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脱贫攻坚，取得了物质上的累累硕果，也取得了精神上的累累硕果……带领乡亲们历时七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通向外界道路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

——引自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相林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当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毛相林挂上奖章、颁发奖状的那一刻，凡知道他事迹的，无不为之动容。整个巫山县人口六十四万，但毛相林获奖的消息，在县境内就转发了百余万次；散布大江南北的巫山人，都视之为家乡的光荣。毛相林从北京回来后，陆续接到江苏、上海、河南等全国多地来电，赞誉他的业绩，敬佩他的精神，表达向他学习的愿望；四川峨眉山市一位农村干部，还专程前去拜望取经。

在获称脱贫攻坚楷模之前，毛相林已获得过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等多项荣誉，并受邀参加央视牛年春节联欢晚会，以表彰他带领村民修出村公路、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业绩。

全国的公路有多少里程？

五百多万公里。

而毛相林带领村民修出的，仅八公里。这八公里还只是刨出了机耕道，后来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拓宽、硬化，才成为真正能跑车的公路。

当年全国有多少贫困村？

到2015年，尚有十二点八万个。

而毛相林只带领一个村实现了脱贫，这个村不过百余户、几百人。2015年，全国贫困人口是五千五百七十五万。

毛相林和他的村庄，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只是一粒草籽。

然而，这粒草籽却感动了亿万中国人，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肯定。其中有什么深层内因？在众多报道中，都称毛相林为“当代愚公”，“当代”二字仅仅是个时间概念，还是赋予了什么新的内涵？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对拟表彰对象的公示上，称毛相林四十三年初心不改，铸就了“下庄精神”，“下庄精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精神甚至人类精神？带着这些疑问，毛相林载誉归来的次日，我和几个同伴便在料峭的春寒里奔赴重庆，奔赴巫山，奔赴下庄，去无限接近那个云山雾罩的村落，以及住在村庄一隅的那个名叫毛相林的人。

下庄村

在稍早的文献里，人们描述下庄村，喜用“秘境”“发现”这样的词语。

这并非夸张，也不是矫情。从地图上看，巫山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西接四川，竹贤乡下庄村又位于巫山县东北，四面群峰耸峙：北是照石岩，沿顺时针方向，环布着王家包、女儿牵、岩头齐、哨风垭、石板沟、穿山子、梅子岭……范围稍扩大，则有黄草垭、高脚岩、上马山、门坎垭、挂刀岩、刀子山、钢架山。

不过千峰万岭，就到不了下庄村。

过了千峰万岭，也不一定能看见下庄村。

下庄村深隐于长江三峡上游一个巨大的天坑里。

天坑，既是三峡成因的活化石，也是对三峡雄奇景观的震撼呼应。与巫山毗邻的奉节县小寨天坑，作为世界之最，早已名满天下。与奉节毗邻，又有云阳天坑。这两处地界，四面绝壁垂落，形如万丈深井，站立坑口俯视，头晕目眩，两股打战，遍体生寒。有科考队员曾下到底部，抬头望，无垠的蓝天缩为一轮圆月。毛相林的家乡与之大体相似，但不是一壁到底，从一千三百五十米垂落至二百米深处，然后挂着一带坡地，这带坡地就成了村子：下庄村。

下庄村曾多次改名，但再怎么改，也没改掉这个“下”字。

下，是俯视的角度。

也是以外观内的角度。

下庄人有没有另外的角度？当他们清早起来，会以怎样的心情面对把自己禁锢起来的陡峭山崖？夜晚入睡前，举目望见井口般的苍穹和苍穹上的星斗，有没有过走出大山探究远方的梦想？

这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却又很可能只是局外人的多虑。在相当漫长的时日里，下庄人并不认为四面绝壁禁锢了自己，而是对自己的保护。他们的祖先，大约五百年前来到此地，首先来的是张姓家族，然后是毛姓，然后是王姓，然后是黄姓，然后是杨姓……为什么来、从哪里来，无史料可考，当地人也语焉不详。推测起来，原因无外乎三个：一是躲避战乱，二是躲避天灾，三是政府强令迁徙，比如“湖广填四川”。除了为什么来和从哪里来，怎样来同样成谜。山下的河谷，河岸即陡坡，无路可行，自上而下又命悬一线，是谁发现了天坑下的坡地？又是谁打了头阵，并接纳同类，生儿育女，建成一带村庄？

