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城区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昏沉，像四下里抖动的轻薄尘埃。长长的窄巷，潮湿坑洼的青泥砖，嘈杂的市井人声，恍惚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草粿”。“草粿”的吆喝—种种这些，构成一个充满隐喻、却又陌生化的世界，在我眼里徐徐展开了它陈旧的幕布。

我不是初来乍到，但每次的体验却出奇一致，都带一点惊异。跨桥而来，这里和居住的现代新城，隔了一条不深不浅的江，景致却完全两样，这里满是杂乱，弥漫着陈腐的味道，不是新城那一类的人造乌托邦。我来这，来找杨医生，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中医。

父亲陪同，长巷已过，来到一所大院前。最稀疏平常的大院，能住四五十户人家。现在是白日，所以大门洞开，一旦晚间，则必然是大门紧闭，偶尔在夜色里传来犬吠，需要父亲叫门，里头的人才应声来开。大院子里所有的人家都挨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这边喊着那边喝着。时常有人在院里无所忌惮地洗着衣服，或是一颗土豆，或是几捧叶菜。支起的晾衣架上种种男女衣物，浸在一汪浑水一般的阳光里。

杨医生住在二楼。我们父子二人走入狭窄的楼道，里头没什么光线，很是昏暗。门前敲了许久，不见动静。这是常有的事，毕竟十有八九的时间杨医生都在床上，可能在睡觉，也可能只是假寐，不理会外头的世界。换别人就不会有开门的可能，但我们毕竟是常客，所以听到模模糊糊的声音应着，一个赤脚的、消瘦的身形来开了门。

“打扰了。在睡觉么？”父亲问。

“嗯……是。”杨医生答道。

说这话时，杨医生笑了起来，一种苍白绵薄的笑容，映在他长满胡须的脸庞上，嶙峋奇诡的骨架上搭着一件布满黑汗渍的背心。父亲陈述了一番我的病情，杨医生没有点头，也没追问，不知道听到了没有。我坐在老木椅上，在这昏暗的空间，在屋里的尘埃气味中，感到一阵晕眩、迷蒙，视听也尽是连绵的含混，像是置身在一层薄雾里般。

我感到一阵冰凉，那是杨医生的手，在把着脉。杨医生的手亦是消瘦，大拇指指甲留得很长，里头藏着一层黄垢。他紧闭着眼，半侧着头，入定一般，屋里三个人都无比沉默着。忽然不知从哪层楼里的哪户人家，传来了一阵悠长的潮剧声：

“幽幽醒来啊——啊——啊——”

就这么在院里，无边际地飘着，撞着，每一个唱词都像极了一场大梦。可屋里的人还在把脉。

时间被拉得很长、很长，不知过去多久，杨医生这才收了手。这也是我们一家信任杨医生的原因，他确实很精通脉理，因此每一次把脉的时间，都显得特别的长，不像那些沽名钓誉的中医，不过拿把脉做做样子。杨医生打开杂乱的抽屉，里头横竖摆着《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他从中拿出泛黄的纸，开始写起处方来。桑叶、菊花、桔梗、薄荷……一味又一味，在纸上轻轻地浮现，丰盛瑰丽的百草在不断滋长。

可药终于只开了四味，杨医生开始了他常有的不动声色的冥思。他点起了香烟，浓郁的烟云从杨医生那扩散开来，无形的身体轻盈起舞，渐渐弥漫整个房间。我就这么困在一朵又一朵的烟云里。

午后时分，小小的店铺，我正在那张长条木椅上，半倚靠着斑驳的、杂乱写着白字的老木门。杨医生喝着啤酒，已有几分浓浓的醉意，地上排满了酒瓶。他的身后，是陈旧的、褪了色的棕褐色储药柜，柜正对的桌上是捣药杵、算盘和一个饼干盒。桌前，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站在那，穿得比他规整体面许多，戴着个眼镜，穿着光亮的皮鞋，颇有几分书生气。

杨医生的脸上，时不时地浮现迷幻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望向他就感到一种迷晕，眼睛里像是起了雾一般，间或从雾里闪过几只黑燕，那颜色和巷子里东倒西歪的电线杆别无二致。

