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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中国，所有文化人都会知道，20世纪40年代，现代诗人李季在陕甘宁边区盐池县写下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作品——《王贵与李香香》。

说起李季的名字，盐池人都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他创作的革命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盐池人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一件成功的作品，后面都必然要有一些千辛万苦的磨练过程。

诗人李季，1922年秋天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8年，他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投入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成为八路军抗日游击队的一名战士。在部队里，由于他的文艺才干渐露头角，1942年初被组织上选派到晋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鲁迅艺术学校学习。结业后，于次年秋天跟随一支部队越过晋中日寇封锁线，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靖边县完全小学任教导主任，以后又到盐池县任县政府政务秘书。自此，李季的脚步踏上了充满革命热情的三边土地，在这里一呆就是五年时间。

作家柳青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三边的五年，在李季的一生中至关重要。他说：“这五年对于我犹如幼鸟的‘出窝’，小驹的‘试蹄’……”

千里里黄沙连山川，好地方还数咱三边。

三边地方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

亲不过爹娘一片心，三边是咱们的命根根。

李季反复品味信天游的意境，啊，信天游真美！“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扇洞开的门，那里面既广大又幽深。”（李小为《一支没唱完的歌》）李季一到三边，就被这里独特的塞外风光吸引住了：广袤无垠的沙原，漫坡遍野的牛羊，成群结串驮盐的脚户队，那一道道蜿蜒起伏的沙丘，就像汹涌澎湃的海浪；那一串串行进在大沙原上的骆驼队，宛若飘摇在千顷海波上的小舟；那一丛丛茂密的沙柳、红柳，好似大海中片片绿色的小岛。三边沙原的美景，引起了李季的无限联想与憧憬。然而，更使他钟情的还是勤劳淳朴的三边人民。三边人爱唱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优秀的歌手。尤其是自从陕北有了共产党，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闹红”翻了身之后，更是男男女女歌兴大发。他们不仅是各种民歌的歌唱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创作者。那首后来唱彻全球的《东方红》，就是陕北农民李有源编唱出来的一首民歌。唱歌，是陕北三边人民表达思想感情的最好方式，高兴时唱，忧愁时也唱，痛苦时还唱。因此，陕北民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李季生性爱好文艺。在晋东南的时候就曾萌生过写小说的念头，但没有成功。来到三边，听到三边人诉不尽唱不完的民歌，就像是游进了充满民间艺术瑰宝的宫殿，流连忘返。于是，他就利用工作的闲余时间，如饥似渴地收集民歌。他用边区造的粗糙的马莲纸订成厚厚的本子，带在身上。谁一开口唱，他就留了意，赶快掏出本子记下来。记满了一本再来一本。为了收集民歌，他有时候走到野外，隐身在一丛灰绿色的沙柳后面，静听那些提着篮篮剜野菜的婆姨女子们，用轻快明朗的调子互问互答，根儿长蔓儿短，如泣如诉地唱着情歌，往往感动得他眼圈儿发红。有时候，他跟在驮盐的脚户队后面听那些粗犷骠悍的脚户们“哥哥长妹妹短”地用“信天游”倾诉衷肠。这样常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跟出了十多里路，返回时已是星光满天了。有时候，他又悄悄地站在农家小屋的窗口外边，“窃听”那些盘腿坐在热炕头上的年轻妇女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哀怨缠绵地哼唱着对心上人的思念……李季曾向人谈过他的这种感受：“假若唱歌者丝毫没有觉察到你在跟前，他（她）们放开喉咙，一任真情信天飘游时，这对你来说，简直是一种幸福的感受。”

在陕北民歌之中，最能表现劳动人民粗犷性格和抒发真挚感情的，当推信天游。顾名思义，信天游就是敞开胸怀，无拘无束，一任情感漫天飘游。信天游也是一种形式最简单的诗，它用比兴的手法，两句一对，前比后兴。由于形式自由而生动，极适宜表达、传输人们的感情，所以陕北一带（包括盐池县在内）最为普及，人人会唱。在那七沟八梁的黄土高坡上，或是浩瀚如海的茫茫沙原里，只要有一声高亢嘹亮的信天游，就能使周围的环境顿时充满生气，让疲劳的旅人即刻忘却困乏。“信天游，不断头”。这是一支永远也唱不完的歌，是一个永远流不尽的泉源。在李季所收集的民歌中，光信天游就有好几千首。新中国成立后，他挑选出了两千首，附在他的文集后面发表了。