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们来了。当他们到这天坑深处安家落户，天坑奉献给他们的，便是一处世外桃源。

的确，记者和驴友，都惯用“世外桃源”去形容下庄。

这里风景绝美。最美的是云。元稹诗“除却巫山不是云”，已写尽巫山之云的独占鳌头；不知这句古诗的巫山人，也会把自豪隐于淡然的口气，告诉你说：“我们巫山的云好。”云能成为千百年言说的风光，成为人们内心的珍藏，唯有巫山。站在毛相林家的院坝张望，云似从地底升起，在崖壁间横过去，或相连成片，或独自为朵。想飘动时就飘动，飘起来的样子，如在壮阔的大海里游；不想飘动，云就长在那里，纯净、优雅、缥缈，让坚硬的大山变得温柔和慈悲。

云之外，下庄之美似乎不必再多说什么，只需明白，它位于小三峡左岸的后溪河谷，周边有兰英大峡谷、当阳大峡谷、巫山十二峰，巍峨中出秀美，傲骨里显风姿，春夏百花怒放，秋来层林尽染。众多诗词歌赋和神话传说，使这片土地既充满灵性，又搏动着古老而又年轻的心。这颗心可追溯，也可向往。

毛相林眼里的下庄村

我看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直播，电视上毛相林显得很矮，但在生活中更矮，当他走过来，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一个孩子的身量。他不像电视上那样挺拔着走路，腿微弯，背微驼，像承受着某种重量。别人叫他毛支书或毛主任，他自称“毛矮子”。但这个“矮子”身上，蕴藏着惊人的能量，那花白的头发根根直立，风刀霜剑刻出的皱纹横贯额际，嘴唇坚毅，眼神执着。

“我们下庄村没饿过饭，”毛相林说，“苞谷可以种两季，每年都杀年猪，有些年份还能杀两头。”除了苞谷，还有红苕、洋芋，这三样食物，俗称“三大坨”。下庄村土质好，“三大坨”产量都不差。当初，张姓家族之所以选定这里落脚，很可能就是看中了它的土质和出产。

毛相林家的院坝边就是地，种柑橘，也种青菜、白菜、牛皮菜。弯腰抓起一把土，细腻、柔韧、醇厚，微微的凉意透过掌心，仿佛土块长着嘴，能发出清丽的声音——那是苏醒的声音、春天的声音。

没饿过饭，不仅是毛相林的骄傲，也是所有下庄人的骄傲。巫山自古是个穷县，有民谣唱：“巫山是个穷旮旮，冬吃萝卜夏吃瓜，要想吃顿白米饭，只等女人生个娃。”女人生了娃，要办满月酒，但巫山办满月酒也不是吃稻米，是吃竹米，因此他们把满月酒又叫竹米酒。事实上，在饥荒年月，萝卜和瓜都是奢望，多吃树皮草根，树皮草根吃尽，就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下庄村在巫山县是个例外。

正因此，下庄的女子多不愿外嫁，而外面的女子，却争相嫁到下庄来。下庄的孩子都生得漂亮，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漂亮，他们的母亲长相好，水色也好。我们在村里见到几个妇人，以为只有二三十岁，一问，都四十大几了。

几百年来，下庄人静悄悄地在这里繁衍生息。“井”口之上的世界，被山挡住了，随云飘走了，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天地里，心满意足地吃着“三大坨”，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下庄村虽是杂姓，来到这里也有先后，却并未像某些地方产生家族间的争斗。祖先开垦出的千余亩土地，足够让他们填饱肚子，填饱肚子之外，没有更深的渴求，所以不必争斗。何况彼此间还多为姻亲。平日里，路上见了打声招呼，哪家有了红白喜事，全村出动去那家帮忙。

