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是湖北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的丰收年，作家们立足新时代社会语境，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这两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主题，对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的现实主义风格、人文精神内涵、生命在场意识和艺术审美特色进行了深入探索，创作出一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为“中国故事”的当代书写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时代命题的全景式记录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身在“疫区”、亲历“疫情”的湖北作家以英勇无畏的“逆行者”姿态行走在抗疫一线，对这一人类命运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真实记录，彰显出深厚的生命情怀。刘诗伟、蔡家园的《生命之证——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入选“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两位作家以真实、冷静、细致的笔触对武汉抗疫期间的生活进行了全景式书写，将国家的宏观决策与指导、抗疫英雄们的奉献和牺牲、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的紧张与忙碌、患者及其家属的经历与心情、普通市民的恐慌与坚守……汇聚在一起，力求尽可能客观地展示这场“战疫”行动的每一个层面，使每一种生命体验都能被听见、被看到，呈现出“武汉战疫”的整体性过程及意义，用文学的方式为这场抗疫战争留存了原生态的档案，并对之做出了超越个体视角的深入思考。两位作家秉持着求真和求证的精神深入到抗疫一线，呈现了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的一线抗疫英雄的真实状态，如与死神跳贴面舞的“插管队员”、被称为“黑夜提灯人”的护士、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等；而对于大家在新闻里看到比较多的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等抗疫英雄，两位作家则选择将其还原到疫情进展的整个过程中，着力展示科学家精神在关键时刻的力量和表现，给人们更多的人生启迪。

湖北省作协组织全省50多位作家参与写作的抗疫报告文学《较量》，同样将目光聚焦于武汉抗疫行动的全过程，通过武汉加油、举国援鄂、守望家园和大爱荆楚这四个章节，汇聚了院士专家的为国出征、医护人员的身先士卒、定点医院里的紧张奋战、援鄂医疗队的侠义豪情、方舱医院的修建与使用、逝去患者的痛苦与悲伤、社区工作者的坚守与忙碌、各界人士的家国情怀……作家们依据亲历性体验和个案式深入采访还原武汉抗疫行动的真实全貌，呈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一个个鲜活个体的生命状态，彰显文学记录现实、追问现实的价值。

同样是书写“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时代命题，程文敏的《抗“疫”者说》采用采写和自述的方式，以湖北省咸宁市为中心，真实还原了抗“疫”胶着期政府、医护、公安、民政、教育、交通、农业、媒体等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抗“疫”场景和一线故事。沈嘉柯的《生命摆渡人》详细讲述了志愿者汪勇参与抗疫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他如何下定决心接送医护人员、如何组建车队和志愿者队伍、怎样对接各方力量解决各种问题，以及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周芳的《英雄有泪》以“五滴泪水”为线索，串联起孝感中心医院和孝感东南医院的医生、护士们的坚守。普玄的《他们的名字叫美德》记录了“美德志愿者联盟”在抗疫期间的奔走和行动，再现了武汉抗疫期间广大志愿者的无私奉献。肖静的《剪一个春天来》讲述了身患残疾的美发师宋忠桥志愿为医护人员理发，还设计了一款适合医护人员的发型的故事。戴军的《岭上梅花开》记录了江夏区妇幼保健院的涂岑梅医生在侨亚医院奋战58天的抗疫经历；罗胸怀的《在隔离病房披荆斩“疾”》《云南医疗队在赤壁》采写了赤壁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的战疫工作；孙剑的《绽放“疫线”的“迎春花”》讲述了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樱花社区龙梅同志的社区抗疫故事；彭定旺的《一个湖北人的封城日记》（从一个湖北人的日常生活入笔，反映了老百姓在疫情期间的真实状态；马亿的《黄冈封城日记》（上、下）以返乡者的视角记录了黄冈封城以后的家庭生活；付开琦、万华伟的《最寂静的温暖》叙述了荆州市沙市区崇文街办的抗疫工作；杨国庆的《“自有青青松柏心”》聚焦黄冈市老艺术家们的文艺抗疫行动……这些作品将抗疫书写铺设到医院、社区、家庭等各个场域，记录下一个个感人的瞬间和各种真实的生命体验。

