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早些时候，他们把车停在了山脚下。她想沿砾石路走上去，一直走到他的山间小屋。他说眼下路况还好，越野车可以一直开上去。到了冬天的时候，路面将堆满像云朵一样厚实又绵软的白雪。雪面不断地压实，抛光。到最后，小路会变成滑雪道。那时候他们如果要来木屋，便只能坐附近滑雪场的缆车上山，然后一路滑到他的木屋。

他语气温和，但精神头很足，就跟她刚认识他的时候一样，让人难以抗拒。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开。他开得很快，似乎在集中精力对付这条让雨和雪弄得到处是车辙和水坑的砾石路。树木飞快地向后倒退。大抵是常绿树，云杉，松树，或是雪松。也有一些落叶阔叶树，叶子快掉光了。她知道他不想在大白天和她在一起走路被别人看见。这么说并无根据，不过是她的胡乱猜测而已。其实也并不会有人看见他们，这里是哈当厄尔高原的深处，从城里开车过来一小时，一路上也没几个人。

一路上，他的话明显比以前多一些，也许是为着照顾她情绪的缘故。他们的车经过一个险恶阴沉的大湖，他破天荒跟她说起了湖水深处的水怪传说。经过一个小镇，他说到这是霍达兰郡雨量最为充沛的地方。半小时前车子开始爬坡的时候，他告诉她翻过这个山头，他们便真正进入了高原。

她的心怦怦跳着。每次他们的车经过一条通往房屋的车道而没有拐上去的时候，她便有了一种得到缓刑的感觉。

“是这个房子吗？”在他放慢车速的时候，她问道。

“不是。”他笑道。“我只是想避过这个水坑而已。”

现在车子终于停了下来。车外的空气新鲜而寒冷。他下了车，走到她这一侧来。他是细高个儿，足足比她高了两个头，腿很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尽管上了年纪，他仍然腰板挺直，像极了此地生长的树。那些高瘦的松树，为了争取稀薄的阳光，都是卯足了劲往天空长。

“房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他说。“来，到这儿来。”

她说她知道。

她一直知道他有个度假用的木屋。因为他的木屋上过杂志的专访。他的妻子站在他们称之为山间小屋的房子前面。房子建在山坡的高处，带着一股轻藐的神气俯瞰着高原。木头和玻璃的构成看上去是北欧最现代的建筑师的手笔，让她想起奥斯陆的阿斯特鲁普费恩利现代美术馆。她夏天的时候去那里看过一个叫做“中国的夏天”的展览。木屋有着利落的屋顶和开阔的大窗，夏天的话阳光必然很宽绰。那建筑是如此的摩登，和传统的经济俭省的度假小屋大不一样。占据封面一整页的女人也是摩登的，戴着硕大的金色耳环，头发往后梳，皱纹已经爬上她妩媚的圆脸，那双棕色的眼睛，也许比年轻时候略为黯淡了一点，依然闪耀着神采。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姿态代表着她所属的那个阶层。建筑师，他们是这么说的。当然，她一早便知道的。

这是他们争吵的开端。人们总是把爱的希望寄托在不合时宜的人身上，不是吗？她承认，去他的木屋不是什么好主意。难道只是为了想去看看他生活的地方？

冬天的太阳是淡的一圈白晕。她手里还拿着纸质咖啡杯。那是她来挪威之前在杭州生活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她喜欢用刚买来的豆浆，或者奶茶暖手。咖啡是来的路上买的——那家大枫树后面的杂货店，挑着国旗，出售一些应季的蔬菜浆果和本地特产。枫树的树根挤裂了路肩，裂纹像鳄鱼，在光秃秃的泥土地面上爬了开来。他说他下车去买两杯咖啡，而她，只需在车里舒展一下四肢，欣赏一下哈当厄尔高原的秋色便可。

