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编辑——天才作者的庇护港
厄苏拉·诺德斯德姆在哈珀出版社。©纽约时报
我曾经是一个孩子，而且什么也没忘
发现桑达克和温格尔，并督促他们不断创作的，就是提前预付温格尔六百美元的那位哈珀出版社童书部的负责人，厄苏拉·诺德斯特姆。
她既有远超同行的胆识和想象力，也是一位天生理解儿童的心理学家，同时成为尝试全新风格的童书作者们的啦啦队、辅导员和心理治疗师。
伦纳德·S.马库斯在厄苏拉的书信集《亲爱的天才》序言中提到：
在厄苏拉开始其职业生涯之时，美国的童书界与整个西方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孩子们需要受到庇护，以隔绝日常生活中的严酷现实。关于死亡的话题，关于孤独感与疏离感，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关于在更大的社会圈子中不同社群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敏感话题处理起来要极尽微妙之能事，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完全回避的。
在图画书里，快乐的小家伙们总是无忧无虑。在青少年小说中所呈现的学校生活、运动和约会，都完全符合理想化的观念。
厄苏拉相信，儿童已经被误解很久了。他们被认为是天真、空洞、大脑一片空白、等着被人灌输的小东西。儿童读者也被误导了，成年人为他们供应的书多是基于虚假泛滥的错觉和矫揉造作的虔诚，以摩尔女士为代表的老一派总希望用书籍教孩子如何做人，童书里的语言大都是浮华甜腻的假扮的儿童腔调。
出版界充满了给好孩子的坏书，她要做为坏孩子们准备的好书，或者说，是给真正的孩子们的好书。这样的童书应该能够讲述儿童的内心世界，那里有阳光也有黑夜，有智慧也有尊严。童书当然要用孩子可以理解的语言，但同样要带孩子去往星辰大海，品尝人生百味。这对创作者提出的是更高，而非更低的要求。
厄苏拉就像一个寻宝人，发现、鼓励、呵护着每一个才华横溢、尊重孩子、相信童年复杂性的创作者。桑达克、温格尔、玛格丽特·怀兹·布朗、谢尔·希尔维斯坦、E.B.怀特……在厄苏拉的帮助之下，新鲜血液们成长为中坚力量。通过新一代童书，这个国家的人们重新认识了儿童。
对于这些刚入行，作品和主流童书格格不入的作者们而言，一位业内权威编辑的肯定尤为重要。厄苏拉没有让他们失望。她勇于在同行面前力挺这些作者，表达自己的态度，公开和摩尔女士这样的保守派唱反调。
当摩尔女士质问厄苏拉有什么资格编辑儿童读物时，厄苏拉的回答是：“好吧，我曾经是一个孩子，而且我什么也没忘。”
为天才提供庇护港
二十七岁的玛格丽特·怀兹·布朗把自己的两本书交给摩尔女士后，得到的回复是“这些是垃圾”。连《晚安月亮》都被盖上了“专家不推荐购买” 的黑印章。
一次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举办、摩尔女士参加的童书茶会上，玛格丽特·怀兹·布朗因为没有收到邀请而被拒绝入场。这时，厄苏拉出现了，她带着茶点和布朗席地坐在图书馆门前的石阶上，享用她们自己的茶会。
每个要进出图书馆的人，都必须从她们身边经过，看着两位女士以这样的方式向高堂里那个守旧的圈子表达抗议。
在一封给把桑达克的《午夜厨房》烧毁的同行的信中，她写道：
我们这些站在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孩子之间的成人，难道不应该非常小心谨慎，不以我们成人的偏见和神经质来筛查这样的书么？对我而言，作为童书编辑和出版者，这是我最重要也最困难的职责之一。孩子总是会对《午夜厨房》这样的书做出愉快的反应，他们总是会做出有创造力的、健康的反应。只有成人，才会觉得桑达克的作品是个威胁。
厄苏拉和桑达克一样，是同性恋者，和她的伴侣玛丽·格里菲斯过着平静而又私密的生活。那个年代活跃的美国童书作者中，少数派性取向并不罕见。
《青蛙和蟾蜍》系列的作者艾诺·洛贝尔是同性恋，1987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爱心树》《失落的一角》的作者谢尔·希尔维斯坦是同性恋。《巫婆奶奶》系列的作者汤米·狄波拉是同性恋，虽然他曾有短暂的婚姻。《乔治和玛莎》系列的作者詹姆士·马歇尔是同性恋。为顺从母亲，他甚至在讣告中忽略不提他的长期伴侣，并将脑肿瘤而非艾滋病并发症列为死亡原因。
在同性恋被认为是变态的那个年代，公开出柜并谈论自己的少数派性取向对绝大多数人需要莫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是给孩子们创作、工作的人。狄波拉就曾回忆说：“如果知道你是同性恋，你的胸口上会有一个红色的大G（gay），学校就再也不会买你的书了。”
对社会和家庭隐藏真正的自己从来都是一种折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美国艾滋病流行，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更让他们痛苦又愤怒。也恰因为此，他们体验过对作为“异类”的自我抗拒和接纳，到达过人性最光明和幽暗的角落，批判和深思过所谓“主流”对权力的滥用。
