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我与生态写作
因为我在神农架深入生活和居住，又因为一篇与生态有关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小说获得鲁奖，还获了全国首届环境文学奖，加上写了一批动物、森林的小说。我三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的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森林沉默》都是写神农架生态的，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生态作家。我这些年的小说被翻译到国外的，主要是与生态有关的小说，如《猎人峰》《到天边收割》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2016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发现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大都是写生态的。因为西方人特别关心地球的命运，如地球的升温、环境污染、人类和地球向何处去这些高大上的问题。西方人有杞人忧天的感觉，总觉得地球要毁灭了，所以好来坞的灾难电影非常发达，这些电影说是科幻，其实就是生态文学。
自然生态与人类的生产活动联系是生态学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人口膨胀，化学在生活中的泛滥成灾，人类活动的无止境开发，人们对大自然逐渐失去敬畏之心，只顾一时，竭泽而渔，无限索取。大量有毒的工业废物进入我们的生活，登堂入室，超越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降解能力、自净能力与人的承受能力。对自然资源的长期乱砍滥伐、乱捕滥猎、乱采滥挖，造成我们的自然资源几近枯竭，工业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虎视眈眈甚至是戕害触目惊心。生态学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些，而我们的生态文学的关注，是与时俱进的，同样是思考和书写这种种的人类和地球乱象，寻找解药。
生态文学是“生态学”与“文学”的优秀杂交种，生态学向人文转向，以杰出的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化生态学”概念肇始，将生态学引入人类文化领域。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的长篇非虚构《寂静的春天》，写的是滥用农药对美国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被誉为生态文学的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这一术语，主张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揭示，“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关系的影响”。
生态文学有人称为“环境文学”或者“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在西方盛行，美国是生态文学的重镇，他们称之为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的化身有自然写作、绿色文学、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环保文学、公害文学、生态写作等。
在当下中国，我们的生态文学方兴未艾，因为国家和公民生态意识的觉醒与提倡，人们开始关注生态，并结结实实地感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特别是新冠肺炎的肆虐，改变了世界的生活，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保护自然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对大自然生物的任意杀戮，都会全部还到人类头上。
中国作家和诗人特别适合也擅长生态写作，中国文人的山水趣味和隐逸情怀就是生态理想。《楚辞》、《诗经》中的草木，唐诗宋词中的山水，如果离开了这些，还能有楚辞诗经、唐诗宋词吗？像谢灵运、陶渊明、王维这类被烟霞喂饱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就是典型的生态写作。而我们如今对自然的热爱，对山水神灵的敬畏，已经被遗忘，被遮蔽，被扭曲。重新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对山水和动植物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是生态文学的当务之急。
我的生态小说写作有一种顽固的二元对立观，就是凡凌辱自然的，最后将遭到报应，这是我小说的基调。在新冠肺炎期间，我有一个访谈，叫《面对疫情，我们的笔和书写应该足够真实勇敢》，我回答记者这么说：这次疫情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我深深地感到人类的幼稚和愚昧，人与自然现在就是一种充满仇恨的敌对关系、对峙关系，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所造成的深仇大恨正在爆发。如果没有人和自然旷日持久的仇恨，大自然怎么会派这个病毒来攻击和报复人类，所谓被我们驯服了的大自然为什么突然这么疯狂？如一匹凶兽，一定是我们激怒了它。这一次血的教训，教会我们什么叫放过大自然。如果我们放过大自然，人类兴许还有未来。生态学中有一个观点叫“环境阻力”，大自然有限的资源造成了各自生物发展的阻力。因此，人类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必须共生共存。我们要知道，人类向大自然获取的资源不仅仅是蛋白质，不仅仅是动物身体的各部分。还有更美妙的鸟叫、蛙鸣、虫吟、兽吼。归根结底，人类有一个精神需要存在，本来是滋养我们精神的，却成了我们牙缝的残渣。我们应当珍惜人与各物种的相遇，互不干扰，互相尊重。如果我们把地球的资源当作杀戮凌辱的对象，必然激怒大自然，遭到上天的谴责。人类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人类看似主宰着地球，但人如果存有对自然殖民的心态，必遭恶报。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着自己的尊严。一个印第安酋长说过的话，我觉得很好：如果世界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不复存在，人类将从这无尽的精神孤寂中死亡。
这大约就是我对生态文学写作遵守的准则和出发点。
我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写的就是自然生态和人们的精神生态失衡，我采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借用它的种种妙处，给读者心理以激烈残酷的冲击。另外，必须盯紧现实生活，描写生态灾难的成因，同时表达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山水的隐逸向往，歌颂自然山水的诗意部分，分享大地森林、河流山川、草木禽兽给我们特别是城市人的精神滋养。
这几年我写了两本非虚构长篇，一本是《山水云南》，一本是《飞蝗物语》。《山水云南》是应云南省委宣传部邀请写云南生态保护的。云南遵照习主席的“要让云南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的指示，这些年的大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为写这本书，历时半年，足迹遍及云南境内名山胜水，到过梅里雪山、玉龙雪山、巴拉格宗雪山、哈巴雪山、白马雪山、碧罗雪山。去过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景迈茶山，去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独龙江，去过热带雨林，与野象、犀牛等珍稀动物进行了亲密接触，叩访过各种奇花异卉、古木、少数民族村寨，走访护林员、驻村工作队员、专家、村民。这次云南之旅，让我对自然和生态的重要性与丰富性认识深刻。用我的文字赞美了云南大地上的生态文明、雄奇景色，也赞美了为保护生态作出杰出贡献的云南人。云南方面的评价是：“这部书无论在汉语文学创作题材的开拓、写作手法的探索方面，还是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与经验的展示与提升推广方面，都具有相当深广的示范性。它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提供了经典的中国经验，彰显了中国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
我的《飞蝗物语》同样是一部生态之书。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跟随科学家，辗转采访于档案馆、实验室、当年的蝗害灾区，研读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了这部30万字的书。蝗虫曾是我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害虫，这本书讲的是以中国生态学之父马世骏为首的我国几代科学家团队研究东亚飞蝗、治理蝗灾的故事。从传统经验人工灭蝗，到结合科研新成果在生态治理的框架下系统化防治，我在写蝗虫防治历程的同时，把相关科研进展、学科发展也用了不少笔墨渲染，特别是新一代科研工作者对蝗虫进行基因信息分析，从中找到攻破人类多种疾病的可能，使这种祸害人类数千年的害虫，转化为有益的重要科研对象和生物资源。此书获得了2019年中国好书奖。
这之后，我花了三年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森林沉默》，这是一本关于森林生态的特殊小说，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自觉为森林书写的一部生态小说。小说里面奔跑着、生长着近百种动植物，包括传说和神话中的奇珍异兽，以及大量物候、地质、气象和对森林的想象元素。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关于森林自然景物的描写至少有几万字。小说获得了“2019长篇小说金榜特别推荐奖”，进入了2019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前五。
我如今在神农架生活和写作，随着对森林的熟悉和认识，我还有大量的创作计划准备实施，都是关于生态，关于动物和森林的。在科学技术神速发展，人类社会以梦幻之步向前迈进的今天，现代文明带来的生态灾难和危机使我们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作家是以“以天下为己任”的，所谓“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天地就是自然生态，我们作家必须站出来，为自然、为万物生命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