我的感觉自然有几分是疾病的缘故，毕竟已是几日高烧不退。父母的脸上都是十分焦急，杨医生却很镇定。把脉，开药，两步便完成了他诊疗的全部工作。完成后，他又开始酌起啤酒，一面絮絮叨叨地同我父母说着什么醉话。我有点迷糊，听不真切。

趁着那边在拿药的空隙，我们决定出去转转。这条巷子无论如何，算是个古巷，尽管不是很有名气。弯弯曲曲，两边被墙面夹峙，没一百米就分出几条更小的巷子，通向一座座不同宗族的门楼。这是一个迷宫的空间，我只不明所以地被牵着走，左兜右转，见识着无休无止的重复和相似。

当然我最后还是走出了迷宫，被父母带到了城隍庙中。那庙倒是颇有历史了，清朝的翘檐式风格，斗拱间是华美精致的双龙戏珠浮雕。进庙的两边挂着五六联道家式的、宣扬善恶报应轮回的对子，中间自然是一只高大的香炉，专门供香客上香。再往里，便是满桌的祭品，有金桔、面条、猪肉、点红点的包和粿，偶尔有几只苍蝇在上面飞着。享用祭品的，是神龛里的观音、罗汉、关帝、天官……他们仿佛隐遁在深宫中，高高在上、镀满金粉，庄严而不可测。有几个香客在庙里求着签，签子一落地，清脆的声音响起，声音很短，也显得很空。

这是这座城市的魂魄所在，所有的愿望、惘然、虚无在这里悠悠地集合，又随着香火，悠悠地飘散。

我不知道父母带我来这里是专为游览，还是有祭拜以去病消灾的目的。只感觉经过香一熏，头愈发晕，再去望时，别说是那些神明，就是整座庙都感觉像在天上，高远、渺茫，令人崇尚。

香炉里的无数香一齐发出迷蒙的烟，笼罩天地，供奉出一个迷离的时空。在丛丛的轻烟深处，我猛然看见，经年前那个数十里之外的老家，也有一丛香火一齐燃着—那是在奶奶的葬礼上。

周围都是清一色的乌黑，黑色的素衣、黑色的帘布，反衬着那仅有的花圈的白，一切充满了沉静的肃穆。葬礼开始，只听得台上人道“其人寿七十”云云。然后就是请来的乐队，开始吹起萨克斯，敲起鼓，演奏哀乐。我一路跟从人群，出了围，走到村道上，缓缓地在热烈的阳光下巡游着。而后就是奶奶灵柩出山，被开来的车送走。再而后就是一群人又在围里围坐，配合做法者超度。

可在这些过程里，或许是我年纪尚小的缘故，竟没有哭，反而显得有些淡漠。后来母亲曾不止一次地道“葬礼上你没有一滴眼泪”，以此责怪我的冷漠和自私，让我感到隐隐的懊悔和愧怍。

仪式都完结后，已是晚上。来参加的宾客离开，围子里人烟稀少，初冬的风轻轻吹过，一轮明月照着有些破旧的院落。我和父母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去，我却仍没有哭，只是觉得惘然。

那座围子叫建龙围，一座传统的、有些体量的老式农村建筑。后来奶奶三周年大祭我又去过一回，久而未至，院落已经生了荒草。我站立在阴凉的屋内，烧着香，偶尔听到一阵鸟啼声，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那。我连老家都很少再回过。奶奶的去世显然隔断了我和家乡最后的连结—奶奶的过世意味着家中最后一位老人的逝去，家乡的亲人，只剩下那些半生不熟，又因城乡分隔而极少来往的远房亲戚。在那些人里头，有不少人赌博，一见面便不住地向我们家借钱，势利得使人反感。双方一坐下来，尽是尴尬，找不到什么共同话语，甚至那些亲戚们，一说起城中生活都隐含着一种妒忌的语气，城乡的两地人，隔阂就越发深重。一开始清明过年我还会回老家，后来几年就连年节也没有回去。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奶奶逝世的那一年起，困居城市的我便成了无乡之人，故乡、村庄、传统，都化作悠远虚幻的图景，陌生荒诞的符号，如同一团无形之物。