不知为何，她竟有些别扭。不过她点了点头，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朝他嫣然一笑；坐在车里，看着他往杂货店走去。她想象着他推开门进去，门上悬挂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屋里很暖和，不大的空间里充满了植物的辛香料的气味，大抵是丁香、迷迭香和肉豆蔻。她想象着收银台后面的红发女人，懒洋洋的起身给他接咖啡，然后砰的一声把两杯咖啡放在桌上。“五十克朗。”她的嗓音饱满而浓烈，像极了收音机里的英国女歌手阿黛尔那悦耳的嗓音。

她想象靠窗的地方有一个小桌子，因此可以看到外面驶过的汽车。那是他和妻子一直坐的固定的座位——在他们每次来木屋度假的时候。他们握着手，互相凝视，就像一对普通的上了年纪的夫妻一样。在机场、酒店或餐馆，她经常会看见这样的老夫妻，他们携手漫步，或低声私语，或不发一言。那种长期生活建立起来的微妙的平衡，时常令她嫉妒。

他推开门出来了，手里拿着两杯咖啡。他的防风外套是黑色的，面料的最外层经过防水处理，足够应付深秋变化无常的天气。那外套上还带着一缕淡弱的香水味。她自己也穿着轻盈保暖的羽绒外套——来之前，他们都看过天气预报，而且他还特地发消息提醒过她。只不过他是在位于海边的家里剃胡子的时候听的无线电。海边的温度总是比她的公寓低上一两度。他说昨晚的风很大，把花园的篱笆都给吹歪了。

虽然有时候他们会谈到生活中的这些琐屑细节——他的房子，他的花园，他泊在码头的船，他的左邻右舍。甚至他也描述过他的家庭。他的儿子们，三年一个，排着队有规律的出生；眼下都大了，最小的都已经快上高中了。他有一次说，“如果我能有一个女儿，我肯定把她宠到天上去。”她问他是不是还想要个孩子，他又马上摇头，说他大半辈子尽职尽责地做一个父亲，现在是时候享受生活了。但他从来没有描述或提及过他的妻子，对那些信息，她依然保持着未知。

她知道他的房子在哪里。那所白色的木造房子位于城市最南端的半岛上，半岛和陆地通过窄窄的桥相连。半岛的一面靠山，一面临海，住在那里的人非富即贵。有时候，一早，不，比那还要早很多，是一大清早，她送他回家。在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夜晚，他在她的公寓中度过，一起睡到天亮。有时候是他的妻子去办展览。有时候他大概找个借口，说是要出短差之类。找个待两天的借口并不难，以他在公司的位置，其实连借口都不必。她能想象他吩咐秘书时候的口气，温和而威严。

清晨的薄雾飘荡在通往半岛的小路上，周遭景物的大部分像是浸润在牛奶玻璃瓶里，从边缘浮现出模糊的轮廓。可以辨认出泊在港口的帆船那高高的桅杆。好几次，从浓雾里她看见对面来的公交车的庞大的影子，小路是如此的狭窄，她的车不得不往后退到略宽一点的路段，好让公交车经过。这时他会抓住她的手，指尖轻轻叩打她的手背，或者把她拉近，用手指给她梳理头发。这是他常有的举动，那些简短亲昵的小动作。她闭着眼，脑子里浮现的却是他用手指给妻子梳理头发的画面。妻子那顺滑的金发已经沾染上灰白的丝缕，但她并未试图去掩饰，而是让这一中年来临的痕迹毫无保留的自然呈现。硕大的耳环和项链，通常是金色的，让她的风姿显得更尽善尽美。那画面是如此真实，让她的身体不觉一阵颤抖。

他和她的约会总是从午餐开始，通常都是在她的公寓里。那是她的领地，是她熟悉的地方，让她感到轻松。那样的日子必定是提前几天安排好的。她在家工作，从阳台上她便能看见他那辆白色的越野车下了高速，拐进林木繁茂的小路，又拐出来，上了山坡，来到她这一片黄色的房子。

通常她们喝的是咖啡，吃她做的小圆面包。有时候，他会带火腿奶酪三明治过来，还有店员额外推荐的甜点，通常是肉桂面包卷。落地门对着阳台敞开着。从阳台望出去，远处的山和海连成一体。整个住宅区静悄悄的，大家都去上班了。秋日的午后真是个惬意的所在。然后，她把窗帘放下来，点燃蜡烛。他起身，把吃过的午餐袋扔进垃圾桶。屋子里回旋的是瑞典歌手拉尔森柔软沙哑的嗓音。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着。尽管天色尚未暗下来，他却开口要走。在回家给孩子们做饭之前，他还得去一趟办公室，吩咐秘书这样那样的事情。

