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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2021年第6期|禹风:校长启示录(节选)
来源:《青年作家》2021年第6期 | 禹风  2021年06月28日09:28

你要明白我是个体面的人。你和我往来,只要记“体面”两个字,一切好说。

先说说外表吧,知道人不可貌相,但外表毕竟是外表:我身高一米七五,不算残废也不高调;我长得不俊,但我那黑框眼镜和忧郁神色,别人一看就猜是教育工作者。

我每天,记住是每天,都刮胡子;用剃刀和剃须泡,记住,绝不用电动工具。我的脸颊因此一大片青,绝不坑坑洼洼。

我知道打领带有点过分,咱们这不是铁打的农业国么!放宽一步,我只西服配白衬衣。不过我常备十四件一模一样的白衬衣,有时一天能两换,尊重我的客人包括你。

好吧,一言难尽,外表方面最后说一句:皮鞋必须黑色,擦鞋次数参照洗脸次数。

至于一个人的内在,“体面”这两个字,学问深!内在分生理性内在和心理性内在。我觉得要说说的倒是前一种。后者平时被人说滥了,其实大多数人是没资格说的,按下不表。

张开嘴,呼口气:这是诊断生理性内在的第一关。先不说体面的,你倒说说不体面的口气是怎样。我不能写在这里,写这些本身不体面。你就靠想吧。

第二关,张开嘴,看牙齿:体面的牙齿没表情,不体面的牙齿就是个文了身的社会团伙,千姿百态。

第三关,深呼吸,再呼气,长长地缓缓呼出:你的胃气来了,生理性内在的纵深。在此打住,不多说,再说就直白。

反正,作为教育家,我还不得不提醒你一下: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长相?No! 贫富?No, no! 才学?No, no, no!

是食物。

看你平时有没有体面食物吧!你的胃气已说明一切。

也许你觉得我有点跑题了?你错了!“体面人的食物”,这是我内心深处灼热的话题,知音难觅。也罢,先说点别的:

诸位,作为民营外国语学院的院长,面对数千莘莘学子和他们背后的家长,如果你是个体面人,你才不会老生常谈什么“责任重大”——事实上,你必须带领他们,带领他们走向未知的命运。

这就像非洲角马的大迁徙,过江过河,江河里伏着鳄鱼,草滩上蹲着狮子老虎……体面人说体面话:那么多角马,没点损伤可能吗?你带着一大群突破重围,这是你的事业,你必须理解接受一小部分的牺牲是为大局得胜。角马循环往复,每年来回迁徙,它们为什么不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避免途中危险呢?我的朋友们啦,没别的解释,那是角马的方式,是角马天性,或者说,角马的冒险是角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大迁徙,角马不是角马;没数十上百头的牺牲,角马的整个种群就会退化、堕落、消亡!作为教育家,朋友们,我必须坦诚相告:我唯一的目标就是保持我们毕业生种群的活力,这是份体面却艰辛的工作。其中甘苦,何足为外人道……

有些记忆怎么抹也抹不干净。

在我幼年时候,那离开现在都快四十年了吧,我进过那所学校。

很多人难信那时也会悄悄有类似今朝“贵族学校”的学校存在,不过恐怕就是吧。它的大名很低调,唤作“市区他国语言学院附属小学”,整个东部国土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那时候,不只烟草专卖,他国语言教学也专营。进这所学校念书,不由你自己选择;踏进它的校门前,我这类学生恰对它一无所知。那时我也没机会接触他国语言,所有外语知识就ABC 三字母,连D 是啥也不晓得。

我父母同在街道煤球厂工作,说大白话,那就是操作一个发出巨大砰砰声的机器打碎煤渣,再轧制成居民每天烧煤炉用的煤饼和煤球,供应周围街坊日用。

假使你没见过这些黑家伙,我可以稍微给你描绘一下:煤球是橄榄形的,鸡蛋大小,买回去堆在简易手提煤炉里,可用火柴引报纸点燃。一般人家用来烧热水;如果起锅子炒菜,那要用火头壮些的煤饼。煤饼是圆柱形,横截面饭碗大小,均匀布满上下通畅的机打圆孔,用以助燃。我曾把蟋蟀赶进煤饼洞洞,看它们窸窸窣窣晃着枪须和尾须在小隧道摸黑旅行;年纪长大些,听街坊邻居用“煤饼”指称那些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妓女,我对煤饼又添了新见识。

我父母被分配住在煤球厂隔壁小洋楼里,楼是好楼,当年只有一无所有者才有资格入住。透过厨房窗户,我天天注视打煤饼机上下起落,发出有节奏的噪音,早上八点一直击打到下午六点,期间从无止歇。父母回家,除了面有倦容,头发里和脸上总有去不净的细煤屑。唯对面弄堂大泡桐开花的春天,我才喜欢煤球厂:泡桐挂着满树驴脸大白底紫纹花,煤球机敲不停,震得群花上下左右抖动,像后来流行的迪斯科舞厅里美女们扭个不停……

我在街区小学上学,无奇可叙。不过有一天下午来了一队白衬衣黑裤子的陌生教师,发给大家怪模怪样的考卷,语文数学放一起考,还出傻题(当然,现在咱们明白那叫奥数)。一个月之后,学校通知我父母:我被市区他国语言学院附属小学选拔了,分在大语种英语班。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梦回这所孤零零建在一片荒地上的语言学校。每个梦光线都在变化,总越变越暗,越来越看不清那校舍。梦里的校舍免不掉有金的黄鹌菜和白的飞蓬点缀,只是人物无声,像默片角色,飘在办公室和教室角落,低头垂脸,不肯敞开心扉。

我父母自然极高兴,因为街区小学把这事当成殊荣,校园里张挂了红色横幅:热烈欢送施仁同学高晋他国语言小学。

我班还召开了主题班会,方便我泪别有可能成长为将来女友的几个小女生。

从学校闹腾的烈度上,我父母和我一致得出结论:他国语言学校不同凡响,是煤球厂子弟走出小弄堂的好机会。父母收拾出我的行李,父亲带我转了好几辆长辫子电车和有轨电车,终于到达名为市区小学实际坐落在大城东北侧城乡接合部的校舍。

无论日后有多少次梦境扭曲了这所学校给我的印象,我保证下述是一段仅凭清醒时分记忆不掺杂质的第一印象文字:

跨出墨绿色有轨电车,父亲和我便远远望见学校的府邸。

学校就在市区他国语言学院附近,占地面积看上去大过街区小学五十倍不止。眼见为实啊,我父亲当即认定这必是国家级学校。

我们敬畏地走近排列着高大铁拒马无法穿越的学校大门,右面门卫室边有关闭着的镂空小铁门。我们隔着铁门递上录取通知书和报到通知单,穿挺刮灰色制服的门卫才开门放我们进入。我们奉照规矩,背着沉重行李,在门口等待“生活教师”来“接生”。父亲脸上浮起鲜艳的兴奋神色,嘴角泛起小泡沫,他大口呼吸校园里新鲜带野味的空气。对于他,好空气是奢侈品。

记得从第一幢大楼里走出来一个二十五六岁裹在圆点子白衬衣里的丰腴圆脸妇女,她的眼睛圆圆的,非常亮,却不好形容为明亮,是白炽灯管那种亮;她两颊有去不掉的酡红,田野上风吹那种酡红。她冲我们走来,开口说浓郁的南郊金山方言。

这是我的生活教师,她曾有姓有名。这么多年下来,我已忘了她真实姓名,只记住男生背后给她起的绰号:开门红。

开门红看见我父亲对她伸出右手,她犹豫了好一番工夫,只得探出手背,让我那笑容僵掉的父亲握了一握。她明白无误地对我父亲说:“家长止步。那边有接待处,可以喝水休息,还免费吃一顿客饭。”

我目送既自豪又惆怅的父亲捏着免费午餐券空身离去,他向我挥舞干瘦的手臂,他白色的龅牙在日光里发亮,乱发飘飞。开门红推了我一把,她倒是替我背起了沉重的铺盖卷儿,带我走进面前的大楼。

现在回想起这栋大楼,我们主要的授课教室都在这楼里,不过这不是我回忆的要点。它虽然只是一栋长方形立面、五层高的白色教学楼(时至今日据说已爆破拆除),但我们那几届学生记忆中永远无法消除一次战栗:我在校期间,一起女生谋杀案发生在它三楼,从未被侦破。

开门红带我走进那大楼时谋杀案尚未发生。那位将被神秘作案者谋杀的小女生还活生生地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她学的是小语种西班牙语,经常从嘴里吐出“哦啦、哦啦”的招呼声。

记得开门红扭捏又自许地走在我前面,我父亲背得气喘吁吁的行李对她像小菜一碟。她指指空旷的走廊:“这里是课堂,明天你们就开学。”她带我穿越大楼,没让我探寻大楼的庐山面目;她直接带我进了男生宿舍楼。

我的回忆里匮乏关于女生宿舍楼的场景,我一次也没进过女生的堡垒。跟随开门红进男生宿舍,首先闻到男厕所的臭味,然后我被领进动物园的猴笼——一个有十二个上下铺位的房间。比我先到的男生已经在里面打架斗殴,鼻血共眼泪齐飞。

扔下行李,开门红介入调停斗殴双方,她一会儿挥舞馒头般拳头,一会儿发出哄婴儿的喔喔声,当时我自然看不懂她的专技,愚蠢地将她视为一个农妇,不懂欣赏她分配表情的精确性。

