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2021年第2期｜穆涛：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
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
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是一根棍子，学名叫“表”。
棍子被垂直竖立在地面上，立竿见影，“光阴”被捕捉到了。光阴这个词的本意是光的影子，先民们通过观测计量影子的位移，把“时”区分出“间隔”，“时间”的概念产生了。大自然中的时，本来是无间的，一切都那么混混汩汩存在着。“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淮南子·俶真训》）。这根棍子立在地面之后，人们的生活轨迹清晰起来，有了时间，才开始有历史。
对“时间”的发现，是人类认知天地最重要的突破口，是由动物到人的最华丽转身，先民们用智慧把自己从普通动物中完全剥离出来。据科学史家判断，这个时期是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伏羲时代。
我们今天手上戴的，墙上挂的，地上摆设的，叫表，钟表，它们的祖先就是那根棍子，有序跳动的秒针，是对光影位移的生动临摹。
光阴是被一寸一寸捕捉到的，这个过程，既缓慢又漫长。
先民们观测太阳，也观测月亮，太阳出没和月亮盈亏是捕捉“时间”的两个基本点，并由此发现了天地运行的轮回规律，日、月、季、年这些概念逐一捕捉到。昼夜交替为“一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
四季的发现与定位要晚一千多年，已到了神农氏和黄帝时期，距今5000年~4500年前后。神农氏即炎帝，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国人的大历史由此开启序幕。“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窍领天地”（《淮南子·俶真训》）。首先被认识到的是春秋两个季节，这一时期，火已经被广泛使用，并且辨识出一些草药，初步认识到食用植物和药用植物的区别。农耕生产是这一阶段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春种秋收，把农作物的果实带回家里，烹调出“家常饭”，告别“打野食”的日子，进入“想吃什么种植什么”的新常态，人们开始尝试着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对日月运行的细致观测中，人们锁定了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日子，太阳投在地面的光影长度相同，白天和黑夜均分，先民命名这两天叫“日夜分”。接下来，又锁定了冬至和夏至，“至”，不是来到的意思，而是“极至”。冬至，投在地面的光影最长；夏至，投在地面的光影最短。对春夏秋冬四个节点的认定，是在神农氏时代完成的，而对四个季节变化规律的整体认知，已到了尧时代，约公元前2300年前后。这一时期，观测天象，以及计时的工具都有了科学的进步和提升，并且成立了观测天象的专职机构，任命重臣担任主官，“乃命羲和（羲与和是两大氏族首领），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尧典》）。“两分两至”的最早命名，记载在《尚书·尧典》中，春分称“日中”，秋分称“宵中”，夏至称“日永”，冬至称“日短”。“日中，以殷仲春”，“日永，以正仲夏”，“宵中，以殷仲秋”，“日短，以正仲冬”。
春夏秋冬，再加上天和地，被先民称为“六度”，最初的标准和原则形成了，“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準，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淮南子·时则训》）。中国的历史，后来以“春秋”为别名，不仅因为孔子著的那部史书（在东周时代，诸侯国的国史，多以“春秋”为名，《墨子》中有一句话，“吾见百国《春秋》”），还在于先民传习下来的对“春秋”两季的认知理念：春为规，秋为矩，历史是给人世间树立规矩的。
年和岁概念的形成也在尧帝时代，“年”和“岁”是有区别的，“年，谷熟也”（《说文》），谷物由种植到收获的一个寒来暑往周期为“一年”。“岁”是天文学的概念，一个节气到下一年这个节气的区间为“一岁”。《尚书·尧典》中的记载是“岁”，“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一岁的周期是“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旬是计算日期的概念，古人以天干地支计时日，天干甲日到癸日的十天时间为一旬。《尧典》中记载的366天为一岁，这个时间的界定是经过缜密计算的。现代科学技术测定一个回归年的精确时间是365天又5小时48分46秒。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一时期，先民们已经捕捉到了太阳运行规律与月亮运行规律的“时间差”，并以“置闰月”方法进行“补充”。月亮绕地球一周十二个月，按大小月计算有三种天数(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分别是353天，354天和355天，而一岁是366天，中间差为十一天左右，因此，每三年增加一个月，称“置闰”。中国历法中的“置闰”，自尧时代开始，但这时的闰月一般放在年终，称“十三月”。汉武帝颁布《太初历》（公元前104年）之后，“闰月”的设置更加精细，形成了保持至今的“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十九年七闰，四百年九十七闰”的“置闰时间表”。设置“闰月”也不再放在年底，而是采取“因时置闰”，比如2020年闰四月，就放置在农历四月之后“闰月”，也就是说，农历2020年有两个四月。
在尧时代，这根棍子的原始使命终结了，但没有“退休”，而是“转业”，尧帝把它竖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并赋予新的使命——倾听不同的政见之声。但这个时候，还不是倾听大臣和百姓的批评意见，准确的说，是向老天做检讨的地方，国家发生了灾难，地震、瘟疫、旱涝，或者重大的军事失败，尧帝亲率百官在“诽谤木”前向老天爷悔过，请求责罚。这根棍子由观天转业到天问，由仰观天象，到替天行道，进而俯察世道民心，由神奇升华为神圣。
中国古代核心的“政治理念”开始形成——“君权天授”，天是至高无上的万物神明，人间的君主是天之子，应“法天而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春秋繁露·离合根》）。
