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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选刊》2021年第7期|刘建东:第一站台(节选)
来源:《小说选刊》2021年第7期 | 刘建东  2021年07月13日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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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东笔下的站台既弥漫着忧伤孤独,又氤氲着无限温暖,更是人生饱满的缩影。“我”目睹了史老师的恨意,无论她是言不由衷的问候,还是幽恨难平的赌气;“我”也见证了舅舅的心灵秘境,对他命运的反向期待成就了故事的高潮。反转之魅绽放出浩瀚人生,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如此的盘根交错,又是如此的浩浩荡荡。刘建东在情感的刀锋上游走之后,聚焦的是人性的困境和救赎,有爱就有痛,但风雨过后的往事能变为生之寄托,这才是对生命经验的重新赋形,同时也呈示出一代人的精神特质,以及他们在沉重的呼吸下焕发出的人性光彩。

—— 安静

《第一站台》(节选)

文/刘建东

绿皮火车冲出茫茫暗夜,粗重地喘息着,开始减速,缓缓靠近二十二时三十九分的邯郸车站。车内的人都把头挤向矩形窗玻璃,向外张望。灯光昏暗的一站台上,人头攒动,等车的人跟着没有停稳的火车,慢慢小跑着,寻找着自己的车厢。人们细细长长的影子,开始慌乱地重叠与分离。

在数十个小时漫长的旅程中,我丝毫没有亏待自己,吃了一只烧鸡,喝了半斤石河子产的高粱大曲。此刻边回味着酒香,边悠闲地看着站台上接站和上车的人流。我没想到,居然还有迎接我的人。她手里举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要在这座城市慰问的其中一个。她曾经是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是当时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教师。每次她边读英文课本,边从我身边经过时,都会留下淡淡的雪花膏味。这是她病退回内地之后,我第一次见她。她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虽然已经四十多岁,却容颜未改,站台朦胧的灯光下,脸上的淡妆若隐若现。头发整整齐齐,熨熨帖帖。洗得干净的浅蓝色小翻领上衣,自然地衬托着她匀称纤细的身姿。我叫了声“史老师”。

“你还认得我啊!”她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我到邮局打长途电话问了厂里,才知道是你。原来的中学生,都变成成年人了。”

这是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我工作后的第一次出疆经历。

他们说,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对此我并不在意,反而有些得意洋洋,凡是借此贬低我的人,都是忌妒我的人。我很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当覆盖着北疆辽阔平原的积雪慢慢消融,当春回大地,我一年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内心充满着期待,想象着车窗闪过的那些大好河山:天山、嘉峪关、敦煌、黄河、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想象着火车越过小小的红柳河站时,出疆时的喜悦。

舅舅对我的第一次出行并不放心,他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我一定要亲自见到每一个人,把厂里的问候一字一句地捎给他们。他还拿着一个白棉布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交代我一定要把它送到她的手上。他补充道:“这是新疆最好的杏干。”他担心地盯着鼓鼓囊囊的杏干包裹,好像一离开他的手,那个包裹就会丢失一样。我第一次出疆时,舅舅是七一棉纺织厂的副厂长,在他递给我杏干包裹时,我发现,此时的舅舅并不是台上那个念稿的副厂长。他紧锁双眉,目光游离,眼神忧虑。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他的目光还在盯着我,我知道,他盯着的是那个包裹,而且是即将踏上遥远旅程的包裹。好像,他所有的希望,都在那个满是杏干的包裹上,他坚信,它会随着我,越天山,出新疆,过黄河,入平原,到达它的目的地,实现他的愿望。难忘的第一次,就是这样,满载着舅舅殷殷嘱托和满心希望出发,那包杏干是我行李中最重的一件,因为它的存在,我双肩生疼,虽然我极不情愿,我甚至动过念头,从火车的窗户把它扔到旷野之中,可我不敢。这可是万能的舅舅交给我的任务,谁让他是我舅舅呢,谁让他力排众议,给了我这份游手好闲的工作呢。所以,我出疆的第一站就决定奔赴那个可以把杏干早早摆脱掉的城市。

