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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在金营，宋将姚平仲“欲夜扣金营，生擒宗望（斡离不），奉康王以归，而其谋泄，金先事设备，故反为所败”。（1）是时金军首犯汴京，议和，请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遣康王、张邦昌往。事发，金人召宋使切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之：

张邦昌恐惧涕泣，王不为动。金人因惮王，不欲留，更请肃王。（2）

毕沅《续资治通鉴》则截止于“王不为动”，以下“惮王”云云略去。毕氏拾综诸家史述而多有考辨，不留“惮王”字样，或因疑为南宋美化高宗之笔。要之，此处康王大义凛然，与后人心中高宗一贯摇尾乞怜形象相去实远。

康王讳构，母韦氏。徽宗骨血颇裕，男即“三十四子”（3），康王行九。无人能料最终三十四皇子仅存康王一人，而赵氏国祚赖以续。徽宗有子既多，于康王应不甚了了，父子日常交集《宋史》本纪无一语述及，康王儿时情忆尽系母亲韦氏，此点于后事埋下一定伏笔。

康王生与长，本纪以所据不多，寥寥数语。所谓诞时“赤光照室”显系俗套,以外可瞩目之笔有两处。一为好读，“读书日诵千余言”；一为力壮，“挽弓至一石五斗”。（4）宋制一石逾百斤，挽弓一石五斗，臂力几近一百八十斤。去岳飞“力能挽弓三百斤”（5）自不及，然较如今普遍所想高宗“弱懦”形象亦相迥异。无独有偶，本纪写姚平仲劫营失利、康王淡对金人盛怒，斡离不反应同样是“异之”（6）。似其身心内外每有出人意表处，而将预设打破。

彼之浮出历史地表颇赖金人。若非金军铁骑南来，彼当以一空名隐没于《宗亲世系表》漫长名单，不被人知。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康王“慷慨请行”。此时，除六位早亡者外，徽宗诸子俱在，康王之上还有其兄郓王楷、肃王枢等，而未闻有“慷慨请行”之举，此可为康王其人不乏勇毅品质之证。他也因此“出列”于史，后更一跃为主角，将未来三十余年历史舞台揽作独擅胜场。

个中似有天命、天意，上苍起码安排了两次脱险以助其历史使命。一次，即金人不论因“惮”或“异之”将其纵归，“更请肃王”，遂使金军北撤时携去且从此不知下落者，乃是肃王枢，而此运原本应属彼身。第二次，靖康元年十月金人以钦宗未践前约再度南攻，中间议和，斡离不点名“须康王亲到，议乃可成”（7），似于前所纵归有所悔。于是，“命康王构使宗望军”（8）。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为守臣宗泽力阻，“百姓遮道谏王勿北去”（9），且杀副使王云（此人负责与金交涉且促成钦宗派康王赴金）。康王中断行程，旋由汪伯彦迎往相州（今河南安阳）。此番若非最后一刻生变，康王定是有去无回。谚云“福无双至”，而独于康王不能验，细想原委尤属不可思议——“须康王亲到”之坚请，貌似祸厄实则反救他一命，倘不奉使离京，康王下场盖如其他赵氏皇族，以被掳北地、客死他乡为终。而前后两次逢凶化吉，竟皆斡离不予之，亦一奇矣！

汴京第二次被围，宋室阖族为瓮中鳖，康王独在外。势益危，亟须建节衔命以总勤王兵，钦宗乃遣内臣秦仔“持亲笔蜡书，缒城诣相州，拜王河北兵马大元帅”（10）。曩者彼虽贵为亲王，向未握有权力。此任不特予以前敌总指挥地位，更为其未来登基发挥培土奠基作用。古代途远路阻，事每滞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以降君入金营，同日秦仔始抵相州。“于顶发中出蜡书黄绢三寸，王读诏呜咽。”（11）以外还曾接获两次朝命。一为侯章“自京师至，传命尽起河北一路兵，守臣自将”，一为刘定“持蜡书趣王入援，且言京城且破”。（12）之后与朝廷消息彻底断绝。时金人亦欲寻获康王下落，初“闻王在河北”，后似侦知其在相州，以军犯。帅府“恐金人知王所在”，遂命宗泽“以万人进屯澶渊，扬声王在军中”为掩护，由汪伯彦奉王移山东。（13）

