。

川大“江姐班”设置在生命科学学院，这是一个名副其实、又红又专的荣誉班级。“江姐班”班长李歆睿同学说：“在江姐班生活学习，大家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很大提升，我们一定会像江姐那样，担当起时代责任！”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晚，由四川大学师生自创自导自演的原创舞台剧《江姐在川大》举行了首场公演，引起轰动。当台上的角色流下热泪，观众席也是一片无声的哭泣。辅导员陆璐老师说：“江姐的故事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这部剧通过点点滴滴的过往，把她拉回到我们身边，激励大家争当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硕士研究生王宇偲说：“我看到她也曾年少，也有岁月青葱，也曾尝过爱情的甜蜜和初为人母的欣喜。她是我们的学姐，但从另一个层面说，她更是党的女儿、人民的女儿。”剧作主创团队召开了三十余次剧本创作会，先后写出十几稿剧本，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排练，最终形成公演剧目。剧中江竹筠的扮演者梁雅芯同学久久沉浸在剧情中，她说：“江姐的性格塑造和分寸拿捏，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我与当时的她年龄相差无几，但一时很难准确把握她在追随信仰和母子情深之间的挣扎。后来我泡在校史馆和江姐纪念馆，阅读了许多资料，慢慢找到了感觉，浑身充满青春勃发的革命气息。”

毕馆长告诉我，为了纪念江姐百年诞辰，学校师生正利用暑期紧锣密鼓排演另一部红色诗意话剧《待放》，即将在成都公演。这部全新打造的话剧，通过成年江姐和学生江姐跨越时空的交流，深情地展现江姐来川大、在川大、别川大的三个过程，表现她勇敢的奋斗、信仰的成长和青春的风采，呼唤青年人不断坚定人生理想信念。

二

一九四四年五月，江竹筠告别和自己假扮了一年夫妻的彭咏梧，从重庆乘车撤往成都。车到成都，她径直前往城郊的金牛坝驿运管理处，去找前期撤来的何理立。

这天是周末，偏偏何理立进城去了。与何理立同宿舍的一个名叫王珍如的女青年热情地接待了她，还为竹筠安排好了食宿。王珍如老家在四川金堂县，年长江竹筠一岁，这一夜她俩谈得十分投机，都意识到对方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是没有挑明而已。

从此，江竹筠、何理立、王珍如成了最要好的姐妹。

战友庞佑宗躲避到成都后，到了成都的重庆银行，被安排在九眼桥附近的办事处工作，不远就是四川大学的望江楼。办事处只有五六个人，掩护得非常好。江竹筠随何理立来到庞佑宗处，找他商量如何在成都立足并开展工作。商量来商量去，三个人一筹莫展，他们都刚来不久，没有过硬的上层关系，找一个好的掩护职业实在很难。庞佑宗想了想说：“我看这样吧，工作慢慢找着，实在不行，竹筠可以考考对面的四川大学，不过只有两个月就要考试了，时间有点紧。”“川大规模影响这么大，要是真能考进去，就可以方便地组织学运了。”江竹筠说，“只是我考得上吗？不管怎样，先问问组织上的意见。”

不久重庆回信了，江竹筠对何理立和庞佑宗说：“四哥同意了我考川大的想法，他说正需要争取这种阵地。拼了这条小命，我也要考上川大！”于是江竹筠开始复习。庞佑宗通过川大的朋友，请来川大的老师和学生为竹筠辅导功课。竹筠寄住的宿舍既窄又小，通风不好，夏日里又燥又闷，但她总是夜以继日地攻读，很少离开这间房子。

庞佑宗想办法给竹筠弄了一个名叫“江志炜”的高中文凭，为她考试报了名。为保险起见，竹筠选报了农学院植物病虫害这个冷门专业。

考榜下来了，“江志炜”榜上有名。

从此，江竹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四川大学学生注册档案中这样记载：“江志炜，性别女，年龄23岁，四川巴县人，于1944年9月，在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一年级注册入学，学号331044。”

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国际上，苏联红军把德军赶出了国境，英美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希特勒败局已定；国内，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与日军作战，但国民党军队却在日军的进攻中溃逃。中共代表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挽救危急局势。