每年,我都会出疆,到祖国广阔的内地去跑一趟,代表七一棉纺织厂去慰问返回内地居住的退休工人。说得好是慰问,实际上就是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世,以防他们死了,厂里还照常给他们发着退休金。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他们大多是一九五八年开始支边的青年,也有一部分部队转业的干部,如今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大多想着落叶归根,回到内地投亲靠友,安享晚年。我的内衣口袋里揣着一份名单和一支蓝色墨水的钢笔。他们分布在河南、河北、湖北、上海、天津……每次回来,那个名单都会有所变化,有的人名上会被覆盖上一个大大的蓝色的×。

我知道,他们都不愿意见我,他们把我看成一个催命鬼,好像每年出现的我,是向他们索命的。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不会给我好脸色,除了必要的应酬问候,或者打听一下老同事和纺织厂的近况之外,便少言寡语,呆呆地坐着。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既不受欢迎又挥之不去的期盼。对于为边疆奉献了一辈子的他们来说,那份退休金是晚年唯一的希望。只有一个人例外,她对我格外的期盼,好像,在她一整年的生命中,就为了等待着我从绿皮火车狭窄的门中走出来的那一刻。

这个人就是史项华,我的英语老师。

多年之前的一个下午,史老师在教室里正在给我们上课,突然就满脸冒汗,上身痉挛,扶着桌子坚持了几秒,便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从这一幕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课堂,我从来没有听得懂的曼妙的英语朗诵声也消失了。据说她得了不可救药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疾病。一年后她便病退,再一年,她回到了内地,回到了她母亲身边。

这是河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邯郸,我记得历史课上说过这是战国时期哪个国家的首都,我学习不好,没记住。从石河子到邯郸,将近三千一百公里,我分别在乌鲁木齐和兰州倒了两次车,坐了近八十个小时的火车才到。我松了松身体,使劲跺了跺脚,脚踏在大地上的感觉真好。

她像是见到亲人那样,抢着替我拿行李,甚至有些手忙脚乱,那个盛着杏干的背包在我们互相拉扯之中掉到了地上,还好,我舅舅包得结实,没有杏干掉出来。

车站出口靠墙处,支着她的凤凰牌自行车。

她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到了火车站旁边的站前旅馆里。我一路都在感谢她这么晚还来接我,让我突然感觉到了千里之外的温暖。办完入住手续,她跟着我进了房间。我先把那个杏干包裹拿出来,递给她,“我舅舅给您的,他再三嘱咐我,让我一定要亲手交到您手里,要不回去他非得杀了我不行。”

她把手背到身后,仿佛,怕那双手不听使唤,去接那包杏干。

这个场面有点尴尬,她就那么背着手站着,不说接也不说不接。我央求她:“史老师,您拿着吧,我跨越几千公里,给您捎过来的,您不要,我怎么回去向我舅舅交差?”

她依然不理不睬,环顾左右,就是不接我的话茬。我的手举累了,便放到一边的茶几上,我说:“史老师,求您了,您走时一定要拿上呀。”

她走时并没有拿走那包杏干,她看都没看,不管我的反复提醒和哀求,径直走出了小旅馆。她走之前对我说,邯郸是个好地方,名胜古迹很多,我来一趟不容易,她一定要尽尽地主之谊,带我到几个著名的景点去看一看。

她走到门口,我问她:“史老师,请教一下您,邯郸是战国时哪个国家的都城?”