这根古老的棍子发端了中国的天文学，撬动了早期的政治学，更神奇的，还带动了数学的产生。对影子的反复观察，计量，测定，致使天文学和数学兼融着发展。这根天文学里的棍子，贡献了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定理：棍子被称为“股”，投在地面的影子，称为“勾”，勾与股连接的斜边，称为“弦”。“勾三股四弦五”被发现了，“勾股定理”在《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里已有科学表述，从这两部书的时间点上计算，也比西方早了六百多年。
光阴荏苒，又是两千年过去了，时间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西汉的前四代国家领导人依次为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后，文帝刘恒。刘恒即位的第二年五月诏令全国，给“诽谤木”重新定义，既保持天问，同时倾听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广开言路，废除“妖言获罪法令”。“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汉书·文帝纪》）。刘恒是中国历史里的好皇帝，擅长听取不同的政见，并且实实在在地亲民爱民，即位第十二年，在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免除全国的农业税，富民以养国。此项政令沿袭十二年，直到他去世。刘恒奠定了汉代“文景之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汉代被称为“大汉”，他是居功至伟的人物之一。
在古代，帝王宫殿的正门广场上竖立“诽谤木”，寓意广开言路。县一级衙门口的一侧放置鼓，百姓在紧急情况下击鼓鸣冤，按规定，县官须立即升堂受理案子，但多数情况下，这个鼓基本就是一个摆设。即使是个摆设，对官员也有提醒和警示的作用。
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一对华表，也是一脉相承自古而来的。华表上方的云板，不是装饰品，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那根棍子，是古代先民的科技发明。为了确保棍子垂直立在地面，在顶部设置云板，沿四周垂下八根绳子，如果每根绳子都无隙地贴附在棍子上，这根学名为“表”的观天计时工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个原理，启发了后代木匠做出了吊线的工具——线垂，一条线绳的一端吊个铅锤，木匠手提线垂，观测物品是否垂直立于地面。
古人有多首诗写到华表，选杜甫一首、陆游两首附后：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
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
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
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
——杜甫《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
青鬓当时映绿衣，尧功曾预记巍巍。
玄都春老人何在？华表天高鹤未归。
流辈凋疏情话少，年光迟暮壮心违。
倚楼不用悲身世，倦鹢无风亦退飞。
——陆游《感事》
岁晚城隅车马稀，偷闲聊得掩荆扉。
征蓬满野风霜苦，多稼连云雁骛肥。
报国有心空自信，结茅无地竟安归？
浣花道上人谁识，华表千年老令威。
——陆游《岁晚》
四象与西水坡遗址中的龙虎图
遗址，是历史存在的物证。
1987年，在河南濮阳老城区的西水坡，在对新石器时期的一处大墓（M45）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震动史学界的以龙和虎为主题的“艺术创作”遗存，三组图案栩栩如生，均以蚌壳砌塑而成，考古编号为M45（B1，B2，B3），碳十四测定时间界限在公元前4500年代，距今已有6700年之遥。
这三组蚌塑砌在地面上，在大墓主人身躯的两侧，以及周围，这非同一般的匠心之作，传递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是那个年代中国先民对天体和天象的认知能力，是中国天文学的源头和发端阶段的存在证据。
《西水坡遗址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
共发现三组（蚌壳图案），编号分别为B1，B2，B3。
B1（M45），位于T137的西部，墓口开在T137第④层下，打破第⑤层和松土，墓坑平而为人头形……墓室的结构为竖穴土圹，南北长4.1米，东西宽3.1米，深0.5米。墓底平坦，周壁修筑规整。墓室的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小龛。东、西两边的小龛平面呈弧形，北面的小龛为长方形。
墓内埋葬四人。墓主为一老年男性，经鉴定为56+岁，身高1.79米，仰身直肢葬，头南足北，埋于墓室的正中。另外三人，年龄较小，分别埋于墓室东、西、北三面小龛内。东部小龛内的人骨，骨架腐朽，性别无法鉴定。西面龛内的人骨，身长1.15米，头朝西南，仰身直肢葬，两手压于骨盒下，年龄十岁左右。
在墓室中部墓主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一龙一虎图案。龙图案摆于人骨架的右侧。头朝北，背朝西，身长1.78米，高0.67米。龙昂首，曲胫，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图案位于人骨架的左侧，头朝北，背朝东，身长1.39米，高0.63米。虎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如行走状，形似下山之猛虎。
B2 摆塑于M45南面20米处，发现于T137第④层下，打破第⑤层的一个浅地穴中。图案有龙、虎、鸟、鹿和蜘蛛等组成。图案南北长2.43米，东西宽2.15米。龙头朝南，背朝北。虎头朝北，背朝东，龙虎蝉联为一体。龙口前（南）0.15米处有蚌摆的似椭圆形的团，鹿倒于虎背上，鹿臀部有一鸟形图案，头北尾南。蜘蛛摆塑于龙头的东面，头朝南，身子朝北。另外在蜘蛛和鹿之间，还有一件制作精致的石斧。
B3 发现于第二组龙虎图案的南面T215第⑤B层下打破第⑥层的一条灰沟中，与第二组龙虎图案相距25米。灰沟的走向由东北到西南，灰沟的底部铺垫有10cm厚的灰土，然后在灰土上摆塑蚌图。