她一调停完便带我走出“猴笼”,我随她漫步校园,搞清楚食堂在宿舍楼的西北方,食堂门口是能同时供应冷热水的长条形洗碗台,开水间就在洗碗台东侧。我惊诧于学校培植的花木,果然一片锦绣。

再一次回想起这打理得错落有致的校园,零星有几丝春夏秋冬的美感飘过我脑海,但我还是固执地被香中之腥吸引,滑入往昔世界的阴暗面。

当时我并不知道,校园除了会飘过种种传说里被害女生不慎捡起过的夺命纸条,在我入学前还接连发生过幼童失踪案。就在这片我坦然出入、童心无忌的空间里,有和我一般年岁的男生女生曾突然消失,无论校方、警方如何通力协作,他们消失于时空,再没有回返,也找不到尸骨。不知道这些失踪校友的家长们为何没在我们面前现身哀哭,我们当时彻彻底底蒙在鼓里,毫无怯意地在失踪者身影交织被杀者阴魂的时空里学习他国语言,不晓得有无邪恶目光扫掠我们每一个,从我们当中拣选祭品。

我和庞冲打起来,是被女人挑发的偶然事件,基本上就像亚当受夏娃怂恿,才去吃园中树上果子。

这个女人自然是我们的生活教师开门红——每天早上她负责打开宿舍大门,红着那一坨脸蛋。

作为生活教师,她对我们的关爱主要体现在早晨叫起床、晚上喊熄灯,有时随手向我们推荐一下她端在搪瓷缸子里的红茶菌。她把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摸得一清二楚,她的笑容和脸色都按我们的背景进行了门当户对的精密调制。

我们一屋子十二个男生,每天都有人一语不合就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只要喧哗声起,开门红就必定及时出现在我们房间(她可不住我们隔壁)。她不慌不忙四处张望,并不劝架,用兰花手指拈起身边帐子上的灰尘团,指如花绽,尘团弹到空气中,随风游行;她发出带金山感叹词的冷笑声。“

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看自己是什么货色!”她厉声讽刺一对吵架男童,那是刀宝林和庞冲在干架。庞冲是个蛮子,长得像大发白面馒头,他爹是大城涉外主官,四十五岁才生他这独子。

刀宝林像泄了气的皮球,拿起被庞冲当抹布弄脏的衬衣去洗衣房了;庞冲却不给开门红面子:“老师你、你别来搅局!我自己会收拾他!”

开门红笑眯眯摸庞冲的寸头:“看我不告诉你爸,小霸王了你!”

庞冲啪地打掉开门红胖手:“别你爸你爸的,我爸认识你吗?”

开门红一口咽下要说的话,往屋顶翻个大白眼,扭身出去了;庞冲滚一个响鼻:“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卖鸡蛋的农村妇女,看那脸红得!”

寝室笑成一团。

我的床离开庞冲床位远,河水没犯过井水。我阶级观不强,在我长大的楼房里,强大和富有的阶级已被打倒、剥夺、瓜分了。我家没打倒过谁,也没谁来打倒我们。除了我曾是孩子王,我没什么了不得的心病。自从我的英文一开始就垫了全班底,我基本已处蔫蔫状态,不敢去招惹人。

那时秋已深,城郊接合部的蚊子却比夏天更闹腾。入夜,预感天快翻脸的雌蚊子不依不饶在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蚊帐上找缝隙,溜进来,在年幼男人睡眠深处吮吸精华,叫我们遍体冒瘙痒的红块;白天,活着只为交配的毛头雄蚊抱团在树丛和小路上滚来滚去飞,看过去一团团青烟。

开门红计上心来,组织我们趁傍晚搞爱国卫生运动,消灭蚊子。她命令我们把搪瓷脸盆和塑料脸盆都拿出来,用水先润一下,在盆壁盆底打上厚厚的肥皂沫子。

我们男生浩浩荡荡出现在宿舍楼四周,对准成团飞舞的雄蚊挥脸盆,蚊子细密的身子把脸盆都粘成了黑色。随后,我们排队跟随开门红来到食堂外开水龙头前,用沸水烫死俘虏。

一个小哥不解地问开门红:“雄蚊子又不咬人,弄死它们有啥用?”

听了他的问话,开门红竟忸怩起来,红脸发浅紫:“这是为明年蚊子可以少一点!”

问话的眨着眼皮,没扭过筋来,没来没由开门红拿我当挡箭牌说:“看看看,施仁同学比谁都会逮蚊子,他已经洗下五六盆死蚊子来了!”

庞冲就在我边上,突然说:“屁!他除了会逮蚊子,还会什么?”

事先可没一点点预兆。

我逮着蚊子特别快乐,恐怕进了这学校,没有比这个黄昏更快乐的时刻。可庞冲他把我的黄昏毁了!我真的自己拉不住自己,抡起坚硬的搪瓷脸盆,哐当扣在他猪头样大而白的脸上,庞冲扭了两步秧歌,摧金山倒玉柱仰在了泥上,脸盆滚墙边沟里,密密麻麻的蚊子都黏在他白脸上,像个芝麻饼。

开门红惊了,尖叫着扑到庞冲身上,以为他比蚊子死得都透。可没出息的胖公子动手动脚醒了来,坐起身,愣愣看着我。

“你他妈的服不服我?”我余怒未消。

“服了,我服你!”胖小子心悦诚服,点头如捣蒜。

开门红没敢声张这件事,但我自己吓得不轻!除了昆虫,我没动手攻击过其他生物,我认为自己杀人未遂,这件事太严重了,不是说过去就过去的!

我悄悄把父母给的两板蜂蜜巧克力给了庞冲。庞冲吃了我巧克力,从床底下拖出他的百宝囊旅行袋,拉开给我看:我晕过去,里面全是各种各样好吃的。光写着洋文的巧克力就有五六种……

“我吃了你的,你吃吃我的。”他把写洋文的巧克力都拿出来给了我。有奥地利产的,有法国产的,还有美国的。

我和刀宝林分享了庞冲的洋货,上半学期就过去了:我英文不及格,语文和数学得到“中”。

我这样的年纪,回忆自己的少年总带很大惊奇,惊奇自己曾如此这般。

我自己投资的私立外国语学院已经在大城里火了。春秋两季招生,学费每年按百分之十五幅度往上匀速增长,这样我可以留得住好的外籍教师,学校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千万不要忘记,历史总是讽刺的:我当年在那学校,英语成绩一次也没及格过。没过多久,大概不到两年工夫,父亲就低着羞惭的脸,把我从他国语言小学接了回来。他事先帮我办了转学手续,不让我回原校,免得别人笑我“回汤豆腐干”。他现在听说有几个我从前在他国语言小学的同班同学在我私立学校当教师挣我发的工资,瞠目结舌,很想请他们吃饭,确认世界荒谬的程度。

不过,还是别忘记我是个体面人。对家长千辛万苦送进校门的少年少女,我采取特别措施保持这私立学校的绝对体面。我喜欢说大白话。大白话,所有类型和背景的学生家长都听得懂听得明白:这世界你不防是不行的,要事先设防且强力介入。

到处都曝光性侵学生的不体面事件,这国度有相当数量的教师管不住自己的兽性。作为一个有几千学生在校的私立学校校长,我必须把所有男女教员当贼防,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不紧紧拽住那些可能往下滑落的裤带子,我自己也可能成为池鱼,落个破产下场。

你知道我采取什么措施力保学校师道尊严吗?听着,大家都可以学我的做法,我不收咨询费:我和男女教师都签订一份私下协议,违反这份协议可能导致扣罚工资、解雇甚至向警方举报。他们第一天上课前必须把本人亲自签名并附上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的协议交到教务处存档。

协议规定:

一.男女教师必须保守着装:鼓励男教师一年四季穿西服上课,夏天可以酌情穿长袖衬衣;女教师至少要保证穿不露胸的上衣和长裙。

二.任何教师不准踏入学生宿舍,学生宿舍统一由学校聘请的老年男子和老年女子管理。

三.任何教师,包括体育教师,不允许与学生有身体接触(除非施行救助)。不允许身体接触异性学生,也不允许身体接触同性学生。

四.除了授课内容外,建议教师不与学生闲聊生活话题,避免被误认有语言挑逗或性暗示。正人先正己,鼓励教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

要知道,我这么做是冒点风险的。主要怕教育界同行嘲笑我倒行逆施回到伪君子时代。可学生家长尽管不知有这份秘密协议存在,对这份协议造成的效果他们赞不绝口。好多学生家长很直白地跑进我办公室送给我这样那样的锦旗和礼物,对我发射热情洋溢的眼神和不吝字眼的赞誉,表示自家小孩在这么个学校犹如重金建造的游艇藏在避风港内,要怎么放心就怎么放心,要怎么舒坦就怎么舒坦了……我看他们简直要向校董会捐赠一笔钱,权当自己孩子的监护保管费呢!