这真是一处桃花源。

当然，再和睦的村子，纠纷和矛盾总是难免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婆媳之间、邻里之间，还有女人的婆家和娘家之间，总有牙齿咬着舌头的时候。只要出现纠纷，毛相林总是第一个到场，秉持公心，评理说法，直说到儿子给父亲敬杯酒、邻里互相递支烟，把矛盾不仅从表面，还从心里化解，他才离开。

最麻烦的是丧事。下庄人惯把丧事叫“惨事”，因为不少人是非正常死亡。2004年之前，出村和进村只有一条绳索般的小路挂于绝壁，有一百零八道“之”字拐，无论上下，都得面贴大山，手脚并用。其实那不是路，只是像路，没有猴子的本领就进不了村，也出不了村；有猴子的本领，不花整天工夫，同样进不了村，也出不了村。进村和出村，都可能摔死（据村民说，猴子也被摔死过）。上山砍柴，更容易摔死。连上厕所也会——厕所多建在悬崖边。有个叫刘道芝的十岁孩子跟姐姐争厕所，被挤下崖去，父亲拿着锄头和撮箕下谷底收尸，她竟然在叫爸爸，这算是奇迹。1999年，有记者去下庄村采访，发现那些年摔伤的有六十人、摔残的十五人、摔死的二十三人。

死者多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人悲痛，没有抓拿，这时候毛相林又出现了，他去为他们主事，叫“当大家”。若丧家手头紧，他就说，丧事只办一天，不然你承受不起，人已死了，办十天八天也活不过来，但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他说了，就算。“没有处理不下来的事，”毛相林说，“只要为村民着想，他们就听你的。”毛相林在下庄村不可撼动的威信，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因为有威信，加上处理纠纷、主持“惨事”之外没有更多的事情，毛相林的这个村干部，当得相对愉快，也比较省事。

内心波澜

那是1997年，巫山县开办村支书党校培训班，毛相林去县城参加培训，其中一个课程，是用大巴车拉着学员去七星村参观。毛相林以前到过七星村，那里属巫峡镇，位于长江与大宁河交汇处。跟下庄比起来，七星村虽是缓坡，但人均土地不足一亩，土质也远不如下庄肥沃。多年来，七星村人正是民谣里所唱“冬吃萝卜夏吃瓜”的那群人，也是困难年代逃荒的那群人。

然而这次一见，让毛相林大吃一惊。

这里通了公路，从山脚至山顶，种了数百亩李子树，村民盖起了两层洋房，家家有电视、有冰箱。毛相林不认识冰箱，问这是啥，别人告诉了他。冰箱做什么用，他想知道，却不好意思再问，但人家主动讲了，说肉啊菜的，放进去，能长时间保鲜。从别人家出来，毛相林脸上发烫，觉得自己是多么愚笨。“冰箱，那叫冰箱……”他自言自语。他把“冰箱”两个字含在嘴里，悄悄念，每念一遍，心里就被戳一针。

五天培训期满，他从县城回去。

走到天坑顶上的绝壁时，他的心情变了。

以前是想也不想就身子一蹲，朝山下溜。山势陡峻，下山比上山更危险。“上山鼻挨路，下山脚发怵”，鼻挨路无所谓，脚发怵是要命的，不过这没什么，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下庄人盖不起砖瓦房，只能住土坯房，这没什么，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下庄人吃不上大米，只能吃“三大坨”，这没什么，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今天，毛相林不再那样心安理得了。

“冰箱、冰箱……”

他咀嚼着这两个字，向天感叹：“外面的发展好快啊！”

对外面的世界，包括外面的发展，毛相林其实不是现在才知道。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走出天坑，花了近两天时间，走得脚上打泡、眼泪长流，终于走到了县城，并在县城吃了顿米饭。这顿米饭让他深感荣幸。2021年2月21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专访毛相林。谈到那次经历，他就用了“荣幸”这个词，但估计是听不懂他的川话，字幕上打的是“稀奇”。事实上，只读过十个星期初中的毛相林，用本能说话，“荣幸”比“稀奇”要贴切和深刻得多。在他看来，吃一顿米饭，是上天对他的恩赐。