正月初四日，钦宗“诏谕河东北诸州守臣，令趣降”（14），是为正式投降令。若捧此诏，康王不能不降。所幸朝廷已不知其去处，投降令无从送达。为此，金人至少两次逼钦宗派出使者：“壬辰，金人复趣召康王，遣中书舍人张澂赉诏以行，以前此曹辅往迎，不见王而还故也。”（15）大元帅任命顺利送达，投降令则悬空未落。一出一入，上苍不动声色，默启大宋一线生机。康王既开府，散于各处兵力辗转聚拢。初，王“所部千人”（16）。在相州，募义招亡“有兵万人”（17），副元帅宗泽“以所部二千人先诸军至”（18），“中大夫知信德府梁杨祖以兵万人、马千匹继至”（19），大盗杨青诣相州降“有众万人”（20）。移驻山东东平府，“知冀州乐寿权邦彦以勤王兵千人至帅府”，“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自将本路兵二万五千人至东平”（21）……逮翌年二月济州时期，“元帅府官军及群盗来归者凡八万人”（22）。未三阅月，中兴础石已现。韩世忠、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皆在麾下”，千古将星岳飞亦以受募义勇随枢密院官刘浩见王于相州，“以为承信郎”（23），置帐中敛光待发。

同时伴以另一重要历史线索。

康王移济州半月前，金军在汴传其主诏：“宋之旧封，理宜混一。然念举兵，且非贪土。”正式明确南下惟事吊伐，无意侵吞领土。此于1127年前后历史格局至为关键，宋室南渡与中兴，宋金分立最终达成，包括其间高宗种种决断（最突出者即岳飞冤案），悉繇乎是。设若女真民族也如百年后蒙人一样，对征服与拓土不知有餍，神州盖不难于变成另一图景。一年中两捣汴京如探囊取物，已证其以武力灭宋略无悬念。金人未乘胜殄灭残余、吞宋全境，非不能也，是不欲也。而所以不欲，惟一可找见之由似乎是气候。当年张瑴降宋，金人兴师问罪，以“夏热且去，秋凉复来”退去。平州犹如此，更南可想以知。既不宜居，取之何益？除了性惧溽热，气候因素的更深层影响与马有关，金军行动必待“秋高马肥”就反映这种规律。北方游牧民族生命编码深嵌马背，无事不取决乎马，而长城以南早铸农耕定居生态，没有牧草，处处稼穑，至无寸土可改牧场，此种地域自他们看来未免如鸡肋。但凡事并非一律，后起蒙人同为马背上的民族，却于拓土不问所利，惟思征服。所以十二世纪大金何以将到手之中原，抛弃不要、全军北撤，我们实难确解。我们但见其于宋土傍偟踯躅、面有难色，是取是弃、举棋不定。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欲得者惟中山（今河北正定）、太原、河间三镇，据为南北屏障乃足，以外非所图，两次渡河入中原腹地，全都匆匆撤回，灭人国而却其地，赵氏既降，仅作“易姓”处置，但思不与为邻，乃以造设恭顺政权为餍足，张邦昌败，继立刘豫，不纳版图、执意宗藩，直至“大齐”亦告倾覆才终于接盘自理。且其扶植傀儡亦甚漫不经心，尤其对张邦昌，草草“易姓”后溜之大吉，既不谋求军事存在以施掌控，也不“扶上马，送一程”略事撑腰，任其生灭。

金人思维怪异难解，但其“且非贪土”云云，则确与所行相验。这是南北宋转承不能忽视之背景，高宗“中兴”思路与若干重大事件处置实因此来。然历来史家和论者既未作为重点加以突出，甚至极少审忖，有意无意避而不谈，直至今日仍属盲点。

话回当初。张邦昌既立，处境极尴尬。金军人去市空，未留兵卒以羽翼，无置耳目以监控，而宋室旧臣环绕周遭、康王近在肘腋、汉家兵马日渐麇集。如此傀儡夭命已定，邦昌亦甚自知，遂迭出异旨以为退路。一、避用“圣”字。“邦昌下令曰：夫圣，孔子不居，则予岂敢”，不以“圣旨”自称，称“面旨”、“中旨”等，同时避用“诏”，手诏称“手书”。二、不御殿、不受朝。坐殿乃“临朝称制”表征，邦昌下令凡天子之礼、至尊之仪概不用，“引对百官于延康殿小轩”，议事则“坐议”，规定内部“言必称名”，而邦昌自称“予”不用“朕”，“遇金人至，则易服”，惟当金使来始以帝王仪制瞒之。三、不改元、去年号。帝王即位必改元而邦昌无此举，“不书年，但系月日”，不改元示未弃宋之正朔，去年号以避金人疑忌，首鼠两端情状表现无遗。（24）余如“不山呼”、“于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邦昌谨封’”（25）等。