图案残长约14米。图案有人骑龙和奔虎等。人骑龙摆塑于灰沟的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有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腿跨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像在回首观望。虎摆塑于虎的北面，头朝西，背朝南，仰首翘尾，四腿微曲，鬃毛高竖，呈奔跑和跨跃状。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对“西水坡遗址”M45墓圹的解读与判断，把龙虎图案与“四象”的起源相联系。
45号是一座土坑竖穴墓，南北长4.1米，东西宽3.1米，为仰韶文化灰坑所打破，因而时代是清楚的。墓主是一个壮年男子，遗骨在墓室中间，头向南，仰身直肢。随葬有三个人殉，分别在墓室东、西、北三面的小龛内，也都仰身直肢。西、北两个人殉，双手都背压在骨盆下，一个是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头部有砍斫痕。另一个则是十六岁左右的男性。东面的那个人殉，因骨架保存欠佳，未能鉴定。
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骼两旁，有用蚌壳排列成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形态都颇生动，其头均向北，足均向外。
45号蚌壳图形和青龙、白虎之相似，实在是太明显了。墓室中图形和墓主的的相关位置，墓主头向南，可能与古人绘图都以上为南的习俗有共通处，龙形在东，虎形在西，便和青龙、白虎的方位完全相合。……虎虽恒见于自然界，龙却是一种神话动物，只是在传说里才有的。因此，在墓室中排列龙、虎图形，即使仅此一例，也必反映古人一定的思想观念。
———《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
四象，也称四神、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四象不是神话传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内容部分。“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淮南子·兵略训》）。中国古人观测天象，认识星辰，给天上的恒星按序列和形态进行编组，划分出星区，每个星区称“天官”（参见《史记·天官书》）。同时赋予奇妙的艺术想象，于是产生了古代天文学领域的“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
三垣是三个庞大的星区，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三垣是天上的“首都功能区”。紫微垣居北天中央，是“皇宫”。太微垣是“政府执法部门”。天市垣是天上的“街市区”，类似于“自由贸易市场”。三个星区各自都有左右蕃星环列护卫，形状如墙垣，因此称“三垣”。
在三垣外围，分布着东南西北四个星区，每个星区均有七组恒星组成，依星系组合形状，古人命名为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在中国古人的认知与想象中，这四个星区，是日、月和五星（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即木、火、土、金、水），在天空运行休栖的场所，因此称为“宿”，这是“四象二十八星宿”的由来。
古人对二十八星宿依据其形态和特征分别赋名：
青龙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
朱雀七星：井、鬼、柳、星、张、翼、轸
白虎七星：奎、娄、胃、昴、毕、觜、参
玄武七星：斗、牛、女、虚、危、室、壁
四象是古人用来确定方位和四时的，“天之四灵，以正四方”。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在冬春之交的傍晚，青龙立身，青龙主春；在春夏之交的傍晚，朱雀起舞，朱雀主夏；在夏秋之交的傍晚，白虎抬头，白虎主秋；在秋冬之交的傍晚，玄武呈现，玄武主冬。
四象之中融汇着五行与八卦，“北方壬癸水，卦主坎，其象玄武，水神也。南方丙丁火，卦主离，其象朱雀，火神也。东方甲乙木，卦主震，其象青龙，木神也。西方庚辛金，卦主兑，其象白虎，金神也。此四象者，生成世界，长立乾坤，为天地之主，谓之四象”（《混元八景真经》）。
四象之中还内含着五色。中国古人以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为天地间的正色，青龙（青），朱雀（赤），白虎（白），玄武（黑）。
四象既分四时，还含着五行。在春夏秋冬四时的中央，是土。五行依季候的大序是木（春）、火（夏）、土、金（秋）、水（冬），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复生木。中央土的正色是黄，“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礼记·月令》）。
“四象”最早的完整文字记载，依据已发现资料，是在战国时《吴子兵法·治兵》中：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
起对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
武侯问：“作战部队行军与驻守，也有原则么？”
吴起回答：“切忌在‘天灶’扎营，切忌在‘龙头’驻军。天灶，是峡谷的峪口。龙头，是山顶。部队行进，左军青龙旗帜，右军白虎旗帜，先头部队朱雀旗帜，阵后部队玄武旗帜。中军旗帜高高飘扬，三军依令而行。大战之前，要谨慎观察风向变化，顺风，乘势进击。逆风，坚阵以待。”
中国古人对四象的认知与判断是逐步清晰的，首先认知的是春和秋，即龙和虎，西水坡遗址的考古发现价值，就在于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公元前4500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在对天象的观测中，已经掌握了春秋两季的变化节点。到尧帝时代（公元前2100年），准确锁定了“两分两至”的具体日期，并且赋予名称，《尚书·尧典》中，春分称“日中”，秋分称“宵中”，夏至称“日永”，冬至称“日短”。尧帝时期，中国设置了世界上首个“天文台”，观测天象的专职政府机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尧典》）。
