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平地起楼高百尺，城市以挤压的态势，无声威逼周边的村庄。高楼围拢，诞生了一个词语：城中村。城市扩张蔓延，咚咚的破拆之声不分昼夜响彻上空，昆明北郊龙泉镇小窑村处在极度焦虑与烦躁中，村民杨晓荣的焦虑无人能懂。

两年以来，他一直想请我写写他院中的蜡梅花，我没有应承：世间有无数的蜡梅花，世间更有无数籍籍无名之人。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一株花木哪有文字记述的必要？

他一路无言，引着我穿过家中一个偌大的茶花园，走到园子正中间，在一株蜡梅花前停住了，然后用手一指：“这是林徽因、梁思成的蜡梅花！”我一时有些蒙，哪个林徽因？哪个梁思成？但旋即明白这世间原本只有一个林徽因，也只有一个梁思成。震惊之余更多的是疑问：林徽因、梁思成的蜡梅花怎么会在这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举家往西南大后方撤退避难，从长沙经过39天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抵达昆明，暂借住巡津街止园。1939年初，日本侵华铁蹄步步紧逼，春城天空也不再宁静，全城百姓携家带口往城郊跑警报。

烽烟四起，何以为家？迫于无奈，林徽因全家再次随中国营造学社，迁到相对安全的昆明北郊龙泉镇麦地村的兴国庵内暂居。那时的龙泉镇一带的司家营、麦地村、小窑村、棕皮营等村子成了抗战时期多位大师的寄居地，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冯友兰等35位院士曾在昆明这个城郊接合部居住。

麦地村的兴国庵本来就不大，战事趋紧，聚集到麦地村的人越来越多，林徽因迫切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以便接待那些情谊真挚的旧遇新知。很快，他们发现离麦地村不远的龙泉镇棕皮营村。“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

他们选中了本村富户李荫村的私家花园的一个角落盖房，房屋于1939年年中开工，至1940年春建成。其间的艰辛，林徽因在给远方朋友费慰梅的信中提到：“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八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出人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

房屋建成后，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出行的交通工具，她与当地农民一样为活着精疲力竭。

战争、疾病、颠沛流离的生活、飞涨的物价让这位出身名门、游学欧美的才女备受折磨。

这是中国顶级建筑设计大师，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重要设计者之一的梁思成、林徽因一生中唯一为自己设计并亲手建造的房屋。

房屋建好后，经常光顾的贵宾有：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教育家傅斯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游国恩，古琴演奏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查阜西等。

周末，也会有年轻的飞行员光顾，轮到谁休息，谁就会来这里度假，他们很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

成为这些飞行员的名誉家长很偶然。梁从诫在《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说：“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抱着我们，搀着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

湘黔交界晃县的邂逅，让这些航校的预备飞行员，把梁、林夫妇视为在他乡的亲人。

悲惨的是，梁、林在昆明的日子，不断收到这些飞行员先后战死蓝天的噩耗，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牺牲，平均只有六个月。一张张阵亡通知书、一份份遗物转寄到了名誉家长手里。梁从诫回忆说：“因为这些飞行员的亲人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私人遗物便寄到我家。每次母亲都要哭一场。”

今天，旧居被附近的高楼挤压到一个逼仄的角落里，毫不起眼。很难想象，当年这所屋子前，晃动过中国历史上一大批知名大师的身影，门口的斜阳也曾映照过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出重大牺牲、英气勃发的年轻飞行员的脸庞。

他们从历史悄然走来，又从历史悄然走过。

什么才是真正的蓬荜生辉，什么才是真正的壮怀激烈，这座简陋的屋子可以给出我们最好的答案。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梁从诫在回忆录里说：“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里，她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

1940年隆冬，中国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道北迁四川南溪李庄，梁、林夫妇离开了昆明。

此后，林徽因再也没有在自己建盖的房屋中住过。

1946年2月，林徽因从重庆乘飞机回到昆明，住宿在圆通山下的唐家花园。这一次再回到昆明，一切变了样。抗战胜利，昆明又恢复往日的丽日蓝天，但林徽因本就虚弱的身体却大不如从前。陈学勇的《林徽因年表补》里说，早在1945年底，林徽因赴重庆出席美国特使马歇尔举行的招待会，由著名胸外科医生里奥博士做病情检查，这位医生悄悄告诉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林徽因短暂而多彩的生活，再过五年就会走到尽头。

所以，朋友费慰梅、金岳霖、张奚若将她安排在了条件更好的唐公馆，而不是城郊棕皮营自己建盖的房屋。

重回昆明心情之好，溢于言表，对昆明这座城市的喜爱，不吝言辞：“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来看看这天气晴朗、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