与其说张邦昌心中有宋，不如说逼不得已。金人“其行甚遽”（26），惟他这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与残落汴京为伴。此时汴京无复《清明上河图》之盛，凋残衰败，魍魉昼行，“城中猫犬残尽”，“一鼠亦直数百”（27），既无粮来亦无兵。处此现实，何人能以居帝位自恬？难怪这位“大楚皇帝”，在金军撤走当天，立令有关官员“速来议复辟事”，竟一日而不欲缓。（28）“癸亥四月初四日，邦昌请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宫”（29），迈出复辟第一步。元祐皇后孟氏，为哲宗废后，之前金人索逮赵氏宗亲，“后以废处外宫，故金人不为指取”（30），因祸得福，留汴未北迁。初八日，邦昌“以‘大宋皇帝之宝’至济州”（31），寓归政之意。初九日“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以俟复辟”（32），权力已经交还，此距金人离去尚不满十日。垂帘是为康王铺路，钦宗无传位之诏，须太后命下使登基才合法。孟氏即刻遣使“持诏往济州迎康王”，并手书告天下：“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33）

旬日间复辟已成，略无窒碍，确可叹为“兹为天意”。但这“天意”并不“烟涛微茫信难求”，反而一目了然：实金人颟顸以自取！“初，有传金人以郭药师为枢密使，留兵五千以卫邦昌者，王忧之。”（34）然而只是传闻。举手之劳金人竟不为，诚乃天不亡宋。

四月廿四日，康王自济州抵于南京应天府（今商丘）。五月初一日，“兵马大元帅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为高宗。惯例，新君翌年改元。此时国难当头、亟须以得天下而传天下知之，而未循旧例，遂使1127年既是靖康二年亦为建炎元年。为此南宋修史曾有争论：“或谓建炎元年无春，当依旧文，用靖康二年纪事”（35），认为五月前当用靖康年号，以后书建炎（毕沅《续资治通鉴》即依此）。

钦宗四月初一日北狩，高宗五月初一日即位，刚好一整月。

践祚选择南京而非汴京，起初及表面原因是安全考虑。汴京劫余残破如前述，而宗泽认为还有其他隐患：“邦昌久在敌中，范琼（为邦昌握兵权）亦是草泽中起，恐其阴与敌结，未可深信。”（36）南京为太祖“兴王之地”（故名“应天府”），正位于兹不失得体。但高宗不还汴，并非出于一时。自1126年冬奉使离城，至1187年冬在临安登遐，漫漫六十年他不止一次有机会可回，却再未踏入一步。

大宝初登，他做了三件事。

其一，发表李纲为尚书右仆射。是为高宗首度择相（稍早任命张邦昌尚书左仆射，出于笼络可不论），而所用李纲素以强硬著称。“先是，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乃言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凡三上皆“不报”，以示态度坚定，俟纲面驾，复亲口告之：“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在靖康时尝欲言于渊圣。使远人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决，卿其勿辞。”（37）

其二，宽容张邦昌事及围城中人。即位例有大赦，臣工所草赦文“诋斥围城士大夫有愤怒意”，高宗亲命“改定”，代以“围城士大夫一切不问”字句。（38）后李纲施政纲领《十议》，第三条“议赦令”和第四条“议僭逆”直指张邦昌及围城中人，欲行彻底清算；翌日，高宗“出其章付中书”“惟僭逆伪命二章不下”，借扣发方式婉转否定。（39）

其三，以宗泽守汴。此事应李纲所请，宗、李并为当日两大主战领袖。康王任大元帅以来，宗泽向称柱石，之前多在前线。六月初十日命下，十七日宗泽到汴，廿七日正式委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府尹东京留守”。

南京头尾五月，为高宗数十年君主生涯开篇。以上三事，如登台所吟“定场诗”，状若随口而字字精心。一边倚用李纲，一边却贷僭逆、伪命于“不问”，人或目为拿捏平衡。此貌似有识，却是蟪蛄之见。高宗二举并出，背后思路高度统一，均因深谙当务之急在于收拾人心、抚平裂痕。重用李纲，以“忠义”故耳。高宗坚持相位非李莫属，尽在“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一语中。李纲深孚民望，宋室初复，正宜树作旗帜以聚人心。与此同理，“围城士大夫一切不问”亦在息事宁人。汴京之劫致满朝撕裂，围城中有人僭逆有人受伪命，即无以上劣迹，于纲常角度严格讲也都难抹污点。此事涉及面广而高宗极细敏，明示“一切不问”。高宗虽未亲释其由，我们却可试析于下：大宋死而复生，伤口惟待愈合，不宜加深；围城中人不乏资深有能辈，人财两空之际，不可为渊驱鱼；包括张邦昌在内都对复辟出过力，不加宽贷有失宏量；复辟虽甚和平顺利而仍多暗暧不明，须防致生激变。