但在《尧典》中，还没有关于“四象”的完整记载。在西周早期的文献中，朱雀被称为“鸟”，玄武被视为“神鹿”，“西水坡遗址”中的“蜘蛛”，有的专家解读为“与鸟形相似，推测为朱雀的最初认知”。由“西水坡遗址”年代到尧帝时代，是两千年的跨度，到西周早期（公元前1100年前后），是一千年的光阴，再到战国时的《吴子兵法》年代（公元前400年前后），又经过了六百年的铅洗与升华，至此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四象，由最初的天文学范畴，渐而衍入中国哲学（五行、八卦），到战国时候，已应用到军事和政治领域，由天上到人间，天人相应，以应万方，成为中国古人重要的精神信仰与寄托。
《西水坡遗址考古报告》是科学严谨的著作，但其中也有这样令人按捺不住的灿烂想象描述：
在龙的南面，虎的北面，龙虎的东西，还各有一堆蚌壳，龙南面的蚌壳面积较大，高低不平，成堆状。虎北面和龙虎东面的两堆蚌壳较小，形状为圆形。
除奔虎，人骑龙外，包括龙南，虎北，龙虎东的成片散化蚌壳，看来非乱扔之物。如果将大灰沟看成夜空中的银河，则众多蚌壳像是银河中的无数繁星，非常形象壮观。
春天的核心内存
春，甲骨文的写法是，左右结构，左上是“木”，左下是“日”，右旁是“屯”。到篆书时变成上下结构——，与今天的写法比较接近了，顶部由“木”变成了“草”，底部是“日”，中间是“屯”。屯既从音，还会意，是草木发芽之初那种含苞卷曲的萌萌样子。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词典，成书于战国，既是辞书之祖，还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一本辞典，一本工具书，成为经典读物，可见其独到的魅力与价值。《尔雅》给春的释义是“青阳”和“发生”，“春为青阳”，春在五色中对应青，这是“青春”一词的源头。“气青而温阳”（晋·郭璞注），“青阳开动，根荄以遂”（《乐府诗》），植物的根脉被“青阳”唤醒，由下而上萌动。“春为发生”，春的本意是草木萌发，自然万物新的轮回由此发端开始。
春这个字，日在下，是乍暖还寒时候，“肃者主春”（《春秋繁露》），春天是肃然的，也是柔弱的，“春，阳气微弱，易可移化”（《春秋繁露·五行五事》）。春，在五行中属木，处于一年四季中的起跑线上，正是草木发端时候，不确定因素多，也有多种变化的可能，“易可移化”，用《三字经》里的话解释，“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万物发端阶段，需要以肃敬的态度对待，因此称“肃者主春”。
立春，是一年之中的正大日子，我们中国人的“春节”，是庆祝春来到。在汉代之前，过春节，专指“立春”这一天，汉武帝颁布实施“太初历”（公元前104年）之后，确定农历一月为正月，正月初一为“春节”。（汉朝在公元前206年建国，历法上“袭秦制”，袭用秦朝的“颛顼历”，秦朝的“正月”，是今天的农历十月。汉代的史书，《史记》《汉书》等，记写皇帝一年中的大事记时，不是从一月开始，而是十月，旨在强调汉武帝进行的这次历法改革。）
在古代，立春之前三天，史官要向天子报告确切时辰，“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礼记·月令》），天子开始斋戒，“天子乃齐（斋）”，不该吃的，不该喝的，以及床上的事，都要忍三天。到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迎春大奠在东郊举行，古称“郊祭”。之后返回宫廷，犒赏有特殊贡献的臣子和专家，责承宰相颁布一年之中的政府工作大政纲要，并制定惠民措施。“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礼记·月令》）。
立春，有一个形象的别称，叫“三阳开泰”。
冬至这一天是“一阳”，阳气由地下向上升腾，“今日交冬至，已报一阳生”，“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二阳”在小寒与大寒之间，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在“三九”前后。立春这一天，阳气到达地表，万物葱葱然生长，因此称“三阳开泰”。古人以三阳为内容的诗很多，“冬至四十六，三阳生此辰”，冬至之后第四十六天，即立春。“三阳已换节，六出尚茫昧”，“三阳即为泰，原野争明媚”，“卦直三阳泰，时通万物屯”，“气候三阳始，勾萌万物新”。
以冬至为一年开始的第一天，是中国人的天文观。在汉代《太初历》颁布之前，实施过六种历法，称“古六历”。其中，《黄帝历》《周历》《鲁历》，以冬至所在月（农历十一月）为岁首正月，《殷历》以冬至之后一个月（农历十二月）为岁首正月，《颛顼历》前置一个月，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太初历》以《夏历》为基础，岁首正月的设置与今天相同，即农历一月，这样置“正朔”，兼融天文和农时地理，与二十四节气相联系，又与冬至的“一阳”相呼应，是极具科学思维的。
中国古人把冬至做为一年的首日，与西方的历法“元旦”，相差一周左右，这是东西方观察天象所站据地理位置的差异形成的，中国人是站在黄河流域（具体是渭河流域）仰观天象，俯察地理。
春天三个月，古称孟春、仲春、季春，以十五天为时令的节点，具体有六个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每个节气中，又以五天为界隔，细致观测出天气之下，大地之上呈现的“物候”变化，分为初候、二候、三候。六个节气，十八候。一年二十四节气，共七十二候。
一月的节气是立春和雨水，六种物候是：东风解冻，立春之后东风吹来，东风也称明庶风。八面威风这个词，指一年四季有八个方向的风。从冬至开始，每四十五天变化一种风向，依次是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蛰虫始振，蛰伏的动物开始觉醒。鱼陟负冰，鱼在冬天，为避寒沿着河底游，立春之后上浮，贴着冰面游。獭祭鱼，水獭破冰捕鱼。候雁北，大雁北向。草木萌动，草木萌芽。
二月的节气是惊蛰和春分，六种物候是：桃始华，桃树开花。仓庚鸣，黄鹂鸣叫。鹰化为鸠，布谷鸟出现。玄鸟至，燕子归来。雷乃发声，雨中有雷声。始电，闪电出现。
三月的节气是清明和谷雨，六种物候是：桐始华，桐树开花。田鼠化为鴽，鴽鸟也称鸨母鸟，此种鸟名声不好，青楼的女主持人用此鸟代称。虹始见，雨后见虹。萍始生，湖面漂萍。鸣鸠拂其羽，布谷鸟已长大，振翅而飞。戴胜降于桑，戴胜鸟出没于桑树间。
中国古代的政府依据天时治理国家，并具体规范政府行为，即所谓“顺天而治”，据《礼记·月令》记载，春天三个月里大致有十五个工作要点：
1.“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一月，发命王命布置农事，命农官深入民间，勘察可耕田面积，实地考察丘陵、山地、平原的土地，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
2.“牺牲毋用牝”。一月里祭祀用的动物不得为雌性。
3.“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禁止伐木，禁止毁坏鸟巢，禁止捕杀幼兽、怀孕的雌兽、刚会飞的鸟，禁止掏鸟蛋。