成都的进步力量在地下党组织下，重新活跃起来，公开和秘密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成都五所大学联合在华西坝体育馆集会，喊出了“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四川大学的师生在地下党总支的领导下，掀起了新的学生运动热潮。

但川东地下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决定不转江竹筠的组织关系，给她的任务只是“隐蔽”，指示她可以用普通学生身份，做一些群众性的学生工作，尽量避免在学运中抛头露面。

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忍着丧母悲痛，参加了川大的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她决定在学运中扮演一个隐蔽的幕后策划者和推动者。

江竹筠没有忘记党组织对她的要求，她的谦和、朴实、诚恳，把周围的群众聚拢在一起，与同学们处得水乳交融，大家不是亲切地叫她“志炜”，就是尊称她“江姐”。她所在班里有三名女同学，另两位是来自郫县农村的董绛云和来自成都的走读生王云先，她和董绎云、农化系的黄芬等住在川大女生院同一间宿舍。

何理立经常从郊外金牛坝赶到川大来看望竹筠，夜里就挤在她的床上，两个在孤儿院就是同学的挚友，没完没了地说开了，还用她俩心知肚明的暗语谈工作，偶尔也提起“彭四哥”。

同寝室的黄芬年龄最小，家境优越，单纯而聪慧，其父黄仲伟是国民党九十五军参谋长。江竹筠很喜欢黄芬，经常约她去锦江畔散步交谈，潜移默化地影响她。黄芬的姐姐黄芳在川大园艺系，黄家姐妹经常拉上竹筠去家里玩耍。黄仲伟是位同情进步力量的爱国将军，见一双女儿与江竹筠这样文静识礼的同学来往，也非常高兴。竹筠觉得，若是能争取黄家姐妹，再影响到黄将军倾向共产党，就可以给党的工作带来便利。（果然，黄家姐妹加入了自由读书会等进步团体，一九四七年成都发生“六二三”逮捕事件时，黄将军在女儿黄芬鼓动下，出面保释了不少进步学生。后来，黄仲伟将军毅然率部起义，不能不说，这里面有江竹筠的功劳。）

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川大和成都各大学的一百零八个进步团体，在华西坝草坪举行了数千人的“营火晚会”，倡导发扬“五四”精神，呼吁停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置身在这样的学生运动中，江竹筠内心无比高兴。

这时，她却突然得到一个秘密通知，南方局和重庆市委鉴于工作需要，批准她与彭咏梧正式结婚。

她明白，组织上这样决定，是因为自己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扮得太真，现在难以向周围的人道明真相，重庆的地下工作需要彭四哥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就必须把“夫妻”关系继续巩固下去，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正式结婚。

暑假回到重庆，竹筠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彭四哥，两人都很激动，他们的“家”已经搬到中信大厦，同事们听说“彭太太”回来了，都跑来热闹了一番。

抗战胜利了，竹筠在重庆亲历了人民庆祝胜利的狂欢盛况。她带着胜利的喜悦和新婚的甜蜜，回到了四川大学。

正当她以饱满的热忱投入学运时，却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川大学生伙食很差，怀孕的江竹筠一直在女生伙食团吃饭，三餐几乎是萝卜白菜糙米饭，但她很少加菜，有时错过了吃饭时间，她也只是到女生院围墙外的小店去吃一碗酸辣面。

三

在四川大学江姐纪念馆，我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编号为36986的住院病人记录。

这是一张七十五年前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的住院单，其中，中文记录的内容为：彭江志炜，女，二十四岁，已婚，省籍四川，诞生地点重庆，现住址为望江楼川大女生院；科别为产科。英文记录的内容为：入院日期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出院日期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诊断contracted pelvis（骨盆狭窄），手术classical cesarean section&ligation of tube（古典式剖宫产和输卵管结扎）。

记录者的习惯和娴熟的英文书写，透出浓重的教会医院文化背景。

感谢档案和文献工作者，为今天的人们保存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这份住院单传达的信息，让我们穿越岁月和历史的尘埃，触碰到了感动和崇敬。我们仿佛看见黑白光影中，江竹筠在医院生产的那些日子，我们甚至听得到医院外川味浓郁的叫卖和成都老街区的嘈杂，一九四六年春天那明晃晃的阳光，仿佛正洒到我们脸上……

