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不该忘记的名字
1981年父亲陈白尘曾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离开四川已三十六年了，我时时地、深深地怀念着它。除了少年时期居住的家乡以外，我在上海住过十年以上，在首都度过十五个春秋，遣返南京也达十六个年头了，但我还是怀念只住过八年的四川，忘不了巴山蜀水间的友人……”
他们是谁？大多是些幕后的默默无闻的名字。我开始去寻找，为了填补抗战话剧史上这段不该遗漏的空白。
杨钟岫
见到杨小秀，已经是2018年的元月了。她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你来迟了，我爸刚刚去世几个月。”
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她的父亲杨钟岫，但是这个名字多年来一直挂在父母的嘴边。我知道在他们心中，杨钟岫无疑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功臣，更是中华剧艺社恩重如山的朋友。
那是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一片白色恐怖，重庆的话剧舞台也陷入了沉寂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名为中华剧艺社的民营剧团宣告成立了。周恩来的指示是：以话剧为突破口，继续坚持斗争。阳翰笙在他的回忆录《风雨五十年》中这样评价道：“这支文艺队伍经受了考验，作出了贡献……在大后方的戏剧运动中，起了核心与骨干作用。”
然而，作为一个民营剧团，生活是难以保障的。他们没钱租房子，只能到乡下找几间茅屋栖身；他们没钱开伙仓，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更为困难的是，演出的场地是在城里的国泰大剧院，先坐船，再乘车，来往需要四五个小时。
见到小秀的那天，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她终于面对摄像机，缓缓地讲述了她的父亲是如何为剧社雪中送炭的。“我爸爸是重庆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喜爱话剧，称得上是铁杆粉丝。当他得知筚路蓝缕之中的中华剧艺社急需帮助时，便主动去找我爷爷商量。我家祖上还是比较富足的，在城里有着几处房产。而且就在国泰的对面，恰巧有一栋房子空闲着。父亲恳请祖父将其腾出来，白天让演员们在里面休息，顺带排练，晚上直接去剧场演出。祖父笑了：‘不要再说了，让他们马上搬进来吧！’于是这幢小楼连带整个院子全都慷慨地借给了中华剧艺社。前后七年，不仅没有收过一分钱的房租，而且还保证了他们的伙食供应，特别是逢年过节，还会弄些香烟、酒水、糖果等招待他们。”
那天，站在焕然一新的国泰大剧院门口，望着车水马龙的广场，我迫不及待地问小秀：“那幢房子还在吗？”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城市改建，早已拆得没有一丝痕迹了……”
作为50后，她的确没有亲眼见到过这段历史。好在当年中华剧艺社的成员们留下了他们的回忆——
这是秦怡的文章：“1941年11月，我们搬到重庆国泰大剧院对面的一幢古旧的、两上两下的楼房里。前面是一个茶馆、中间有个长长的院子。我们住在厢房的楼上，楼下就是排练场……每天吃过早饭，我们就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前面的茶馆里，探讨剧本，分析人物，揣摩台词。”
这是张逸生的回忆：“茶馆的茶桌从大门一直摆到后院的二门洞里，我们便把二门洞的两张茶桌占了下来，泡上几杯茶，全天都有人守在那里。于是这里就成为了我们的自修场地，也是我们的会客室，朋友们来聊天，来探访，我们都在二门洞接待。就连郭沫若、夏衍、于伶、老舍，还有许多关怀剧社的知名人士，都成了这里的座上客。有趣的是，国泰对门的这家小茶馆，一时间竟成为了陪都的一家别开生面的文化沙龙。”
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中华剧艺社同仁们的感激，也映衬出了杨钟岫一家人的欣慰。
那天中午，小秀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坚持要请我和摄制组的人员吃饭。富丽堂皇的餐厅，琳琅满目的佳肴，让我忐忑不安：“不行，不行，上一辈人已经吃足了你们杨家，到了我们这一辈岂能还吃你们杨家！”
颇有乃父之风的小秀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爸在世时告诉过我，中华剧艺社搬到城里后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你父亲写的《大地回春》。当时过道上、椅子上都是观众，谢幕之后还不肯离场，情绪非常的激昂，争先恐后地表示要去前方抗战，要去捐钱捐物……”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明白这枚“军功章”里应该有杨家的一半。