4.“毋聚大众，毋置城郭”。不允许大规模征召民役，不允许大兴土木。
5.“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我始”。不允许发动战争。如果战事不可避免，不得由我方起始。
6.“择元日，命民社”。二月，祭祀土地神。
7.“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命司法官员释放轻罪犯人，除去重罪犯人的脚镣手铐，停止受理诉讼案件。
8.“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天子以太牢之礼（牛、羊、猪三牲）祭祀高禖（主掌生育之神），皇后率嫔妃侍驾。
9.“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二月，是春分节气所在月，春分也称日夜分，统一各种制式的度量衡。
10.“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三月，不允许征税，开仓放钱粮，赈济贫困。
11.“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三月，是中国古代选聘国家人才月。
12.“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命河湖水利官员全国大巡行。
13.“田猎罝罘、罗罔、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正值动物繁殖交配季节，禁止滥捕，严格控制各种捕猎工具以及兽药出城门。
14.“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三月，各种生产工具全国质量大检查。
15.“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有序做好牛马交配工作，在古代，牛马是极重要的国控物资，是农业，交通，军事，以及国家礼仪不可或缺的。
《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讲规矩和礼数的，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构成中国人的规矩大全。《礼记·月令》一文，以四时为总纲，分十二个月为细目，具体记述政府的职能，职责，以及所行所止的政令和禁令，核心是“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家风，是一户人家的行为方式，国风，是国人的行为特征。一个人做事守规矩是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按规矩做事更加重要。
秋天的两种指向
秋这个字，繁体的写法是，从禾从龟，“禾，谷孰（熟）也”（《说文解字》）。龟指龟验，龟甲火烧之后以纹理占卜吉凶征兆。秋的字面意思，是以庄稼的收成盘点一年的得失，并预判来年的走势。
《尔雅》给秋的释义是“白藏”和“收成”，“秋为白藏”，秋季在五色中对应白，“气白而收藏”，收藏是收敛，“白藏应节，天高气清，岁功既阜，庶类收成”。“收成”一词，含着收获和成器的两种指向，一个人有了收获，要知道收敛，要慎重思量，才能更上一层楼。在成功中反思，是典型的中国智慧，“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敛”，“愁（揫）之以时，察守大义也”。春是一年的开始，在开始中领会初心和动机；秋是结果，在结果中洞察大义。成语“明察秋毫”，“多事之秋”，以及古代刑法中的“秋后问斩”，都是这种智慧思维的外延。
秋在五行中属金，这是金秋一词的由来。一年四季中潜伏着五行运行原理，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土居四季的中央。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复生木。五行通顺则治，五行悖逆则乱。五行的自身也存在着变数。“木有变，春凋秋荣”，“火有变，冬温夏寒”，“土有变，大风至，五谷伤”，“金有变，有武，多兵，多盗寇”，“水有变，冬湿多雾，春夏雨雹”。中国古代社会推崇德政，反感暴政，提倡以德涵养社会，德政既润泽民心和民风，还可应对天灾带来的变数。“五行有变，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春秋繁露·五行变救》）。
金秋，起自一年中央的土。“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礼记·月令》）。一年的中央在五行中属土，天干吉日是戊日和己日。天帝是黄帝，地神是后土娘娘，全程是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厚土神袛，尊称大地之母。一年的中央，动物以“五虫”中的“倮”为主，古代把动物分为五类：倮、鳞、介、毛、羽，“倮”通裸，赤裸无毛之虫，如蛙、蛇等，人是倮虫之长，“倮之中，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一年中央的正音是“五音”（宫、商、角、徵、羽）中的“宫”，对应十二音律中的黄钟之宫（冶百链之金，而中黄钟之宫。琢无瑕之玉，而成夜光之璧。可用飨帝，可用活国）。一年中央的“五行生数”是五，味甘，气香。
“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神是“五祀”之一。“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霤也”（《白虎通义》）。中霤神是元神，在屋子正堂的室中央位置。远在穴居时代，人们的住处是没有窗子的，在屋顶的正上方开凿一个洞，一是采光，二是先人们在屋中央生火取暖做饭，也是排烟通气的需要。穴居时代结束后，人们筑屋开窗，灶也移至偏侧。但“中霤神”依然作为“家神之主”而精神存在着。“中霤神”是家神，“家主中霤，国主社”，一户人家敬祭中霤神，国祭土地神。此时的祭品是“五脏”中的心，取意“心系中央”之意。
秋天三个月，古称孟秋、仲秋、季秋，包涵六个节气，每个节气各有三候，共十八种物候。
七月，先立秋，后处暑。立秋的初候，“凉风至”，凉风，八风之一，是西南风。凉风到达极至之后，秋风始来。二候“白露降”，西风吹来，天气下降，雨后呈现茫茫白色，此时是雾状，尚未凝结露珠。三候，“寒蝉鸣”，蝉鸣。处暑的意思，是暑气至此而止。初候是“鹰乃祭鸟”，鹰已长大，开始捕食鸟。二候“天地始肃”，阴气开始产生。三候“禾乃登”，成熟曰登，庄稼此时首熟。
八月的节气是白露和秋分。白露节气到，植物叶子上始见露珠。初候是“鸿雁来”，鸿雁自北南来。二候“元鸟归”，燕子南归。三候“群鸟养羞”，羞，食物。群鸟开始储备过冬食物。秋分，也称日夜分。初候，“雷始收声”，雷，二月阳中发声，八月阳中收声。二候，“蛰虫坯户”，冬眠动物开始修缮洞口。三候“水始涸”，河水流速趋缓。