毛相林生于1959年，十六岁参与村里事务，十八岁任村团支部书记，后任民兵连长，1992年入党，同年任村委会主任。这时候，下庄村已经走样。最显著的变化，是山外的姑娘再不愿嫁进来，村里找不到老婆的男人，一个、两个，晃眼间就多达几十个。护佑了他们几百年，也让他们骄傲了几百年的村庄，变得暗淡无光，再不能给予他们荣耀。于是，纷纷外出打工。

比毛相林年轻的、跟毛相林年龄相当的，都走了。

毛相林也走了。

他去的是湖北建始县。建始位于鄂西南山区，条件并不算好，但毛相林在两个月内挣了三千多块，这是他在下庄村几年也挣不来的。

两个月后，毛相林回来了。是乡上通知他回来的。走进乡领导办公室，他就挨了一顿批评：普通百姓可以随便外出，但你是村主任，不能撂下担子就走人。毛相林听从组织，心里却犯嘀咕。他也需要挣钱，也要养家糊口，而下庄村已无法满足他这简单的愿望。再说留在村里，能有什么更多的事情让他去做呢？又是替人处理纠纷、操办丧事？

他带着这样的苦恼回到家里，却又挨了母亲的批评。

毛相林的父亲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老兵，立过战功，得过勋章，退伍后做过骡坪区供销社主任，上年纪后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母亲是老党员（毛相林出生的前一年母亲就入了党），先任村农协主任，后任妇女主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见到打工回来的儿子，母亲说：“如果你不想干，当初选你的时候就不该答应。既然答应了，就要守承诺，为老百姓办事。”毛相林无言以对。

但不管怎样，十四岁去县城和后来外出打工，这两次经历都让毛相林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可他并没往心里去，因为那是“外面”，不是乡镇，更不是村寨，尤其不是原本比不上下庄村的七星村。

这天，站在绝壁口，望着天坑下的村庄，毛相林想到了“井底之蛙”这个词。

社会的进步已如三春芳草，绿遍天涯，他们却还在坐井观天。

以前认为正常的，正常到天经地义的，现在都变得不正常了，不正常到扎心扎肺。一年四季吃“三大坨”，就是好生活？那不叫生活，那只是活命。上山砍个柴，甚至上个厕所，就可能摔伤、摔残、摔死，难道是理所当然的？要花几天几夜才能把学生的新课本背回来，学生去乡中心校参加考试，要提前一天出发，有亲戚就住亲戚家，没有亲戚就没地方住，是下庄孩子必须经受的苦楚？村民去县城买尿素，来去得要三四天，全靠肩挑背扛，这是他们必须承受的苦力？水果卖不出去，蔬菜卖不出去，猪牛卖不出去，生了重病也去不了医院，绑了滑竿勉强往山上抬，有时抬到半路就咽了气，也是他们必须承担的命运？

山风驱赶着乱云，暗红色的崖壁时隐时现。毛相林充血的眼睛，追随着云影在崖壁上抠。就这样，他抠出了一条想象中的路。

下庄人需要的，是一条路！

他要带领村民，用双手去抠出那条路！

下庄人的秘密

但毛相林首先做的，是修学校。

我们去下庄采访时，见村小位于半坡，三面是菜地，一面接马路，有校门，有操场，操场上有个篮球架。操场边的挡墙上，办了宣传栏，多为图片，是当年修路的场景，也有水粉画：飞翔的小鸟、盘曲的道路、葱茏的林子。一行字格外醒目：“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操场里侧，矮梯之上，是间砖砌的教室，摆放着十余套桌凳，装了宽大的磁性黑板，后墙张贴了学生画作。教师一位，学生十名，其中幼儿班四名，三年级六名，是复式班。

教师名叫张泽燕，1979年从父亲手里接过教鞭，迄今已历四十余载，教了下庄村三辈人。最初的十余年，村里没学校，上课是在张老师家里。当时是三个班，堂屋放两个班，楼上一个班，他就楼上楼下跑。孩子小，免不了斗嘴打架。他刚上楼，楼下吵起来，又迅速下楼；才下楼来，楼上又打起来了。后来村里将一间保管室改做了教室。保管室和张老师家一样，土坯房，条件十分简陋，风来了风吹，雨来了雨淋。但再简陋，也有了学校的样子。

