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NO.1

她的相片挂出来的时候，是一九八八年，当时，我在钢厂里当工人。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风呼呼地刮着，下马街上的梧桐树叶满街翻飞。我骑着一辆“飞鸽”牌破车，哐当哐当地穿行在街上，路过照相馆门口时，猛然瞥见那里挂出一幅照片。

因为是下班时间，街上车水马龙，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小车，但那会儿自行车却不少，还有板车、公交车和货车。照相馆就在菜场附近，那些买了菜的人，拎着篮子或者布袋，不远不近地站在街边，一边瞅着照片，一边说着各式各样的事情。

我瞅了瞅照片，若有所思地回到了出租屋。

我的出租屋在一个叫汪如的湾子，那是个小村子，离我们厂不远，就是走着上下班，也不过二十分钟。那时，我的月工资不到一百块，能够拿出二十元来租一套房，也算是舍得了。厂里的单身宿舍两人一间，到处污水横流，整天臭烘烘的，同室的王小琥是我同事，也是个炼钢工。他的女朋友老是跑来黏着他，我想安静地看看书或者写写诗，都很困难。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对于那些没结婚就跟男友睡在一块儿的女孩子，我特别反感，于是卷起铺盖，搬到了厂外的村子里。

当时，我们钢厂的效益马马虎虎，工资也能按时发放，师傅们还是觉得我傻。他们说：你一个从乡下招工进来的小伙子，放着单身宿舍不住，每月花二十块去租房，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二十块钱，可以买十五斤猪肉呢！师傅们又说，你晓不晓得呀，下马街火车站里那些卖身的女人，做一次才十块钱呢。

“胡说八道！”我红着脸嚷道，“怎么可能呢？我不信。”

到了出租屋，我将自行车停在院子里，旁边停着林老板的黑色摩托车。这时，罗玉过来了。她是我们钢厂的子弟，她爸是副厂长，她跟我暗示过，如果我跟她处对象，她会想办法，让我很快从合同工转为正式工，还能把我从车间里调出来，去坐办公室。说实话，罗玉提出的条件挺诱人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如果有一间办公室，坐在里面写写诗，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呀。再说，像我这么一个从农村招工来的穷小子，在谈对象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呢？这辈子能找到一个城里的姑娘做老婆就算万幸了。问题是，我是个一根筋的人，认死理，一切凭着感觉来，尤其是恋爱婚姻这种事，怎么能马虎呢？罗玉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子，我不能骗自己，更不能骗她。我曾设想过，如果她身上有着小月（哪怕有那么一点）的那种朴素和傻劲，我就答应她了。小月是房东的女儿，在附近幼儿园当老师，她留着那种像滚珠一样的小发辫，整天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可惜个头太小，眼睛也不大，还是单眼皮，我这个人天生喜欢漂亮姑娘。

上楼的时候，房东老太太突然从一楼房间里冒出来：“小胡呀，你这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呢，都过了三天了！”

罗玉立马从大衣口袋里摸出钱包，抽出两张十元的钱币，给了老太太。

“这伢长得真好看。”老太太拿着钞票指了指罗玉，随后又对我说，“你也好看，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

我租住的房子是一幢两层楼，据说是房东老太太带着小月捡废钢建造起来的，二楼的地板不是现浇的预制板，是那种杉木板，上面刷了油漆，古色古香的。每层两套房子，面对面，共着一间楼梯。房东住一楼东头那套，西头租给了林老板，林老板是福建人，在下马街上做工程。二楼除了我，还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也是我们钢厂的。

进屋后，我直接进了卧室，然后坐在写字台前，准备写作。那首叫《怎么办》的诗只写了一半，我得抓紧时间把它写完，然后投给本地的报纸。这是一首爱情诗，讲述的是一个男孩被两个女孩爱上后，不知道如何选择，没错，诗里有我本人的影子。

刚一坐下来，我就闻到一股香味，一楼的林老板又在煨排骨藕汤了。我住的房子铺的是木板，木板上有缝隙，阻隔效果不够好，林老板每次煨汤，我都能闻到香味。见我又在写东西，罗玉安静地坐在旁边，直瞅着我。

“你的事，我给我爸说了。”罗玉说。

“说什么呀？”

“我爸刚开始不同意，他嫌你是农村人，兄弟多，家里困难。”罗玉说，“后来见我态度坚决，终于松口了，他想见见你……”

我支吾一声，陡然想起挂在照相馆门口的那幅照片。那是一幅黑白照，起码有二十四寸大小。照片里是个女孩，长着一对酒窝，二十多岁，看起来跟我和罗玉差不多年纪。在我印象中，下马街照相馆里的照片多半挂在店里面，很少拿出来晒的。有过一段时间，那里曾挂出过两幅照片，先是一幅小孩的艺术照，然后是一个炼钢工人的劳动照，各挂了一个多月，很快又被撤下来。这大半年，照相馆的门口一直空着，今天，猛然冒出一个年轻女子的黑白照，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NO.2