九月的节气是寒露和霜降。寒露的初候“鸿雁来宾”，先至为主，后至为宾，最后一批鸿雁南飞。“雀入大水为蛤”，河湖中见蛤。“菊有黄华”，菊花开。霜降的初候是“豺祭兽”，豺捕食。二候“草木黄落”，草黄，树木落叶。三候“蛰虫咸俯”，冬眠动物不再进食。
据《礼记·月令》记载，中国古代政府秋季三个月的工作要点，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1.“用始行戮”。农历七月，死刑囚犯开始行刑。
2.“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军事训练，练兵比武，做好作战准备。
3.“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令司法官员完备法规制度，修缮监狱以及刑具，严格执法，维护治安。
4.“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完善堤防，防患水灾。修宫室，起墙垣，筑城郭。
5.“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农历七月，进入天地收敛的时令，这个月，不分封诸侯，不任命重要官员，不奖赏土地，不外派大使，不大量支出钱财。
6.“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农历八月逢中秋，是敬老月。
7.“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农历八月，筑城郭，建都邑，挖凿地窖，粮仓，开始储备过冬物资。
8.“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农历八月，简化关隘通行手续，降低市场收费标准，出台鼓励商贸政策。
9.“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纳），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农历九月，命令百官全力做好各种物资存储工作，以应天地收藏时令。
10.“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命太宰总结农业生产成果，妥善做好统计工作。皇帝的籍田物产收归神仓（祭祀天地物品的仓库）。
11.“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九月，举行祭祀五方帝的大飨祭。五方，即指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也包涵着春、夏、秋、冬中的五行和五色，春主东方，属木，青色；夏主南方，属火，赤色；秋主西方，属金，白色；冬主北方，属水，黑色；土主中央，黄色。五方帝具体是，东方青帝伏羲，南方赤帝神农（炎帝），中央黄帝（轩辕），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
12.“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召集国内诸侯，以及京畿之内的各县官员到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并颁布来年十二月的时令朔日。确定诸侯的贡赋，以及向百姓征税的标准。
13.“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九月，天子教习民众田猎，操习五种兵器（五戎，弓矢、戈、矛、殳、戟），颁布养马和使用马的政令。
14.“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九月，鼓励百姓伐木烧炭，以备冬天之需。
15.“乃趣（趋）狱刑，毋留有罪”。九月，督察官员审理案件，不要出现积案。
中国古代，对天地间自然现象的认知与解释，在今天看来，受科学能力的局限，有一定偏失之处，但其中包容着的哲学思考，也是极具魅力的。
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淮南子·时则训》）。这是准绳、规矩、权衡三个词的出处。
中国人自古重视四季的变化，受益于四时，也受制于四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四季与天地齐功，称四个季节为天，分别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尔雅》），“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淮南子·天文训》）。
“天之偏气，怒者为风；地之含气，和者为雨。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淮南子·天文训》）
“日出而风为暴，风而雨土为霾,阴而风为曀。”（《尔雅》）
“天气下，地不应曰雺。地气发，天不应曰雾。雾曰晦。”（《尔雅》）
【后文请见《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下）】
全文首发于《钟山》2021年第2期
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下）丨穆涛 · 钟山记忆
原创 穆涛 钟山 3天前
穆涛，1963年出生，现居西安。已出版散文集《先前的风气》《看左手》等五部，文学批评集《肉眼看文坛》《散文观察》《平凹之路》三部，以及译著《名誉扫地：美国在越南柬埔寨的失败》。
ZHONGSHAN
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下）
穆 涛
春夏秋冬四个字的背后
我们中国的汉字，都是有出处的，每个字都有来头，有本来之义。字是有生命的，一个字造出来之后，跟人一样，会不断地生长。汉字的“身子骨”不长了，但长内存，长涵意。英语的单词可以长“身子骨”，在前边或者后边添加字母。汉字不能增笔划，并且为了书写的便捷，还减笔划，由“繁体”而“简体”。汉字的数量是庞大的，也属于芸芸众生。甲骨文约四千个左右，这还只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数量，挖是挖出来了，但其中有不少字，尚未破解出涵意。东汉的字典《说文解字》收录九千多个汉字，清代的《康熙字典》收录五万四千多个，这些字中，绝大部分不再使用了，不再使用的冷僻字，就像户口本上的亡人，寿终正寝了。今天仍在使用着的，是热字，是生命里超顽强的，输入“国际编码程序”的汉字，约两万一千个，这是为了和国际接轨，电脑可以直接打印生成。而日常生活里常用到的汉字，也就四千个上下吧。