除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至2020年底，湖北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现行标准下37个贫困县全部摘帽，482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8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些成果凝聚着无数干部群众的心血，也演绎着各种动人的故事和人生。这些都在作家的文字中得到了真实的记录和呈现。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把脱贫攻坚的国家政策、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揉合在一起，在反映时代文化心理和探寻精神救赎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建构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审美意蕴。作家从百里洲的历史和地理环境追溯了这个特殊地域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时选取了百里洲脱贫攻坚工作中的12个故事，以个案探寻的方式深挖鳏寡孤独者、贫困独居者、留守儿童、身患残疾者等底层农民在面对命运时的选择、困惑和出路，也记录了精准扶贫工作者在面对不同贫困户时采取的方案、投入的情感和深入的反思，由点及面地折射出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巨大成就，也深刻探讨了当下乡村在发展中遇到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困难，引发人们对脱贫攻坚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在对“脱贫攻坚”这一时代命题的书写中，覃太祥的《来自武陵山的报告》以农民的视角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全景式书写，详细记录了全州产业扶贫、文化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易地搬迁、驻村帮扶所取得的成就。罗爱玉的《龚店村脱贫记》讲述了湖北省作协扶贫工作人员通过抓好党建工作、改变思想观念、不辞辛苦解决问题、注重精神文化扶贫等方法，将龚店村从省级贫困村改变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全过程。罗胸怀的《苏醒的村庄》叙述了张司边村通过乡村旅游带动一系列产业从而脱贫致富的故事。尔容的《温暖》《黄茂兵创业记》聚焦村民个体，挖掘出少年杨萧辉、残疾人杨仕军在扶贫工作中感受到的温暖，以及青年黄茂兵在村干部和扶贫干部帮助下的创业幸福。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离不开扶贫干部的付出与奉献，作家们在记录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同时，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群体。晓苏的《去一个叫龙坪的地方》记录了保康县文旅局扶贫干部孟娟去探望自己负责的5户贫困户的一天行程，既写出了各家贫困户遇到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情况，也突出了孟娟对自己所帮扶的贫困户的深厚情感。杨义祥的《扶贫之路让我欢喜让我忧》讲述了自己如何帮助贫困户求医、追债、就业的故事和对进一步深入推进精追扶贫工作的理论思考；孙剑的《投我木桃报琼瑶》以湖北省嘉鱼县陆溪镇邱家湾村扶贫专干杜群瑶为采写对象，记录了她加班奋战摸清贫困户信息、调解贫困户纠纷、承担风险为贫困户贷款做担保等事迹。作家们将笔触深入到脱贫攻坚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细节，真实地呈现出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个体的生活和命运都紧密相连，成为承继历史、深耕当下和构建未来的命运共同体。

此外，王敬东、朱向军合著的《“华龙”腾飞》选取了“工业题材”这一时代重大命题，以8个篇章约36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了我国自主创新、自主创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腾飞之路，讴歌了“两弹一星”精神和新时代核工业精神。同时，该书还塑造了“华龙一号”的参与者、经历者、见证者群像，充分展现出科技工作者们为国争光、独立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与情怀。郭良原的《开始：我的六十年》回顾了自己多难的童年、求学的少年、立足诗坛又进军媒体的人生历程，通过个体命运的变化折射出一个时代带给个体的巨大机遇，彰显出“个体命运永远与国家命运血脉相连”的理念，为后来者的人生拼搏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启迪和警示。杨国庆的《花甲耄耋霞满天》记录了湖北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林桂生从花甲之时到耄耋之年二十多年专注公益教学、奉献社会、提升书法技艺、推行规范汉字的事迹。罗胸怀的《为志愿军烈士寻亲》讲述了人民警察余发海从2005年开始为羊楼洞142位烈士寻亲的经历，抒发了和平年代人们对于烈士的尊重和敬仰之情。这些作品从不同领域入手，记录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命题对人们的召唤，用文字勾勒出一代人的生活与记忆。

二、

深入生命的在场式书写

报告文学是一种生长于社会生活土壤的文学体裁，它及时感应、呈现并参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彰显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兴盛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于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重新关注。虽然“非虚构”写作目前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探讨的命题，如是否存在“非虚构文学”这一说法、如何区分非虚构写作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化特征、怎样界定“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等。但当我们暂时搁置概念上的争议，就会发现“非虚构”作为一种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对文学写作“真实性”的重新召唤，因而与报告文学的创作理念根系相连。与此同时，“非虚构”还强调了作家本人的在场式书写，要求作家深入到书写对象和写作者本人的心理层面，去探索内在的生命感悟和精神世界，从而呈现动态发展着的、更加完整丰富的生命状态。这种具备一定革新意味的文体意识和创作理念，在2020年湖北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中成为了大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