进钢厂之前，我曾复读了两年高三，我一直想考大学，读中文系，再做一个诗人。我说过，我是个一根筋的人。

那年头，好多人都想当诗人，当作家。我老家一个叫柯山的年轻人，在省报上发了一首短诗，从村小学直接调到县文化馆，成了吃商品粮的公职人员。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高中的前两年，我就偷偷地写诗，然后偷偷地寄到市里的报纸和刊物，每次都是石沉大海。班主任知道了，说我是傻子：你连五分钱的白菜干子都舍不得吃，却把钱花在那些信封和邮票上，你这是何苦呢？你要是真想写诗，考上大学再写也不迟呀。第一次高考，距离大学分数线差五分，复读一年再考，还是差五分，我咬咬牙，又复读一年，结果差了六分。我终于死了心，通过关系招工进了钢铁厂，成了一名合同工。

我们家兄弟四个，父母亲是农民。我总记得，那年头，刚刚改革开放，家里人一个个挺忙碌的。父母亲一天到晚待在责任田里，他们就爱看到家里的粮仓装得满满的样子；大哥扛着羊镐到后山去挖洞，有人说，山里有金矿，大哥挖了半个多月，结果还是没挖出矿石来，他不服气，又去邻村找矿去了；二哥在县城里跟一帮朋友学做生意，他贩过皮鞋和香烟，他做梦都想成为“万元户”；三哥待在乡下，跟着父母亲种庄稼，有个雨天，他竟然带着邻村王家湾的一个有夫之妇跑到了外省，三年没有音信。除了三哥，大哥二哥和我都是单身汉，特别是大哥，三十出头还没对象，父母亲愁死了。

进厂报到那天，父亲挑着铺盖送我进城。他站在下马街的十字路口，盯着我们钢厂的烟囱说，好大一片厂子呀，你就好好干吧，想办法早点转正，争取吃上商品粮。

下马街这地名，据说与岳飞有关，当年为了抗金，这位民族英雄特意赶到这里下马铸剑。最先叫下马地，后来因为办了几家企业，就改成了下马街。主干道不到一公里长，两边栽着梧桐树。街道两边，除了我们钢厂，还有一家拖拉机厂、一家标准件厂和一家电镀厂，四家企业的职工家属加起来差不多有三万人，下马街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我还记得，第一次逛街的那个傍晚，一个穿着喇叭裤的小伙子，拎着一台三洋收录机，从街中心横穿过去，旁边伴着两个烫了头发的姑娘。收录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就是那天，我听说了台湾歌星邓丽君这个名字。回到宿舍里，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何日君再来》。

街中心还有一家舞厅，离照相馆不远，就在十字路口附近，到了晚上，舞厅门口挤满了年轻人。第一次去那里，是王小琥拉我过去的，舞会上，我认识了罗玉，她有句口头禅：“我爸是钢厂的罗厂长……”她说我长得像电影《庐山恋》里的男主角郭凯敏。当时，我没否认，读高中那五年，班里的女生就说我长得像电影明星，有的说像郭凯敏，有的说像达式常，还有的说像唐国强。我曾暗暗发誓，既然咱长得像明星，将来就得找一个像明星的女朋友，否则对不住爹娘给的这副皮囊。

NO.3

炼钢工是钢厂里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我上岗没两天，钢包发生爆炸，一名青工活活烧死了。因为这件事，我盼望着能够早点转正，坐在办公室里写诗，可是，我还是不太愿意去见罗玉她爸，主要是不好意思去见他。

罗玉找我的第二天早晨，我决定去下马街菜场买点菜，顺便到邮局买些邮票和信封。晚上，王小琥他们几个要过来，我正好听听他们的意见。

刚一出门，只见小月抱着几只大箩卜站在门外，笑嘻嘻地盯着我。

“听说我妈昨天收了你的房租。”她将萝卜塞在我怀里。萝卜上黏着泥土，弄脏了她的紫色上衣。“我从菜地里挖的，反正你也用得着，对不对呀，胡哥？”

“那不行！”我要还给她，“你妈知道吗？”

“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她也不会怪我的，你放心好了！嘻嘻……”小月甩了甩头上的滚珠小发辫，嗵嗵嗵地跑下楼。

我骑着那辆破“飞鸽”到了下马街。到了邮局，才发现没开门，我只好先去菜场。我的身上只有五块七毛五分钱，我得买一斤肉，一条鱼，一包花生米，还得买一点青菜。出租屋里有一瓶竹叶青老酒。王小琥那小子特别能喝，一次能喝半斤，我考虑着是否再买一瓶。从菜场里出来时，我翻开口袋瞧了瞧，只剩下八毛钱，买不成酒了，待会我还得买几个信封和邮票。