每逢学生家长对我大颂功德,我就知道在脚下这块大地的某个坐标上又发生了教师兽性事件。唉,真是不得体呀不得体,这些混账王八蛋要不顾后果地放纵自己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呢?我承认,呃,这句话我自认不体面,但真理有时候就不体面:白羊一般毫无防御能力的学生仔是勾引人的。

呃,我说,假如你一听这句话就不舒服,那你权当我什么也没说。

结论你听好,这结论你听了一定受用:学校要把教师(无论他或她多么正经也别轻信人性)当畜生防备。

一个民营学校的校长,我,就只能靠这一条确保身家性命不受伤害,同时,学生家长也高枕无忧。至于教师的感受,我用现金来安抚吧。

我想报告大家的是:我的学校已存在并且成长了快二十年,只有少数水平跟不上时代的教师离职,大部分教师一旦加入都很稳定,对学校措施能理解肯服从,没太明显的对立情绪。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人要体面,不付点代价是不能的。

如果你还记得我这位校长出身煤球厂职工家庭,你就能理解我总对穷人家的孩子另眼相看。

不但是穷人家孩子需要额外帮助,以建立自信和竞争力,我内心深处还对他们有更多认同感,他们是和我同样类型的存在。你懂我的意思?那些富家子弟,可以说,尽管我现在和他们的父母同样富有,他们终归还是和我是不同的动物,他们生来富贵,好比衔玉而生,和我终归不可能是同一物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我是猴子,他们是猩猩。猴子的欲望能在猩猩身上得到满足吗?

我,正如你们期望的我,我却可能出于不同动机,设立了一项“同途助学金”,专门用于赞助经济上缺乏但有前途的学生。这当然会带来很多社会性赞誉,不过从助学金设立的第一天起我就通过记者说得明白:

“诸位,不妨请你们再听一遍:这个助学金是本人用个人资产设立的,数额不公布,可多可少。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助学金没有可公布的颁发标准,也不设立委员会进行评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一切分配权归于我个人,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不愿意给谁也无须解释原因。我没要求媒体报道这个助学金,但既然承蒙大家关心,索性在此说个清楚。”

自从这么公开发声之后,我摆脱了很多人曾遇到的麻烦:尽管有人公开数落我任性,却没人冒犯我,要求我公布这公布那,好像我花自己的钱需要别人监督似的。我同样不公开谁收到了我的助学金,免得这些孩子受到不必要关注。我把钱给了他们父母,给钱的过程在教务处录像并进行书面记录;学生家长承诺每个学期末向我本人提供支出清单,说明助学金如何帮助到他们子女的学业。

再说一句:助学金的发放给我带来一定程度的快感。我选择的学生家长都缺钱,没有足够收入,所以他们往往(当然并非每个都是)处在与我父母当年相似的环境里,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我能理解、能把玩、能感同身受……假如你真明白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就是同我具有相似倾向的人了。

我意识到:我如今的年纪已和当年我进入他国语言小学时那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们的差不多了。

我心里少年时代存下的疑团渐渐融化,我无师自通地窥望到答案。我战栗在这种窥视之中,终于在前两年下了一个决心:我要寻找当年他国语言小学的校长先生和副校长女士们,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已从茫茫人海中无言地消失(据说身在美国),和曾经的学生们失去了直接联系。我越来越觉得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验证我心里逐渐发育成形的猜测,也许被大家遗忘的失踪案和谋杀案的谜底都藏在这几位老爷爷老太太心里也未可知。我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曾握有权力的老年人。

父亲第一次来校参加家长会,那是周五的下午,开完会学生们回去过周末,并放一个月假。我记得父亲特意把胡子刮了,脸上挂几丝明显的剃刀血痕。家长们耐心等着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发过言,宣读我们成绩排名,我和刀宝林分别是年级倒数第五和第六名。父亲脸色很惶恐很羞耻,我心里火烧火燎,也没脸见人。

等所有家长一个个抢着和老师啰唆完,父亲最后一个凑上去听班主任的评语。我的班主任凌老师教语文,她甩甩齐耳短发,对我父亲还蛮客气。

正在此刻,开门红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教室门口:“还有哪个学生的东西放在宿舍楼没拿?我们要关门了!赶紧来拿走!”

我父亲为难地看看开门红,又看看班主任,他那不知如何是好的眼色留在我心上,一辈子洗不下去。班主任抬起手腕看看表,她可比开门红有教养:“我等你们,先去拿行李吧。”

父亲拽着我的手,我们一路奔跑,到宿舍楼拿要拆洗的铺盖。父亲的肺不好,他呼噜呼噜吐着气,两级一跳往上跑……等我们手里拎着铺盖卷儿奔回教室,父亲的脸都灰白了,额头上整齐一片黄豆粒大的汗珠。凌老师柔和地告诉他:如果下学期我的英文没起色,恐怕要做好退学准备。

我和父亲没滋没味地攀上等急了的校车,这辆滑稽卡车哐当哐当送没轿车接送的少数学生家长和子女到市中心。我从头皮到脚底齐发麻;英文于我仍是蝌蚪文字,索然无味。我无可奈何。

一个月的假期全家没过好。父亲和母亲悲伤地看着我,摸我脑壳:“你又不比别人笨,到底为什么呢?”

这里头有个凡自爱的人都没法启齿的秘密:偌大个英语班就我和刀宝林两个的父母是工人。

第一节英文课摸底测验,我只会写A、B、C 三个字母,刀宝林默写到了H。

默写完26 个字母,宽脸女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听说读写”首先是个“听”字!她从办公室拎来一部银白色长方形大录放机,放进一盒磁带(这些东西我第一次见识),然后我突然听见了外国人讲话。外国话很好听,像唱歌一样,口气甜甜的,一男一女一问一答引发我浓厚兴趣,我很想搞清楚他们说些什么。

听完,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一些字母优雅地碰头在一起,老师念着它们,让学生跟着念。

写和念了一会儿,老师又放录音,同时把油印的课文发给大家。我伸手拿课文时候,宽脸老师犹豫了一下,她眼睛看着我,嘴唇嗫嚅一阵,终于什么也没说。

……

我不忍心同自己阿爸姆妈说这些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拼命补习啰,只有这样啦。下半学期开始的时候,我斜倚在摇椅般的校车车厢里,又回到了他国语言小学的水泥楼和荒草中。

回学校第一天晚上,我睡得很踏实,马上进入了梦乡:

副校长女士在食堂外边散步,手里拿着洗净的碗。她看到我来来回回好几次,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去食堂?已经开饭好久啦!”

我害羞地说:“我碗柜的钥匙找不到了。”

校长把自己的高级搪瓷碗和象牙筷子递给我说:“拿我的先去吃饭”。我想推辞,可是我饿了,我接过她的碗筷,鞠了个躬,就跑去食堂。

食堂里分成一桌一桌,每桌都有轮值的桌长,桌长总是提前到,把菜和饭分给每一个人,然后大家再排队进去开饭。我晚到,菜已经分完,只剩下白饭。

我舀出白饭,低头就吃,抬起头,庞冲正转头晃脑啃一只鸡腿,其他人都吃得碗朝天了,我好饿。要等所有人吃完,大家才可以起立解散去洗碗。

我吞下饭团,把碗筷放齐。大家都看庞冲,他还在仰着头大吃,碗里剩下好几只红烧鸡翅,我那份伙食一定都到了他碗里……

大家都洗碗去了,我捧着校长的饭碗来到打菜窗口,这里飘着煎猪排的香味和罗宋汤的热气。我透过窗户看着厨师们。厨师长看见了我,眼睛落定在校长的碗上。我哀怨地说:“校长看见我迟到了,给我这个碗让我来吃饭,可是,都已经吃完了。”

“没事,怎么能饿肚子呢?拿来!”厨师长笑呵呵地拿过属于校长的碗,往里放了一块特大的煎猪排,还有一排切得漂漂亮亮像牙买加运动员似的五香牛肉片,舀给我一大碗香喷喷的罗宋汤。

幸福是简单的,我打着饱嗝,在热水龙头下把校长的“金饭碗”洗得干干净净。

去还碗筷的路上,我碰到班主任凌老师,她看了看我,看了看碗,没说话就走过去了。她身后的开门红啃着褐绿色粗皮的莱阳梨,兔子似的门牙把梨皮啃下吐在左手里,然后去咬满是牙印的白梨肉,梨汁从她嘴角溢出,沾到她红色的腮帮子上,看上去像夏天里剖开一只有绿籽的红番茄。

她快速咀嚼的嘴停下,惊奇的眼神落在我手上:“你……你……偷……?”

副校长从斜刺里散步过来:“这么快吃好了?哎呀,不用洗,我自己会洗的。洗得真干净!”她摸摸我的脑袋,拿回碗筷,从我们身边走过去。

开门红的半个莱阳梨掉在地上,她暴突的眼珠看着我,像看天外来客UFO,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没穿好衣服,我的衣服都堆在一边的长椅子上,于是我一件一件穿起来,最后还戴上了帽子,觉得暖和又安全。开门红在我穿衣服的时候,撅着屁股钻到一丛石楠里去了,她的屁股又大又圆,让我觉得心里好烦,我真想照着那屁股踢上一脚,可惜她已经一下子消失在石楠叶子里……

我醒了,深秋里最后的寒蛩在窗外不住鸣叫,一阵凉意沁入蚊帐,刺进我紧裹着的薄被子,让我发起抖来。我忽然意识到没有什么借碗的女校长,那个宽脸女教师就是副校长。校长的碗不可能借给我这样没出息的学生。

应该就是做这个怪梦的后一天吧?记不真切了。我端着洗过的搪瓷碗从食堂出来,走进宿舍和食堂间的花圃捉蝴蝶。黑色的长尾巴凤蝶在快凋谢的月季上抖动,我看见月季花下结了橘黄色的圆籽,从前没见过。

如果说在这学校我还有任何自信的话,可能就是我对草木花朵的知识了。邻居谢家姆妈喜欢种花,她在老洋房晒台上种了形形色色的花草,把花花草草的名字当宝告诉过我。我觉得自己有领先同学研究花草的能力,我不假思索地采下了月季橘黄色的圆球籽,放在鼻子下嗅……

一只用力打下来的手无情地斩痛了我的后颈,我站立不住,一下子跪在了草径上。一个声音像网兜,兜头罩住我:“我真是恨不得咬你这蠢东西一口,读书读不好,只想当园丁么?!”