以宗泽守汴，最是煞费苦心。汴京国都，委能吏治之使恢复安定，可树新君威望。宗泽忠君爱国有声，以为京兆犹如李纲拜相，利于提振民气。以上效果尚在明处，暗中，高宗实有更深用意。

南京非久留之地，何去何从，是暂寄南京期间唯一当决之事。对此，高宗先已认定“中兴”之地非中原，汴京不复是国都之选。这判断他从未说之于口，只将其化作实际行动，以不再踏入汴京决绝示之。高宗心中汴京沦为弃都废都，系从全局研判而来，至少涉及时运、地理、气候、粮食和历史经验五大考量。他有此定见应早于南京登基，所未定者惟迁往何处耳。基于金军“秋高马肥”行动规律，决断须在数月内做出。

然而此事极为敏感。国之有都，在中国有特殊含义。外国王者所居则为都，中国此为其末。“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40）中国治政，“礼”为础石，王者实亦其附庸。置都立邑重心在一套秩序及设施表象，至今北京犹见旧时都城规制，帝后所居宫殿外，有太庙及祖陵帝寝，有社稷、先农、天、地诸坛，凡此共同构成都城涵义，赋予其政治伦理系统性体现。帝王权力继承及合法性，与之紧密绑缚。大如巍峨殿堂小至瓦纹椽藻，皆帝王华服之织体，一旦脱离其间，帝王岂止是孤家寡人，抑类乎赤身裸体。历史上宋钦宗坐而被囚、明思宗无奈缢死煤山，均未弃都，今人愕眙难解，当时则有其大不得已。眼下高宗若要避免重蹈父兄覆辙，他迁乃不二之选，此点一目了然，臣民未必不知却难以是之，皆因都城与“礼”铸成一体，比如都内宗庙，忍而弃之实与亡国无异，必加谏阻。更何况汴京弃与不弃，对抗金守土还有一番象征意义，万不能轻率从事。

以宗泽守汴，正是高宗破题之术。之前迁都传言已不胫而走。六月上旬喻汝砺见驾，“因对论迁都利害，以为敌可辟，都不可迁”（41），是“迁都”字眼首见诸载籍。喻汝砺自汴京来，特奏此事，说明都中人心惶惶。高宗随即作出宗泽守汴决定。派有力人物整治汴京，极易造成印象，似乎在为还汴做准备。宗泽莅任时间点也很关键，距秋末冬初约三月有余，尚属从容。一俟浮嚣稍戢、百姓安堵，高宗便为心中计划争得了时间和空间。

高宗已抱迁都之志，表述却为别样。他公开所讲，一为“京师未可往”，此点有目共睹；二是“为避敌之计，来春还阙”，暂时巡幸别处、过后还都。对此，群臣也难有异议，反而各献其所是。涉及去向主要有三：幸陕西、幸豫南、幸东南。主张陕西者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项羽弃之高祖，李密弃之太宗，成败灼然。”（42）依据无非是一些老旧故事。然而陕西地接山西，直面金军威胁，以避虏计之最不可行。李纲本亦视幸陕西为上选，认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天下之精兵皆出于西北”，但明知现实不许可，于是改促高宗幸豫南：“为今之计，纵未能行上策，当暂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夫襄邓之地，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高宗一度接受了此方案，“上乃许幸南阳，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治宫室”，充实其钱粮，乃至指定黄潜善“提举巡幸一行事务”。（43）可是“朝臣多以为不可”。卫肤敏认为豫南“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广，不足以容千乘万骑，而又逼近河朔，敌易以至”，应“观察时变，从权虑远”，与时俱进作出符合历史趋势选择，力主幸东南：“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刘珏亦以“当今之要，在审事机”暗讽李纲泥古不变，“臣闻近臣有欲幸南阳者，南阳密迩中原，易以号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财殚，陈、唐诸郡新刳于乱，千乘万骑何所取给？南阳城恶，亦不可恃。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一时，幸东南成为压倒性廷议，“士大夫率附其议”，而枢臣中“汪伯彦、黄潜善皆主幸东南”。（44）

只有宗泽坚持还都、反对巡幸任何其他地方。从受命守汴之初，宗泽就不断呼吁“回銮”，六月至九月为此章凡九上，十月初四日再奏第十疏，言其到任以来与“当职官吏协心并力”，整治“濠河楼橹与守御器具”，“寖皆就绪”，痛陈“京师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统基业本根之地”。殊不知，此时圣驾登舟离南京，已二日矣。（45）