接下来，我推着车子径直去了照相馆，门口的那幅黑白照片，昨天没来得及细看，今天我得好好瞅瞅。

结果一瞧，我大吃一惊。照片里的姑娘跟张瑜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双胞胎。张瑜就是电影《庐山恋》里的女主角，两颊长着酒窝、留着两条发辫的那个女明星，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床头上都贴过她的照片。下马街照相馆门口的这幅照片，是一幅放大的面部艺术照，照片里的女孩子，穿着乳白色高领毛衣，头部稍稍地侧歪着，微微卷曲的刘海，从两边额角垂下来，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肩头上，中间扎了缠着毛线的橡皮筋。姑娘脸颊上的酒窝，浅浅的，洋溢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气。最迷人的还是那双眼睛，乌黑的眸子定睛地盯着你，像认识你似的……

我瞧了半天，竟然忘记了离开，直到身边站满了人，我才推着自行车回到对面的邮局。

邮局还没开门，他们是九点上班，还差半个小时。这时，林老板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他露出满嘴的大金牙，老远就笑嘻嘻地盯着我。他使劲按了按摩托车的提示铃，缓缓地停下来，从扶手上取下棕色皮包。

“我来买几个信封和邮票……”我主动说。

“我给你捎回来算了。”林老板拍了拍皮包，又露出了大金牙。“小胡你先回去吧，还有半小时呢，我是来给老家汇款的，今天必须汇过去。”

我瞧了瞧邮局，这是一幢老式平房，屋面上盖着红瓦，墙面粉了水泥，墙根和墙裙涂了绿漆，颜色跟门口的邮筒一样。因为平时没什么交集，我觉得似乎不妥，随后从口袋里抠钱。林老板见我半天才抠出两毛钱，一把捉住我的手，用地道的福建话说：

“算了算了，小胡！小事一桩啦，邻居之间别算得那么清楚，好不好嘛？”

当天晚上，王小琥带着几个哥们过来了，就着一斤肉、一条鲢子鱼和一包花生米，还有几个大萝卜，我们先喝干了一瓶竹叶青，随后又从汪如湾的副食店里扛回了一箱啤酒。

“今天，我在照相馆里发现了一个女明星……”我突然说。

“什么明星？”王小琥一时没听懂我的意思，“难道比罗玉还漂亮呀？”

“比她好看多了，简直跟张瑜一个模子。”我挥了挥手。

“不可能吧？”王小琥直瞪着我，“下马街上还有长得像张瑜的？我怎么没见过呀？”

“那肯定不是我们下马街的！”王小琥又说。

接下来，我吞吞吐吐地说到了罗玉，我说我想换个工作环境，不知道能否找找罗玉的父亲帮个忙。王小琥捏着啤酒瓶，直瞅着我：“有句话，兄弟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讲。”

“我听说罗玉过去谈过对象，都订婚了，还住到人家屋里去了。”王小琥举起啤酒瓶猛喝了一口，“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后来，我喝多了。王小琥刚一离开，我就吐了，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小月跑到楼上来，又要送我去厂医院。上一次，我也是喝多了，胃出血，小月用板车将我送到厂医院，她一边跑，一边喊：“胡哥胡哥，你要坚持住……”

一会儿，林老板也上来了，他给我泡了一杯蜂蜜水，顺便给我送来了信封和邮票。小月一直扶着我，生怕我摔倒了。

我一把推开小月：“我的事，你不用管！”

她噘着嘴巴，噙着泪花下楼去了。

NO.4

从出租屋到厂里有两条路，一条要经过下马街，另一条不用过。自从照相馆挂出照片后，每天上下班，我都会穿过街道，直盯着照片，要是哪天没看上几眼，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一次没留神，只顾着回头看照片，结果差点撞上了汽车。

我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女孩就是张瑜，而且远看比近看更像。王小琥说得对，下马街上没有这么好看的姑娘，虽然我进钢厂的时间不到半年，可我没少去舞厅混，四家工厂的那些女孩子，我基本上都见过，特别是那几个长得漂亮的，我都说得出名字来。既然不是下马街的，她会不会是外地人，或者是市内中心城区的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时间。

那天中午，我趁着下班顺便去了一趟邮局，那首《怎么办》的诗作被我修改了七次，我准备寄给市里的报纸副刊。

因为是中午，邮局里没什么人，门口处竖着邮筒，旁边停着邮递员的自行车，自行车通体都是绿色，连挂在后座和横档上的帆布包都是绿的。我从口袋里抽出装了稿件的信封，正准备塞进邮筒，突然瞥见侧面的树底下停着一辆摩托车，这不是林老板的车吗？