《生命之证》的两位作者亲赴武汉抗疫前线42天，既深入到无数医生、护士、患者、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公务人员和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也不断向内体察自身的情感思维变化，从恐慌、愤怒、沮丧写到理解、同情、怜悯，再写到温暖、力量和希望，最终确认了生命至上的文明根基和价值意义。两位作家一开始就提出“面对疫情，尤其是特大疫情，人类免不了被打回生命原形。这不是休止也不是终结，倒是有可能以生命为起点，直截了当并毋庸置疑地生发和确认真理的逻辑，从而把人类的真理重新叙述一遍”的深刻见解，并在这一哲学思考的引领下去探寻人类命运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体的内在生命体悟和信念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命运相连和休戚与共、现代文明的忧患与危机、社会生活方式的重新建构等生存命题。类似的思考和感悟贯穿文本始终，充分体现出作者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而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战疫”的整个过程：一起体验最初的恐慌、愤激和忧伤，一起见证医护人员的英勇与无畏，一起感恩国家“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决策，一起感受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门的忙碌，一起思考人类在苦难中对文明和诗性的坚守与向往，一起慨叹战斗中生长起来的积极因素对于我们彼此搀扶对抗瘟疫的重要意义……正是两位作家从人类命运历史大局着眼的客观写作态度和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使这种“在场感”和“介入性”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生命意识，带给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深刻的人生体悟。

在对“战疫”行动的在场式书写中，周芳的《英雄有泪》延续了她鲜明的非虚构写作风格，以充盈的情感提炼出“哭泣也是一种力量”这一主题，将重症医学科专家还原到他对患者的关爱、对亲人的眷恋和因同行逝去而迸发的悲伤中，将支援湖北的女护士还原到她们对家人的不舍中，将一线医护人员还原到因为防护服被刮破而带来的紧张和强忍着胃部不适吞咽下即将喷涌而出的呕吐物时的困窘中。这些无法回避的泪水，正是英雄们重新焕发勇气和力量的生命之源，也承载着作家构建自我与生活关系的又一段心灵之旅。《抗“疫”者说》的作者程文敏在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要发动一场抗‘疫’战士记录抗‘疫’一线人和事的写作战争”的写作初衷，正因为是“我手写我心”，抗疫一线的战士们生动细致地写出了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情绪：有对那些明哲保身、自私自利者的不满，有面对违规蛮横者时的委屈，有被“问责”后仍奔走在抗疫一线的担当，有滞留家乡主动推行中医治疗的专家的使命……这些抗疫战士发自内心的在场式讲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书写了大疫之下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也从普通人的视角展示出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沈嘉柯的《生命摆渡人》深入到志愿者汪勇的心路历程，写他最开始进金银潭医护人员需求群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一些信息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接送第一个护士时头都不敢回、腿在发抖，后来开始意识到大家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我觉得他们如果一崩，我的小家也会随着覆灭，我不可能跑得了，这种疫情怎么可能跑得了？绝对会出问题。”于是在志愿接送医护人员的行动中逐渐积累起经验、勇气和智慧，组建包括小汽车、电动单车、滴滴网约车在内的综合出行用车车队，对接商家为医护人员提供盒饭，随时解决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在衣食住行中遇到的问题……汪勇在自述中说到：“只要医护人员呼唤，我们随时都在。”“我觉得他们在为我拼命，他们觉得我在为他们拼命。”这种在抗疫行动中成长起来的普通人的质朴心声，以个体之间的守望相助回应了命运给予人类的重大考验。