昆明的气候虽然宜人，但高原缺氧的状况却不利于林徽因肺病的治疗，加之西南联大北返，老朋友们都归心似箭，中国营造学社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梁思成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等缘故，1946年夏，在昆明大概休养了几个月之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又回到了北平。

这一去，再没能回来！

1955年3月31日，北京同仁医院住院部。林徽因昏迷不醒，梁思成扶病过来与林徽因诀别，失声痛哭。深夜，病房十分寂静，黑夜中林徽因醒来用尽力气喊：“思成！思成！”护士过来俯下身去，一个声音微弱但清晰：“我想见思成，我有话要对他说。”

“夜深了，有什么话明天说吧。”护士有些不耐烦。

病房被黑夜包裹，重归寂静无声。

当黎明来临，清风吹过白杨，微光照亮窗棂，一代建筑大师、一代才女林徽因却再没醒来。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旷世才女，人间最美的四月天，这位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的人，带着她对这个世界无限的热爱和无尽的思绪，也带着她对昆明无限美好的回忆和眷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一语成谶，正如她的诗：“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像钟敲过，时间在悬空里暂挂。”

她的生命，如一首诗，真挚、深刻、隽永留在了慢慢合起的书本上；她在昆明的短暂岁月，如一个秘密，隐在了时光深深的角落里。

那个叫棕皮营的偏远小村的房屋默默伫立着，白墙青瓦，屋檐上的马头墙依然眺望着远方，只是那位手捧烧制陶罐，插满鲜花从土路上走来的端庄美丽的女主人再也不能回来。

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要寂寞来偿还。

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建筑师唯一为自己建盖的房屋留在了昆明北郊农村。

关于这座房屋的后来，鲜有记载。

昆明余斌先生的《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里有这么一篇文章《在龙泉镇的梁思成夫妇》写道：“梁家走后，那三间房自然成了李家花园的一部分。但这私家花园也未维持几年。据刘凤堂老先生和北京友人韩耀成先生提供的情况和我查索到的资料，花园主人是本地名绅李荫村，昆明私立求实中学重要资助者。土改时花园被没收，公社化以后，花园里的梁家三间房做了宝云大队卫生所，之后又成为村干部开会的地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花园归还李荫村之子段连城（三代归宗恢复段姓）……由于段氏长期在外，村中又无直系亲属，花园由亲戚代管，作为花圃经营。”

时间如一双大手，基本上已经把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抹得一干二净。就连村口的寺庙也变了样，里面供奉的神仙和不知名的神兽早不知道遗落何处。

梁思成、林徽因旧居中的花园在棕皮营，离小窑村的杨晓荣家有近800米的距离，蜡梅花如今怎么会在杨家院子？

历史在这里断片，再无记载。

好在还能寻到历史的见证人：当李家把整个花园交给大队时，宝云大队专门挑选了三个人进入棕皮营花园管理茶花，对外出售的茶花作为大队的副业经济收入。被挑选进入花园的这三个人是李则生（音）、桂国余（音）、赵玉明。

三名花工中，赵玉明比较年轻，只有20多岁。赵玉明就是杨晓荣叔叔（父亲入赘，赵玉明实为母亲的弟弟）。小窑村的花工赵玉明在花园里打理茶花，从公社、大队到集体，一直到八十年代（大概1987年前后），棕皮营花园归还给李家后人段连城后才离开。

如今，三名花工相继离世，一扇大门、一把铁锁把所有故事锁进了杂草重生的院落。

1966年出生的杨晓荣六七岁就天天在茶花园玩耍，对梁、林旧居和院子中的一花一木，自然是再熟悉不过。经过三次回忆补正，站在一辆共享单车上，趴在墙头，他向我指出了梁林旧居院子中梅花的大概位置，一共两株：较大的是粉红色的梅花，稍小的是淡黄色蜡梅。

位置与历史事实吻合吗？回来查看资料，很巧发现了照片印证，有完整的，也有局部的，图片说明为“1939年，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在昆明自建房屋前合力洗衣服”。把图片发给杨晓荣看，杨晓荣肯定地确认，他院中的蜡梅花正是梁林旧居老照片中最左边的那株。仔细端详比照，照片中母女二人在中间，右边是一蓬长得郁郁葱葱的竹子。左边是一株木本植物，离镜头近，目测不及一人高，很纤细，还没有婴儿手臂粗。完整那张，基本可以看见这株植物全貌，虽不是很清晰，但还是可以看出有竹棍或是木棍简易围挡着，可以推测才栽植不久，根须不牢需支撑保护。