张老师说，他没见过世面，平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重庆，当年连宜昌也没去过；宜昌虽属湖北，距巫山却只有百余公里，比重庆近得多。学生更是“井底之蛙”，只晓得两样事情：学习、劳动。让他们造句，不管给出什么关联词，最终都落实到这两件事上。比如用“一边……一边……”造句，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用“因为……所以……”造句，就是“因为学习，所以劳动”。

毛相林为什么首先想到修学校？或者说，学校在他心目中是怎样构成“路”的一部分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再不跟上去，我们就成最后一代下庄人了。”

“最后一代下庄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就是下庄人的隐痛。打工的走了，有人去乡镇买了房，还有人提出整村搬迁，县里也为他们指定了去处。毛相林开村民大会征求意见，大伙异口同声，都不愿意搬。他们挖地的时候，偶尔会挖出一截骨头，那是祖先留下的，他们把骨头拾起来，感到温暖和安定。祖先的尸骨埋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这里的千余亩土地，是祖祖辈辈用汗水开垦出来的，抛下了，舍不得。别说真的抛下，只那样一想，心里就像遭到了砍伐。

可还有另一种痛。

这另一种痛更切实、更具体。

比如张老师。做了十多年民办教师，到1992年可以转成公办了，但村里没电话，只能派人来通知他去填表。那人走了三天也没能走到下庄村，因此错过期限，张老师转正便拖到了1997年。这让他心痛，既心疼钱，也心痛自己延迟五年才被承认。那些抬到半路就咽气的、砍个柴就摔死的，更不用说。巫山土薄，巫山的众多风景，红叶是其中之一，比如神女峰的红叶就远近闻名。巫山县政协副主席李振国说，红叶之所以红，就因为土薄，薄而且瘦，否则叶就红得不艳。人们在欣赏红叶、赞美秋色的时候，何曾想到过这其中的悲情。下庄村的四面山体，要么石壁，要么薄土，薄土上长出矮小的灌木，经不住砍，常常是光秃秃的。即是说，下庄人就算砍柴摔死了人，到头来还是没柴烧。

作为迁徙来的山地居民，民歌就长在心里。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多不再唱了，嗓子荒芜了，民歌也尘归尘、土归土了。可有一首至今传唱，如果看过有关下庄村的视频，没准就能听到本地民歌手彭仁松唱的那四句短歌：“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闷。”某些地方把“头又闷”写成了“头又昏”，其实“闷”字更好，除了有昏的意思，还有脑子里嗡嗡作响的意思。彭仁松长虹贯日般的嗓音，唱出了这首短歌的高亢与悲怆，既是咏叹，也是述说，与古时巴人传下来的“丧歌调”极其类似（巫山曾是古巴人频繁活动的区域）。

以“丧歌调”处理对下庄村的描述，可见在下庄人的内心深处，尽管深爱着这片土地，却也并不认为自己是生活在桃花源里。

有关下庄村的传说，同样说明问题。村子底部两百米深处，山壁夹峙着后溪河，初春时节，水竟黄浊，证明河道虽窄，流量却大。相传，后溪河里有条龙，不知何故，被玉帝锁在了下庄。受不住闭塞之苦，龙奋起抗争，腾空一跃，立身岩口，仰天大笑。天庭震怒，一声霹雳，将其下巴打掉，三天三夜，血流如注，从此，龙身化为巨石，万万年困缚山巅。龙的抗争以失败告终，但下庄人却不把这条龙叫“困龙”，而称“笑天龙”。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传说，包括对事物的命名，都不是随便来的，这条不屈的“笑天龙”，明显是下庄人的自喻。

村子中部，至今残留着一扇清代古墙，墙体间，用条状沙石砌了矩形门，门上一副对联清晰可辨：“云润星辉光凝化日新恩溥，兰馨桂馥瑞霭阳春世泽长。”这透露出的是文采，更是对传承及功名的渴望。