他们也尝试过在别的地方约会，见面。一次，他们开了很久的车，来到城市的另一头。那条街道，还有几条类似的街道，对他们两个来说都是陌生的，街区高大静默的石头房子有了年纪，散发出一股巍峨之美。这反而让他们感到心安。他们不用担心见到朋友或者熟人。那个西班牙餐馆，小而明亮，地上铺着彩色瓷砖，女招待托着烤鳟鱼和白葡萄酒，或是点缀着薄荷叶的通心粉和大杯的啤酒，在随意摆放的几张桌间穿梭。他和她并肩坐着，街道一览无余。天空忽然飘起零星的雨点，街上的行人们紧了紧领口的围巾，开始快步赶路。

她不知道餐厅里跑堂的人会怎么想他们：一个上了年纪有身份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刚认识他的时候，她的活泼里有一股无拘无束的神气。但随着他们相处的进展，她的态度渐渐变得拘谨。身量丰满的女招待给他们递上菜单，把柠檬水放在他们桌上的时候，免不了会多打量她几眼。她不是他的妻子。他不是她的丈夫。她相信他们一眼便可看出。

她的脸庞映在窗户玻璃上。她看见吧台后面被灯光照得亮晶晶的那些酒瓶和悬挂着的玻璃长脚酒杯；看见自己的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耳朵上小巧的金色耳环——那是他送给她的。她看着他的侧脸和他已经基本全白的头发。

她闭了下眼，细雨氤氲的鹅卵石街道消失了。她被领到一个宽敞明亮的储藏室。来之前他已经把屋子里的暖气遥控打开了。安排这些事情他向来是拿手的。

从储藏室穿过门厅，便是一个大大的，向阳的起居室。屋子是空旷而朴素的，却散发出一种高雅的气息。她看到随意散落在屋子里的沙发和椅子，经典的几何造型提示她这是丹麦当代风格大师的作品，价值不菲。她认出靠窗的是一把阿诺雅各布森设计的天鹅椅。墙壁上并无太多装饰，只挂着几幅抽象的水彩画和版画，有一种属于他那个阶层的趣味，漫不经心地隐藏其中。起居室的一侧是开放式的厨房，看上去造价昂贵。角落里设着一个装着真的铜杆的酒吧。她粗略扫了一眼，只觉得眼花缭乱。四周都是窗，窗户很大，很优美，望出去一览无余的是哈当厄尔高原。屋子周围的树木：毛茸茸的常青树，红枝干的野草莓树，那些可能遮挡住落日余晖和高原风景的树都被砍掉了，只剩下一棵小松树在入口的地方。他说这是他们今年的圣诞树。此刻凛冬未至，但秋天颜色最热烈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那是哈当厄尔冰川吗？”她问。

“没错。”他回道，“我喜欢从房子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冰川。”

房间里没有一样多余的家具。女人常用的那些小零碎，小摆设，在这里也找不到痕迹。但对于她来说，屋子的女主人依然以某种方式宣告着自己的存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不知怎地让她想起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时期。

下午的时候他们出去了。离木屋不远有个大湖，顺着小路可以一直走到湖边。入冬了，湖面结着一层碎冰。然而冰并没有覆盖住整个湖，仅仅镶嵌在湖的四周，就像是宝石戒指的锚花的托。他说，夏天的时候湖边野草繁茂，有野刺莓树，醋栗树，倒挂金钟；有云雀和水鸥从湖面飞快地掠过。

“你经常来这里？”她问。

“只要有机会。”他回答。

“不用和家人待在一起吗？”

“我喜欢独来独往。”

“我结过一次婚。”她突然说。“他是个好男人，可惜那次婚姻没有维持下去。离婚签字的那一天，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就好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说到这儿，她放声大笑起来。