事实证明，陕西、豫南确非善选。陕西不久落入金人口中，豫南则反复拉锯、争攘甚烈。宋室终因择处东南，才站稳脚跟，再续一百五十年基业。根据后来一些史料，三种去向中高宗心属东南并非偶然。绍兴七年六月，“因言众论谓南兵不可用，帝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败于周瑜；淝水之战，苻坚败于谢玄。北人岂常胜哉！越王勾践卒败吴王，兵强诸国，亦岂北方士马耶！’”（46）同年十月又说：“兵无南北，顾所以用之如何耳……项羽以江东子弟八千横行天下，以至周瑜之败曹操、谢玄之破苻坚，皆南兵也。”（47）对历来北强南弱之说，弹其反调，似乎已有一番历史新视野。

三个多月时间，除了斟酌去向，还要未雨绸缪，为变迁有条不紊做准备。七月十三日，命人“提举迎奉元祐皇后一行事务”（48），是时孟太后尚居汴京，迎之以为弃都做准备。十九日，派兵部、太常寺官员和内臣“奉迎所藏太庙神主赴行在”（49）。九月初七日，“命知扬州吕颐浩修城池……以将南巡也”（50）。十五日，“诏遣官具舟奉迎太庙神主赴扬州”（51）。廿二日，诏“暂驻跸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不为久计”（52），托言权宜，实际上是将南渡决定正式周知子民。

另有两大举措：张邦昌赐死、李纲罢相。当初，李纲欲诛邦昌而高宗不纳，自有其由，至此“上将南幸，而邦昌在长沙，乃共议赐邦昌死”（53）亦属不免。“金人以废邦昌为词，复犯界”（54），邦昌不除终是后患。罢李纲，直接原因是他坚阻幸东南，至言“当以去就争之”，“遂有并相之命”，以李纲、黄潜善分守尚书左右仆射，不久进而罢之。（55）其实，即无南迁争执，罢李纲亦为迟早之事。高宗用李纲，因其“忠义”可感天下，以外盖无所重。所奏《十议》多高蹈之论而乏中肯之策，有的甚至不合时宜。后来李纲为备战，欲行招军买马，劝民出财物助国，更被目为“胡可为也”（56），很是脱离实际。李纲又提出“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57），认为车战可以克制金军。当时高宗看法未详，几年后却曾谈道：“车战可用否？古法既废，不复闻有车取胜”（58），明指车战思路过时。藉此知在高宗眼里，李纲品质诚悫却义高才绌，对现实投不出有效药石。难怪一经罢去，终身不复引入中枢。

“冬十月丁巳朔（1127年11月6日），上登舟幸淮甸，翌日发南京。”（59）史所称“南宋”一页，就此真正掀开。

南京五月，仅占高宗在位三十五年的八十四分之一，所为颇显胸中沟壑及取舍去就之识，且于设思谋划，款款施行，步骤井然。尽管时间极短，但借以观之，高宗治才较徽宗、钦宗已经迥出其上。

随后扬州一段，却大相径庭。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军果如所料第三次大举南来，自山东、河北、陕西分攻而下，好在乘舆先行远避，未受惊扰。翌年夏初金军收兵北还，此次南侵仍属惩罚性质，以为张邦昌一事之报复。但就在这年夏天，金主目标有变，决心“平宋”，下令“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彻底消灭赵构势力。（60）年底金军第四次卷土重来，并将扬州列为主攻。此时高宗驻维扬业有一年，碌碌度日，载记甚至乏所可陈。左相黄潜善、右相汪伯彦尸位素餐，漫无措画，百官虽相警劝，俱被一笑置之。金帅粘罕取道山东，“将自东平历徐、泗以趋行在”，“谍知行在不戒”。（61）建炎三年正月廿七日、三十日，徐州、泗州相继陷落，扬州已失屏障，朝中仍无所备。一直以来，“所报皆道听途说之辞，多以金缯使人伺金之动息”（62），谬乱不堪。二月初三日，高宗自遣内侍去天长侦觇，始知“为金人至”，“遽奔还”。闻报，高宗仓皇“走马出门”，随从五六骑，“过市”，无遮无蔽径穿市廛，至“与行人并辔而驰”，帝王之尊扫地一空。（63）朝廷仪物皆弃，太祖神主亡失道中。自瓜洲过江，登岸京口，“至镇江，宿于府治，从行无寝具，帝以一貂皮自随，卧覆各半”，如此打发了当晚。狼狈之状，高宗一生仅有，而可谓咎由自取。顾其扬州一年，为时不短，诸事应当有为，却呆若木鸡、无所事事，相较南京循循有条，划然两者。我们看之前及以后，高宗均不缺少决断力，却惟独在扬州进退失据。此中由头，稽诸史录可以检得两条线索。其一，各地群盗遍起，未卜当适何处。建炎间，东南成规模盗乱即有浙江陈通、赵万、徐明，皖赣丁进、张遇，闽叶浓，荆楚刘忠、曹端、桑仲、孔彦舟、钟相，两淮李成、张用、王善、邵青、薛庆、郭仲威等，其中不少是军校逃卒作乱，势焰往往一起即炽。例如杭州，未来择为行在，而建炎元年八月至十二月，竟为乱卒陈通所据，“执帅臣叶梦得，杀转运官吴昉等”。（64）面此纷嚣，驾辇蛰止扬州，也是情有可原。其二，离扬本身乃一难题。高宗一行非小小旅行团可比，橐负甚重，有内帑库藏，有太后与六宫，有宗庙神主，有全套朝廷仪物……惟当下一站确定无疑，始可再动。但目标何在，一年来迟不能决，除上述原因，推敲上佳之选本身也很让人头疼，宜酌处极多，而各种意见都有，有请幸金陵者，有请幸杭州者，还有请幸巴蜀或长沙者。高宗倾向于金陵、杭州二选其一，孰为是则徘徊甚久。从建炎三年春至绍兴八年春，帝来回两地，时而临安，时而建康，整整九年未决，更遑论扬州一年欤！