我没回头已经听出了校长的声音。他的声音平时只在广播里出现,现在单单罩在我头上,我连回头看他都不敢。

我跪坐在草径上不敢动弹,等我觉得阳光的照射不再晕眩眼睛,才站起来,校长早就走了。

要找寻我们的老校长先生和副校长老太太们绝非易事。

首先那学校本身已经不在了。我特地让我司机拿着旧版地图,载着我在那个经纬度上盘旋,它已荡然无存,原址现在是个地铁交换站,曾掘地三丈。大城有三条地铁线在这里交汇,每天十几二十万人次通过这枢纽环行大城。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如今大城每天居留的总人口是当年我入这学校时的五倍。从统计学意义讲,没人纪念这学校,它已消失在宇宙中。更没人纪念当年的失踪学生和一起校园谋杀案的孤立牺牲者——那个学西班牙语的小女生。

当然,我应该去寻找联络那些有共同记忆的老同学,不过,除了在我学校当教师的几位(他们和我一样与老校长们失去了联系),我能联系上的只有一个刀宝林。刀宝林在纽约,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就当起了艺术品经纪人,你能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品拍卖会上看见他那张似笑非笑的黑眉毛脸。

如果说我在那个学校里有朋友,刀宝林可以算唯一一个。我们当上朋友,完全是时势造就。

那次我只默写出A、B 和C,大家哄堂大笑,我羞耻且怒:“老师,我们学校没上过英文课。那不是到五年级才开的课吗?!”

我的申辩引发了更大哄笑,宽脸女老师问:“那其他同学为什么都写对了呢?”

下了课,我耳朵里还轰隆着那些臭小子拍桌子大笑的噪音,我走得远远的,在草丛里逮蚂蚱。有个脸黑黝黝的高个男生跟上来,向我打招呼:“我是刀宝林,我也没学过英语,只会八个字母。”他说着脸红了,羞头红脸,和他个子不太般配。“

那些同学家里都有家庭教师,早知道要来学他国语言了;你和我是选拔的,事先不知道。”他说。

“你怎么晓得这些?”我问。

“你别告诉别人,那是副市长的孙子告诉我的,他和我睡上下铺。哎,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刀宝林的眼珠子亮晶晶的,好奇地望着我。

“我爸我妈是煤球厂工人。”我把手里的大刀螳螂举到他面前。

他逗了逗螳螂说:“我爸妈也是工人,我家是苏北人,没啥花头经。”顿了顿又说,“也许就我们两个爸妈是工人,其他同学的父母都是外交官、外贸公司总经理和大学教授。我们交个朋友吧?”

不知哪里来的灵感,记得我和刀宝林拉手的时候,竟然学苏北话说:“穷帮穷,一对红!”

他羞涩地笑了一下,黑脸上有没擦干净的污垢,我们从没离开过家,不懂自己照应自己。

我给刀宝林打了个越洋电话,他一副美国人派头,喊我当年英文名字乔治,发音发成“交际”,好像我俩不是十几年没见,天天一起喝咖啡似的。

“找那几个老家伙干啥?”他洋洋得意地说,“听说你自己当上了校长,来美联邦就找我呗,有我接待你还不够?”

“还记得当年那个小女生吗?半夜被人砸死在教学楼那个?你没忘吧?我找老校长们,我觉得我能侦破这个无头案。”

刀宝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笑道:“我都搞糊涂了,难道你当上侦探了?连苦主都没了的无头案关你什么事?”

我打个哈哈:“当然不关我的事。你当时知不知道在我们入学前还有学童失踪,后来也不了了之?”

“知道呀,我当时还觉得走夜路凉飕飕,不过,这些陈年旧事关你什么事呢?”刀宝林完全是美国腔调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生么!只管我们自己的问题好了!”

我没面对这老兄,他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如果他看见我握着电话机的表情,以他的聪明,他立刻就会明白。

我淡然对他说:“也许,我们自己的人生和从前的谜也有关,你仔细想就明白了。”

他再次沉默了一会儿,说:“真有你的,老兄。其实你真聪明,打电话给我。我琢磨那些事,也琢磨了好多年了,也许,我俩真应该重逢啦!”

我当即扫了一眼巨大书桌上的月历:“我下星期可以飞纽约。你能马上找到他们的下落?听说都躲在美利坚呢!”

“交给我吧。”他咕哝了一声,像个美国佬一样直接挂断了电话。

你想必已牢记我是个体面人了,我从不会随随便便对待一件事,何况要在太平洋上空飞来飞去耗费人生。我必须带着最翔实的资料(尽我所能收集)去见刀宝林。

我有好几个学生家长在体系内部工作,听说我要查找历史悬案记录,他们轻轻松松笑道:“校长要写小说还是要编教案?没问题,这些东西早就不保密了。”

我还是被从发黄档案堆里扒出的真实记录吓了一跳,可以说心惊肉跳:当年我们真是深深蒙在鼓里,那是多么危险的罪案沼泽!在八年之中(我于其间在校),一共有三男二女五个学童(其中有个高年级学生我竟然认识)从校园失踪,从未查获去向,没找到尸骨,报了失踪人口,家属得到过校方赔偿(估计接受了封口条件)。从书面资料看,家属几乎是一言未发。那个被谋杀的女生原来名叫白莉,于夜晚十点左右在教学楼三楼教室被砖块击打头颅致死,没性侵迹象,现场查不到指纹,作为凶器的沾血砖块已经裂开,上面也没指纹……校方没干预罪案调查,但事后也向女生家长支付了赔偿金或者叫封口费吧。我记忆中在校学生曾盛传白莉在风中捡起一张写过的纸,她看了那张纸上写的东西,然后就被灭口。当时所有学生吓得看见废纸扭头就逃。不过,可能这仅是谣传,警方历史档案里没这个细节。

六个,一共六个!三男三女从我们这些茫然无知的幼童当中消失了,我们却安之若素,每天提着热水瓶在没路灯的夜色里跑去泡水,在走空了同学的教学楼里怡然自得地读小说,有些人还互相看对了眼躲到黑角落里谈小学生的恋爱……学校当局竟敢让我们处在如此危险的境地,我们知不知道自己都曾是老虎五彩眼珠瞄过的羊羔和小鹿?

念及那样的少年期,我不寒而栗。可是,我也有一种异样兴奋的感觉,心头发痒,久久处在莫名亢奋里。

波音飞机轰隆隆飞向天空,我从机舱俯视我们灰蒙蒙的大城,觉得自己从一团迷梦中生,又在更多迷雾中存。

我飞向另一个空间寻找答案。有时候人不需要真相,那样可以生存下去;有时候人又无比渴望揭开谜团获得完整的真相,那样才知道要怎么生怎么存。

我没在任何其他时刻比飞向纽约航程中那般渴求真相。这和所谓正义无关,只和我自己的生存状态有关。我生活其中的大城里没够格的心理医生,人们对所谓“心理医生”倾吐的时候普遍觉得会被这些杂种出卖,不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就被逮捕关监狱。可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一个好的诚实的心理医生啊,那时候我快疯了,我已达到疯狂的边缘,我去纽约是我自己对自己进行诊断和治疗。

没人勘破这一点,连刀宝林也想不到。

我说过,我们那宽脸女教师就是我们当时他国语言小学的副校长。是的,她是个干活的人,亲自给我们上英语课。她的英语很流利,传说她去过香港,在那里替外国人干过活儿。

我连英文字母表都没学过,第一课开始就是听外国人对话,把对话记下来,然后和发下的讲义对照,由她讲解语言点。我还没下过游泳池,学校就让我跳进大海跟着培训过的人一起游,连傻瓜都知道我必死无疑。

我第一天就傻了眼,无路可走。我用中文谐音在英语单词下加注,轮到考我,我就一会儿照普通话注音一会儿照本地话注音念单字给大家听。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明白:不管我如何努力、如何拼命,我就是课堂上那位专职小丑,无论怎么开口都是笑料。男生大笑拍手,女生伏脸在桌面无声窃笑。唯独宽脸女教师不笑,她的怜悯放在脸蛋上,目不转睛看着我,仿佛要看出我眼底细微的东西。

下了课,她总是提起那只长方形庞然大物日本制录放机走出教室,我让了几次之后学会抢在她前面冲出教室。我跑到教室外面是为透气,教室里我透不过气来,只有飞奔到远离教学楼的还未收拾的野地里才透得过气。

野地里跳跃着成人手掌般长的老蚱蜢,通身绿得像外婆的翡翠戒指;白色菜粉蝶固执地绕着有臭味的野草花,成串吊在上头抖翅;金龟子打着旋,冬天还没发威,它们不用立刻面对命运的铁手……只要没人跟上来,我就在长草里撒尿,我厌恶厕所。学校的男厕所,几乎每一个我都尝试过了:站上尿台踏脚,我晕眩得前俯后仰立不住,几欲软倒。尿池子非常大,里面结着灰黄色的陈年尿碱,发出刺鼻的带蒜味的恶臭。人被熏得扶住墙壁,墙壁湿答答滑腻腻,像布满鼻涕……

宽脸女教师终于叫住我一次。她没在教室门口喊我,等我到了院子里,正想一脚踏进草地,她喊住了我。

我想,我转身看她的眼光带着小孩子的怨怒,她肯定看出来了,记得她笑了一笑:“过来,有事问你。”

我慢吞吞地靠近她,她脸上有雀斑,那些雀斑很特别,我感觉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长出来的,不比别人的雀斑,淡淡又害羞,她的雀斑有种愤怒感。宽脸女教师,让我改叫她副校长吧,伸手在我脸上拍了一拍,这故作亲昵的动作让我骤然往后一跳,又惊又怒瞪着她。她把我变成课堂上的傻瓜,事先没征求我同意;而我,真的恨我自己,还认真陪她练我的傻。她找我自然不怀好意。我从前戒备过隔壁弄堂小流氓掏刀子,那天我以同样姿势戒备她要说的话。

她收起了笑,眉毛聚拢,眼睛眨得像夜蛾拍翅膀:“你每天吃了午饭来校长办公室吧,我帮你补补课。”

说完,没等我回答,她扭身就走了。记得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翘了下面那节语文课。我后来躺倒在长草丛里,两只手垫在后脑勺下,蚂蚁在我衬衣上列队……我想着艰深的关于人的问题。记得那时我已往深处突破了:副校长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要回答如此艰深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一个基础疑问:为什么他国语言小学会招没学过英语的小孩,同学习了好长时间英语的小孩一起上课?我一个屁孩子都知道这不现实,那校长们难道不知道?

