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印繁星 ——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业纪实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付梓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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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日报》刊载陈独秀抵沪谈话过去几天后，《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坐黄包车来访，和陈独秀寒暄几句，邵力子告诉陈独秀，戴季陶准备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以便在《星期评论》上刊载。
《共产党宣言》最早于1848年2月以德文发表，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有着宣言式的气势，果然，这篇宣言很快就风靡了整个欧洲，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1860年，出版了俄文版，此后三十年里，丹麦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马克思主义席卷欧洲大陆……
遥远东方的中国，长久以来处于封闭状态，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之名和《共产党宣言》的只言片语才传入进来。
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英国人克卡朴所著《泰西民法志》（胡贻谷译），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昂格思）的名字首次在我国出现。
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英国颉德（今译基德）所著《社会演化》前三章，其中谈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在我国对《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一举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朱执信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相关章节。
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他摘译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大部分内容，影响极大。
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已然成为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
这当中，戴季陶等人最为迫切，因为戴季陶、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常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与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被时人誉为“最亮的两颗明星”。《星期评论》最大发行量达数万份，影响极深。他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邵力子看着陈独秀，说道：“季陶早在日本时就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了，可惜，那本书虽然短小精悍的一篇，翻译难度却是相当高，文章气势磅礴，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要做到信达雅，不仅得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得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不可。前些天他跟我商量，准备物色合适的译者，翻译这篇文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陈独秀还在北京时，就和李大钊一起读过《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两人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将这本书译成中文。此时，听邵力子如此说，赶紧道：“这是大好事啊，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欲知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非《共产党宣言》这把钥匙不可，应该尽快寻找译者。”
“早有了，我向他推荐了杭州的陈望道。望道乃我挚友，常为《觉悟》副刊撰稿，文字功底不凡，当能胜任，而且他已同意此事。”
陈独秀大喜过望，问道：“不知准备以哪样语言的版本来翻译？”
邵力子说道：“是戴季陶从日本带回来的一本日文版。”
“刚好，我这里有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从北大带回来的，你转交陈望道，可以相互对照着翻译。”
“那太好了，事不宜迟，我这就过去，把两本翻译底本寄给望道。”邵力子当即告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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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在16岁时，他翻山越岭去义乌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中学毕业后准备留学欧美，于是到上海来进修英语。但限于经济条件等原因，欧美之旅未能成行，却于1915年去了日本，抵达东瀛后，他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人，在阅读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陈望道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11月，因一师学生办周刊并撰文抨击封建家庭伦理，学校被浙江教育厅下令查禁并要求开除学生，在此任教的陈望道等人跟随不愿接受教育厅命令的一师校长经亨颐离开了学校。
陈望道离开一师后，不免茫然，收到邵力子的电报后，这才安下心来。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所在，一收到邵力子寄来的两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就回到家乡义乌市分水塘村，在陈家新居不远处的老宅安营扎寨，开始翻译。
田野边缘，一间覆上绿苔的老屋子，柴火堆了大半间，墙角布满蜘蛛网，陈望道在柴堆旁摆上两条长板凳，铺上板架，权当书桌，垒上几块砖头，以稻草铺设，就当作凳子了。
他一日三餐和茶水均由母亲送来，就在这间柴屋里专心致志译书，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在这寂静的小村庄，在这冷冰冰的柴屋里，燃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板架上一共有四本书，两本《共产党宣言》，一本《日汉辞典》、一本《英汉 辞典》，陈望道在料峭春寒里，埋头其间，已忘了天上人间。
谷雨时节，草长莺飞，满眼春色，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译著，实在是“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次年4月，《星期评论》编辑部发去电报，邀请陈望道赴申城，接替回广州的戴季陶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带着译稿，望一眼小桥，流水，人家，离开村子，前往上海，住进三益里的《星期评论》编辑部，也常去陈独秀的住所。
拿到最终的译稿时，陈独秀和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校阅。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一般，语势连贯宏大，文字简洁凝练。陈独秀读到最后，大声吟诵：“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不禁拍案叫绝。
其后，《共产党宣言》译稿经陈望道多次修改校对，刊载在望。谁知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邮检，刊物于6月宣布停刊。煞费苦心译成的书稿将无缘问世了，这让陈望道心急如焚。
陈独秀当即拍板，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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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机构和费用问题如何落实？这倒难住了陈独秀。正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时，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找到郑佩刚，让他负责租一处房产，成立一家秘密的印刷所。郑佩刚曾对此回忆道：“委我全权负责。我便在辣斐德路成裕里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即‘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又新印刷所旧址位于辣斐德路成裕里，即今上海市复兴中路221弄12号，处在顺昌路、复兴中路交界处，是一幢坐南朝北的两层旧式砖木结构石库门里弄建筑，后改为三层。
8月间，《共产党宣言》终于付梓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也是又新印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比如今市面上的小32开本小一些，全书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浅红色封面印着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四行繁体字，最上面一行是“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第二行书名“共党产宣言”；第三行作者“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最下面一行是“陈望道译”。书名上，“产”和“党”两个字颠倒了顺序，应该是排版错误，这也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的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
《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初版印刷的1000册很快便告售罄。9月，勘误后的第二版迅速印刷出版，随即又是销售一空，此后无数次再版。
当时，许多读者苦于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地址，纷纷写信给《民国日报》编辑部，询问发行处在哪里。
借着《共产党宣言》的火爆销售，又新印刷所趁势而上，印刷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一批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来重视教育和思想的启迪，在上海开展的工作很多都还是启蒙性质的，以启发和培养工人和平民的阶级觉悟。1921年春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策划了一张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背后印上选自《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到处分发，免费送出一万多张贺年片，共产主义的信仰之火，从上海这个国际交通要塞开始，四处燎原。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成为了“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写道：“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鲁迅拿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仔细阅读一遍，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4年秋，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极力推介《共产党宣言》，要求学员“虚心求学，努力研究主义，将革命思想传到全中国”。在他的推动下，《共产党宣言》在黄埔军校学员中散发。
1926年，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里，引用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极为鲜明地表达了周恩来一生坦荡的人格魅力。在周恩来看来，《共产党宣言》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如同“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后来，在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周恩来回忆道：“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
毛泽东也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拥趸，1936年7月，他对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排在三本书首位。“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毫无疑问，陈望道的这本译著，为中共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底座。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曾这样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节选自《上海纪实》2021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