中国的历史长，日子过久了，人心就丰富多元，乃至复杂芜陈，用来表意的汉字自然会多姿多态，一个字，能引申出多层涵意，多的，有十几种，乃至几十种。每个汉字，都是一位高深厚道的长者，朴素安详的后面，一肚子的历史烟云。
春字甲骨文写法有多种，通用的是
，左右结构，左边的上部是“木”，下部是“日”，右边是“屯”。到篆书时有了变化，写成
，上下结构，顶部由木变成了草，底部是“日”，中间是“屯”，屯不仅从音，还会意，是小草发芽萌生时那种卷曲可爱的萌态。春的本意是草木发生，日在下，是温阳乍暖时候。
夏字甲骨文，
，烈日当空，一个人在下边跪着。形态写真，这个时令酷暑熬煎，又值农忙，腿和腰都是弯的。夏字用做季节，涵意一是“大”，“万物至此皆长大”，再是“假”，“非真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是假道，是借路，以使万物生长。夏季是过程，这个季节中的万物处于生长期，尚没有结果。
秋字甲骨文非常有趣，是一只蟋蟀在灶台旁鸣叫，
，顶部是双须，中间是头、身子、羽翼、长足，底部是灶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这个字在提醒人们，天气转凉，户外的蟋蟀来到灶台旁取暖。秋有两层本意，差不多是相对立的，一层是收获，是喜悦。一层是“揫”，收敛、揫敛，意在收获的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岁既顺成，时方揫敛”，“气之揫敛而有质者为阴”。后世刑罚中的“秋后问斩”，也是源取于此。
冬字甲骨文写法简练，
，看着像今天的耳机，实际是一根绳子，古人结绳记事，在绳子的两端各打一个结，寓意一年的终结。冬即终，“冬，四时尽也”，“闭塞而成冬，阳气下藏地中，阴气闭固而成冬”。
这四个字的最闪亮之处，是古代的先贤把对天地人的认知浓缩于具体的写法之中。《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辞典，也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成书于战国年代。“尔”通“迩”，“雅”为标准，书名之意是“走近标准”，《尔雅·释天》中，给春夏秋冬做了三种定义；一种说时候，一种说气候，一种说物候。
说时候：“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四季均尊称为天，春天，“万物苍苍然生”；夏天，“言气皓旴”，“旴”古字同“旭”，烈日当头照的意思；秋天的“旻”，本意是烧龟壳依纹路占卜。“旻”也通“愍”，取意悲悯，“旻犹愍也，愍万物雕落”；冬天称上天，“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
说气候：“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春，青阳开动；夏，朱明盛长，遍及万物；秋，气白而收藏；冬，气黑而清英。“青红皂白”这个成语，即据此而来。
说物候：“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春季称“发生”，“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西安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的饭店，名字就叫“春发生”。夏季称“长嬴”，“嬴”同“盈”，万物充沛生长，“长嬴开序，炎上为德”。秋季为“收成”，冬季称为“安宁”。
春夏秋冬是一年的时序，与天地一起，同为世间最基本的制度，古称“六度”。汉代《淮南子·时则训》这么注解六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这是准绳、规矩、权衡三词的出处，天地为准绳，冬夏为权衡，春秋为规矩。
我所知道的春夏秋冬四个字的涵意，大致就这些。
春天是怎么落下帷幕的
农历三月，“毕春气”，春天即将“毕业”。
春天是怎么结束的？先要从风说起。“八面威风”这个词，本意指天有“八风”，一年之中八个环节的季候风，每隔四十五天转换一种风向。立春，“条风至”（东北风）；春分，“明庶风至”（东风）；立夏，“清明风至”（东南风）；夏至，“景风至”（南风）；立秋，“凉风至”（东南风）；秋分，“阊阖风至”（西风）；立冬，“不周风至”（西北风）；冬至，“广莫风至”（北风）——据《淮南子·天文训》。这里边的“至”字，不是来到的意思，与夏至冬至一样，是极至。
《史记·律书》这么记载“八风”：“条风居东北维，主出万物”。“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清明风居东南维，主吹万物”。“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沉夺万物气也”。“阊阖风居西方。阊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阖黄泉也”。“不周风居西北维，主杀生”。“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其中的“维”字，指两个方向的汇合处。
天的风向变了，地上的一切会跟着变化。
农历三月有两个节气，清明和谷雨。清明是二十四节气里唯一以风命名的，清明风是东南风，由东南吹向西北，经清明、谷雨、到立夏，吹拂大地四十五天。
天有风气，地有物候。清明和谷雨这三十天，各有三种“物候”，每隔五天一候，共六候。厨师炒菜看“火候”，医生瞅病看“症候”，老百姓过日子复杂，基本是个系统工程，不仅看“时候”，还要看“气候”和“物候”。古代的老百姓没有日历，没有钟表，也没有天气预报，一切都要留心观察。看天吃饭，作息时间表写在天和地上。
清明的三种“物候”：初候“桐始华”，桐树开花。二候，“田鼠化为鴽”，鴽，鹌鹑科，田野里鴽鸟增多。三候“虹始见”，空中出现彩虹，虹是“阴阳交会之气”。
谷雨的三种“物候”，初候“萍始生”，水面见浮萍，“萍，阳物，静以承阳”。二候“鸣鸠拂其羽”，布谷鸟长大了，浅飞低翔。三候“戴胜降于桑”，戴胜鸟在桑树间，寓意蚕妇勤行，“女功兴而戴胜鸣”。
农历三月是季春之月，万物由萌芽期进入生长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勾曲的芽）毕出，萌者尽达”。春天在这样的氛围里慢慢落下帷幕。
古代先贤做出这么细致的观察，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而是国家管理的目的。“顺天而治”，指的是顺天时而治。
《礼记·月令》对农历三月的政府行为有具体的规定，“月令”，是老天爷在每个月发布的命令，归纳一下，大致有八个要点：
1.“是月也，不可以内”。“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这个月不允许征税。正值青黄不接时候，开仓放粮，赈济贫困。