我咬着掰开穗子、撕出毛丝的蟋蟀草,我想着没答案的问题,觉得上当了。当时我只有能力想:学校把我和刀宝林招进这个班,看样子不是要我们学英语。

当然,我是好小孩,周末准时回家。我憋了五天没大便,首先扑到家里干净马桶上去了;等我从马桶上下来,带着复活感走到阿爸姆妈面前,我立马汇报了副校长中午要替我补课的消息。

父亲感动得要死,真的,他那种感恩戴德的样子所有人都该好好看看:那个年代下层对比他高的层级从来不怀疑只感戴。我不便多评论父母,不过,他们的确凭借自己那毫不怀疑的特性好好活到了现在。

我那时也实在并不像如今这般不知好歹,我也想进步呀,也想学好英语呀,也想证明自己能行(不管什么行,只要大家行的我也行就成),我甚至学着父母感恩戴德地猜想:开学到现在让我当傻瓜,可能是校长要激励我的志气吧?

于是后面的周一我匆匆吃完午饭,背上书包,拿起父亲要我送给宽脸副校长的一副全新铁煤钳,摸进了校长办公室。

提醒你仔细听听我对那一个中午的回忆:

我推开虚掩着的校长办公室门,闻到一股类似于酱鸭子的气味,原来他们不在食堂吃饭,在办公室吃呀。我在门口倒了几次脚,懂事地退出来,恭恭敬敬在走廊里等校长们吃完饭。

我百无聊赖地望窗外柳枝,都发黄了;我望走廊,打蜡地板擦洗得亮光光,很适合皮鞋踏上去发点吱吱声;我收回眼神,瞥一眼校长办公室的门,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哈欠让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那时候我看见门缝里高高在上有只野兽的眼睛亮灿灿地锁定了我,我一眼看清,只觉得满世界秋叶纷飞,恶意和杀机笼罩我,我的心像鸽子朝窗外拍翅飞,一屁股坐倒在地板上……

再看,哪有什么野兽眼睛?门还是门,缝还是缝,门缝里只有光线,没有其他。宽脸女副校长笑嘻嘻拉开了门:“是来补习了吧?进来,我们都吃完了。”

校长室是个套间,匆忙里我看见校长大人坐在自己的高背椅上喝咖啡,他似笑非笑地斜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只跑错地方的小狗;另外那个不认识的女副校长关了自己的办公室门,厅里弥漫着咖啡气味,可那种有点像酱鸭子的气味还很浓郁。我傻里傻气地问了一声:“好香,老师中午吃酱鸭了呀?”

宽脸女副校长恶狠狠地扭头看了我一眼,马上绽出笑脸:“你是个不服气的孩子,是不是?不服气就证明给老师看,我帮你补习,你自己要拿出聪明劲头赶上来!”

她伸出右手,手掌竖起,掌心对着我,我看见她手心的掌纹乱长一团,煞是奇怪,原来她要我一样竖起掌心,同她对拍一下。她说:“美国人这么一拍,就是我们这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后悔的意思。”

她倒很明白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她给我一杯咖啡,这东西我还一辈子没碰过,她说:“26 个字母你肯定已背出来了吧,我今天给你三百个单词,你不笨,回去连夜给我背熟,上课你慢慢就能听出个大概。不要害怕,害怕什么时候解决过问题?听不懂,我把录音机借给你,你除了睡觉就抱着它听!”

我只感动于她那短短一句“你不笨”,我为了这句话,真的什么事都愿意去做,用后来长大些的话就是“不辜负校长女士信任”。

我喝了苦滋滋的咖啡,头胀胀地从副校长办公室出来,手里紧攥着她打印的三百个救命英文词,走路都仿佛有弹性了。

校长大人从他办公室似笑非笑地望着我,问道:“就是他用脸盆打了庞冲吧?下得去手,够野的!”

刀宝林开车来肯尼迪国际机场接我,当然这并非我第一次到美国,但确是第一次由他国语言小学的老同学接机。感觉很奇特,仿佛断掉的一个手臂忽然接回身上,我又和那学校发生了某种直接关系。

刀宝林笑嘻嘻地接过我的行李,也不照美国规矩拥抱我,像昨天还和我打过网球似的,转身就带我去停车场。他耸耸肩:“知道你这人乖僻,但毕竟难得来一次美联邦,再说是你要找老校长的,我替你组织了一个派对。在纽约的同班同学能来的都来,他们能帮你找到老校长。

”派对?这让我浑身一躁。是的,刀宝林知道我讨厌派对,何况一群已根本不认识了的人。我是第一批退出那个学校的学生,在他们之间逗留最短时间的就是我这批被淘汰者,占当届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刀宝林比我多混了半年才退学。他当时倒真无视环境对他不公,笑嘻嘻地和那些富贵子弟周旋,现在竟还能在纽约召集到一些。

“都谁呀?”我随意也不随意地问他,坐上他那辆劳特莱斯。

“庞冲很有兴趣见你。”他笑了,“还有几位对你印象不错的女生呗。”

“印象不错?别逗了。”我心里不是滋味,“她们活得无聊,想看看我这样的陪练今天混成啥样子呗。”

“嘻嘻。”刀宝林弯着他那令人无法忘怀的眉眼笑,耸肩,“如果听说你开办了一家有两三千学生的外国语私立学校并且当校长大赚美金,她们一定会晕过去的。毕竟,在纽约,班里出来的女生除了嫁人养小孩,没啥正经事可做。”

纽约万家灯火,汽车尾灯汇成一条红河一条黄河。刀宝林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飞快,还拨通手机:“庞冲?老朋友到了。怎么样,去哪里?好的,那里不错!”

他放下手机:“纽约男生只有我俩,反正你倒时差,我们就先来个男生聚会。”

反正说故事,不一定真,也不一定假,你听过算数。男生聚会么,这话里含义想必你能懂,大概总和女色有关。有关就有关吧,成年人自己把握自己,没什么好别扭的。

我们在庞冲大律师的事务所楼下停车,先上去参观庞冲的办公室。庞冲得体地迎到二十八层电梯口来。我走出电梯感慨万千:你可以不相信美国,但不能不佩服美国改变一个人的力量。

庞冲我是绝对不认识了:一个成熟和瘦削的西装男。我记忆里一搪瓷脸盆砸下去的肥白圆面孔可能是他么?

我们握了握手。我先下手为强:“大律师,你有任何后遗症,跟小学里被人砸的外伤没关系。美国法律在中国也无效,我先提醒一句。”

庞冲得体地嘿嘿笑了几下,看来纯粹出于礼貌:“作恶的人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良心上时时背负自己的恶。这话说得没错。我倒忘了小时候的事。”

我们三个人哈哈大笑,互相拍打肩膀。他是律所合伙人,这律所无奇可叙,唯一应该强调的是他的主要客户竟都是美国本土军火商。他不但有钱,看来还很有法道。

刀宝林把车停在庞冲楼下,我们一起上庞冲的捷豹。他说,你们尽管先喝车上的红酒,我要多开一会儿,去比较远的一个好地方。他叹了口气:“有朋自远方来……”我们齐叹:“不亦乐乎!”

其实现在我已忘了那确切是哪里,反正我和刀宝林喝掉一瓶半加利福尼亚好酒,他把我们带到了海边一个漂亮所在地:夜灯璀璨,摇滚乐四布,到处有身材不凡的洋妞和圆滚滚身材的阔佬。

我们停了车,晃晃悠悠走了一会儿海滩。刀宝林说:“妈的,小时候的事还就在眼前么!”庞冲拿起一枚贝壳仔细看:“咱们班只剩下几个人在国内,其他人都出来了。”我笑着告诉他,剩下的那几个几乎都在我那儿教课。

庞冲往我胸口打了一拳:“知道你们赚钱容易,比在美国还快。不过,”他伸手扇形兜了一圈,意思是要我看看夜色下享乐的人群,“你们缺少这个!我不是指女人,是自由的空气!”

我照例微笑,不接这种茬。我说:“你俩谁还记得那个无头悬案,那个夜自修被谋杀的女生?”