张老师教的学生，有个叫周玉波的，做美术作业，画了一带村庄，天上有风筝，村里有房子，房子旁边还有些小方块，他说是车。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更早的八十年代，毛相林的堂弟去乡上参加考试，作文题目是《我的X X》，他写的是《我的车车》。据张老师说，这个作文得了零分，因为阅卷老师觉得，下庄那地方，永远也不可能有车去，写“我的车车”，无异于痴心妄想。

可下庄人自古以来就“痴心妄想”。这从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便能见出端倪。比如彭淦，淦有激浪的意思；再比如陶骥，骥是千里马。

当毛相林从村支书党校培训班回来，目光在乱云飞渡的崖壁间抠路时，他的脚下、他的心里，就铺展着这种深厚的土壤。

军令状

毛相林有段话广为流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里引用过的那一段：“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

听上去是那样熟悉。是的，那是愚公说的，当愚公要移走太行、王屋二山遭到质疑时，他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不会再增高，凿一点就少一点，终有一天会凿平。“愚公移山”，构成向往世界、攻坚克难以及关于恒心和信心的寓言，也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源头性文化，它像一粒埋在远古的种子，不断被迎进丰饶的土地，开花结果。

现在，毛相林又接过了那粒种子。

毛相林说：“听总书记提到我，讲我说的那段话，我的眼泪出来了。”

是因为激动，也因为想起当初的千辛万苦而百感交集。

路，能修吗？此前，下庄人曾耗时三年，想在村庄背后修条人行道，却终未成功。那一百零八道“之”字拐分为四段，头墩子、二墩子、三块石、岩口子，许多地方，有人从那里爬过时就是路，人离开就不叫路。而毛相林想修的，是一条公路，他要让这条公路成为联系广大世界的血管。四面山壁，村庄背后的相对软些，但房屋和田地都在那边，得避开，避开后就全是石山，坡度超过七十度，在这样的石山上，能长出一条血管来吗？

从见到毛相林的那一刻，我就留意他的性格，并企图了解他性格的成因。从小，他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军人出身的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却是春风化雨，他就像一块铁，被重锤敲击，又被细细打磨，目的都是让他成为有用之才。稍长，他爱看战斗故事片，爱读武侠小说，为看一部电影、弄到一本书，走几个钟头也在所不惜。2005年《亮剑》上映，他一集不落地看，因为剧中主人公透露出的倔强执着、不改本色的精神气质，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小小年纪他就参与村里事务，一步步成长，靠的正是用心、用情、敢负责、能担当。当他疑虑石山上能否长出一条血管来的时候，事实上主意已经拿定。

当时下庄村有个驻村干部，名叫方四才。1995年从西昌农专毕业后，方四才被分到竹贤乡做农经干部，随即到下庄驻村，就住在毛相林家里，一住就是八年。这天夜里，毛相林进了方四才的屋子，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听了很惊讶。”方四才说。

惊讶之余，就受到了激励。“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毛相林三十多，我二十多，年轻人有一股子拼劲，要是现在，我连想都不敢想。”

下庄村太穷了，穷则思变，不变不行，这是方四才深切感受到的。村民大多能填饱肚子，这是事实，但要拿出三五块钱，家家都犯愁。刚到下庄村时，方四才见好些小孩赤条条的，啥都不穿，那是热天，起初以为是图凉快，后来才知是没钱缝衣服。很多人家，一件袄子，老子穿了儿子穿，老大穿了老二穿，就这样代代相传，直到再也穿不上身。有个叫吴国利的，妻子是盲人，连间土坯房也没有，一家人住在岩洞里。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老话，也是真理。

可现实的困难却如泰山压顶。这条路并未纳入全县规划，从当时的情形看，也不可能纳入规划。一切都靠自己，可下庄人这么穷，物资怎么解决？劳力又怎么解决？村里除去老弱病残，再除去外出务工者，整劳力很少。最可怖的是险峻。修绝壁天路，是可能死人的。想想当年的红旗渠吧。而这里比红旗渠还险。“但毛相林就是倔，”方四才说，“想做的事，一根筋就要做。我是被他的精神感动了。我说要干就一起干，要干就干出名堂，让下庄彻底变个样子。”