李季在靖边完全小学工作了一年多时间，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便被时任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引向“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邪路上去了。大批从外地投奔陕甘宁边区的革命青年被打成“特务”、“反革命”，要进行“抢救”。李季也未能逃脱这一厄运。1943年11月，他在靖边县被“抢救”了一番之后，又于春节前被送到定边三边地委办的整风训练班“学习”。训练班设在三边公学的校园里。当时的三边分区管辖着吴旗、靖边、定边、盐池四个县，调在一块被“抢救”的青年共有五十多人，在训练班上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围攻和逼供。李季对于那样的“抢救”很不以为然，经常发一些牢骚。有一次，他的牢骚被一个叫张永安的人（后来成了叛徒、马鸿逵特务）打了小报告，少不了又被“抢救”一顿。

整风训练班的气氛虽然很“森严”，但是被“抢救”的一班青年人却没有因此而悲观、消沉。他们除了吃小米、纺毛线以外，还唱歌，奔跳（算不上跳舞），开会纷纷发表意见，语言像烈火一样炽热。李季照样忙碌地收集民歌。他一有空就鼓动一些人唱起来，自己则边听边记。一次，定边南山的一位区干部唱了一首信天游：“山丹丹开花背洼洼开，有那个心思（你）慢慢地来。”他听了高兴得一拍大腿，说：“真是深山出俊鸟呀！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生活是‘灵感’的泉源。”李季就是这样不断地从民歌的宝库里拾取艺术的精华，这些“萌芽状态的文艺”，为他以后大量的诗歌创作，插上了金色的翅膀。

长达八个月的整风训练班终于结束了。1944年初秋，李季身背行李卷、黄挎包，还有牙具、脸盆等，从定边城出发，沿着古老的明代长城，跋涉过六十里漫漫草原，来到了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盐池县。他是被分配到盐池县政府担任秘书工作的，那时的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

李季的秘书室，只有小小的一间土坯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靠后墙是一盘土炕，当地放一张简单的办公桌和一条木凳，冬季再加一只铁火盆。李季除了守机关以外，还经常穿着老羊皮袄、遍纳布鞋，冒着刺骨的风雪，翻沙窝涉荒原，到老百姓中间去，和老农民一起吃酸菜就黄米干饭，睡羊粪沫子煨的热炕。除了搞行政工作，还要听老乡们给他唱民歌。他说：“三边人民以小米和酸菜哺育了我，更以他们英勇、顽强、乐观的伟大品德教育了我。在艰难的岁月，在胜利的时刻，日日夜夜，生生死死，把我磨练成了一个地道的三边人。像是有一条无形的链，把我的生命、我的命运，同三边人民紧紧拴在一起。三边沙原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本土，三边人民成了我相依为命的亲人。”三边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事迹，更加时时激励着李季的写作热情。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营养，积累了素材。

1945年隆冬，朔风呼啸，寒气袭人，夜间的气温常常在零下十多度。李季白天赶完了繁重的公务，晚上就点起一盏豆大的麻油灯，开始了他为之成名的长诗的创作。手脚冻麻木了，就凑近火盆去烤一烤，肚子饿了，就在炕洞里烧几颗山芋蛋；困乏极了，就站起来伸伸胳膊甩甩腿……熬了二十多个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来的长达七百四十多行的叙事诗脱稿了，题目是《红旗插到死羊湾》。长诗以死羊湾村青年农民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三边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地主恶霸、建立革命政权的曲折道路。故事峰回路转，引人入胜。这部诗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讲，都是来自人民，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人民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作品。这是李季呕心沥血，对三边父老乡亲们的忠诚回报。

