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得起大运河了”，王梓夫花费20年写就“漕运三部曲”
历经20年，作家王梓夫陆续推出“漕运三部曲”，近日其最新长篇小说《漕运船帮》问世，“漕运三部曲”由此完美收官。面对130余万字的心血之作，王梓夫忍不住感叹：“我对得起大运河了！”
学习网络文学，让作品年轻
“漕运三部曲”以《漕运码头》《漕运古镇》《漕运船帮》组成，三部曲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再现了清朝中叶中国的漕运盛况、漕船建制、运输典章及京杭大运河两岸的风俗民情、世道人心。而43万余字的《漕运船帮》则是“漕运三部曲”中占有史料最丰富、最精确的一部。
在《漕运船帮》中，王梓夫在运河典章与民间典故的历史缝隙中，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漕运创业史。该作是以清雍正、乾隆朝为背景，雍正皇帝厉行改革，欲畅通粮运之道，贴出皇榜招民间兴办水路粮运。杭州三位异姓好友翁岩、钱坚、潘清揭皇榜受此任，结为兄弟，创立安清帮。安清帮徒众皆以运漕为业，又称粮船帮。大江南北，入帮者颇众，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漕运船帮与门下弟子共同订定家规法则，劝诫帮众修德论道，强调师带徒的体制，帮中大小以字辈论之，将一帮市井船夫治理得有条有序，良才辈出，大力推动了漕运事业的发展与兴盛。
王梓夫在《漕运船帮》动笔之前就为自己设定了严格写作标准。他有一段时间在“瓷都”景德镇体验生活，在他眼中，瓷器的绘制和烧制，与小说创作有诸多的异曲同工之妙。看的是手艺，耗的是心力功夫，拼的是工匠精神。“历史小说同样需要巧思，设置出精彩独特、悬疑跌宕、令人不忍释手的故事情节；结构出尽可能大而自然的文化承载量，这是人物命运的根脉，也是人物性格的重要基石和原材料；锤炼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既有助于行文叙事，让读者获得阅读快感，又能反映出作者的性格气质。”王梓夫坦言，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苦力行之。
这部酝酿多年的《漕运船帮》终于在前年开始动笔，王梓夫前后只花了6个月就完成，因为一些重要章节的腹稿早已打完。他说，“第三部一直装在脑子里，一直在思索，也一直困惑到底如何写。”在他看来，如果轻易写，“漕运三部曲”写作不会持续20年之久。
为了写这部新作，王梓夫甚至研究过从未触碰过的网络文学，他想让文字、结构更年轻，更有活力。“我最后采用现代小说方法写历史小说，如果用传统方法写，会失去年轻读者。”王梓夫的新作有三条线并行、穿插，而并非传统小说一穿到底。而语言则追求干净利索不说废话，不做过多描写，同时悬念设置也颇费思量。
“这部书差点就写不出来了。”王梓夫说，他前些年患了肾结石、又遭受三次青光眼手术，好在最后都幸运闯关，才得以将这部书写就。
查阅的史料摞起来比他还高
“文学主题的确立越早越好，很多年轻作者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时髦写什么，就像做生意一样， 今天卖这个，明天卖那个，没有把一件事做好。”当回望“漕运三部曲”的漫长写作史时，王梓夫感慨万千，“其实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错了。”
王梓夫素有“漕运史公”的美誉，为了寻找创作的原型和素材，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深入挖掘搜集整理运河史料，沿着京杭大运河做过多次实地考察。运河，他断断续续走了七八回。寻访民间史官，考察典籍风情，也曾在沿岸村庄长住短留，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作，查阅搜集的资料，摞起来比他自己还要高。最终，王梓夫确立将集运河码头文化和帮会文化之大成之——民族精神、江湖义气作为自己“漕运系”小说的精神魂魄。
王梓夫回忆说，多年前搜集史料，没有网络搜索，没有复印机，全是靠手抄，他甚至没有专门的笔记本，也难得有稿纸。常常是工作笔记和采访笔记混在一起，一张纸片，一个菜单，也会成为他记录史料的重要工具。回想多年来的大运河田野考察，王梓夫说：“每一地都有几个热爱家乡的民间史官，有一点新的历史资料，他们那种珍惜和捍卫至今让我难忘，很多人都是我朋友。”
“我是缺什么补什么，尤其是《漕运船帮》这部作品缺的东西最多。”王梓夫说。《漕运码头》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同名电视剧也在台湾两个电视台播出，该作引起台湾青帮“兴武六”帮号的廖堂主特别关注。这位廖堂主千方百计托人找到王梓夫，他甚至带着30多人来到通州，来到漕运码头，寻找青帮的根，寻找青帮的痕迹。“几番交往下来，后来我也应邀去了台湾，我享受到了特殊待遇。”王梓夫说，廖堂主将最保密的书籍拿出来让他看，还开香堂，看家法，看青门的仪轨，师徒之间的交往礼仪以及青帮的盘“海底”。“我为什么能掌握这么多史料，这也是我的幸运。”王梓夫说。
浩然带他走上文学之路
梳理王梓夫的“漕运三部曲”写作，可以从中找到童年想象、文学理想、挚爱家乡、热爱阅读这些关键词。
王梓夫今年74岁，出生在通州马驹桥凉水河畔， 他回忆说，儿时常常到河边倒垃圾，那是一条臭不可闻的河，夏天要关窗户方能度日。但这条臭不可闻的河流，在左邻右舍的讲述中，却蕴藏着辉煌和壮阔，“他们讲到张家湾的船连成片，云帆蔽日，粮食堆积如山。”王梓夫说，他每天沉浸在精彩的叙事中，自然就对大运河历史上的辉煌充满了想象。
但王梓夫小时候从未想过要当作家，那个时候他想的是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但他长大后，幸运地和浩然、刘绍棠、李英儒三位大作家相遇，他们深深影响了他。王梓夫回忆说，他20岁时就认识了作家浩然，可谓同吃同住同劳动，浩然完成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他还曾帮着校对过。他还在浩然的带领下，与几位业余作者一起参与过《晨光曲》的创作。而刘绍棠是王梓夫的兄长，也是老师，和刘绍棠在一起，王梓夫耳濡目染亲近文学。“浩然带我走上文学之路，刘绍棠让我热爱文学。”王梓夫回忆说，浩然和刘绍棠都强调，有雄厚的生活基础才能搞创作，而当学者型的作家，则是李英儒带给他的启示。但王梓夫没有走文学前辈走过的路，他的文学之路独特而有个性。
“我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标准，不热爱家乡的人不交，不孝敬父母的人不交，一辈子没吃过亏的人不交。”王梓夫说，通州人有饱满的地域自豪感，曾经有一段时间，通州被改名为通县，通州人很不满意。终于改回“通州”了，312路公交车播报时，依然是“通县东关到了”，引发乘客强烈不满。正是在通州这块沃土上，王梓夫和父老乡亲一样，把对家乡的挚爱深情，通过一部部长篇小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我年轻的时候做的功课是生活的功课，后来稍微醒悟点，就开始读书，做学问。”王梓夫说，他参加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他曾将办公室的一套《鲁迅全集》全部读完了，还读了莎士比亚全集、俄罗斯文学，再之后将拉美文学也读了，成系统、成体系的阅读，为他扎实、精雕细琢式的文学写作打下了根基。
“我把漕运三部曲写完了，就很幸运了。”王梓夫说，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完成了，“如果给我设定新的写作目标，对不起，我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