更难得的是，当他们把这些生命感受编织成故事，创作成童书，交给幼小的生命时，都在不掩饰沉重和黑暗存在的同时，交出了希望、勇气和力量，传递给孩子对多样性的包容和欣赏、对权威的反抗和对生命与世界的理解。
而厄苏拉也以她惊人的见解、包容与能量，使哈珀童书部成为庇护这些天才作者的港湾。
1988年10月，厄苏拉死于卵巢癌。《纽约时报》刊登讣告称她出版的书是儿童文学路上的里程碑，而她，则是将童书从成人审批的道德说教，转变为关注儿童的情感、想象力和困境的那个人。
思考童年观
半个多世纪前，这场有关革新范式的较量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童书发展。今天，世界范围内最活跃的童书作者们回忆自己的创作启蒙时，都会追溯到桑达克、温格尔、艾诺·洛贝尔、谢尔大叔等当年的先锋们。但，关于孩子究竟应该看什么书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无论出于何种考量，这个问题的根源都和每个人不同的童年观有关：孩子简单么？儿童可以应该被成人完全保护到隔离于人生和社会的复杂性之外么？儿童和我们是平等的，选择应该被尊重吗？
我的观念是：孩子不简单，只是有成年人希望他们简单。
“童年”这个概念最初并不存在。中世纪的欧洲绘画中几乎看不到儿童的形象，菲利普·阿里埃斯的解释是没有画出来意味着不被看见，因为孩子并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区别于成人的群体，他们只是“小成人”，成人对儿童是漠视的。
到十五世纪，儿童出现在肖像画和男孩裸像画。十七世纪，独立儿童画像日益增多。十八世纪，现代的“儿童”概念才出现。那时的教育学家认为儿童需要保护、训练、行为纠正、培养理智。
随着科学的发展，不同学科都细化出专门研究儿童的领域。对儿童生理、认知和情感的探索越深入，科学家们也越惊叹于幼儿精密、高效、又复杂的发展机制。比如研究婴幼儿认知的学者总是对婴童天然的学习效率赞不绝口，他们说孩子是最好的科学家，尤其是统计学家。儿童的“发现式”学习方法不同于成人的 “精熟式”学习方法，但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前者对解决人类共同的挑战自有其优势。
神经科学家知道四岁孩子的大脑已经长到成人大脑体积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发展最慢的是负责自制力、情绪管理、做计划等执行功能的前额叶。也正因此，儿童更难控制冲动，在情绪的当下能量爆棚。但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们控制和计划能力尚在发展中就否认其情感的复杂性。相反，正因为孩子对情绪的认知和管理能力尚在发展，他们更需要感到被理解、被接受、让纷乱的感受得以安放。
儿童心理学家，教育者和养育者都知道，孩子的情感世界多么丰富多彩。他们当然有快乐、满足、骄傲的时刻，但也常常悲伤、愤怒、崩溃、嫉妒、恐惧……他们对一切好奇，常孤独沉思，有逻辑的推理和怀疑，对公正平等有强烈的诉求，对感受他人的情感格外敏感，并总试图帮助和安慰。
桑达克曾说，他最大的好奇是，“所有的孩子如何一天天度过童年，如何克服无聊，恐惧，痛苦和焦虑，并找到快乐？”
想想婴儿一天要哭多少次，孩子愤怒时的状态又有多爆炸，“童年就应该天真快乐无忧无虑”，是成人的美好幻想，也是成人拒绝接受情绪的复杂性和抵制所谓“负面”情绪的结果。
为儿童权利付出毕生精力，最后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波兰教育家雅努什·柯札克在他的《孩子有受尊重的权利》中强调，受尊重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是大人的施舍，也不是讨价还价的条件。他发现：
仿佛有两种人生——大人的人生是严肃的、值得尊敬的，而孩子的人生不过是个玩笑。因为孩子比较小、比较弱、他们只不过是大人的玩具…孩子是未来的大人。所以他们长大才会“成人”，他们现在还不算是人。但孩子明明就在啊：他们活着、感觉着，思索着。
孩子是和成人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独立个体，拥有作为一个人完整的权利。他们不是父母的归属品，也不应该是成人一切行动和选择的被动接受者。我们需要学习尊重孩子的无知，尊重他认识世界和成长的全过程。儿童不需要也不应该被隔离于人生和社会的复杂性之外。
优秀的童书作者从不俯视，而是用人类学家的眼睛平视孩子。他们肩负的一个使命，就是对孩子解释人生和世界的复杂性。从关注生命的开始到死亡，从一个孩子可能经历的父母离异，家庭暴力，到贫困，种族歧视，性和性别，疾病残障，战争难民，让再黑暗冰冷的地方都有童书的温暖陪伴。这些童书的存在，饱含来自成人世界的善意，智慧和勇气。孩子当然享受在读图画书的时候被满足、被娱乐，但他们也渴望被看见、被宽慰，甚至被激发、被挑战。
成年人是儿童阅读的守门人，这是一种权力。一本童书抵达孩子，要经过重重关卡。我们是要帮助他们擦亮看见自己的镜子，推开看向世界的窗户，一起跨向更广阔多彩的世界，还是收起镜子，紧闭窗户，嘱咐他们“要乖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