从母女二人穿着及植物稀稀落落的叶子，推测应该就在立秋前后。说是蜡梅基本切合，蜡梅花立秋前后正是掉叶子的时候。

时间和地点当是无误的，这不难确定，因为房屋及门窗今天也还是照片上的样子。

林徽因自然也是喜爱梅花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林徽因与梁思成住在北京胡同3号，家里布置格外雅致。现在留存的三张经典的照片，一张是梁思成在盆栽梅花旁的沙发上认真读报。另外两张与梅花合影的都是林徽因，一张是阳光通过窗棂斜斜照射进屋子，林徽因对着窗子在静静沉思；另外一张是她微微侧身抬头仰望，含苞待放的梅花与一代才女交相辉映，很具美感。

林徽因的诗文中多次写到梅花，早在1936年《大公报》上发表的《蛛丝与梅花》有言：“冬天的太阳照满了屋内，窗明几净，每朵含苞的、开透的、半开的梅花在那里挺秀吐香，情绪不禁迷茫缥缈地充溢心胸，在那刹那的时间中震荡。”

现世安稳，岁月安好，但人生却是瞬息万变。战事一起，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即便是北平沦陷后，很多人并没有南迁。当时林徽因的情况是，老的老，小的小，当家人梁思成腰有沉疴，自己身体虚弱多病，兵荒马乱，上千公里，老弱病残一家人南迁，路途茫茫未可知。

在南迁之前，他们出人意料地谢绝了朋友费正清夫妇邀请他们去美国避难的建议。在给费正清的信中，梁思成写道：“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是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是要在祖国的土地上。”

曾有亲友问他们夫妻二人：“你们为什么那样心情激动南迁呢？即使成立自治政府，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房子还在这儿，生活还是平常那样过。”

林徽因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回答了所有问题：“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着我们的脸面。”

什么叫铮铮铁骨？什么叫文人气度？什么叫梅花的傲然独立？一个战争离乱中女子的这番话做了最好的注脚。

另外一株粉红色梅花呢？非常可惜，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被围墙倒塌砸死。杨晓荣说，看见的时候这株梅花树干已经断裂倒伏在地。

不幸中的万幸，这株淡黄色的蜡梅花，至今在一位叫杨晓荣村民家的院子里枝繁叶茂。这株淡黄色的梅花虽然没有确凿的资料证明它就是林徽因亲手栽植，但可以确认，出自梁林旧居。

梁林旧居不是保护单位吗？里面的一砖一瓦，保护区范围内的一花一木都是文物，文物怎么能动？这得把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时间搞清楚：2003年5月梁林旧居被列为昆明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月被列为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在之前呢？在没有列入保护单位之前，与普通农舍一样，私人财产，不是任何保护单位和项目。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颇具历史意义的宅子，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漏雨塌陷，破败不堪。

1998年，房主计划在院子里盖新式洋楼，原本打算房子盖好后就把旁边低矮的拆除。在清理地盘时候，唯一剩下的那株蜡梅花成了难题，挖掉舍不得，移栽没有地盘。房主一时想不到出路，就把它暂时移栽到一个合抱粗的瓦盆中。

蜡梅花在瓦盆中，像无父无母的弃儿。

历史的巧合在于，1998年前后，一种叫朱砂紫袍的茶花一花难求，三五个叶子的小苗，每株炒出几百上千元的价格。云南本就是个疯狂的地方，德宏、腾冲中缅交界一带为翡翠狂，大理、保山一带为兰花狂，昆明、楚雄一带为茶花狂。起起落落，如坐过山车。或一夜暴富，心花怒放，得意忘形；或血本无归，痛哭流涕，疯疯癫癫。

那年，杨晓荣托房主帮买十株朱砂紫袍，付了6000元定金。阴差阳错，朱砂紫袍没买成，最后6000元却换得一株因为盖房无处可以安放的蜡梅花。在一般人眼中，6000元，1998年时候，在昆明就是一年的工资。买茶花赚钱，买蜡梅没有价值，简直疯了。村民杨晓荣自我安慰，蜡梅花不稀奇，但林徽因栽的蜡梅就稀奇了，整个昆明，甚至整个中国，难有第二株。

如半个世纪前，漂泊离乱中的林徽因来到了昆明郊区陌生的小村落栖身，这株蜡梅花就这样也在另外的陌生之地安定下来。

如果不买走呢？大概一两年之后，棕皮营花园房主爱花心切，到附近的养鸡场拉了一拖拉机鸡粪倒入墙外的化粪池。也许是浓度太高，也许是没有发酵好，院子中的大部分花木被浇下的鸡粪水烧死。

不在园中的蜡梅躲过一劫，在杨家小院子里安稳生长了20多年。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见《人民文学》2021年06期）

李朝德：男，汉族。一九七七年九月生，云南曲靖沾益人。现在云南省作协工作，中国作协会员。在《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文艺报》《散文选刊》《读者》等刊物发表过散文、评论、小说多篇，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的乐章》《乌蒙长歌》两部。曾获边防文学奖、云南日报文学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云南十部优秀报告文学奖、洪峰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