两人谈到很晚，分手后，方四才没怎么睡，天就亮了。

而毛相林没睡，他踏着晨光，走进了另一个人的家门。

这个人是老支书，时年七十岁，念过私塾，是下庄村地地道道的文化人，享有崇高的威望。修公路这等大事，必须获得他的支持。

老支书听了，许久没言语。毛相林紧张地注视着老人脸上的每一丝表情。仿佛过了半世光阴，老支书终于开口：“毛相林，你胆子大呀，我搞了几年，连条人行路都没修通，你还要修公路！”毛相林越发紧张了。但老支书还没说完，他接下来的话是：“不过你有雄心，也为百姓着想，我支持你。你召开群众大会，你讲话，我听，然后再听一下群众怎么说。”

一块石头落地。但毛相林并没有马上召开大会，他把全村十一名党员找拢，其中包括在任和卸任的村干部。他得先把他们的思想说通。老干部们听了，“都甩脑壳”。毛相林耐心分析，讲修通那条路的可能性，讲下庄的过去和未来。想到祖祖辈辈为下庄村付出的心血，念及子子孙孙的前程，最终都点了头。

然后毛相林分配任务，十一名党员，每人做几户群众工作，挨家挨户走访、说服。毛相林自己多分配五户。一段时间后，七成同意了。毛相林认为可以开村民大会了。他在会上讲话，讲的就是“山凿一尺宽一尺”那段话。而且他还算了笔账：一家喂一头猪，一头猪能卖多少钱，全村加起来有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炸药。猪钱用完了，村民出去打一阵工，哪怕去县城当“棒棒”（挑夫），又可以挣些钱，又能修几个月路……老支书对他的评价是：“话讲得很有气魄。”

虽有气魄，但那三成照旧不同意。

主要症结在两点。一是没钱，所谓喂猪和打工，无非是过日子，哪有多余的去买炸药？毛相林说，这话也不假，可我们修一间房子的时候，同样没钱，但只要动了工，钱边修边凑，也就把房子修起来了。而且，我们修路，就是为了将来有钱。二是太险，很可能死人。毛相林说，我们死的人还少吗？我们眼睁睁看见的，就死二十多个啦！他们不是修路死的，他们是砍柴死的！路通了，外面的煤能拉进来，就不用砍柴了，也就不会因为砍柴死人了。再说修路时小心些，也并不是非死人不可。

听到这些话，反对的声音停止了。

民歌和传说记载的内在渴望，在村民心里活过来，也站起来了。

但这依然不敢保证能把事情干成。于是毛相林立军令状。首先立给自己：一、不贪集体一分一厘，否则天打雷劈；二、不中途抽梯，也就是不半途而废，修到钱花光了，就想法子去挣，挣到钱再接着修。然后立给干部，内容一模一样。最后立给村民，把第一条减去了，同时加了一条：每家出一个劳力，假如这家有两兄弟，两兄弟已各自成家，算上父母，就是三家，也就是要出三个劳力，男人不在女人上；如果青壮年打工去了，家里只有老人孩子，出不了劳力，就每个工给二十块钱，谁帮你做的，钱就给谁，没人帮你，就交集体。

军令状之外，还有生死状。真的死了人怎么办？

——大家出钱安葬，死者家属不出钱。

第一炮

1997年腊月初八。

对下庄人而言，这是个特别的日子，特别到开天辟地。

这天的正午十二点钟，他们将放响挑战命运的第一炮。

炸药和雷管是凑钱买的，人均十元。当时，下庄村共三百九十八人，也就凑了三千九百八十块。随同我前往采访的，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两名在读研究生，罗一凡和赵嘉睿。他们听说过毛相林的事迹，希望近距离接受一次教育，同时做社会调查，搜集剧本素材。当毛相林和几位村民回忆起那三千九百八十块钱，赵嘉睿很有感触，说她的有些同学，五千块也就买个包包。钱本身没有大小，一块就是一块，十块就是十块，但用钱做出的事情，却是这般天悬地隔。