我转身进了邮局大厅，林老板正趴在柜台上填写汇款单，旁边放着他的棕色皮包。

一九八八年的下马街邮局，只有一间大厅和一间存放包裹的小房子。大厅里面横着两排供顾客坐的木椅，大厅中央隔着高高的柜台，里面低头坐着一名女职员，她的身后是一排存放信函和票据的铁皮柜。大厅里除了林老板，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她拎着扫帚正在清扫地面的碎纸，见我进来，她抬头瞧了我一眼。柜台里那个低头坐着的女职员显然是个年轻人，头戴圆帽，帽子上端镶了一圈白边，自然卷曲的刘海从帽檐底下钻出来，搭在她光洁饱满的前额上，两条粗黑的辫子中间扎了缠着毛线的橡皮筋，随意地垂在两边肩头上。她穿着一套绿色制服，小翻领，中间有三粒纽扣，两边各有两粒装饰扣。她一直低着头，正在整理一叠票据之类的东西。可能感觉到有人进来，她抬头瞥了我一眼。

我顿时愣住了，这不是照相馆门口相片上的那个女孩吗？

“林……”我喊了喊，眼睛却直瞪着柜台里的女孩子，嘴巴张得大大的。

“小胡，你怎么来了呀？又过来买信封呀？”林老板掉过头来，手上捏着汇款单和圆珠笔，单子里都写出一排字了。

“不是！我……我来寄……寄信的。”我指了指屋子外面，又指了指手上的信封，“我看见了你的摩托车。”

说完，我又瞧了瞧那个女孩子，她笔挺地坐在那里，没再看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的制服里面是一件乳白色的高领毛衣，两边脸颊上是一对浅浅的酒窝。

随后，我从邮局里出来了，心里慌慌的，脸皮发红发热，像感冒了似的。我远远地瞥了瞥照相馆，那幅照片的大致轮廓还看得清楚，天哪，原来那照片里的姑娘，竟然是对面的邮政工作人员。

回到出租屋，罗玉又来了，她站在院子里，一脸严肃地跟小月谈话。房东老太太又去钢厂的废渣堆淘宝去了。小月红着脸皮，低着头，支支吾吾的，手上玩弄着发辫，见我推着车子进来，她抬头瞥了我一眼，转身走开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哪？”上楼后，我盯着罗玉问道。

“没说什么。”罗玉笑了笑。“我今天过来是要告诉你，我爸主动提出想见见你，你怎么不去找他呢？难道要他找你吗？”

“我不想去。”

“看来你是真的不爱我。”罗玉的眼睛立马就红了，“你是不是爱上房东家的那个小矮子呐？”

她指了指楼底下。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小月！”我吼道，“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别人？我又不是你男朋友。”

“那你为什么让我给你交房租？”她抖动着双手，脸皮都涨红了。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是你主动给房东的……”

“我不要你还。”罗玉摔门跑了出去，“你就是个骗子！”

随后，我也跟着跑了出去，我想把罗玉拦住，我要她说清楚，我到底骗了她什么，我既没抱过她，也没亲过她，我们什么也没做，只是普通朋友，是她一厢情愿，怎么能说我是骗子呢，真是莫名其妙。

追到楼底下，碰到小月正准备去幼儿园接班。她挂着一个花布包，低着头，脸色不大好。我喊了她一声，她没理我，黑着脸皮出去了。

NO.5

一连好多天，罗玉没有再来找我了，每次下班回来碰到小月，她依旧黑着脸，也不搭理我。我立马意识到这出租屋住不下去了，我得搬出汪如湾，另找一处地方。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连续去了两趟邮局，屋里明明还有信封和邮票，我又买了一些回来，顺便将那首《怎么办》的诗作寄给了市内的一家文学刊物。这两趟里，第一次她不在，里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阿姨，同样穿着制服，戴着帽子，给我信封邮票的时候，还瞪了我一眼。第二次，她在，还是上次见过的那副打扮，还是坐在原地方，低头处理手头上的事，旁边放着一把长柄锤形邮戳。

我走过去，拿出一元纸币，盯着她的前额说：“买十张两分的邮票，再加十个牛皮纸信封。”

“好的，稍等。”她没看我，伸手接过钱，从桌面上抓过一张邮票连号纸，又抓起一把黑色小剪刀，沿着虚线给我剪出十张邮票。接下来，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牛皮纸信封，像数钱一样数了十个，一并与零钱递给我。

她瞥了我一眼，随后又低头忙了起来。

“谢谢！”我的心怦怦直跳，眼睛一直盯着她的两条辫子。她没吱声，拉开抽屉瞧了瞧，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照相馆门口的照片，是……是你吧？”我一边收拾着信封和邮票，一边指着街对面的方向。