婚姻就是这样，总是从不妙走向更糟。先是为了一些特定的事情争执，吵架，之后发展到为事事而争执，吵架。但即便这样，她也承认，人世总是有美满的婚姻。

“我从那个家搬走的时候，花园里的草长得正繁茂。四周异常高大的乔木像是哨兵一样包围着我的院子。樟树、杨梅树、柚子树，这些树的浓荫让我心满意足。我们有个园丁，他侍弄花花草草很在行。当时园丁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过了半天，他对我说，太太，杨梅还没熟呢。”她又笑了。“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那个花园。”

“你的耳环很漂亮。”他柔声低语。像是故意打断了她。

那对金色的耳钉是他买来送给她的，与他送给他妻子的那种硕大的首饰不一样。耳钉简单小巧，戴在她的耳垂上，似乎起到了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

她没有告诉他，一切都是从她接到上海的电话开始的。有两本杂志寄到了家里——经年累月令人疲惫的争吵过后，那时她已回到了挪威。她不知独居上海的前夫有没有读过。如果读过的话，里面的细节，他应该可以分辨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便离了。一切似乎都波澜不惊，但也许已是最好的结局。

三个月前，她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他这么个男人。她在飞机上哭了又哭。她乘坐的波音飞机做了下降之前的最后一次盘旋，稳稳地落到了跑道上。轮子在跑道上滑行，发出长长的，单调而刺耳的声音。她从舷窗往外望去，外面是云层低垂的北欧的天空。现在，那变幻不定的一切看来都很遥远了。

那天早上醒来，她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屋顶和露台栏杆上的声音，第一场雨的到来预示着夏天的结束。她拧亮台灯，在等待他的时间里读一本书。虽然字迹在她眼里一片模糊，像是蚊蚋一样胡乱飞舞。她的手指光秃秃的，结婚戒指取了下来，只剩下一个经久佩戴的凹痕。

那天屋子里没有开灯，她记得他深蓝的衬衫，黑色的长裤，手指上的结婚戒指，俯下身的时候，她看到了他灰白的头发，突起的肩胛骨和脖子上有些松弛的皮肤。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不大，但很锐利，藏在威严的眉毛下面。她摸到了他下巴上那道浅浅的凹痕，想要把这道凹痕印在眼睛里，记在心里。他那天一定是太紧张，才往自己身上喷了太多的香水。

透过敞开的窗户，她能听到雨还在下。她听见他起身，穿衣服，扣上皮带的声音。她背对着他，闭着眼。她听到他上楼，离开，门落锁时嗒的清脆一声，把他隔在了门外。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我自由了。”她对自己说。她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显得荒唐而刺耳。她拿起书，找到先前读的那页，细细地读完了整个故事的最后一句。后来，她睡着了。她睡得很甜美，就像个孩子。

她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午夜梦回，她怔忡倘恍，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然后她在蓦然闪现的意识里爬梳搜罗，四下寻觅，记忆的源头逐渐清晰起来。她一定是太累了，从湖边回来之后就睡着了。回来刚好赶上太阳落山，她看到了世间最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

此时她站在莲蓬头下面冲洗着自己的头发，把水温调到她可以忍受的最高的温度。水从她的肩膀流下来，她看见泡沫沿着自己的双腿之间慢慢流下去，流到低洼的出水口。那里聚起几缕黑色的头发，形成一簇，打着圈，迟迟不愿消失。

擦干净身体，她开始慢吞吞地穿衣服：先是羊毛内衣，然后是毛衣，裤子，最后套上袜子，之后又在梳理台上找到了自己的那对金色耳环。最后她戴上手表。打扮完毕，她慢吞吞地下了楼梯。她知道此刻他正在起居室里。因为她听到了壁炉里木柴烧得哔哔剥剥的声音。尽管这个季节烧壁炉显得不妥。