诗稿写出之后，李季利用饭后茶余和下乡的时间，不厌其烦地念给盐池县委、政府和区、乡的干部们听，征求意见。一次，李季的河南老乡、三边整风训练班的朋友张志良从乡下来看他。还没等来人坐定，他就取出诗稿说：“我用了二十个夜晚的工夫，写了一个东西，你给看看吧!”根据众人提出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之后，他将诗稿寄给了《三边报》社。

1946年夏天，长诗《红旗插到死羊湾》首先在《三边报》上连载。一时间，《三边报》“洛阳纸贵”，各地纷纷要求增加订数。三边区、乡干部们的小挎包里，除了日常办公、洗漱用品之外，还要带一卷儿《三边报》。他们说：“报上登有王贵与李香香，看了给人增添力量。”

时隔不久，《解放日报》特派记者刘漠冰来到三边。他慧眼识珍珠，读了李季的诗稿之后，兴奋地说：“这样好的诗为什么不能发表?长诗可与《板话》（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媲美。”刘漠冰写了一封信连长诗一并寄往延安。不久，《解放日报》在9月22日至24日连载了李季的长诗，题目改成了《王贵与李香香》。接着，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诵，延安新华通讯社又用电讯发表，好几个解放区都出了单行本，赢得了解放区文坛的一致赞扬，盛况空前。贺敬之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整个革命文艺发展的这个新阶段，其中诗歌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李季”，他“确确实实是新诗歌园地上的一位开拓者”。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说，李季“用丰富的民间语言来作诗，内容和形式都是好的”，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郭沫若称赞《王贵与李香香》是“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孙犁称它“是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并赞扬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于是，一颗新诗坛上的明星，从革命老根据地宁夏盐池县的大地上升起来了!从此，他一举成为40年代中期解放区诗坛上的新秀。《王贵与李香香》也从盐池走向了全国，轰动了新诗文坛。

1948年秋，李季被调到《群众日报》社工作。他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三边这块热土熟地。

全国解放后，李季上了北京，先后担任过《长江文艺》社文艺编辑，担任过玉门油田宣传部长，去过日本和越南……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李季的诗魂都是紧紧地系在三边、系在盐池的。1964年夏天，李季来到宁夏，在当年盐池的老同事、时任宁夏文联主席朱红兵的陪同下，专程到盐池县看望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同事和乡亲们。他们不让县委和县政府招待，而是拉上老同事张志良等人到饭馆里，吩咐秘书自己掏钱买“手抓羊肉”招待大家。他们还到距县城十多里的四墩子村，看望农民歌手王有，促膝扯磨了半晌，还与王有合影留念。1973年夏季，李季又一次回到了“老三边”，看望日夜思念的乡亲们。针对当时“四害”横行文苑荒芜的局面，他对业余作者慷慨陈词说：“艺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调转头来，又要为劳动人民服务”，“文艺作品，只有劳动人民点了头，打了收条，才算好书妙文章。”他希望三边的业余作者们“要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写出《王贵与李香香》的续篇来。

李季对于三边的思念是情真意切的。常常是“一曲信天游，梦游到三边”。他曾深情地对夫人李小为说：“你问我，三边在哪里……三边啊，你就在我的心里。”

1980年春天，李季再也抑制不住对三边的思念，他要动手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三边在哪里》，来抒发自己对三边的激情。他对小为说：“三月草长，家乡的蒿瓜瓜、沙蓬草也一定遍野萌发，满山青翠了。我写完了这一篇，真想回去看看呢!”然而，还未等唱完《三边在哪里》这支深情的歌，他便遽然逝世了。在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回三边，回三边……”

1992年12月，李季的夫人李小为女士秉承丈夫的遗志，千里迢迢来到三边故地，寻访李季当年的踪迹。她在各县邀请当年与李季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回忆李季的事迹。那些老人们每当提起自己的诗人，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李季当年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都还深深地刻印在三边人的记忆里。李小为到盐池县之后，除了访问、座谈，还由我作向导，到深井村、四墩子村等李季的日记里有记载的地方，去凭吊诗人的灵魂。

李季啊，魂牵梦绕在三边。三边人每当唱起信天游，就想起了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大诗人……

张树林，1945年生，宁夏盐池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专家库成员。参与自治区、银川市、盐池县等多部党史、地方志的编写与总纂工作。出版过传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