“嗯嗯。”她抬起头，扫了一眼门外，又瞥了瞥我，低头笑了起来，脸皮都红了，“哪里呀，那个方老板也真是……其实，我照得一点都不好，我让他取下来，他不同意……唉，没办法。”她摇了摇头。

“我觉得挺好。”我盯着她长长的眼睫毛，“你长得像张瑜……”

“张瑜？电影明星呀？不会吧？”她又抬头瞥了我一眼，随后闪开了。“人家是大明星，我一个下马街的人，怎么能跟她比呀！”

“你真的很像她，你比她还……”我突然提高了嗓门，像喊一样。这时，一名邮递员进来了，他穿着制服，头上戴着大盖帽，怀里抱着一堆邮件。

我只好出去了。站在门外，我瞧了瞧邮递员的自行车，又瞧了瞧窗户，里面的女孩子正好抬起头来，应该看见了我。

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刚才在里面，她是否也觉得我长得像电影明星呢？难道她就没看出我像《庐山恋》里的男主角吗？

接下来，我又去了一趟照相馆。这是一幢三层楼，一楼的地势相当于地下室，比路面低出一大截，连同三楼一起做了宾馆，二楼与马路在同一水平面上，全是门店，照相馆租用了其中的两间。站在门口，我盯着她的照片，又瞧了半天。

“我想补拍一张身份证照片。”我来到服务台前，瞧着坐在里面的中年男人。他大约三十来岁，乌黑的头发冒着油光，下巴倒是刮得光光的。

“好呀！”他连忙放下手上的照片，他打算把它们装入一个纸袋里。他朝我笑了笑，“身份证丢了？”

我点了点头，随他进了里头的工作室。

“你姓方吧？”我问了他一声。他掉过头来，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姓，我说我是听邮局里那个美女说的。他点头笑了起来。

屋里面光线晦暗，他开了灯，指着一条长凳，让我坐下来。接着，方老板开始鼓捣照相机，他突然跑过来，抱着我的头部校正着姿势。拍完照片后，他盯着我说：

“你是钢厂的吧？”

“是呀。”

“我原来也是钢厂的正式工，工资太低，我干脆出来搞个体算了，好歹图个自由……”他从头到脚将我打量了一番：“这样，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情，你今天照相，我不收你的钱，我想给你拍几张艺术照试试，如果效果好，我把它挂在外面，你看行不行？”

“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又瞧了瞧门外，“我行吗？”

“行，绝对行！你是下马街长得最帅的小伙子。”方老板竖着大拇指，“你刚才一进来我就发现了，你知道你长得像谁吗？你特别像一个电影明星！”

NO.6

当天晚上，方老板就把我的照片洗出来了。次日上午，我去照相馆里拿了照片，他说，过不了几天，他就把我的照片放大后挂出来。

接下来，我随着钢厂考察团去了上海宝钢，在宝钢炼钢车间，一名年轻漂亮的女讲解员给我们介绍了情况，她穿着深色制服，头上戴着蓝色钢盔，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直盯着她，心里却想起了下马街邮局的那个姑娘。

五天后，我回到厂里。小月还是不理我，罗玉也没过来。我想好了，赶紧再找个地方搬出去算了。

出差回来的第三天，是个周末，正好赶上我休息，我打算整理一下屋里的东西，到时候搬起来方便。那是个雨天，屋后的樟树叶子漫天翻滚，飘落到了二楼阳台上。我正要关上通向阳台的门，从一楼突然传来敲门的声音：

“林老板在吗？”

我连忙跑到阳台，用手遮住雨，歪着身子往楼下瞧了瞧，一个穿着红色大衣的女孩子打着雨伞站在楼道里。她一边收伞，一边跺着脚，雨水溅到她的大衣上，因为不在一层楼，我只能看到她的大衣和雨伞，上身和面部完全被外墙挡住了。

接下来，一楼的房门吱的一声打开了，随后又轻轻地关上，几乎没什么声响。对面的房东老太太还有小月，一大早就出门了，当时，我还在床上，听到她们出院子的声音，叽叽喳喳的，可能是走亲戚去了，要么去逛下马街了，不过，这大雨天，又冷又湿的，有什么逛头呢？

我转身回到屋里，为避免弄出声响，我故意让门敞着，风呼呼地吹进来，墙上的挂历翻卷了起来。

一楼林老板的房子里先是一阵安静，随后有了声音，嘀嘀咕咕的，完全听不清楚。我将双手捅在裤袋里，心跳陡然间开始加速。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租住的是两居室，一室一厅的那种。林老板的卧室就在我底下，他晚上打鼾的声音，老是干扰我的诗情和美梦。现在，一个雨天里，一个年轻姑娘独自过来造访他，两人的声音听起来鬼鬼祟祟的，我越想越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风实在太大了，我只好将阳台门掩上，墙上的挂历立马恢复原有的状态。我继续捅着双手，在屋里走来走去，为避免弄出响动，我一路蹑手蹑脚，像小偷一样。