庞冲愣了愣,耸耸肩:“记得。那时候我吓破了胆,一个人不敢走夜路。”

刀宝林笑道:“看那沙滩上孵出来的小海龟。就这么短短一条沙滩路,它们要被海鸟吃掉三分之一。过去的事情都只算八卦。”

“喝酒去!”庞冲喊,“冲啊!”我们三个中年男人奔跑起来,在沙滩上一脚高一脚低,跑进第一个酒吧。“

有几句话非说不可,”庞冲脱下自己银灰色条纹的西装,松开衬衣纽扣,散出香水味儿,“今天我请客,所有开销,除了小费,都是我的。但先确定一下我们三个纯粹是私人朋友,没任何人代表我委托人和我诉讼对象的利益。”

刀宝林含笑看看我,代表我一起回答:“我们又不玩军火。”

庞冲一口气点了三种红酒:“先喝软点的,别喝醉了,到时候让洋妞看不起咱们!”

我们在一个爵士乐队的蓝调里喝得哭了起来,这事和男子汉气概无关,我们觉得这个晚上很开心很不负责任,就为流逝的时间哭了起来。

我确信时间里上下飘浮着我们的自信、自爱和追而不得的惩罚,我们的精疲力竭和拼死挣扎,我们炫耀的百分之十和不可告人的另外百分之九十……时间像一辆垃圾车把这些带走了,不在乎我们尽管痛苦仍想保有这一切的矛盾心态。喝酒就是确认时间的残酷和感谢它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为时间流了泪,心里就能舒坦下来,准备好与女人见面。

记得我是个体面的人。重申一遍,什么都不重要,体面很重要。即便挤满性感洋妞的店里也有体面人的空间。我跟着庞冲走进一座金碧辉煌的梦幻宫殿时几乎笑得要打跌,但我笑不露齿。美联邦真是个奇幻之地,这些洋妞是消费品,但价目表却是麦当劳式的。我打赌国内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读这价目表就能读到喷鼻血……好吧,每一个步骤都和金钱绑定了,好吧,没人否定这是个金钱国家,也许是最不虚伪的金钱国度吧。

我是体面人,不向任何人描述发生在这个宫殿里任何和女人相关的活动细节,但我必须声明,就心理而言,这个夜晚我是麻木的,没任何金发洋妞帮得了我疏浚心理的淤塞。我没有得到什么了不起的释放,我不认为这个纸醉金迷的游乐场能接济我的心结,事实上的确没有。我不能享受我的人生,这使我感到悲伤。

我勉强回到酒店睡了一觉,时差左右着我,叫我无处着陆。

晚上派对时间就来了,我把自己冲干净,穿上一身没穿过几次的石榴花红西服,尽量让自己不像自己,然后我坐刀宝林的车来到了庞冲家。

先到的两个女生我依稀认得出模样。有一个是女导演的孩子,她阿爸非常和善,当年对我很友好地说过不少话。说些什么我忘记了,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永远记住了这么个和蔼可亲的中年人。我一个劲地向这位不熟悉的中年妇女打听她父亲,弄得人家一头雾水。

后来又陆续来了三位女同学,我一个也认不出,这三位一看都是典型的妈妈。我发现,时间有时候啥也改不了,我的到来正如当年我去到那班级,我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背景。借着这背景,大家在某一个时点被召回。各人有各人的回忆,各人有各人的兴奋点,像一个人把接线板上所有开关一次性打亮,总有一个能提供电源,让自己转变成一个发亮灯泡。灯泡在明亮着的时候一定很嗨吧,尤其在长时间晦暗不明之后。

我做了件不体面的事,也许部分应该怪罪该死的时差,我在女生们的笑声里睡着了,头垂在膝盖上,像树上吊下一条青虫,让人恶心。

我猝然惊醒的时候,正好所有人都说累了,停下高谈阔论,准备吃庞冲太太亲手为大家做的上海小馄饨。我木然地吞着小馄饨,打破短暂的沉默问道:“你们谁还记得当年那一起校园谋杀案?”

那天早上,天气十分阴冷,这城市的十二月份虽非一年中最寒冷季节,但有可能是人最挡不住冷风的时节。那时候,人们与秋天还有最后的藕断丝连,还没对冬天产生足够的惧怕。那般时节人容易中冷气。

我没告诉父母寝室里可能达到的寒冷程度,不是他们事先不能估量,而是没想到开门红指定给我的床位正对着大门,而床的另一面是窗户。哪怕窗户关得紧紧的,半夜还是有悄悄的穿堂风。我裹在被窝里,依旧找不到可靠的温暖。我一个接一个的晚上都蜷缩起身体学虾米,头偎着膝盖……

一大清早我哆嗦着抢在别人前面起床。如果等他们开了门,这门就不可能连续三分钟关闭,我会被吹成出不了被窝的冰棍。我捏紧鼻子在男厕所里撒完尿,逃到走廊打开的窗口猛吸冰凉的新鲜空气,数窗玻璃上的冰花。空气中传来不同寻常的喊叫,像校外田野里驴子逃跑了农民要去追回来似的急喊。我拿了牙刷和毛巾出门到食堂外洗碗的水台上去洗脸,一则因为那里有热水,二则我坚决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为了暖和在臭厕所洗脸。

走出宿舍楼,清冽的空气带着田野芳香迎面扑来,令我感到一阵难得的幸福。在这学校,有几种情况我会猛然感到幸福:从教室跑到长草荒地上撒尿、早晨和夜晚跑出宿舍楼呼吸新鲜空气、轮到我值日分饭菜(我会偷偷往自己米饭下先埋几块肉或猪肝,并意识到自己非常不体面,但下回照做)、找到难得机会躲进教师办公楼三楼干净厕所去出大恭(我后来一段时间生存下来的秘诀之一)……我正仰着有眼屎的脸享受一分钟晨风,一个校工疯狂地从教学楼奔过来,蓝色工服一半飞腾在空中,喊着“找校长,快点找校长”……我好奇地看着他奔得同手同脚叫人发噱,只听他忍不住大声嚎叫:“杀人啦!”

回想起来我的反应是与众不同的,听见他叫喊的人顺着他手指方向向教学楼奔过去,我朝着相反方向踱步去食堂外水台,拧开热水龙头,洗脸刷牙,留神观看校园里的声色。

很多人奔跑、叫嚷,更多人打开宿舍窗户朝教学楼方向张望……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去凑热闹,但我也不想回到啥也看不见的寝室里去(我是抢不到窗户的)。我漱洗完,走进食堂要了一份油条大饼,放弃了免费热粥。我拿着油条大饼坐到花台上,就是校长扇我一脖子的那地方。我坐在花台沿上,先看一眼枯萎的月季,它圆圆的籽还挂着,已干裂成老旧的红丸子。我咬一口大饼油条,望一眼人声鼎沸的教学楼。警察出现在教学楼门口,校长的黑色红旗轿车开进了学校,他来上班了。能望见他瘦削的身材和往后梳理的头发,他走进教学楼,过一会儿走了出来,坐进轿车,轿车又开出了学校……

开门红和其他班级的生活教师从教学楼那边跑过来,一个个的脸被冬风吹得鲜红,眼睛里闪着亮光,嚷嚷站在路上的学生:“全部回寝室点名,上午停课…...”

我们没看见尸体,没看见警察如何把那可怜的女孩抬走。我们都在寝室里仓皇地发抖,有人试图讲冷笑话,没有人笑。开门红禁止任何人离开寝室,她让食堂送来早餐,我又吃了一个肉馒头,喝了热粥。我觉得脑子里有什么堵住的地方豁然开朗,但我一下子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种灵光一现的感觉,过去后就像没发生,至今我也不十分清楚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豁然开朗。

细节是被后面一周不知来源的种种谣言补全的:那女生留在教学楼晚自习,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去上厕所,觉得厕所里有人。她问谁在那儿,没人回答她,只有冷风。她鼓起勇气,推开隔壁的厕位,那里有一双女皮鞋却没有人……当然这一听就是编的,人死了,谁知道她经历过什么,除非你是凶手才说得出这种细节;据说那女生留在教学楼是为了等待什么人。她在风中捡起过一张写了字的纸,看了那上面写的东西,所以有人要灭口……这是最被学生们接受的死亡原因。不知道这说法从哪里来,反正每个人都恐惧个没完没了。

凶手没找到,一点线索也没有。

那么,谁会是下一个?