只有当下，漫卷无形的烟云，让这团无形之物终于有了栖居之处。杨医生也终于琢磨出了下一道药，那便是甘草，他苍白凌乱的眉毛终于舒展开，把它写了下来。一味一味的，美妙的中草药，在我眼里就如同是乡下老屋前后的野草一般，在风中飘摇，枝叶摇荡着乡愁书写者笔下曼妙的童年记忆，以及点点滴滴晦涩枯瘦的传统。

杨医生开药的片刻，我注意到杨医生潮湿的地板上，零乱摆了几颗半腐烂的金桔，就在旁近，是几尊泥塑的关公像，形态各异。在角落里，我还瞥见一个香钵，边缘都磨损了，上面堆着浅浅的土和灰冷的余烬，插了几根烧得只剩一小截的香。离香钵不远，竟还有些违和地摆放几个鼓肚子的紫陶壶，壶嘴长长的，九曲回环的形态，夸张得很，看上去是从某个小地摊上淘来的。

而杂乱布置的地板尽头，挨着狭隘的阳台，在那往周围一看，只见四处都是连绵的黛黑色屋顶的民居，一座又一座——一片黑色的原野，望不到头。

正巧赶上那个中年男子送饭来，饭菜是用保鲜盒装的，几只大虾，几棵青菜和一碗稀粥。那人送了饭菜就走了，没有说一句话。杨医生把饭菜放在一旁，并没有吃。

“不吃吗？”父亲问道。

“等会再吃。”他答。

很快那饭菜就不再冒气，大概它被送来时就只是半温的。杨医生终于把那药方开完了，便从靠背上直起身，坐在微弱的阳光里。杨医生与我的距离，一下子近了，那种幽冷、绵薄的气息，在空气里若隐若现。那个无始无终的声音又一次飘了过来：

“幽幽醒来啊——啊——啊——”

空灵的唱腔，唱的是那种虚空的梦，声音中没有鼓点，也没有铜锣。

“回去了。”父亲道。

到家的我半倚靠在家中棕色的木床上，那木床结构拼接不良，常发出一阵幽然的咿呀声。我半睡半醒，昏沉间脑里总闪过种种的影像。坐在阳光里，笑得苍冷的杨医生，地上散乱着的金桔、关公和香炉，这些影像，在我的脑里，眼前，消逝又浮现，浮现又消逝，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而这群蝴蝶，亦在神灵和香的烟雾间，在这间不大的庙里，翩然起舞，映进了我的眼眸，魅惑而神秘，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和父母走出了庙，沿原路回到了杨医生的店面。一路上仍然是致幻的巷道迷宫。偶尔在门楼前，看见有几个小孩在玩皮球，或是几个老人微眯着眼睛坐在小木椅上，手里的蒲扇轻轻摇动，一坐或许就是一整个白天。

中年男子已经拿好了药，正在门口同对面人家说话。见我们回来了，便将药递上。杨医生仍在喝酒。店里再也没有其他病人。

杨医生在这爿店行医，已经很有些时间了。早在我还没出生时，父母就常来这里问诊。那时杨医生还和他的妻子一块看店。他负责看，妻子负责抓药，这是种绝佳的搭配。杨医生在老城区，是颇有名声的中医，因为他是有师从的，祖上也算是这方面的世家。

老城区小巷众多，回环曲折的各个胡同里，几乎都有那么一两家小诊所，整个城区加起来，大概不下百间。这些医生，大抵都有不同的风格：有中西并用的；有纯用西医的；当然还有一类，是像杨医生这一种，纯用中药，绝少使用西药的。在众多诊所中，我父母独独青睐杨医生，可见其行医确是有几分功力的。

可后来就都变了。大概在我出世后几年，杨医生和妻子离了婚，子女们已长大，不知道是跟了妻子一方还是如何，总之就极少和杨医生来往。杨医生渐渐老去，自我照料有些不便，便由他舅爷出面照顾。说是他的舅爷，那大概是辈分上的叫法，实际他比杨医生还要年轻许多。杨医生的生活起居由他全然负责，包括接送杨医生，以及替代他妻子拿药的工作。