高宗仓皇出扬州，从镇江逃往杭州。好在此次金军止步瓜洲，无过江打算。逮至同年冬金军第五次南侵，换帅兀术，渡江，下建康、趋临安。高宗避于明州（今宁波），入海。御舟一度被兀术水师追袭迨三百里。所有金军南侵，以这次涉足最远，至于北纬28度。宋室也是这次最近穷途末路，高宗遁海、临安被焚。

更大忧患起于内部。建炎三年三月，苗刘之变发作。大将苗傅、刘正彦在杭州拥兵造反，斩重臣王渊，捕内侍百余人皆杀之，围行宫，从而逼迫高宗逊位太子，请出孟太后听政，改元“明受”。多亏苗刘皆鼠辈，智不济事，加上在外卿将吕颐浩、张浚、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反应劲疾，宰相朱胜非在内斡旋有方，仅月余苗刘收手“反正”，太后下诏还政，高宗复位。这场祸生肘腋之变，将两宋间政权危机推于顶端，高宗为之刻骨铭心。

挺过两次重击，南渡固有隐患仿佛利空出尽。宋室大难不死，峰回路转，终于走出踉跄时光，渐能驻足。绍兴五年后，各处盗乱基本讨平，境内安堵。中兴愿景只剩一个最大障碍没有扫清。

那就是对金关系。

当兀术纵横江南，金军虽将武力之强演于极致，揆于实效却近乎无果而终，归途更陷铩羽之窘。在南国，金人真切了解到敌我短长已因地域而逆转，兀术“南军使船如使马”之叹道尽此况。迭破建康、临安两大都会，战绩固可矜骄，所吃苦头也大超北地。韩世忠、岳飞均曾给予重创。尤其世忠于镇江“以八千人拒兀术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而败”，令彼没齿难忘，“自是不敢复渡江矣”。（65）

建炎三年三月，金军开始扶植前宋济南知府刘豫及其子麟统治豫鲁。九月，正式创建“大齐”国，立刘豫为帝。十二月，“以陕西地畀刘豫，于是中原尽属于豫”（66）。这显然是“汴京既得则立张邦昌”（67）故伎重演，说明金人仍未弃“易姓”政策，不打算宋土吞而并之以为己地。

第五次南侵大大消耗了金人傲气，嗣后不复闻其灭宋叫嚣，乃至每年秋冬必举兵南下规律亦暂告消歇（攻蜀除外），只将陕豫鲁交予刘豫维持。反观宋室，止住一味奔逃步伐，掉头反图。其间，张浚经略关陕、吴玠保蜀、岳飞规复中原，成效不一，却都显示南朝今非昔比。于是，高宗再次面临十字路口。与南京不同，彼时只是为乘舆何所适而择地，今番则须厘清未来赵宋究竟该当怎样安身立命。

一位关键人物不失时机现身。若非此人，高宗所图定难施措。当时举目所及，高宗身边找不到第二个类似人物。彼不现身，不单绍兴十二年大转捩不能如期而来，以后百年历史演蜕抑亦迥于已知。但他恰在这当口，神秘登场，毫无征兆，唯可解释为历史老人从幕后舞其魔杖。