接下来，我强迫自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盯着窗外雾蒙蒙的天色。

一会儿，楼下的声音似乎大了一点。林老板好象在问对方淋湿了没有，接着又让她把伞放在客厅里。“到里屋去吧……”林老板很客气地邀请说。

然后，屋里又没了声音。我起身离开沙发，侧身回到卧室。

我的心一惊，顿时明白了什么，低头盯着卧室的楼板。我像木桩一样站在卧室中央，眼睛直瞅着脚下的楼板，心脏怦怦地跳动着。我来到门口，关了电灯，屋里的光线暗了下来。我屏住气息，瞧了瞧四周，房顶、屋角还有地板，到处都是灰尘，我从裤袋里抽出双手，跪下身子，贴着地板趴下身去。

地板上布满了缝隙，我跪在上面，对着一条缝隙埋下头去。屋里安静死了，我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能听见，我瞧见了林老板的床角，还有他的大半个身子。林老板的房间，我去过一回，那里面放着一张双人钢丝床，不知道是因为用久了，还是因为质量太差，那张钢丝床塌陷得厉害，都快挨着地板了。这会儿，他穿着棉鞋和睡裤，坐在床沿。那女子从门口走了进来，快到床边了，又转身朝着门口走去，因为角度问题，我只能看到她的下半身，没法看清她的头脸。

那女人刚刚返回到床前，我就看清了她的脸。她留着一对乌黑的辫子，中间扎了缠着毛线的橡皮筋，那对辫子随意搭在肩头的大衣上，大衣里面是乳白色的高领毛衣……此时，林老板已脱光衣服，半躺在被窝里，床头上放着一张五十元大钞票，旁边是一包打开的香烟。

“不是只要十块钱吗？”我突然想起师傅们说过的那些话，下马街火车站那些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做一次不是十块钱吗？她为何要这么多？就因为她长得像明星吗？

那时候，一百元新版纸币还没发行，五十元是最大的面值。我们每月拿到的工资，都是一些十元或五元的钱币，很少看到五十块的纸币。

接下来的一幕，我扫了一眼，心脏立马停止了跳动，眼前一片漆黑。

过了一会儿，他们好像做完了那事情。她从被窝里快速露出头来，脸色绯红，然后一把坐了起来。接着，她开始穿衣服，林老板好像说了句什么，大概是还想让她再待一会儿，她摇了摇头，继续穿衣服。

我立马从床底下爬出来。

我红着脸，蹑手蹑脚地来到阳台，眼睛直盯着一楼的门口。雨小了一些，但还在下，风也小了一些，但还在刮。一会儿，她穿着红色大衣，捏着雨伞出来了。她来到院子，撑开雨伞，她的两条辫子对称地压在肩头的大衣上。

回到屋里，我又来回走了起来，我竟然还不敢大声地走动。后来，我突然跑出门，像燕子一样，飞快地冲到楼底下的院子，紧接着，我推着“飞鸽”牌破车，火急火燎地出去了。

出了院子，我才发现忘了带雨伞。我很快瞧见她了，在这寒冷寂静的郊区乡村里，她的红大衣像火焰一样耀眼。我放慢了速度，不远不近在跟着她。从汪如湾出来后，得穿过一条铁路，再穿过我们钢厂的西大门。她始终没有回头，高高地举着那把雨伞，那是一把绿伞，看成色是一把新伞。

走到大约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停下来对自己说：就是她！你还跟着她干啥呢？

但我还是紧跟了上去。

后来，她到了下马街上的邮局门口，她瞧了瞧周围，不过没发现我。她果断地转过身子，进了邮局后面的家属院，那里有两排平房，红瓦，墙壁上粉了水泥。

我瞧了瞧马路对面的照相馆，因为下雨，雾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当时，我的头发全被淋湿了，头上、脸上沾满了楼板上的灰尘，再看看胸口和裤子，全是黑乎乎的，那样子像个怪物。

我这副样子，她怎么可能会认出我来呢？

NO.7

第二天是晴天，我请了假，没去上班。我将屋里的东西简单进行了打包，除了被褥、碗筷和开水瓶之类的生活用品，别的我不打算带走了。我还决定，此后再也不写诗了。我想好了，搬出汪如湾后，也不再另找出租屋，重新搬回到职工宿舍。