刘盛亚
我没有见过刘盛亚，只知道他是父亲的好友，抗战时期同在四川省立剧校教书，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
他去世很早，殁于上世纪50年代。文革结束后，他的夫人魏德芳找到家里，希望父亲能给《刘盛亚文集》写篇序。那天，父亲铺开稿纸，一边流泪，一边挥笔，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袖。
父亲为什么如此悲伤？直到我读完他写的这篇《哀盛亚》，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父亲告诉今天的读者——很多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读者：当年的中华剧艺社是如何的艰难竭蹶，前台主任沈硕甫，虽然身兼三职（同时还是群益出版社的经理和《中原》杂志的发行人），仍然是一贫如洗。为了剧团的演出，他呕心沥血，每每为了一张“准演证”，他得使出浑身解数。那天，为了父亲写的《大渡河》能够顺利上演，他又四处奔波劳累了整整一天，最终因为心脏病发作，倒在了一条泥泞的小路上。他无儿无女，孑然一身；作为“下江人”，找不到一处安息之地。这时是刘盛亚胸脯一拍：“就安葬在我家的祖坟里吧！”父亲写道：“这是盛亚以四川人的主人身份为我们下江来的文化人营葬的第一个人。”是年夏，中华剧艺社因不堪国民党的迫害，转战成都，社长应云卫将其不足周岁的幼女留在了重庆，半年后这个小宝宝不幸夭折了，又是刘盛亚默默地将她安葬在了沈硕甫的墓旁。第二年的春天，中华剧艺社的著名导演贺孟斧亦因贫病交加，于重庆去世了，远在成都的中艺同仁们鞭长莫及。这时又是刘盛亚一声不响地站了出来——他不是中艺人，却第三次以中艺主人的身份，操办了他的全部后事。
父亲的泪水将字迹洇湿成一片，但我仍能辨认出来，他写道：“如果没有盛亚，国民党反动派只会让他们暴骨荒郊了……然而他自己——为异乡人在四川土地上埋葬忠骨的盛亚，却于那个颠倒的岁月里，死于渺无人烟的流放之地！”
当年的刘盛亚曾留学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且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写下了诸多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在重庆期间，与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一道，被学界名人分别称作“南方神童”和“北方神童”。然而叫人难以相信的是，他居然没有为自己的这一善举留下只言片语。如今能够查找到的，只是各家报纸上再简单不过的几个字：“贺孟斧遗体，定于1945年4月12日卜葬南岸砂锅窑。”
杨泽平是原峨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同样是为了怀念逝者，同样是为了感恩操办者，他亲自前往重庆南岸，作了一番实地考察。他认为该地根本没有“砂锅窑”，而应该是：“贺孟斧的遗体棺木由作家刘盛亚安葬在重庆南岸海棠溪后坝瓦窑湾刘家祠堂侧。”
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呢？那天我和摄制组在重庆采访时，特地向重庆话剧院院长陈家昆询问了此事。他是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的策展人，重庆的全部剧运史都装在了他的心里。然而他却痛苦地摇了摇头：“没有了，如今什么都没有了。早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这类私人墓地和坟山就被平为了农田。而现在更是被房地产商人‘改造’成了一片片的住宅小区。我只知道，包括我居住的那幢楼，其地基都是建造于刘家地产之上的，而那三座坟茔，应该就在我们的脚底下……”
他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的眼角溢出了晶莹的泪水。
车 辐
1983年，父亲随中国文联代表团重访四川。抵达成都后，当地的同仁们热情地带领他们参观了当年中华剧艺社的住所和演出的场地。下午休息时，年近七旬却仍被父亲亲切地唤作“车娃子”的这位昔日老友，开始了他深情的叙旧和追忆。抗战时期车辐曾在《华西晚报》当外勤记者，而中华剧艺社转战成都，就是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打着为《华西晚报》筹募基金的旗号，作旅蓉公演。
“车娃子，走！带我去看看江村、施超和彭波的墓地……”父亲推开椅子，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
车辐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切，他嗫嚅再三，终于说出了实情：“没有了，全都没有了！早已被夷为了平地，墓碑也被盗走，至今无处寻觅……”