“战国时期的赵国。”她回答。

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待了三天,第一天去了趟黄粱梦镇,慰问机修车间返内地退休职工宋长荣。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他对我则不咸不淡,给我倒了杯茶水,聊了几句天,然后把我送出门。我顺便去逛了逛吕仙祠,在卢生殿我闭上眼,想象着自己也能拥有一个黄粱美梦。第二天去了趟沙河县褡裢镇,王阿姨和我母亲是一个车间的,见到我仿佛见到我母亲似的,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让我吃盘子里的麻花。还有一天时间,史老师装束整洁地陪我去了趟丛台公园。一路上,她滔滔不绝却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给我讲邯郸的历史,从赵氏孤儿、胡服骑射讲到廉颇蔺相如,从围魏救赵、毛遂自荐讲到纸上谈兵、负荆请罪,讲得我脑子里乱乱的,根本理不清谁是谁。不管我能不能接受,不管讲述是不是令自己气息不畅,她只是坚持讲述。我们站到武灵丛台最高处,据说这是两千年前赵武灵王阅兵之处。邯郸城在我的眼中比石河子要大许多,放眼望去,看不到城市的边缘。平房与楼房高低错落,街道疏朗,绿树交叉延伸,自行车纵横穿行,满是烟火之气。阳光轻抚,我从她洒满阳光的脸上,依稀又看到了当年她在讲台上的风姿,只是她的表情越来越不那么从容,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我心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被哪个念头硬生生地揪住了。所以后来她说了什么,我几乎当成了耳旁风,我心里的那份疑虑抓挠着我,奇痒难耐。到了那棵据说是明代的古槐旁,看着被微风吹动摇曳生姿的树叶,我脑子里似乎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急忙问她:“史老师,您不是因为有病才提前退休的吗?”

因为我突兀的问题,她不得不停下喋喋不休的讲述,愣愣地看了看我,然后镇定自若地说:“当然是因病退休的。那还有假吗?”

“那您……”我喃喃地说。我的意思是我丝毫看不出她是个有病的人。

透过槐树稀疏的叶子,点点的阳光在她脸上摇晃着,因为登上高台和不停地讲述,她坚挺的鼻头也布满细微的汗珠,有些细碎的皱纹从眼角散开,延伸到她乌黑的头发中。“你是说我在石河子有病不能上班,怎么在这里跟个没事人似的?小姜,这是两码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她说的话我似乎并不明白。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来不就是来证实一下,我是不是还活着,还在不在人世,是不是可以给纺织厂省下一笔退休金吗?”

我连忙摆摆手:“没有的事儿,我是代表厂里来慰问您的。”

“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都是骗三岁孩子的。”她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越过正午的阳光下,邯郸城中罗列交织的矮房和楼宇,看着更远的地方。

我吸了口气,她说话的口气还是和在学校时一样犀利。由丛台西南阶梯而去时,她终于要撑不住了,身体一歪,险些摔倒。我扶住她,她的手无力地抓着我的胳膊。我说:“您是不是累了?”

“没有,踩到一块小石头。”她的脸色蜡黄,皱着眉,轻描淡写地说,然后甩开我的手,独自向前走去。

我们在丛台公园门口分手。我打开随身带的背包,拿出那包杏干,在整个游览过程当中,它都以那么真实的重量考验着我的肩膀和心理。一旦我感觉到那分量的存在,舅舅恳切的目光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我继续哀求她:“史老师,您就别为难我了。不能再让我把它背回新疆吧,再者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去河南、湖北……”

我的哀兵策略并没有奏效,她依旧我行我素,仿佛那包杏干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她不理不睬。任凭我的哀求变成一股风吹过。她没有立即和我告别,而是眯起眼睛来,狠狠地盯着我,冷冷地问:“他死了没?”

她如此冷酷的问话令我猝不及防,惊出了一身冷汗,“谁,谁死了?”

“你舅舅。”她看着我,眼里满是怒火和仇恨,刚才的热情洋溢一扫而空。

我不明白她为何有如此一问:“我舅舅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死呢?他现在是副厂长,他每天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怎么会去死呢!”

得到了我肯定却不令她满意的答复,她眼神中的怒火骤然熄灭,变得呆滞无神,她转身离去。我手里拿着那包沉甸甸的杏干,看着她的背影慢慢地向南走去,她走得很艰难,摇摇晃晃,如同掉了一个高跟鞋后跟。其实她穿着一双平底鞋。她跌跌撞撞,身子一会儿向左斜,一会儿向右歪,随时都有可能要倒下去的感觉。我冲动地跑过去,伸手扶住她。她竟使出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把我的手甩开。我趔趄了一下,站定后,看着她继续一歪一斜、一瘸一拐地,坚定地向前走去。那婆娑的光影在她晃动的身体上疯狂地跳跃着。渐渐地,她消失在那一排已经长出稀疏绿叶的梧桐树后。

……未完待续

(全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1年第7期)

刘建东,男,1967年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小说集《黑眼睛》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孙犁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