2.“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古代选聘国家的人才，放在三月进行。
3.农官和河湖官员全国大巡行，“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4.动物繁殖季节，禁止滥捕，严禁捕猎用具出城门。“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罝罘、罗网、毕，捕猎兽鸟的网。翳，猎人用的掩体帐篷。餧同喂。
5.“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这个月，不鼓励女子乔装打扮出行，“后妃 齐戒，亲东乡躬桑。”王后、妃子带头率行。这个月减少家妇活，以劝蚕事。
6.“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漆、毋或不良。”这个月进行生产用品全国质量大督查。
7.“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累牛腾马是雄性，牝是雌性。在这个月，牛马交配是重要的工作之一。
8.“九门磔攘，以毕春气”。磔，肢解用做牺牲的动物。这个月，择吉日，在都城九门分别杀牲，攘除凶邪，以阻止春夏交接阴阳交合时节的不正之气。
农历三月，《礼记》警告政府不要乱作为：“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枝叶不振）,国有大恐。 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 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早）降,兵革并起。”
冬至这一天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认识里，一年开头的第一天不是正月初一，而是冬至。
这一天阳气由地心开始上升，又称一阳。
蛾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报一阳生，更佳雪、因时呈瑞。
冬至一阳初动，鼎炉光满窗帷。五行造化太幽微，颠倒难穷妙理。
新阳后，便占新岁，吉云清穆。一气先通关窍，万物旋生头角，谁合又谁开。
子月风光雪后看，新阳一缕动长安。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
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
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
古人的这些诗词句子含着对冬至，以及天道人事的认知。冬至过后，小寒与大寒之间是二阳，三阳专指立春这一天，三阳开泰，指的是从12月22日（前后）到2月4日（前后），阳气上升运行四十五天浮出地表，润泽万物生长，普降吉瑞。中国古人对一年里首日的定位，和西方的“元旦”相差约十天。这和东西方地理位置的差异有关，中国古人是站在黄河流域，确切地讲是渭河流域，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得到的结果。是不是比西方更科学不敢讲，但这种认识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
汉武帝颁行“太初历”之前，古中国地大物博，使用过六种历法，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六历”最大的区别是“岁首正月”设置的不同，其中仅有“夏历”的正月与今天一致。“黄帝历”“周历”“鲁历”均是以“冬至”所在的月为“正月”，即今天农历的十一月。“殷历”的正月是今天农历的十二月，即“腊月”。秦朝大一统后，施行“颛顼历”，“岁首正月”为“冬至”前的一个月，即今天农历十月，也不叫正月，称“端月”。《史记》和《汉书》中，凡是涉及纪年，均以“十月”开始即是这个原因。
中国皇帝以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刘彻执政第37个年头，改革历法，废《颛顼历》，颁行《太初历》，后世的多部历法，均以此为基础而成。《太初历》既守天体运行规律，同时兼顾农业生产的“物候”、动物的生育生长、植物的荣枯，以及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因而中国的历法也称“农历”。如正月有“立春”“雨水”两个节气，“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草木萌动”等，二月有“惊蛰”“春分”两个节气，“物候”是“桃始华，玄鸟至（燕子），仓庚鸣（黄鹂），雷乃发声，始电”等，三月有“清明”“谷雨”两个节气，“物候”是“桐始华，萍始生，虹始见，戴胜降于桑”等。六月有“小暑”“大暑”两个节气，“物候”是“温风始至，腐草为萤，土润溽暑，鹰乃学习，大雨时行”等。七月有“立秋”“处暑”两个节气，“物候”是“凉风至，鹰乃祭鸟，白露降，寒蝉鸣，禾乃登”等。十月有“立冬”“小雪”两个节气，“物候”是“水始冰，虹藏不见，地始冻，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雉入大水为蜃”等。十一月有“大雪”“小雪”两个节气，“物候”是“蚯蚓结，虎始交，麋角解（脱落），水泉动”等。
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天象与天道，起于对天地的敬畏，老百姓的口头禅是“谢天谢地”。同时也还含着制约皇权的禅机，以“伤天害理”的理念限制皇帝的言行，这是中国早期的“民主特色”。“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聚会）也；虹霓彗星者，天之忌（告诫）也。”（《淮南子·天文训》）“人主（皇帝）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苛政）则多飘风（风灾及雾霾），枉法令则多虫螟（蝗灾），杀不辜则国赤地（大旱），令不收则多淫雨（水灾）。”
中国古代历法的底线是“应天时，受地利”，没有“战天斗地，其乐无穷”，“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么硬气的意识，还有对“人定胜天”那句老话的解读，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意思，而是人心和顺，百姓康定是天大的事情，这也是早期的中国民主思维，以民为本，以民比天。
穆涛，1963年出生，现居西安。已出版散文集《先前的风气》《看左手》等五部，文学批评集《肉眼看文坛》《散文观察》《平凹之路》三部，以及译著《名誉扫地：美国在越南柬埔寨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