我想知道现场是什么样的,没有人描述。不过,我知道谁第一个跑出来喊杀了人。如果我真想知道,我是能知道的。

但这不管我的事,我不想惹麻烦。尽管我那时还小,至少我明白多管闲事会惹祸上身。

那天中午,我们就被允许去食堂吃午饭了。每个饭桌坐六个人,三个男生和三个女生,各坐一侧。我们没面面相觑,每个人都急于倾吐内心感受。我忘了我们说过些什么,只记得女生们脸上的奇特表情。她们顾不得表情会让自己变丑,一个个撇着嘴撅着鼻子展示内心害怕的程度。我记住了对面那个女生对我说的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当时她谢绝我把一盘鸡肉推给她,她已经在吃饭后蛋糕,她对我说:“甜甜咸咸我不欢喜,要么吃咸的,要么就只吃甜的。”

吃过午饭洗过碗,我照例背起书包去校长室。宽脸女校长完全知道怎么点拨我这种学生,她已经让我勉强知道每节课会教些什么了。她提前把新课生词抄给我,我下狠劲把这些生词背熟,然后到她办公室听录音。

我轻轻敲了敲,推开校长室的门,里面空无一人。我当时犹豫过的,留下这印象,不过我照旧走进去,坐在宽脸女校长桌子对面椅子上等她。

我昏昏欲睡,可能每次来她都递给我一杯热咖啡,今天没咖啡,我觉得眼皮不对劲。就那时候吧?也许隔开几分钟?我听见有重重的步子踏进来,这步子上一回在我背后响起,不由分说我的脖子就挨了重重一下。我不傻,我想都没想,一下子从椅子上滑下去,抱着书包钻到女校长办公桌底下躲了起来。我没法解释当时那种感觉,现在回头看,也许我一瞬间的条件反射救了我自己都不是没可能:校长跨进女副校长的办公室走了几步,他走出去把校长室大门关上了。

我那时额头发冷汗,如果我没躲起来,也许我还能面对他。我躲了起来,这就像做贼心虚,必须想办法偷偷跑出去,离开这里。

我探头出来看了看窗户,窗户外镶着铁条,不可能。我听见校长关上了他自己房间的门,开始拨打电话。我硬着头皮爬出来,抱紧书包,蹭着墙往外挪步——要经过他的门,这是最难的一步。我听见他拨通电话,我正挪到他门口,要跨步过去,只听他对着话筒说:“死了。”

我浑身发抖,迈不开步子,他又说,“警察来过了。上午停课。还没同家长接触。”

他哇啦地对着电话吼了一声,吓得我浑身一个大抖,我不顾命地挪过他门口,看也不敢朝门缝里看,悄悄拨开大门,校长又在房间里问了一声:“为什么要砸死她?”

如果这不是这些年里我一个人神思错乱臆想出的对话,那便是我不由自主时时回想这起谋杀案的缘由之一。我总感觉校长话里有话,他电话那头又是谁呢?

现在我不得不插进来讲讲一个叫做影绰的小女生。这个小女生不属于我追述的时代,她属于现在,属于此时此刻。

她正在我创办的学校学习西班牙语。

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她第一次“哦啦、哦啦”地从我眼前跑过,我吓了一跳,她让我想起那陈年往事。

影绰年纪十四岁,是我们学校学习西班牙语的十个女生之一。她是本地人,长得苗条修长,皮肤娇嫩,煞是好看。她鹅蛋脸,鼻子高高,嘴唇归类古画宫女,小小的,有点嘟起来,眼睛细长,很媚。当然,十四岁嘛,她的媚是清纯的,走路像朵含苞摇动的白兰花。

你不必想歪了。我直截了当告诉你,我对影绰没什么抵触伦理的不当欲念。不要同我说纳博科夫,无论他如何有名如何文学,我觉得他的《洛丽塔》充满了低级男性欲望。这本书已被禁止在我的学校出现,不是反色情,是反低等。我没洛丽塔情结,那些小女生没可能挑逗我正当的性欲,事实就是如此,你可以相信。

但是,看见影绰,我心里总是摇动,就如风吹草叶,波动不停。我很恼火,因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又很被动,发现自己喜欢站在校长室阳台上,寻找影绰的身影,一旦看见她,就看个不够。难道因为我没成家没儿女?也不像。我想不透这种本能的吸引到底归类到什么,我拼命想,想不清楚。

好吧,最后我找到一种平衡。我既然没任何触摸影绰的欲念,说明这事还不严重,也许我只是偶合地欣赏她天然的某种美,属于我审美范畴里某种神秘的东西。

我很想了解她,了解影绰的一切。我翻看了学生资料:影绰的父母是土生土长的本城人士,父亲在自来水厂当领班,母亲在无线电厂坐办公室。他俩的职业令我感到亲切,我和影绰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再看看影绰家的地址,我的认同感更深了,原来她家住得离我父母家不远,只隔开半公里,其实中间没几条马路。虽然说不上是街坊,但她家说的本地话和我家说的应该毫无二致。难怪她的举止即便远远望去,也让我无可挑剔。记得有位朋友把女儿送去巴黎拉丁区读小学,他说:“即便什么也得不到,她长大了也是拉丁区派头。”诚然,我从影绰身上看见的,就是我从小习惯的好和美。

我很谨慎不去打扰影绰的小世界。她的学习环境里最好不要出现“校长”这种庞大的她无法把握的因素。我是校长不错,但我历来要求自己只是校长,不扮演教师,不和学生直接打交道,连演讲也不做。我想我这种极端行为和我幼年经历有关,我依旧抵触和反感校长那刺穿一切的权威。他国语言小学校长在我头颈上猛击的那一掌,不但还火辣辣地疼痛着,甚至持续令我感到憎恨。我绝对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物!

尽管我很妥善地管理自己,还是和影绰这个小女生狭路相逢。我好端端在清寂的校长室喝咖啡做预算(为避嫌,我不用女秘书或男秘书,自己当自己的秘书),书桌上摊开一本极厚的《2666》当休闲读物,有人敲我的门。打开一看,竟然是影绰!

我吃了一惊,太阳穴发出隐隐轰鸣:这不该发生。一个小学女生不应该没家长或教师陪同贸然敲开校长室的门。可是,这是影绰,我不忍心喝斥她。

“请问小朋友你有什么事?不能找班主任老师说吗?”我不把门开直,板着脸,但口气是温和的。

“校长好。”影绰的小模样毫无压力,脸上有一道淡淡的微笑:“我捡到一张身份证,应该是您掉的。”

她伸出手,手心里是我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上午刚交给教务主任,她负责办理我的个人事务,想必是她失落了。影绰小朋友当然不知道这该找教务处。

我脸上散开明媚的微笑,打开了校长室的木门,开到笔直。我笑容可掬请影绰进来坐在会客区沙发上:“太感谢你了,我的小朋友。我要做一杯好咖啡给你喝!”

影绰像个见过世面的孩子那样,笑嘻嘻地把我的身份证放在茶几上,还把花瓶拿起来压住身份证的一个角,像生怕它飞走。这动作让我发噱,好可爱。她安安定定坐在长沙发上,长发如水泻落肩头。看上去她觉得喝校长一杯咖啡理所当然。才十四岁的小孩不是?态度里透着做了好事得奖赏的撒娇。

“你是哪个班的?学什么语种?”我不得不明知故问。

“校长,我叫缪影绰,是学西班牙语的,只有我们一个班学西班牙语。”影绰没什么骄傲的表情,像拿不准学西班牙语是否是好事。我见她轻轻咬着下嘴唇。

“真羡慕你,”我把牙买加咖啡递给她,手里拿着糖罐,“要几块方糖?你这年纪咖啡加糖无妨。西班牙太美了,学西班牙语的人真幸运!”

影绰没拿方糖,一心听我讲西班牙,她听出我是由衷喜欢西班牙,立刻咧开嘴笑了。好看的牙齿配着脸颊深酒窝,真是美人胚子。她拿了一块方糖,又拿第二块:“多吃一粒,好开心!”

我很满意自己把校长室的门大开着,当然几乎没人会没事来这里。我拿起我的身份证想放进口袋,影绰抬起笑脸:“校长,我用酒精棉球帮你把身份证擦干净了。”

真是个乖巧的小孩,我笑笑,从书橱里取出学校定制的一份纪念品,一个玻璃做的百合花镇纸:“影绰,这个写了学校名字的镇纸送给你,你好好学西班牙语,争取学得好一点,能去西班牙学校交流。”

影绰没顺着我的语意打听目前有无和西校的交流机会,她只高兴地看一眼镇纸:“怎么好意思拿这么漂亮的东西,校长,您留着吧!”

我喜欢她这种不攀附的态度,我从书橱柜子找出包装盒,替她把镇纸放好。影绰适时站起身:“谢谢校长,谢谢咖啡和礼物,祝您身体健康。我回去啦!”

我笑嘻嘻地送她到楼梯口,看她轻盈地走下楼梯,长裙像要碰到梯级,却并不真碰到。她在拐角转过身,抬脸对我笑,挥挥手,很娇美。

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点悲,就是觉得影绰这么好的状态是很短暂的,只要再成长一些,人世间的某些东西就容不下她的清纯和快活,肯定会逼她无所适从,变成一个和我们大家一样的更“成熟”的人。我感到心里发闷,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保持学生那种水晶般透明的好心情。如果能,能多久?