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她拐到房子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排门，她挨个打开，往里看。她一眼便辨认出了主卧室。深色窗帘拉得低低的，她只瞥见深蓝色的单人被子，和一边一盏的阅读小台灯。他和妻子来到木屋度假的无数个周末，在黎明的天光里，他也许会下床走到窗边，拉开窗帘，远处的冰川在清晨淡粉色的霞光里发着白光。他把窗帘放下，回到床上，试着去想一些别的事情。妻子还没有醒，在睡梦中发出轻微的一两声呓语，一只手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伸向他这边。他妻子睡觉的时候脸是朝向他的，因为爱他的缘故，她喜欢看他睡觉的样子。

当然，这些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关于他妻子的片言只语。恍惚间她似乎回到了多年以前，她还只几岁的时候，搬了张小板凳坐在院子门口等母亲从县城回来的情景。那是暮春的天，马路上的人来来往往。她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明明很近，却又渺茫，像是隔着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

“你来了。”他抬头笑道。

他正坐在壁炉前大大的皮椅子里读一本书，是尤奈斯博最新的犯罪小说。小说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她早就看过，而且读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结局。天色暗下来了。石头壁炉的上方是一个驯鹿头，犄角的枝桠在地毯上投下长长的朦胧的影子。音响开着，尽管声音低得几不可闻。她一早便注意到，邦及欧路夫森的音响那朴实而高雅的设计和这间屋子再搭配不过了。

“在这个该死的世界里，你不会找到一个女孩可与我相比。”尼克凯夫和英国女歌手波莉简哈维的呢喃，更像是细雨中的低喊。“以后我每次听尼克凯夫的时候，都会想起你。”

他唤她过去，给她看手机上的预定信息。是尼克凯夫来年六月在巴黎的演唱会。他告诉她，他已经订好了门票，拉丁区的高级酒店和看红磨坊表演的包厢。“因为我知道你那顽皮的小脑瓜里，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呵呵笑着。大概是因为她比他年轻许多，所以他对她的态度几乎是一种带着溺爱的亲昵。

在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她们一起去奥斯陆看了一场演唱会。出发的时候，他说他在机场等她。她故意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一点，因为想显得矜持的缘故。她穿着恼人的高跟鞋——似乎这样能把她的身段拉得颀长。机场是冷淡而摩登的，她也是冷淡而摩登的。她老远便看见他在咖啡店等她，桌子上放了一杯扎啤。店里的一个越南女招待在拖地。她向他走了过去。每走一步，都仿佛是和着久已失传的东方咏叹调的谱子。这时候，越南女人突然停了下手头的活计。

“你是来退税的吗？”女招待问。

她睁大了眼看着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之后他起身，朝她微微弯下腰，他们轻柔地抱在一起。她贴着他的胸膛，闻到了他轻薄的防水外套上淡弱的香水味，耳边是越南女人喃喃的抱歉声。

“从来没人问过我退税的问题。”他兴致很高，反复拿这个话题打趣。

“因为我长着一张亚洲面孔。”她在飞机上疲惫地回答道。

他们一起在奥斯陆度过了令人精疲力尽的两天，走的那天她醒的很早。天刚蒙蒙亮，外面是奥斯陆的玫瑰色的早晨。城市的声音从一窗之隔的地方传过来，越发衬得他们像是漂浮在半空。吃早饭的时候，她无精打采。晚上，他将在本地最高级的餐厅替母亲做八十大寿。

“她是个图书管理员。学历不高，但是读过很多书。那家餐厅是我认为她唯一不会挑刺的地方。”他是这么告诉她的。

他们并排坐在机场快线头等车厢宽大的座位上。列车疾驰，只消二十分钟，便会把他们从那巨大的白色塔状蛋糕似的酒店送往机场。车厢里静默的空气令她感到非得说一点什么不可。她问起寿宴的菜单。他说，头盘不外乎是烟熏鲑鱼，鳄梨干酪之类的。“对了，主菜我选的是炖麋鹿肉配棕色沙司。你吃过麋鹿肉吗？”她说她以前在北边上学的时候吃过，肉质粗糙，她并不是顶喜欢。他们声音很小，是恋人间絮语特有的声调。

这时候突然有个女人扭过头来。

“这里是静音车厢。”那是北欧女人冷淡傲慢的嗓音。“如果你们要说话的话，麻烦移步到别的车厢。”