江村和施超都是当年大后方话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连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夸奖过他们的演技；彭波则是中艺一位勤勤恳恳的女职员，他们都是因为贫病交困而逝于异土他乡。
父亲为什么独独要找车辐带路？车辐同这三位异乡的亡者又有什么关系？我很好奇，却又不知缘由——父亲的文章中从未提及过，而车辐自己也始终闭口不谈。
我见过车辐不止一次，他每次从成都来南京，都要跟父亲喝上两盅，微醺之后，便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讲述当年的他是如何跑到父亲的宿舍里偷吃的——“外勤采访回来，每每都过了饭点，食堂早已关门，只好四处去想办法。去得最多的就是你爸那里——你妈生肺病，你爸每天早上去菜场捡骨头回来熬汤，炉子就放在门口……长嫂如母，长嫂如母啊，他俩明明看见，却不说一句话！”
身为中华剧艺社秘书长的父亲，当年与剧社一道借宿在《华西晚报》的大院里。于是车辐与他、与剧社的同仁们便结为了朋友，结为了生死之交。作为一名记者，他写下了无数有关中艺的报道，有关成都话剧运动的现状。这一身份提醒了我，寻找他当年留下的文字，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于是我找到了1944年的《华西晚报》和《新民报》，其中有他本人的记载，也有其他人的记录——
“江村逝世后，我们赶到医院去看他，仅留下杂物一包，躺在太平间里脸孔蜡黄，胡髭满嘴，上齿微露，皮包骨头，如此境况，谁不难过落泪呢……安葬的那天下着细雨，朋友们都冒雨前往医院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参加者有顾而已、陈白尘、王东生，以及文艺界、中华剧艺社、《华西晚报》《华西日报》的诸多友朋们……坟筑好后，顾而已掏出手枪向着风雨凄凄的天空连放了两枪，以示哀悼和抗议……墓地在外东包家桥南冲堰附近的山地，与中艺剧人彭波的葬地相连。”
“施超不幸于1944年10月26日逝世，终年30岁。安葬那天，文学界、戏剧界上百人冒着绵绵秋雨送行。虽然没有仪仗、鼓乐、鞭炮，但气氛极其悲壮，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摧残文化人的一次抗议和示威。墓地选在外东包家桥侧，与剧人江村比穴，地均友人车辐赙赠。”
——真相终于大白了！车辐让父亲为他保守的秘密也被揭穿了！
很快，一位名叫刘传辉的记者，怀着相同的心情，直接敲开了车辐家的大门。车辐很尴尬，但最终还是彻底坦白了一切。他的表述是这样的：关于我捐赠墓地的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觉得不值一提。我当时还算有那样一个条件，有这么一小块地方，就算是我对文艺界外省朋友们应尽的一点友情吧……彭波是最早去世的，和江村、施超一样，患的都是肺结核。中艺买不起墓地，只能葬入乱坟岗。我想到自己家在外东琉璃场李家大堰周围有半亩山地，是安葬我母亲的地方，一个叫符六兴的农民住在那里看坟。于是我便主动提出来，就让她安息在那里吧……就这样，后来又陆续安葬了江村和施超。墓碑是我亲自找人雕刻的——材料选的是红砂石，一公尺高，上面的字是郭沫若的手迹。
1992年，我借着去成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登门拜访了车辐先生。尚未待我坐稳，他一把拽起了我：“走，带你去吃成都的各色小吃，告诉你当年你爸你妈最爱吃的点心。”
老人的热情把我撑得站不起身来，老人的兴奋让我始终无从置喙。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的往事，唯独没有提起一句位于外东山地里的三人冢的故事。
徐世骐
徐世骐的故事我是从应大白口中得知的。大白兄五六岁时便被母亲带到重庆，他亲身经历了由他父亲应云卫担任社长的中华剧艺社从创建到结束的全部历程。
那是转战成都之后，中艺再度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作为一个民营剧团——一个完全靠演出收入而生存的剧团，其掌门人所必备的，不仅是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事情的才干，更得具有保证全体人员不被“饿死”的本领。作为秘书长的父亲曾详细地总结了他们所遭受到的层层剥削与欺凌：“第一是捐税。所谓‘娱乐捐’（这种税在成都叫做‘不正当行为取缔税’，话剧演出和妓院营业被同等看待）、防空捐、印花税等等几乎是票价的百分之百，而票价又有限制，因此即使场场满座，其收入也不足以应付剧社的支出。第二是剧场。剧场老板是商人，唯利是图，卖钱的戏他与你分成，不上座的戏则要你包场，遇到政治压力，他又根本不租给你场子。第三是地痞流氓和军警特务的骚扰。他们只凭一身老虎皮或一张‘派司’便可以出入剧场，无人敢阻拦……”就这样，话剧艺术在大后方遭受着百般的摧残与蹂躏，而话剧工作者们也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困顿与艰涩之中。
