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我》：纪念“中国的辛德勒”钱秀玲
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女人于纳粹枪口下挽救了上百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她叫钱秀玲，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比利时的国家英雄”。4月22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译林出版社、中共宜兴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凝眸钱秀玲——徐风《忘记我》新书首发式”在宜兴举办。
4月22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译林出版社、中共宜兴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凝眸钱秀玲——徐风《忘记我》新书首发式”在宜兴举办。
今年正值中比建交五十周年。“中国好书”得主、作家徐风，历时十六年追踪与走访，以作品《忘记我》回溯了钱秀玲的传奇人生以及一个时代的波诡云谲。4月，《忘记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宜兴是钱秀玲的出生地，也是徐风的故乡。4月22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译林出版社、中共宜兴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凝眸钱秀玲——徐风《忘记我》新书首发式”在宜兴举办。据悉，书名几经修改，最后定为《忘记我》。这或许是对钱秀玲人生轨迹和精神人格的最佳写照，因为在钱氏兄妹看来，救人是应尽之义，不值得大书特书，她生前的太多故事被带去了另一个世界。但历史何堪忘却，暮鼓晨钟，犹在耳边。“她不愿意大家盯着过去拯救人质的事迹，希望人们忘了她，但是那场战争留给人类的创伤，以及战争中美好的人性，那些相濡以沫的故事，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徐风说，这是一位女性的传奇人生，也是一段被湮灭的二战记忆，如今打捞这个故事，也是重新审视二战历史。今年正值中比建交五十周年。
今年正值中比建交五十周年。“中国好书”得主、作家徐风，历时十六年追踪与走访，以作品《忘记我》回溯了钱秀玲的传奇人生以及一个时代的波诡云谲。
“中国的辛德勒”
钱秀玲出身宜兴望族，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获物理、化学双博士学位后隐居偏远小村埃尔伯蒙，行医救人。1940年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被捕，旋即被宣判绞刑。钱秀玲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堂兄钱卓伦的挚友，现任德军驻比利时军政总督。她立刻给钱卓伦发了一封电报，同时拿着堂兄给的照片踏上了拯救之路，星夜兼程，请法肯豪森刀下留人。德国军官法肯豪森也是位反战人士，当他接到钱卓伦的电报，见到钱秀玲，了解事实真相之后，顶住压力救下了罗杰……自此开始，钱秀玲在二战期间前后营救了一百多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战后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一条以“钱秀玲女士之路”命名的道路保存至今。
留学比利时的江南女子钱秀玲、国民党爱国将领钱卓伦、德国军官法肯豪森，三个远隔重洋、身份迥异的个体，在偶然间成就了一桩英雄壮举。徐风说：“在写作过程中，我更关注人性的光亮，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都无法扼杀人性，相反，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更清晰地观照人性。人性是可以超越国界、种族、信仰的。无论是钱秀玲的拯救，还是法肯豪森的相助，都超越了国际边界，是正义、良知、慈悲的相遇碰撞开出的美丽花朵。”
而对于钱秀玲，徐风认为她的人格力量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起来的，东方文化的浸润养成了她正直、勇敢、勤奋、坚韧、善良、慈悲、开阔的胸襟，她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因此具有中西合璧、内外皆修的风度。“区别于过去文学画廊当中那些忍辱负重或者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她既是温柔的，又是刚烈的，既是娇小的，又是伟岸的。”
直面历史真实，并赋予文学温度
2002年，以钱秀玲为原型的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风靡全国，电视剧原著作者张雅文到宜兴拜访钱家旧址。徐风时任宜兴电视台副台长，经她介绍关注到钱秀玲这个人物。后来通过钱秀玲在宜兴的亲人，徐风与远在比利时的钱秀玲（时年90岁）通了一个越洋电话。“我与她约定，去比利时看望她，后来我爽约了，因为种种原因。我持续关注着钱秀玲这个名字，完了一个未了的心愿，用了整整十六年。”
2008年，钱秀玲去世。让徐风“放不下”的是，一生丰富的钱秀玲留给世间的遗言是“忘记我”。为什么是“忘记我”？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钱秀玲，让家乡人民更好地了解这位伟大女性的一生，徐风远赴比利时和台湾地区，遍访当事人后代、故旧和唯一存世的获救人质，获取大量未为人知的故事细节。钱秀玲外孙杰罗姆，侄子钱宪和、钱宪行，侄孙钱为群、钱为强，103岁的幸存者莫瑞斯，二战纪念馆馆长雷蒙、艾克兴博物馆原馆长卢埃尔……这些关键人物的口述搭建起了人物命运和历史时空。2002年，作者采访《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者张雅文（左二），其余为摄制组成员。地点：钱秀玲宜兴旧居前
2002年，作者采访《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者张雅文（左二），其余为摄制组成员。地点：钱秀玲宜兴旧居前
“追寻这个故事最大的支撑点，还是钱秀玲，她虽然去世多年，但人格魅力依然在熟悉她的人群当中，只要说是书写钱秀玲，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徐风的寻访，也意外地打开了钱秀玲救人之外的线索，特别是堂兄钱卓伦及其子女未被人知的经历，本身就是荡气回肠的章节，“惊天秘密以及一些绝版资料，事先都没有任何预兆，但说来就来了，挡也挡不住”。
徐风说，写这部作品，就是要以最大的勇气来直面历史真实，并且赋予文学的温度。“我不想把这部作品定义为一部传记，虽然写了钱秀玲和她所处的时代，我更愿意把它说成是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