她看着他，他看着她。从他的神情，她猜测到这必定是在他获取如今的身份地位之后，第一次经历的尴尬局面——和她在一起。他们之间那种旖旎的气息消失了。他假装闭目养神，他们手拉着手。虽然她不想那样，而且还努力了一番，但她还是把一种在她体内开始滋生的情绪，那种如同被细小兽齿动物追着你不断咬噬的、恼人的焦虑不安传递给了他。尽管他的行为举止一如既往地从容不迫，但她从他的眼睛里还是觉察到了。

遇见他之后，她从未问过，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不能放弃他的婚姻。他的理由，她曾经设想过，尽管眼下也不再重要——无非是那些早已有之的常规老套吧。他一路做到那个位置不容易，当然也得益于他妻子的帮助。他们的婚姻生活平静非常，完全没有过惊涛骇浪。或许他只是想要一些给他的生活带来温和的刺激的东西罢了。

他点上绿色的蜡烛，找出红色的餐巾，在餐桌上摆放亮晶晶的刀叉。他做得慢条斯理，动作异常娴熟。晚餐的菜谱很简单，煎牛排配烤芦笋。做晚餐的时候，他开了一瓶葡萄酒，她注意到他只拿了一个红酒杯给她，自己只喝水，因为待会他们还要开车回去。意大利来的红酒散发出花草香——那是托斯卡纳夏天的芬芳气息。在等待主菜上桌之前，不知不觉半瓶已经下肚。待到把酒瓶里最后一滴绛红色的汁液倒入酒杯的当口，她已经醺醺然觉得人生无憾。

她坐在沙发上，翻着一个红色的皮质大本子。那是一本老式留言簿。木屋对她来说并不是个新鲜事。每年夏天，她都会租一个乡间木屋住上一两个星期。有时候在山里，有时候在海边。徒步，或者垂钓。冬天则去专门的滑雪木屋。宁静的山野环境似乎有助于她的写作。但每次她都是独来独往。挪威人的山民气质似乎也浸染到了她。和挪威人建立联系不是个容易事。即便有，也是脆弱的。但是所有的挪威木屋里，都会有这样一个本子供人留言之用。有时候是租下小屋的滑雪客，有时挪威人会把木屋免费借给亲人或朋友使用。据说不写点什么，是对主人的不尊重。然而她对赞美之辞向来是异常悭吝的，每次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几笔。她一直觉得这是挪威人想要冲破那种脆弱的、可笑的关系所做的最巨大的努力，尽管这努力可能是徒劳无功。

她从后往前细细的看，怀着一种简直是慷慨赴死的心情。不出所料，那个女人让无情的幻觉似有似无，将她的一部分依附在了这个红色本子之上。不光如此，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似乎写着她的名字。实际上，文字写得相当风雅有趣。她注意到两周之前的秋假，他们一家人出去徒步，欣赏着哈当厄尔高原的迷人景致。如她所料，三个孩子的花体签名簇拥在父母的周围：亨里克、威廉和马尔纽斯。她念出来。她想起储藏室里堆放着的雪具，高尔夫球杆，和几套半大孩子的滑雪服。她看见至少有五副滑雪板，从长到短，整齐划一地放在专用的托架上。那些滑雪板沉默着，似乎在宣告他们是一个铜墙铁壁的整体。他的家。她眼前出现这样一幕滑稽的场景：正在打游戏的半大孩子被兴致勃勃的母亲拽过来，不情不愿地拿起笔，然而最小的那个，以后要继承母亲建筑师衣钵的，顺便在那一页上加上几幅插图，画面一下子生动鲜活了。然后，每个人的额头照例得到一个母亲响亮的、亲密的吻。半大孩子们红着脸，挣脱而去。

最后一页就是上周末。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今天的天气很好。一扫昨天来时的愁云惨雾。外面结了一层薄霜，这层薄霜到太阳出来便会化掉。我一起床便叫道，熊，快来啊，我们在霜上做个小天使吧。”她开始大声地读出来，声调抑扬顿挫的。“就像我们以前在雪地里做的那样。”