从汪如湾出来，我骑着车子，先去找了罗玉。她在厂财务科上班，我把她叫出来，站在门口的花坛前面，我郑重地告诉她，我决定与她正式处对象，随后作了一番自我检讨，我说都是我不好，让她伤心了。她跳了起来，一把搂着我不放。

接下来，我去了下马街照相馆。人还没到，我就远远瞥见我的巨幅照片已经挂了出来，就挂在店门的左边，她的照片挂在右边。

“方老板，请你把我的照片取下来，我不想挂在那里……”我指了指门外。

“为什么呀？才挂两天呢！”方老板从店里跑出来，抹了抹乌黑发亮的头发，手里捏着照相机。他掉头直瞅着我的艺术照：“拍得不好吗？应该还行吧？这两天，过来照相的小伙子大姑娘还真不少呢……”

“把它取下来吧。”我一直站在店里面，我不想让街上的人看出是我的照片。“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帅，我求你啦！”

“到底为了什么呀？”方老板突然红着脸。“下马街上的人都在夸你呢，想不到我们这个小地方，还有这么好看的金童玉女……”

“我请你今天务必把它取下来。”我起身准备离开，“要是我晚上过来它还在这里，我只有自己动手了。”

回到出租屋后，我去房东老太太那里结账。她说我欠她一个月的租金，其实，我心里清楚，没有一个月，还差几天，但我还是付了她二十元钱。小月不知道我要走，她到幼儿园上班去了。

我转身回到卧室，眼睛直盯着那些长长短短的地板缝隙。林老板出门了。我突然抬起右脚，对着楼板使劲地踩踏起来。

到了中午，王小琥他们过来帮忙，就这样，我又与王小琥重新住在了一起。有个晚上，他的女友又来了，他有点为难地瞧着我，我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睡你们的，我睡我的，我保证不影响你们，我一倒床就能睡着。那天晚上，他们折腾了一宿，我其实一直没睡着，假装打鼾，其实我的眼睛是睁着的。

仅仅过了一个月，厂房管处给我单独安排了一间宿舍。搬家那天，罗玉过来了。她没多说什么，只是问我对新宿舍是否满意。我直点头，我知道，这是他爸的面子。

当天，我收到了市内那家文学期刊的用稿通知，那首《怎么办》的诗，他们打算发表在最近一期刊物上。那首诗，算是我的处女作，我没告诉罗玉，我将用稿通知捏成一团，悄悄扔出了窗外。

来钢厂刚满一年，我很顺利地办理了转正手续，随后不久，我从炼钢厂调到了总厂办公室当秘书。我记得很清楚，我到厂办报到没过几天，看到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那天，街上飘满了柳絮，我一直都在忙，没想太多。

当年秋天，我跟罗玉结婚了，厂里给我们分了一套两居室。那是一九八九年，当时，年轻人结婚很少单独有房子，要么跟父母亲挤在一块，要么到外面租房，要么就像王小琥那样，在单身宿舍里过日子，把同室的工友赶走。

罗玉家陪了不少嫁妆，冰箱、彩电、洗衣机，全是她带来的，就连洗脸盆和开水瓶都是她的。我的乡下父亲卖了一千斤谷子，给了我一百五十块钱，我用它买了一只电饭煲和一只烧水的铁壶。我的兄长们没有给我一分钱，大哥还在家乡一带找矿，二哥还在县城里贩买贩卖，三哥依然杳无音信。

新婚之夜，我喝醉了，又要吐，罗玉立马给我脸色看。我想起小月，想起她在黑夜里拉着板车送我到医院抢救的情景。后来，我酒醒了，这时，罗玉已经上床。我瞧着窗户上的大红“囍”字，还有屋里堆得高高的被褥枕头，心里特别知足。接着，我也上床了，我坚持要开灯睡觉，罗玉不同意，果断地将灯拉熄了。黑咕隆咚中，她率先脱光了身子，紧紧地搂着我……后来，我们都去了卫生间，我没有看到书上所说的处女血，罗玉没解释，我也没问她。

一年后，我们有了儿子。儿子长到两岁时，我已经是我们钢厂建筑公司的一把手。我凭着岳父的关系，将厂里的钢材特批出来，转手卖给别的建筑公司，从中捞取差价。

到了2000年，我已经是下马街上最大的建筑商。这时，我已经从钢厂宿舍里搬了出来，住入市内的别墅区。那阵子，政府正在搞国企改革，我借助企业改制，几乎没花钱，就将建筑公司弄到了自己名下，随后更名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我把大哥和二哥也都弄到自己手下，把年老的父亲接到城里来看门。俗话说，打虎得靠亲兄弟，有了大哥、二哥的帮衬，我的企业如虎添翼，发展迅速，没过几年就挤进了全市最有实力的地产公司行列。2008年，我打通关节，拿下了下马街旧城改造项目，投资总额十个亿，照相馆、邮局还有舞厅，都在拆迁之列。此时，照相馆的生意早就不行了，成年累月没什么人过来。邮局的那排平房，后来虽然改造成了两层楼，生意也很清淡，写信的人越来越少，没办法，人人都有了手机。