我和摄制组在采访应大白时，他含着眼泪回忆了那段往事：“为了躲债，父亲大年三十不敢回家；因为还不起债，父亲不止一次地挨过打……他什么钱没有借过？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副官他去找过，地方上的袍哥大爷他去见过，驴打滚的阎王债他也去碰过！其中的一种叫做‘比期’——十天一付利息，而利息竟高达百分之三十，一个月下来，一块钱的债就是九毛钱的暴利！”
万般无奈之中，应云卫想起了在重庆时结识的一位朋友——徐世骐。
严格来说，他只是一名“粉丝”，一位“戏迷”，重庆舞台上的演出，他是场场不落。久而久之，也就和剧人们交上了朋友。一次，听说中华剧艺社在排演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时缺少道具——旧式大家庭中喜庆节日时的必备陈设，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家中给搬了过来，而且分文不收。后来又听说，导演贺孟斧需要一套京剧的锣鼓家什，以增强该剧的演出效果。但是如果外聘人员来伴奏，每人每场的酬金就得1500元，四人加起来足足6000元。囊中羞涩的应社长一筹莫展，这时又是徐世骐，胸脯一拍：“看我的！”他找来了三位朋友，请贺孟斧具体指导了一下，竟然仓促上阵了，而且从未出现过一点失误。至于报酬，他同样是分文未取，这可真叫雪中送炭啊！
徐世骐并非豪门之后，其本人只是一名银行的职员。后来他被调到成都分行工作，于是与濒临绝境的中艺再度相遇。大白兄的故事就是从这儿讲起的——
一天，应大社长实在没辙了，忽然想到了这位曾经慷慨解囊的朋友。于是他跑到银行，一脸愁云，却不知如何开口。徐世骐笑了：“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他眼珠一转，提出了这样一个解救燃眉之急的办法——让中艺在银行开一个户头，有钱时就存入上账，没钱时则开支票透支，等到缓解过来再进账填平；实在还不上空缺，就由他先设法垫付。就这样，徐世骐前前后后一共资助了十几笔透支款，如同及时雨般地为中艺解决了后顾之忧。
我听呆了。一个银行的职员究竟有多大的胆子敢做如此“违法”的事情？一个普普通通的“票友”究竟有多少家底敢冒这样巨大的风险？大白兄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含泪又讲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1945年春，中艺的台柱子——著名导演贺孟斧去世了，他的遗孀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陷入困境。这时中艺的同仁们决定排演贺孟斧曾经执导过的《风雪夜归人》，一为纪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二为救助其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但是这笔毫无利益收入的庞大经费从何而来？应云卫首先想到了徐世骐，而他二话不说，默默地担任起了该剧的“演出者”，不仅四处奔波筹措经费，而且演出后将全部的收入赠与贺孟斧的家属……
我没有见过徐世骐，而他留下的资料也很少。在我看到的唯一一篇由他撰写的怀念应云卫的文章中，布满的是“崇敬”，是“尊重”，是“感激”，是对大后方戏剧工作者的钦佩和赞誉。
这些幕后人的名字还有许许多多，这些幕后人的故事还有千千万万。他们已经不为今天的年轻人所知晓，不被今天的粉丝们所耳闻了。我想起了又一位仗义疏财的友人王少燕。作为四川本地人，他为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的剧人们竭尽了地主之谊。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他亲自组建了“成都演剧服务社”，给大批的剧作家们如阳翰笙、老舍、田汉、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等充当代理人，并为协助演出，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更是将祖上的家产，慷慨地献给演剧事业，成了族人眼中的“败家子”。我询问过他的儿子王益鹏：少燕先生一共捐助过多少钱？他笑了：父亲怎么可能记下这一笔笔的账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归还。
这就是“下江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巴山蜀水间的友人，这就是中国抗战话剧史上永远不能空缺的篇章！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华剧艺社；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陈虹为陈白尘长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