他走过来，“这都是我妻子的主意。”脸上看不出表情。壁炉里毕毕剥剥跳动的橙红色的火苗，让他脸上的线条呈现出一丝她以前不曾察觉的坚硬。她闭了嘴。想到他们白天在这个木屋里面的鱼水之欢，一股不洁净的、黏腻的感觉便像是雨天的蜗牛爬过了她的皮肤。

“干杯。”他们还是把酒杯碰了一下。酒杯里面的液体水波荡漾。她看见他手上的戒指金光闪闪。

“我只是想——”她开口，随即看到他在摇头。

“我们得走了。时间不早了。”之后他起身，把蜡烛熄灭。

走之前他洗干净了水槽，清理好了垃圾，关掉了暖气，把一切恢复了原状。他熟练地在并不宽阔的路肩上倒车。车灯雪亮，穿透浓得化不开的夜色，照亮了前方的砾石路。他开得很快，似乎在集中精力对付这条让雨水弄得满处是车辙和水坑的砾石路。道路空寂而曲折，除了细瘦的黑色云杉和一片片蔓延开去的刺柏和沼泽之外，什么都没有。偶尔会有一丛挂着浆果的灌木匆匆出现，大概是黑醋栗或者蓝莓。

她最终什么也没说。但她心里知道，今天晚上以后，她将不会看到他出现在她公寓的门口——那里原本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个家，尽管他在那里还没有很熟悉很自在。他们不会一起经过城市另一头那灯光朦胧的小酒馆，她也不会再到这间木屋来了。

她看着车子前面浓得化不开的夜色，心里知道两人共同经历的朝云暮雨，一起携手度过的花晨月夕，马上就要宣告终结。眼下这繁花似锦，风姿绰约的盛年时刻将被老迈岁月的残山剩水覆盖湮没。她觉得她的世界清静了。这就是她想要的。

“你看，那里是极光。”他忽然说道。

他们真的看到了极光，绿色的，变幻着形状，扭曲跳跃着。

回去之后，她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她把那对金色的耳钉放在木屋的洗手台上了。她能想象出电话线那端的他的脸色不会出现一丝波澜。他向来是不动声色的。她知道他挂了电话，一定会找一个理由一个人去一趟木屋，把那对金色的耳钉取走。他的妻子将在周末和他来到木屋。她会像是一个真正的女主人一样巡视着她的领地。只是她什么都不会发现。那里干净而空虚，什么闯入者的痕迹都不会留下。

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用一个恶作剧来结束她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再好不过的结果。她知道，他不会怪她。而她也乐在其中。她是在洗澡的时候把那对耳钉取下来的。自从收到那份礼物，那对熠熠闪亮的金色耳环便再不曾离开过她小巧的耳垂。事实上耳环和她的耳垂已浑然连为一体。甚至耳环从她耳洞里取出的时候，耳垂那一小块的皮肤还有着撕裂的感觉，好在只有一点点疼痛，并不要紧。

他圣诞时候和妻子去了斯德哥尔摩。在那篇采访里，女建筑师明白无误地提到了这点。他们将一起去看瑞典歌手拉尔森的演唱会，那是他们长期相伴的岁月里的共同爱好。在她的想象里，他和妻子会在圣诞来临之前住在斯德哥尔摩住惯了的一间高级旅馆。他们漫步于蜿蜒曲折的鹅卵石巷子，漫步于连接陆地和海之间一座又一座的钢索吊桥。还有嘉年华。那些闪烁的彩灯和高耸入云的摩天轮。他们会出现在他妻子感兴趣的圣诞市集，停下来看姜饼屋，萨拉米肉肠和色彩斑斓的达拉木马。而到了晚上，他们会换上正式的晚装：他会穿上黑色的西装，而他的女伴，或许会穿一件露肩的黑色晚装，带上蛋白石的珍珠项链。他们会点一瓶香槟，配上一打牡蛎，彼此碰杯，轻酌慢饮。

 林袁，1979年生于湖南。浙江大学毕业，后赴挪威科技大学取得工科博士学位。软件开发架构师，业余小说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