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年参加香港书展，回程的时候在中环码头等船，看着维多利亚港两岸，突然深有感触：这真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点，气势磅礴，回肠荡气，很像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如果将来有作家能把这种感觉饱满地呈现出来，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气象！

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和创新。我们当然有深厚的、独特的岭南文化，这是我们的根，但不一定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是创新。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改革开放，再到大湾区和社会主义示范区，这种创新性现代思想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我们当然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但这不算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是创新。即使回顾到古代南粤，六祖慧能的伟大，主要也是创新，是对禅宗的革新，这种创新的影响至今仍在。可以说，创新是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广东是移民大省，各种文化交融于一体，多元，碰撞，互补。这种种意味着，我们的优势是：以创新的观念和技法去处理包括传统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

谈到寻找粤港澳大湾区儿童文学的语言。语言，当然不仅是指文字，更重要的是要寻找到大湾区的文学母题，譬如说城市文学、乡愁、大都市与底层生活的碰撞，等等。我想以香港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麦兜》（2001年电影）作为例子。

与那些光滑、富有情调的童话作品不同，《麦兜》是一部关于香港社会底层、讲粤语的与神话、民俗交融在一起的童话，讲述一个长得不帅、头脑平平的小朋友麦兜，和妈妈麦太太，在香港一个叫大角咀的地方过着并不富裕却很快乐的生活。开头那段特别经典：就在麦太太要生麦兜之前，有一只胶兜（脸盆）从九龙上空飞过，穿过香港的大街小巷，来到医院麦太太的上空，犹豫不定，最后落地，麦兜出生。因为有胶兜这个异象，所以麦兜叫麦兜。

这告诉我们：哪怕是香港这样的大都市，也是有社会底层的。不仅是香港，还有深圳、东莞、佛山等大都市，底层文化一直在暗涌，打工文学就是率先在深圳东莞这样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佛山还有个很有名的《佛山文艺》，江门也有个《江门文艺》，当然，现在打工文学遇到了瓶颈：缺乏思想的深化，缺乏技法的创新。但《麦兜》告诉我们：哪怕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也有他们的神话，也有他们的盼望。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打工文学论坛，提了一个建议：打工文学作家不妨尝试一下写童话，童话作家尝试写一下打工文学，我认为童话与打工文学有一种巨大的张力关系。这个观点在《麦兜》里得到证实。我认为这就是《麦兜》的创新，《麦兜》于2001年上映，比光良唱的“童话都是骗人的”那首《童话》早四年。

《麦兜》的语言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粤方言的运用。譬如麦太太做饮食节目时的那段长长的“包鸡纸 包 鸡包纸 包 鸡”，还有麦兜在餐厅里点餐：关于特餐、常餐、快餐、午餐、晚餐等等，颠来倒去地说，特别有趣味，也特别地有韵味，让我想起台湾导演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特别地有语文学的味道。

这个系列书后来在接力社出版，依然很好，但好像少了一点魅力，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是片段式的，缺乏叙事文学的气韵；二是粤方言神韵的丢失。

粤方言如何进入文学作品，是粤港澳本土作家需要认真钻研的一大问题。香港电影、粤语歌曲，都曾经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风靡一时，至今流传。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曾发起过方言文学运动，茅盾、钟敬文都曾写理论文章谈方言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文学作品里有粤语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但是不太成功的，写出来还是没有那个味道。究其原因，不能为了方言而方言。如何在方言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为大家所接受的文学语言，特别重要是能够体现出一种新的感受力。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文学感染力。在这一点上，金宇澄的《繁花》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讲到《麦兜》日常里的神性。可以说，童话就是孩子的神话。作为童话，《麦兜》并没有改变日常生活的规则，但是会在日常生活里让人升起希望。在故事里，麦兜虽然平凡，但很努力，譬如努力地吃药，通过这样来到达心中的圣地——马尔代夫，尽管这是假的马尔代夫，但一点也不影响作为孩子的麦兜心里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在麦兜心里是千真万确地发生过的。

长大后，麦兜有一段感言：“原来有些东西，没有就真的没有。不行，就真的不行。没鱼蛋，没粗面，没去马尔代夫，没奖牌，没张保仔宝藏，而张保仔也没有咬过个包。原来蠢，不是那么好笑，蠢会失败，会失望。失望，不是那么好笑，肥，也未必好笑。肥，不一定大力，大力也不一定行。大个之后，到我面对这个硬邦邦、未必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时候，我会是怎么样的呢？”

尽管麦兜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尽管也无力让自己成功，但童年时的生命依然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印痕，让他有力量，朴实地面对这个世界。除了经验意义上的大湾区，我们还应认识一个精神的、想象意义上的大湾区。海德格尔把这一想象的空间称之为“神性”。我们既要写儿童的日常性，也要写儿童的神性。海德格尔说“神性”的时候颇为“踌躇”，但有无这个维度，有没有这个维度，直接关系到文学的高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