此人即秦桧。靖康元年，他因抗议强迫易姓触怒金帅，与孙傅、张叔夜等被逮北地，通常来说盖将终死远方，而于史上一晃而过。但是建炎四年十一月，秦桧突然现身临安，且举家俱归。当初押至燕北，金主将其赐予亲贵挞懒（完颜昌），颇为所用。金军第五次南侵，秦桧随军参谋并任转运使，“挞懒攻楚州（今淮安），桧与妻王氏自军中趋涟水军”（68），遂由涟水军宋将派人经海道护送来浙。此事匪夷所思，先前俘北者逃归确切之例，只有马扩被斡离不释放后在真定伺机逃入山寨，另有信王榛（高宗之弟）据说从掳北途中脱身，但是否果系其人始终未证实。（69）现在秦桧不单逃脱成功，且经过更加离奇，“桧自言杀监己者，夺舟来归”，又杀又夺，一介书生如何办到？以故，“朝士多疑之者”。这个“疑”字，直指其是否作为间谍而受金人派遣。但人们也觉得这个怀疑有说不通处：“就令达兰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俱归？”（70）事情疑点丛丛，迄无定论。综合所有线索，笔者推断秦桧并非间谍，而是挞懒私予纵归，未来助其实现对宋媾和，以增权力资本。此点，后藉宋金折冲及金国内部权斗史料，再具其眉目。

秦桧之归，人虽生疑，可是他往日事迹深受敬重，故而范宗尹等几位大臣“力荐其忠”。入见高宗前，“先见宰执于政事堂”，加以审询。十一月初七日得以面圣，秦桧亮出以下观点：“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且乞帝致书左监军昌求好”，左监军昌即完颜昌（挞懒）。（71）翌日，高宗命秦桧“试礼部尚书”，并传话：“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72）

一个来月后便是新年，元旦日发布改元诏书。旧年号“建炎”寓意抗金，以火能克金也。新年号“绍”字为接续、承继之意，“兴”当指中兴。对比新旧年号，重心从制敌相抗转而强调国祚延存、自我兴昌。诏书回顾国家“艰危是蹈”“生灵久困于干戈，城郭悉残于煨烬”后，强烈表达“共图休息之期，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愿景。（73）明显传递了转向信号，而这恰恰发生在秦桧归朝背景下。若再考虑到秦桧任职礼部，则改元动议与诏书起草，或都与彼有关。

仅过了八个月，秦桧竟已拜相，发表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然未及一载，罢之。从喜出望外到忽然冷落，高宗态度貌似大起大落，但追索幕后，也无太过曲折之由，主要因刻下尚非用秦之时。大致到绍兴五年以前，朝廷集中精力于两件事：平盗、拒伪齐。前者尤繁重，匪患遍各地，有些已壮大。而金人自江南败归后目标移诸陕蜀，正面之敌惟有伪齐。高宗既侦其确，知媾和非当务之急，相位宜属他者，于是寻个借口罢去，转用赵鼎、张浚等。直至六年八月，因谋划议和将秦召回，稍复其官。又经一年七个月，终于第二次授予相柄。观秦桧黜用前后过程，显然尽出高宗胸次，当弃则弃、当用乃用，俱各以时。

虽然正式开展议和还须等上几年，试探却早就有。“自帝即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尝报聘。”（74）绍兴三年下半年，金人意态始有转变。六月，宋以吏部侍郎韩肖胄“充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率团北去，十一月，粘罕遣九人“与肖胄偕来”。这是高宗践祚后金方首次派出使者，从拒不理睬转为愿意交涉，似乎预示着从必欲消灭变作可能承认高宗政权。但此时立场必然相距遥远，金方坚持“画江以益刘豫”，高宗绝不接受。他对近臣“从容”言道：“今养兵已二十万有奇”，“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75）所以，虽现重要转机，双方却仍待进一步摸底，来确认各自止归。金人不断借刘豫伪齐军侵扰，窥测南朝心态；宋军则于剿匪之余腾出手反击刘豫，为自己增加筹码。到了绍兴四年九月，鉴于刘豫难获优势，金军亲自出马，调兵五万，第六次南下。高宗高调迎敌，“朕当亲总六军，临江决战”（76），果然御驾亲征，次于平江（今苏州），而且“下诏暴刘豫罪”，斥以“叛臣”“逆臣”。刘豫僭立以来，“朝廷以金故，至名为‘大齐’。至是，始声其罪以励六师”。此次金军裹足江北，年底困顿乏食，继因金主病笃，遂引还。（77）之后高宗继续保持强硬，由于内部匪患基本平定，于绍兴六年二月制订了全面图北方案，将主要军力投入对伪齐作战。韩世忠、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岳飞诸部，自东而西沿淮联动。高宗亲自手抄《裴度传》付右相张浚，以唐元和间定淮功臣裴度事迹激励文武。（78）六月高宗发动了第二次亲征，前后历时年余，并将驻跸地推至建康（上次驻平江）。经与伪齐在皖中决战，败之。面对新气象，张浚尝言于高宗：“三岁之间，赖陛下一再进抚，士气从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79）