一九四六年春天，江竹筠要生孩子了，黄芬、黄芳和董绛云三个女同学找了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妇产科住了下来。由于骨盆狭窄，江竹筠难产了，医生诊断须做剖宫产手术。

谁也没想到，临做手术时，竹筠却恳求医生：“大夫，请一并给我做了绝育手术吧！”医生大吃一惊：“这怎么成！你这是头胎，哪有生头胎就做绝育的！”陪护的黄芬、董绛云也纳闷：“都说生得越多越好，越有福气，你怎么生一个就不想要了？”竹筠笑了笑：“生一个就够了，免得生多了拖累。”

黄芬劝她：“你何必这么固执？你这样，你先生知道吗？”

“他不知道，但他会同意的。”竹筠坚决地说。彭咏梧此时还不知道竹筠要生孩子呢。

竹筠坚决要求绝育，医生没办法，只得说：“实在要绝育，必须家属签字！”看到竹筠心意已定，一直被江竹筠叫作妹妹的黄芬，只好一咬牙说：“我是她妹妹，我来签！”

医生只好在剖宫产的同时给江竹筠做绝育手术。孩子平安降生，是一个胖胖的男孩。江竹筠幸福地笑了，黄芬、黄芳、董绛云几个同学高兴得合不拢嘴。

住院单显示，竹筠共在医院住了二十二天。出院后，几位同学把竹筠和孩子接到学校附近一位姓丁的同学家里借住，丁婆婆帮她照料小孩，同学们不时去看望她和孩子，带去鸡蛋、水果等营养品，给她送去了友谊和温暖。

半个月后，接到消息的彭咏梧匆匆赶来。得知竹筠做了绝育手术，彭咏梧虽很难过，但还是称赞她：“竹，你是个有独到见解的好母亲，我明白你的心思。”江竹筠笑笑说：“四哥，我知道你不会责怪我。孩子还没取名呢。”彭咏梧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就叫彭云吧！”

今天回想，江竹筠当时那么说，心里肯定也有挣扎：作为一个母亲，谁不想多要几个孩子？但面对斗争越来越残酷的现实，地下革命工作者随时都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她是有准备的。她深知，儿女一多，就是更多的拖累。在那样的年代，人们思想还不开放，江竹筠能有那样的抉择，甘为革命做出舍弃，真让人无比敬佩。

生下彭云四十天后，江竹筠就回校上课了。小彭云有丁婆婆带着，她很放心。学校的课程落下了很多，她抓紧时间向前赶。学校进步团体的活动，她也一如既往地参加，还抱着云儿去参加了一次“文学笔会”活动。

暑假到了，江竹筠即将带着儿子回重庆。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加残酷的地下斗争就要到来，彭咏梧的工作肯定需要她这个妻子细致掩护。她意识到自己难以继续大学学业，临别时把贴着自己照片的借书证和一本《辩证法》赠给了同学王云先。

不出所料，江竹筠一回到重庆，局势就恶化了。国民党向共产党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雾都重庆地下党的工作更加艰险起来。市委负责人找江竹筠谈话：“市委决定你不再去川大，就留在重庆做老彭的助手，你的任务是给老彭建一个安全的家，协助老彭搞好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

再次与丈夫共同战斗生活，而且不用像两年前那样假扮夫妻，江竹筠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新安排。一贯严谨的她，以孩子太小为理由，请同学帮忙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这样既免去了学校方面的猜疑，又多了一个掩护躲避的退路。

就这样，江竹筠中断了与川大的联系，把用了两年的“江志炜”这个化名，留在了四川大学的学生档案和同学们的回忆中。

一九五〇年一月七日，川大师生为渣滓洞遇难烈士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很多曾经的同学、老师和朋友在参加追悼会时，才知道原来江竹筠就是曾经和他们朝夕共处的同学江志炜。

多年后，据竹筠的好友黄芳回忆：“我们只知道她叫江志炜，她从来没跟我们说起过江竹筠这个名字，一想到江姐受了那么多苦，我的心都在痛！”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丁少颖著《红岩恋——江姐家传》

●本文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