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
为了劳苦大众都过上幸福生活
百余年前，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现状，积极奋起，推翻旧势力。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资产阶级革命者们也曾经前赴后继。
比如，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康有为不断上书皇帝，请求变法。谭嗣同作为近代中国为变法而牺牲的第一人，让后人敬仰不已。变法失败后，他完全可以逃脱，但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
还有一位叫徐锡麟的革命者，戴着一副眼镜，一看就是读书人的模样。他是绍兴人，家里非常有钱，和秋瑾一起参加革命。为了推翻清政府，他做了一件在时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事情。徐锡麟以捐官之法花钱买了个官，借此打入清廷内部。他拜安徽巡抚恩铭为师，并很快得到了恩铭的赏识，引为亲信。1907年7月6日，在安庆一所警察学校举行的阅兵式上，徐锡麟拿出枪来，当众将恩铭击毙，并举兵起义。在那个时代，亲手把自己的恩师打死，这是犯了忤逆的大罪。但徐锡麟说：我只有这么干，才能表达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才能表达我对革命的坚定。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有一部分是相同的，那就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共同理想。但是，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个革命理想，就是让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资产阶级革命者最根本的区别。
上海当时是通向世界的码头
历史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上海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通向世界的码头。
日本比中国更早开始对外开放。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赴日本寻找救国之路。
日本离上海很近，从上海出发去日本非常方便。这就像40多年前，为什么广东比上海要开放得早一点？因为它离香港、东南亚比较近，所以改革开放的风更早吹到那里。100多年前的革命浪潮也是这样。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接触了许多新思想。出于改变中国现状的强烈愿望，他们始终在积极探索，到底哪一条道路是适合中国的道路。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联合工农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起来。在听说俄国发生了这场伟大的革命后，又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去了苏维埃，比如瞿秋白。他翻译、介绍了一大批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文章刊登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播到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所以在上海，正是与上海传播新思想的舆论氛围有关。在当时，中国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那样容纳了各种进步刊物，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五四运动后，上海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中心，特别是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和陈望道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汇聚于上海，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群体，利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宣传思想解放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上海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探寻中国道路的核心阵地。
一方面，我们始终在积极探索一条“中国道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经验。就这样，内因和外因互相作用，在这个历史的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应运而生。
上海的产业工人占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诞生在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阶级的选择。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法国的巴黎公社作为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黎公社的革命队伍主要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是工人阶级。正是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
回过头来说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政党之初，革命队伍在哪里？是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多的地方。在100年前，上海大约有100万产业工人，基本上占到了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
我爷爷那一辈人，当初就有很多到上海当了码头工人。我爷爷他们三兄弟原来在老家都是修船的，年轻力壮，于是一起到上海谋生。他们在苏州河上贩运树木，把大树运到上海来造船。所以，我爷爷也是上海早期的产业工人。
因为上海的城市发展速度惊人，所以很快集聚起一大批产业工人。正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弄堂和阁楼，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掩护
我认为，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还与当时的时局和各个城市的特点有关。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作几个比较。
首先说说北京。我在北京生活了41年，发现上海和北京很不一样。我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后，一直在沙滩北街2号工作。沙滩北街2号的南端就是北大红楼的旧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最早是在这个地方谋划的。再往西去，便是故宫、景山、北海。北京老城区的房子都是一个大院挨着一个大院，院子的大门很大，围墙很高。北京城的这个特点不太适合从事地下工作。无论是气势恢宏的故宫，还是四四方方的四合院，封建皇家形成的管理体制和建筑样式都不利于力量弱小的革命者从事地下工作。
1927年，李大钊躲在位于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兵营里开展秘密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李大钊牺牲后，中共中央从上海派了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到北京继续开展工作。王荷波历任津浦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但到北京没多久，又被反动势力抓捕并杀害。
再说广州。100年前的广州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群众基础不错，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在广州成立呢？因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以广州为据点，它的革命力量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主。
还有哈尔滨。哈尔滨离苏联近。那为什么不选择哈尔滨呢？和北京相类似，哈尔滨当时的白色恐怖也很严重，不利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
再回过头来看上海。上海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部，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最早一批的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李大钊以外，很多是苏浙、安徽一带的人，对上海比较熟悉，对这块土地有感情。
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堂和层层叠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我实地走访过虹口区山阴路一带的弄堂，中共江苏省委旧址也在那里。石库门多为三层楼房，有多个出入口，里弄更是四通八达。选在这里召开会议，紧急情况下，地下党组织也便于撤离。
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记住这三个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这三个人——维经斯基、李大钊和陈独秀。
维经斯基是俄国人，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他受列宁的委派来到中国帮助建立新的政党。如果没有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他第一次到中国是1920年4月，但他到哈尔滨不久就被捕了，在监狱里被关了一段时间。此后，他来到北大红楼，找到了李大钊。在这里，他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决定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让他去上海找陈独秀，于是，维经斯基带着一封信来到上海。
陈独秀听维经斯基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后非常兴奋。他说，中国就要走这样的道路。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起草了党的基本纲领。
1920年，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但这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苦于没有经费出版。这时，维经斯基将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1000大洋给了陈独秀，《共产党宣言》就这样印刷了出来，为建党做了思想准备。
1921年春天，维经斯基又一次来到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定下了建党的具体事宜。此后，维经斯基回到俄国，主要负责共产国际的远东工作，而把协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交给了马林。因此，马林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人之一。
我们要感谢的第二个人是李大钊。大家知道，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又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他把维经斯基介绍给陈独秀，并促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
还有一位要感谢的是陈独秀。毫无疑问，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写《革命者》这本书的时候，阅读了大量有关陈独秀及其家人的书，走入陈独秀的心灵世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那些生动的事迹，让我感到党的历史是有温度的，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联的。它可以让每一个热爱、追随它的人，都能从其波澜壮阔的历程中获得精神力量和人生感悟。
总而言之，上海作为东方第一大城市、中国沿海第一产业工人聚集地、进步的知识分子聚集地、中国南北之中心，“天时地利人和”。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
（本文选自“何建明系列党史课”第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