那天，我路过下马街，看见工人们正站在照相馆门口，准备用白石灰刷写“拆”字。我停下车子，缓步来到照相馆。

方老板坐在里面，戴着老花镜，正低头清理抽屉里的旧照片。他的头发全白了，头顶上的头发也掉了，露出一块像肉瘤一样的红色头皮。他瞧了瞧门口突然晦暗下来的阴影，缓缓地抬起头来：“胡老板来啦？”

“方老板好！”我握了握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像死人的手。

“我好像知道你要来，怪事！我一直在找你的底片，我记得那年是留存了的……我怎么找不到呢？”

“你说的是那幅艺术照吗？”我指了指门外，“都二十年了，别找了！我要那东西干吗？吃不能吃，喝不能喝的，你就是找到了，我也不要。”

“我再找找。”方老板推了推老花镜，“我记得放在里面的……”

“生意怎么样？”我随口问了一声。

“不行喽，现在哪个还来照相呀？人人都有手机。”方老板苦笑着，头顶上的那块红皮似乎更亮了，“过一天算一天呗。”

“我记得当年这里……好像挂过一个年轻女伢的照片。”我指了指门外。

“老早被她拿走了。”方老板朝着对面的邮局努了努嘴，“你的照片拆下来没多久，她也把照片拿走了……她姓杨，我一直喊她小杨。”

“为什么呀？”

“她老公跟她离婚了，说她暗地里跟那些有钱人瞎搞……天知道是真是假！”方老板摇了摇头，停止了翻找，抬头瞥了我一眼。“她老公跟她一个单位，我见过那个人，也是命不好，结婚没两天，在下马街上被车撞了，一双腿从这个地方锯掉了。”方老板拍了拍自己的膝盖，愤愤地说：“他一个残疾人，还计较什么呢？就算小杨有那个事，他也没必要离婚呀！”

“呃……”我咕哝了一声。

“不到一年，小杨生了个儿子，结果那孩子得了脑瘫，你说说，这种女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说完，方老板又开始低头翻找起来。

“原来是这样呀。”我掉头瞧了瞧邮局，门口处立着邮筒，对开的绿漆木门关得紧紧的。“你后来见过她没？”

“据说离婚后，孩子随了小杨，后来孩子也没养活，她就提前办了停薪留职，不晓得去了哪里，我有好多年没见过她了，现在也该老了吧？当年，可算得上下马街上的一个美人啰……唉，红颜薄命！”方老板叹了一口气。

从照相馆里出来，我开着车子围着下马街转了整整两圈，然后突然加速，像驾驶赛车一样离开了。

接下来，我将旧城改造项目交给了大哥和二哥，大哥负责现场管理，二哥负责材料采购。二哥过去一直搞贩买贩卖，他躲着我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按照设计要求，浇灌地脚梁时必须使用大型号的螺纹钢，结果他和大哥私下一合计，竟然用了那种小型号钢筋，建设部门过来检查时，他们给人家塞了红包，一时蒙混过关了。

这一年，我的儿子正好高考，而我正准备与罗玉离婚，我在外面又养了一个小情人。她本名叫杨蜜，我把她的名字给改了，叫杨小月。她是我在九江市的一家洗浴店里认识的，当时，她光着上身给我按摩，当我睁开眼睛时，一眼瞥见她不仅长着一张明星脸，居然还留着两条辫子，辫子中间扎了黑色橡皮筋。当天，我给了她老板一笔钱，就把她带走了。在我生活的城市，我专门给她买了一套房子，包养了她。我没少给她花钱，把她像明星一样包装。有一次，她说她不想留辫子，想烫成大翻卷，我立马抽了她一个耳光：“只要你还想跟我混，你就别想把那对辫子弄掉……”下马街项目启动后，我将杨小月的照片放大到十米见方的大小，挂在新建的楼盘上。一期房子封顶那天，我牵着她的手参加了庆典。结果仪式还没搞完，房子就垮了，一共八幢，涵盖了下马街的几个主要场所，包括照相馆、邮局，还有舞厅。

当公安局的人开着警车赶到现场时，大哥、二哥早已跑到九霄云外。我站在下马街中心，瞧了瞧高高堆起的废墟，突然大笑起来，脸上糊满了泪水。我抹了抹脸，仰天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觉到自己终于解脱了。

荒湖，中国作协会员，黄石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魔庄》，小说集《半个世界》《无缝对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