三四千块钱置办不了多少东西，毛相林又找母亲借了七百。这是母亲的全部私房钱，是积年累月儿女孝敬她的。毛相林对母亲说：“妈，你是老党员，我是支部书记，你不支持我谁支持我？”母亲当然支持他，但对修路，也是心存怀疑的，因此说：“你要还我哟。”母亲感觉到，这钱拿出去，多半就是打水漂了，但还是毅然摸给了儿子。

即便如此，也远远不够。

毛相林便又以个人名义，去信用社贷款万余元。他用作担保的是自己家的房子。“万一事情泡了汤，你又拿不出钱还，房子做了抵押，你家住哪里？”这样的问题，一定有不少人向毛相林提出过，包括他也向自己提出过。

“我没想那么多，”他说，“想多了就干不成事了。”

又说：“当真落到那一步，搭个草棚棚，照样能过日子。”

几个渠道的水流，汇成将近两万元，买了第一批物资，可以了。

购买炸药是要批的，而且每回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斤，这些事，自有毛相林去奔走。整个修路过程中，凡需奔走之事，都由毛相林去。其中的艰辛，毛相林不愿多说。有时候，头天去了，没办成，第二天再去，又不可能回家歇一夜再去——真回到家，就不可能第二天去，路上就要几天——更不可能花钱去住旅馆，晚上就睡在公园里。公园里有水泥凳，往地上一坐，头伏在凳上，就把一个夜晚打发了。村主任跟毛相林去过两次就不愿去了，说自己像个叫花子。另一个村干部跟毛相林去过一次，饿得肚皮贴着脊梁了，才买点水喝，吃两个包子，加上夜里睡露天，受了委屈，也不愿去了。“这叫啥委屈？”毛相林说，“哪有干事情不受委屈的？委屈是长在事情上的，跟事情是一个妈生的，所以不叫委屈。尤其是当了干部，得有奉献精神，更不能说是委屈。”

话虽如此，毛相林给我们讲起时，眼圈还是红了。

他承认，在最艰难的时候，自己哭过一场。

即使有天大的委屈，回想起1997年腊月初八那天，毛相林就眉飞色舞。

那天清早，天麻麻亮，修路队伍出发了。

八十多人，浩浩荡荡，背着锄头、镢头、钢钎、錾子、箩筐朝山上去。如此原始的工具，哪像一支修路队伍？何况是在坚硬陡峭的绝壁上修路。他们还背着雷管和炸药，此外还有铺盖和粮食。这明显是要住在山上了。每人负重八十斤左右，以他们爬山的速度，走了四个多钟头，终于到了起点鱼儿溪。

那面山的凹槽里，悬着一挂瀑布，鱼儿溪当是瀑布的一部分。石缝间偶有碗口样的小潭，花针样的游鱼往来倏忽，一闪即逝。

没有仪式，走拢就干。正式开工前是分组，共分成四个组，每个组负责一段。施工员名叫杨元鼎，念过高中，是继老支书后下庄村的文化人、“土专家”。他就站在那里比画，比画出一条线路，大家就按这条线路动工。

说毫无仪式也不对，动工时间定在腊月初八，定在这天的正午十二点，本身就是仪式。“高兴啊！”毛相林说，“开始，有些人还是勉勉强强的，一旦正式开工，大家欢喜啊！下庄人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修公路了，有希望了！”

到下午五点，放响第一炮。

放第一炮的人名叫刘崇凤，时任四组组长。此前，他在骡坪等地修过公路。“毛支书让我去炸响第一炮，是对我的极大信任。”刘崇凤说。他深知这第一炮的重要，必须炸响、炸好，绝对不能出差错。唯如此，才能提振士气、坚定信心。

轰！

石块飞溅，山鸣谷应，举众欢腾。

…… ……

罗伟章：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谁在敲门》等，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寂静史》《白云青草间的痛》和《罗伟章中短篇小说》（五卷），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1979—2009）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新浪好书榜、华文好书榜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