我关上校长室的门,周围出现了一个密闭的不可言说的空间。作为这个密闭空间的主人,我不由得想象那些以校长或教师身份猥亵小女生的“畜生们”犯罪时的心态。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不能加入他们的狂欢,那是相当低劣的,不能为我接受。然而我感到我身处的密闭空间具有一种力量,使我心跳加速。是的,在这个我自己营造的空间里我是统治者,我在这个尽管狭小但很现实的空间里能为所欲为。当人强大到足以叫别人折服或屈服的时候,低劣的“畜生”们会让兽性以低劣方式散发。他们作恶,一旦败露,引发人群的公愤。我既鄙视这些乘人之危或习惯侵犯弱小者的下等人,又对所谓“公愤”不以为然,这些表达公愤的人一旦拥有我所拥有的这种密闭空间,大多数人会同样兽态毕露。

我虽然明白自己与别人有所不同,但我怀疑自己的状态不稳定。不为别的,我无法解释自己一想到作为校长可以在一定空间里为所欲为就感到亢奋的现象。我明白自己永远不会像个兽一般直接去侵犯撕咬别人,但我难道不会做些与众不同的事出来?你一旦拥有绝对的力量,你一定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动机。你感到力量赋予自己自由,你就会忘记别人给你设定的界限。

要说我在他国语言小学度过的短暂岁月里真只有刀宝林一个朋友,细想也并不准确。朋友,有长期的,也有瞬时的,不能以时间衡量。我想起那个在我退学后失踪的温小峰。

刀宝林和我形成了一种对比。刀宝林是低垂眉毛的小黑脸,他似乎没有情绪,对自己远远赶不上班级学英文进度不特别在意,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顶多就是退回原校去呗。”

我则不能当另一个刀宝林,我对课堂上针对我爆发的讪笑声怀有强烈敌对欲,不仅仅反感,并且无望地想报复。从我木然的脸上,笑我的人没感觉什么危险。

他们因为我胡乱对答老师的英文疑问句而爆笑;我站在他们的角度,也感觉这么一个混在英语班的学生如混进企鹅堆的家鹅,人家集体潜水它却两只红掌竖在波涛上下不去,真是十分可笑。但这并非我的错,换成他们任何一个,也不可能两周赶两年的基础课。

如果要笑我,唯一符合逻辑推理的是他们嘲笑我的家庭。煤球厂工作的父母没远见没钱,没替小孩请家庭英语教师。我不愤恨他们的家庭背景,有人当教授当官当经理,必有人当工人,这又如何?但我愤恨他们忘记自己的智商不比我高,明明从我语文和数学成绩可以看清这点,他们假装看不见,以便继续把我当傻瓜取笑。

我没心思往人家课桌底下放个地雷什么的,我又找不到地雷,找到了也买不起,买得起也不忍心。我空想着的报复就是某种不存在的智力游戏,大家一起玩,我玩得最好,把他们比成傻瓜。当然,事实上那是另一种做梦,我的智商也不比他们更了不起,大家半斤八两罢了。

唯一可以显出他们比我蠢的,当时看来只有一样:自然界。

说起我班有钱有势人家子弟对于植物世界和昆虫门类的无知,我可以抱住肚子在寝室床位上窃笑一个星期天。除了法国梧桐和中国杨柳,他们不知道任何其他树木的名字,无论乔木还是灌木。我甚至怀疑他们连乔木和灌木也分不清楚;昆虫更是他们对话中不符合礼仪的东西,你敢对随便哪一个娇小姐提提金龟子试试?

他国语言小学建在一大片新征土地上,建校舍前这里尚是种植毛豆和本地糯玉米的农地,怕是大城周边最野的地块之一,有原生的构树群和皂角树群。平整后又抛荒的校园土地马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原生草本植物:车前草、黄鹌菜、飞蓬和蛇床是校园荒地上的强势物种,勾引来野蜂野蝶。

我对植物只保持欣赏,但对各色昆虫极有兴趣,我必须近距离观察它们、认知它们,把它们归入我那时分类为“朋友”的阵营。我喜欢长得胡天野地的昆虫,它们充满了自由和荒蛮的气质,毫不迟疑地充当这世界的怪物,简直“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呢。

上课嘲笑我的人不只一个,我也数不过来。不过你笑归笑,笑得得体一点,别招人恨。有个女生坐在教室中排位置,每次大家哄堂大笑她都要负责煞尾,发出“哦噢”一声。我知道笑就是笑,好笑呗;“哦噢”就不一样了,你体会:“哦噢!”

我找到了发出这个奇怪感叹词的女生,她如我所料长得“一天世界”。长得不好看没关系,不能老是“哦噢”吧?我晚自习把两只秋深了形容呆滞、不肯爬动的半死金龟子塞进她课桌,第二天上午正是英文课,我还来不及有机会让大家笑场,只听见她“哦噢”一声开路、杀猪似的叫起来……那节课,我不是笑料,我变不好笑了。

父亲考虑了很久,对我说:“这样子还是不行,副校长治标不治本,你要赶基础课。我们找同学帮忙。”

父亲这么说,我知道是因为他偶然在校车上认识了高年级的温小峰。温小峰瘦得很,体形像一根油条,刀条子脸,不爱说话。他对我煤球厂工作的父亲很尊重,总是先开口叫爷叔好。某次,我父亲在校车上问温小峰父母在哪里工作,问完受了刺激,回家感叹三个周末:“中学教师的家教就是好!你看看温小峰这小囡!”父亲终于忍不住同温小峰开了口,请他周末校车下车后,留在静安寺,帮我温习两小时功课。

父亲想了很多。他找了朋友,安排我们在羊城饭店二楼下午空无客人的靠窗座头上补习。他每次都为温小峰安排羊城饭店不同的点心。温小峰说:“爷叔不要客气,我们要读书,没时间吃点心。”我父亲摆出长辈派头:“先吃点,别饿着肚子教。”

必须坦承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态已变得很坏。我认真考虑过我的遭遇,我看不起刀宝林逆来顺受的态度,我执拗地想和谁算个账。我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我觉得我被愚弄了。那个时代可没什么民事诉讼律师,所有律师都关闭了事务所参加劳动改造没来得及回来。反正,要是那时候有律师,我估计我会凑钱告它娘的!

我没什么心思学会英文,无论副校长的补课还是温小峰的帮扶,我都不太服气:我要你们帮个娘!大家公平一起开始学,我比谁笨?你让一年级新生和五年级毕业班的一起上课,你玩谁呢?我就算补课补到弄死我自己,还是你们的笑料!

温小峰瞒得过我父亲,瞒不过我。他对我根本不在乎,他只是不好意思回绝我父亲。我同温小峰在一起,他翻翻我本星期学的讲义,问我哪里不懂,需要温习什么知识点;如果我沉吟,他就把他觉得基础的语法点一个个同我讲下来,我跟住他咕哝,大家算完事儿。我不小器,父亲请温小峰吃点心是应该的,当然也有我一份,但我咽不下去。回头看看,父亲缩在餐厅角落,面前放一杯白水。我听见人家本要泡杯绿茶给他,他反复推辞,说一杯水就好。他怕多付一杯茶的钱,他兜里本来没钱。

我想告诉父亲,我早晚会退学,我赶不上的。就是赶上了,这英语也像囚犯被抽着学的,讲出来一定不好听,更不可能优美。

我一口气挺在他国语言小学干嘛呢?跟谁赌气呢?他们看来不会不知道我和刀宝林的难处,那么,他们为啥还要我们这般受苦?刀宝林不想这种问题,我却老觉得其中他娘的有诈!

学校发生谋杀案那个礼拜,温小峰说家里有事不能和我去羊城饭店,我感到一阵轻松。父亲在静安寺校车点接我们,听到温小峰有事,他有点失望。我等温小峰走远,笑着看看父亲。父亲叹口气:“这外国话也真是难学,我们都这么拼了,怎么还是赶不上?”我收拢笑容,恼羞成怒:“阿爸,还是不学了吧。他娘的,他们都跟家庭教师学了两三年,说起来一套一套,好像唱滑稽戏的了,我怎么赶得上?温小峰又不是教师,副校长又不教我基础课,我连音标都没人教过哎,我的发音像个乡下农民,你晓得伐?”

父亲浑身发了一个抖:“不学了?原来的学校敲锣打鼓送你出去,你,你个没出息的,有脸回去当回汤豆腐干?”

我愣了一下:“你这样会害死我的。学校里杀了人你知不知道?发生了谋杀案!”

父亲略微问了问谋杀案的情况,他大惑不解:“谋杀案是吓人的,不过你怕什么,这么多学生,又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身上突发的轻松感什么时候蒸发掉了,心里又火冒三丈。我跟着父亲往家方向走,他不肯坐公交,省那几毛钱。我落在他身后,看他沾满煤球污迹的蓝色外套。

跑到家门口,乘他还没跑进我们那个楼去,我扯扯他袖子,一本正经告诉他:“阿爸,谋杀案是不是针对所有学生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我感觉被谋杀的只可能是刀宝林和我这种学生!”

父亲没听懂,我明白他听不懂。我狂喊一声“放学啦”,冲进小洋楼抱住了邻居家的孩子,把他往后扳倒在地,哈哈大笑。

整个周末我都对父母亲不理不睬,平时爱吃的菜我故意不碰。我不想在那个烂学校待下去,我还没想清楚,但我的情绪已经告诉我:一如既往不能够了,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周日我回到学校就去了学校里的荒地,晚上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尽管满心恐惧那空荡无人的教学楼,依然感到莫名其妙高兴。

第二天,第一节就是英文听力课,我准时八点到达教室。远远听见教室里一派喧闹声,宽脸女教师、我们的副校长,站在讲台上叫喊,那些喜欢嘲笑我的女生和少数对我露出同情之色的女生混在一起,都拼命喊叫救命……我为我那些深秋里的老螳螂、老油葫芦和老蚱蜢默哀,它们一只只被赶来的校工无情地拍成了肉酱……

我希望校长查出是我干的,我希望他打我的后脖颈,庄严地开除我……可什么也没照着我的期望来,没人追查教室飞虫这事,正如我感觉没人认真追查校园里的谋杀案。我们没看见那小女孩家长到学校吵闹,也没任何追悼会的安排或通知。那个据说被敲破了脑壳、流了一地板鲜血的小女生是校园集体照上第一个褪色的容颜,悄然去了,没任何回响……

……

全文见《青年作家》2021年第6期

禹风,小说家,上海人,巴黎高等商学院硕士。作品发表于《当代》《花城》《十月》《人民文学》等刊。著有长篇小说《静安1976》《蜀葵1987》《巴黎飞鱼》《夜巡》及《潜》等。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