实际上杨医生在离婚后，就有些恍惚，胡须也常年没有剃，加上整日酗酒，精神就更加不振，因此来客渐渐稀少了。杨医生自然也不再能担得起经营的细节，店等于归他舅爷所有。他舅爷见生意不佳，就对那些熟人下手，开始把收费提得很高，每次报价都像是随性地一口要价。这样一来，看病的就更少了。没了客，店里的中药常常是放了很久，里面有味药叫蝉壳，都已经极僵且腐化。店里几乎没有人气，门窗桌凳上都染上了灰尘。

只我和父母因为信任杨医生，还来光顾。

每每在晦暗的、尘埃浮动的店里，都见杨医生喝酒喝得高兴，他舅爷站在那长桌前，陪他叨叨些什么。他舅爷着实有那么些底蕴，说起老城的历史，以前有谁砍了头，又有哪个县官当政，都极有一套。杨医生借着酒兴，时不时附和着，不过他讲的事情却没那么古，只听他常常说道：“感谢当年毛主席，看我们穷，便分粮给我们吃，不然都要饿死。”讲这些时，他往往发出一两声闷闷的笑。

我随同父母问诊，很多时候是黄昏，这时就觉得这些历史在这样一些人口中，在这样一间近于作古的店中，言说、讲述，虽真假参半、正野杂糅，但衰朽之味却大抵一致。永远地，店里面坐着一个杨医生，长桌前是他的舅爷。永远地，在店里的时间还未完全消弭前，一些过去的事情被反复咀嚼。

借着酒兴，杨医生管我父亲叫“局长”，父亲自然知道这绝对拔高了他，只有不断地赔着笑。

“不不不，主顾嘛，都是主顾，主顾就都是局长。”当然有时他更荒唐，竟称呼父亲为“校长”。

对于我母亲，他在沉醉中有时奇异地直呼其名，有时却称之为“夫人”，不过一旦是夫人，则有些让她紧张和感到不妙，只能尴尬地笑着，因为这么个西式用词从一个传统化的老中医那说出，总有几分隐约的、近乎性的暗示。

有时他也大谈医理，而且父亲自诩有一些经验，也乐于和他讨论，当然最后父亲只能无奈地笑道：“这些还是你精通，还请多指教。”

“一行归一行嘛。别的我不懂，就只会这些中医上的。”他嘻嘻笑道。他的笑声很远，像是不在店里，而是在店外缓慢地飘荡。

确实，旁的事他都不管了，他只管看病、开药。其它的，家庭的变故、店面的经营，都似乎和他没有关系。

可店面还是不能坚持了，一面是再付不起铺租，另一面是旧城改造，许多类似的诊所都关了门，因而杨医生从此只在家看病。这样就更不会有人去问诊了，大抵去的只有我们。

杨医生极少出门，仿佛幽居般，永远在家待着，少有的一次出门，不知从哪带来了几个野番茄，还有一尊关公像。他的饮食由舅爷不知在哪做了送来，很多时候是几餐一起送。大概是没有舅爷在旁边，他几乎没有了言语，我们来时只是静静地看病。白日里有许多时间是在床上—这是他对待时间的方式。时间对于他，是一团没有分界和轮廓的含混。

我和父母拿了药，一路走出长长的巷道。病中的我觉得很虚弱、很虚弱，像一条潺潺的溪流，被隐隐地坠落和无力感包围。我总想要握住些什么，在一片虚化的、苍白的雾气中。

我知道那应是什么。我回头望向那条漫长的的巷道，以及巷道深处的那爿店，午后的他们像极了盛放灿烂的生命。我注目他们渐渐地、如同镜像一般，归入一片白花花的苍茫，而自己也随其慢慢消融，仿佛魂归故里，身体被阳光照得无比透明。

卢钿希，广东揭阳人，1999年生，现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曾获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作品《乌有乡》荣获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七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散文组冠军奖。作品散见于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