这种深入生命的“在场式”书写也使脱贫攻坚主题的写作凸显出了“注重内在精神沟通”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同主题写作中的概念化和模式化困境。朱朝敏在写作《百里洲纪事》时首先就强调了自己对故乡百里洲的深厚情感，提出精准扶贫的关键除了解决物质贫乏之外还要关注贫困户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帮助他们获得价值感和尊严。正是基于这两个写作原则，作者在12个精准扶贫的故事中呈现了更为幽深层面的心理隐疾、精神障碍、道德信仰和人性人心，以及她作为写作者和亲历者的悲悯、温暖与力量。于是我们跟着她一起探幽查微，进入更为内在的“精神现场”：对于因农药中毒而脑部受损、妻子失踪多年的杨勇来说，除了国家的扶贫政策外，支撑他努力生活下去的还有等待家人归来的希望，这希望就犹如灯塔一样抚慰了人们的悲伤、构建了未来的念想。对于同样因农药而家庭破裂的覃老太来说，她的精神期盼不仅是抚养被遗弃、被伤害的女孩金蓉，还要让坏人罪有应得、让金蓉拥有安定的生活，更要拼尽全力整治当地被农药破坏的土壤和水环境，为故乡争取更多的生机和未来。对于没有子嗣的孤寡老人来说，扶贫办和福利院在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外，还应关注到他们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从心里健康层面进行帮扶……当作者以参与者的身份回到故乡、回到生命的本源、回到乡村生活的原真状态，作为文字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使她敏锐地触探到贫困户内在的心灵障碍和他们的精神期盼，从而在心理分析层面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人性的复杂与乡村发展带来的问题症结，赋予“脱贫攻坚”题材写作更加鲜活、生动、丰富的审美内涵。

三、

社会生活的审美化表达

作为一种及时感应和回应时代召唤的文体，报告文学在反映深层集体心理、见证社会生活风貌、探求历史发展趋势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与此同时，作家们也在不断探索如何赋予这些作品更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追求“真实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结合。这一点，在2020年湖北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中有鲜明体现。

《生命之证》的两位作者在创作记中明确提出“为社会留档、为历史存真、为民族铸魂、为人类问道”的创作主旨。与之相应，在艺术策略方面，《生命之证》采取了全景记录的写作方式，通过国家、社会、个体在疫情中的反应，在过程中全面呈现特定社会事件中的政治、文化、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细节。作家们秉持科学精神，通过调查式写作来探寻真相、还原本来、呈现意义。为了更加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生命之证》着力描写了一个个行动中的“小人物”，通过刻画他们的灵魂来彰显中国人、武汉人的英勇无畏和大义担当。在此基础上，两位作家立足总体性视野对瘟疫与人类、灾难叙事、文学疗治等命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审美思辨，构建了独特的文本空间叙事美学，如将一个个碎片化空间汇聚在同一种情绪基调中，形成了克制而充盈的情感体验；将“各大医院产科中的新生儿诞生”放在最后一章来书写，与之前那些生命逝去的悲痛相链接，形成了更加深邃的情感召唤；将各个地理空间排列组合成具有审美意味的文本空间，表征着更具时代意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更加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

同样从社会生活的审美化表达这一角度入手，朱朝敏在《百里洲纪事》的后记中进行了关于“精准扶贫的乡村文学意义”的思考，认为“今天的乡村承载了历史的演变和时代的痕迹”，是民心民情最集中的地方，是生命根源的指认和时代社会发展的见证，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呼愁。因此，她选择了心理分析的叙述策略，透过表层的行为举止去探寻内在的意识流动，深入阐释卑微灵魂的希望之光、无私奉献背后的潜在愧疚、倔强固执掩藏着的自卑孤独和主动救助承载着的自我救赎。作者还将笔触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层面，从那些朴素自发的人物行为中细细勾勒出近似于大地母亲、英雄、逐日、因果等原型，从而引领读者一起回到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本源。同时，整个文本还洋溢着浓厚的诗意化审美风格，扉页上的诗句“此际/大地在，流水在，天空在，孤岛在，/我在，你在”奠定了写作的情感总基调，“灯塔”“我们想要虞美人”“从前的暴风雪”等标题和每个故事开始前的感知性序言、结束后作者手记中的情感共鸣，和故事本身一起，以互文的结构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

此外，2020年的湖北文坛还在报告文学领域收获了一定的成绩、启动了系列推动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的活动。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田天与田苹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2019年出版）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奖，入选第五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获奖教材名单。在中国作协2020年扶持项目中，王玲儿的报告文学《艳阳天——湖北、贵州搬迁扶贫实录》入选“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刘醒龙的报告文学《如果来日方长》、刘诗伟和蔡家园的报告文学《生命之证——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普玄的报告文学《疫病里的城市和苍生》、叶倾城的报告文学《我在我的城》、严辉文的报告文学《军安南路的春天》等项目入选“抗击疫情”主题专项。2020年6月，湖北省作协举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荆楚作家走乡村”采访创作活动；2020年9月，湖北省作协携手湖北省妇联、中国妇女出版社启动了《致敬了不起的她——中国女性抗疫故事》的采写活动。湖北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还将继续迎来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