沿淮一线对抗，高宗迎难而上。这种不甘示弱的姿态，为其一生仅见。考诸后事，明显是强烈透露以下决心：划江不可、淮南必争。

一边，南朝不肯俯首听命；另一边，北朝上下对灭宋皆怀倦意。倦意并不限于主和派，例如首次遣使南来系粘罕拍板，而他就并非所谓主和派。嗣后帝祚变动、权斗加剧，这种倦意又作为政治砝码被加以利用。波澜兴于绍兴四年五年之交，太宗吴乞买病危，不久殂于宫中，完颜亶继位，亲贵角逐趋于白热化。挞懒与宗磐、宗隽等公开结成主和派，“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80），兀术、宗宪、宗幹等执不可。先是主和派得势，从而紧锣密鼓推进其方案。绍兴六年末刘豫“密知金人有废己之谋”（81），七年十一月被废。八年十二月，金使张通古如宋，挞懒等竟将所倡当真兑现。九年初，南宋开始恢复中原失地统治权，三月十六日新任东京留守王伦与金人“始交地界”（82）。首次媾和结束，高宗成为大赢家，疆域一度回到靖康间，但只是转瞬一逝。媾和加速了金主和派垮台，宗磐、宗隽很快伏诛，挞懒“自燕京南走，将亡入于宋”（83），被兀术追至祁州（今保定）杀之。权力一旦翻盘，金立即以兀术为都元帅，重新对宋用兵，“再定河南、陕西，伐宋渡淮”（84）。之后两年，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最后高宗乞和，金人许之，双方“画淮为界”，第二次也是永久达成协议。

媾和始末略如上，而其复杂、艰巨及跌宕，粗线条勾画难具万一。两宋代际于兹走到分水岭，高宗如何应对，不单于宋室，于整个中国史皆有卜居意味。其间是非得失参伍错综，善恶曲直交织混杂，乃古代极难分解之一幕。时光虽逝近千年，却仍有必要深察细究。

注释：

（1）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512。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14。

（3）脱脱等《宋史》，页7729。

（4）同上书，页439。

（5）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548。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440。

（7）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543。

（8）同上。

（9）同上书，页2548。

（1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19。

（11）同上书，页20。

（12）同上书，页21。

（13）同上书，页22。

（14）同上书，页23。

（15）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559。

（1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18。

（17）同上书，页20。

（18）同上书，页21。

（19）同上书，页22。

（20）同上书，页23。

（21）同上书，页28。

（22）同上书，页58。

（23）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548。

（2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71-77。

（25）同上书，页105。

（26）同上书，页92。

（27）同上书，页93。

（28）同上。

（29）同上书，页94。

（30）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565。

（3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101。

（32）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570。

（33）同上书，页2571。

（3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99。

（35）同上书，页1。

（36）同上书，页103。

（37）同上书，页141。

（38）同上书，页116。

（39）同上书，页145。

（40）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五册，页2779。

（4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154。

（42）同上书，页159。

（43）同上书，页184-185。

（44）同上书，页188-189。

（45）同上书，页229-230。

（46）毕沅《续资治通鉴》，页3135。

（47）同上书，页3153。

（48）同上书，页2610。

（4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186。

（50）同上书，页214。

（51）同上书，页216。

（52）同上书，页222。

（53）同上书，页224。

（54）同上。

（55）同上书，页198-203。

（56）同上书，页169。

（57）同上书，页167。

（58）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935。

（5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229。

（60）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681。

（61）同上书，页2699-2700。

（62）同上。

（63）同上书，页2710。

（64）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660-663。

（65）同上书，页647。

（66）同上书，页674。

（67）同上。

（68）同上书，页724。

（69）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661。

（70）同上书，页2864。

（71）同上。

（72）同上书，页2865。

（7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045。

（74）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995。

（75）同上书，页2998-2999。

（76）同上书，页3025。

（77）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678-679。

（78）毕沅《续资治通鉴》，页3087。

（79）同上书，页3112。

（80）脱脱等《金史》，页1764。

（81）毕沅《续资治通鉴》，页3118。

（82）同上书，页3209。

（83）脱脱等《金史》，页1754。

（84）同上书，页1765。

作者简介：李洁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1990年代以来，在本刊发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写“钟山记忆”栏目文章（2008-2012）、“文学史微观察”专栏（2013）、“太平天国笔札”专栏（2017年4期-2018年6期）、“古史六案”专栏（2019）等。首发于本刊2009年第5期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自今年第1期始，在本刊撰写“品宋录”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