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好小说》2020年第8期｜石钟山：福贵大哥（节选）
一
大哥走了。
大哥离世的消息，是侄子大伟告诉我的，他事先给我打过电话，我没及时接听，后来便看到大伟的短信：叔，我爸不在了。
大哥就这么走了，后来我知道大哥走的病因是心衰。大哥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我上小学二年级才第一次见到大哥。
记得那是个冬天，我放学回家，推开门就看见了大哥。当时大哥身穿羊皮袄，敞着怀，坐在茶几前的马扎上，大哥面前的茶几上还放了一只搪瓷缸子，这个搪瓷缸我很熟悉，家里来客人时，父亲或母亲总会在厨房里把它翻出来，有时里面放茶，有时不放茶，倒上热水，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此时那只搪瓷缸子已经没了热乎气。我进门后看见大哥怔了一下，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是我大哥，只认为是家里来的客人。大哥见到我时，眼睛亮了一下，想起身又没起，想说什么，嘴张开了，并没有发出声音。我还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军装的风纪扣解开了两颗，父亲满脸难色，眉头皱在一起。我没出声，默默地向自己房间走去，身后就听父亲说，他是你弟弟。又听到大哥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噢。
那是大哥第一次到家里来。不知为什么，在大哥来家的那几日，家里整个气氛都变了。母亲不见了笑容，父亲的眉头也一直皱着。大哥那件羊皮袄的膻味不断地在每个角落里扩散着。大哥试图和我们拉近关系，和这个说话，和那个确认眼神。因为父母的神态，我们不好拿捏和这个陌生大哥的关系，都在努力地避开和大哥说话，更不用说确认眼神了。
那会儿，我们的亲大哥刚参军离开家不久，家里只有二哥和二姐，大姐已经下乡了。每次吃饭时，母亲就召唤我们去厨房，客厅的餐桌上只留下父亲和新来的大哥。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给自己倒上，也给大哥倒上。吃饭时，大哥把那件羊皮袄脱下了，放到了沙发上。
大哥端起酒，就热热地叫，爹，这杯我敬你。
父亲不说话，端起杯子喝酒。眉头仍不见舒展。
我们在厨房里，断断续续地听大哥说，爹，啥时回老家去看看，您大孙子都五岁了。大哥还说，我娘前阵子老念叨您……
我们侧耳细听，母亲三两口把碗里的饭吃完了，催促着我们说，快吃，吃完回屋。在母亲的催促下，我们也几口扒拉完碗里的饭，踮起脚尖绕过大哥和父亲的餐桌回到了各自的房间。但我们对新来的大哥好奇，门并没关严，虽身在房间，耳朵却仍留在了客厅里。
大哥又说，爹，我本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承想我还真找到了。
然后是喝酒吃菜的声音。筷子放下了，又听大哥说，爹呀，今年咱老家的雪下得可大了，明年庄稼一定又会是个好收成。
终于听见父亲说话了。父亲说，生产队分的粮食够吃吗？
大哥忙答，够大半年的了，剩下那小半年就凑合着对付，反正也饿不死人。
又听到父亲悠长的叹气声。
大哥安慰道，爹，您别操心我们，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山里有野菜、野果子，胡乱对付，饿不死人。
父亲和大哥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冬天日短夜长。吃完饭的父亲从墙上摘下军大衣穿上，又冲大哥说，福贵，咱们去外面走走。我们在父亲嘴里第一次听到了大哥的名字——福贵。
父亲和大哥出去了，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母亲从自己房间出来，收拾餐桌，我们也纷纷走出来。母亲的脸就像被霜打了一样，不见一丝暖色。她收拾碗筷的声音比平时大了许多。母亲收拾完，回房间时，我们听见了母亲重重的叹气声。
许久之后，父亲和大哥回来了，带进一屋子寒气。我发现父亲和大哥似乎哭过，父亲的脸上还挂着泪痕，大哥的眼睛红着。
那一次，大哥在家住了几天。元旦前，大哥还是走了。大哥走那天，我们仍然照例出门上学，大哥站在门口依次和我们告别，他告别的方式是拍我们的肩膀，在我们眼里，大哥已经很老了，胡子拉碴，还满脸褶皱，他的个头儿和父亲差不多高了。我们不冷不热地说着再见，父亲在一旁说，你们大哥今天就走了，和你们大哥告个别。二哥二姐没叫大哥，只说了句再见，便头也不回地跑到楼下去了，我是最后一个出门的，父亲的话我听得真切，大哥拍了我的肩膀后，就把笑挂在脸上，还蹲下身，看着我的眼睛热热地叫了句，老兄弟，有空去大哥家玩呀。
面对大哥的热情，我想喊一声大哥，可看到大哥那饱经风霜的脸还是没有叫出。我穿上鞋之后，还是学着二姐和二哥的样子，说了声再见，便头也不回地往楼下跑去。
我们放学回来时，大哥已经不在家了。母亲把房间打扫过了，家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若不是父母吵了一架，似乎大哥从来就没来过。
母亲和父亲吵了一架，母亲一气之下还搬到门诊部的宿舍里去住了。母亲是军区门诊部的医生，门诊部有值班医生的宿舍。在我们印象里，父亲和母亲也吵过架，急赤白脸地吵上几句，每次都是父亲服软，他服软的方式就是躲到办公室里去。下班时，父亲在外面买了菜，还假模假式地去厨房比画一会儿。每每这时，母亲都会把父亲从厨房里赶出来，自己热闹地做饭炒菜，当饭菜上桌，父母之间的乌云已经散了。
这次却不一样，母亲率先搬出了家门。那几日，父亲像热锅上的蚂蚁，不仅乱窜，脸色也是灰的。父亲不会做饭，便从食堂打饭回来让我们吃。
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母亲才从门诊部回到家里，母亲虽然回来了，但笼罩在父母头上的乌云并没有散去。
事后，我们才知道，母亲那次是真的动了气，父亲动用了许多关系才把母亲劝了回来。从那以后好长时间，母亲一直对父亲板着脸，还把父亲的被褥从卧室搬出来，放到客厅里。为此，父亲和大哥一样，在客厅的沙发上住了好几天。
虽然后来母亲不再和父亲剑拔弩张了，但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缝。许多年过去了，母亲一直骂父亲是骗子。每次母亲这么咒骂父亲，父亲从不反驳，把一颗头低下去，满脸的愧色。每次看到父亲这样，我都替父亲感到难过。
关于父亲的婚前史和大哥的身世，是几年后我才搞明白的。
二
父亲参军前是结过婚的。婚后一年零两个月，我大哥福贵出生了。我大哥出生不久，赶上了鬼子的一次大扫荡，村里人都跑到山里去躲藏，就是那一次，福贵妈带着福贵和父亲跑散了。日本人烧毁了村庄，所有人都无家可归了，便四处流浪。父亲一连寻找他们几天，也没找到个影子，后来他向村里一位长辈打听，那个长辈最初进山时，看见过福贵和福贵妈。父亲之所以没有和他们一起逃，是因为父亲养了一头猪，人跑了，猪不能扔下不管。父亲去赶猪，猪惊了，向另一座山冈奔去，父亲去追猪，就这样父亲和福贵娘走散了。后来，父亲不知在哪找了条绳子，把猪和自己拴在了一起，他一边寻找着福贵娘，一边牵着那头半大的猪。
再后来，父亲又听说，福贵娘被日本兵杀了，刺刀挑断了福贵娘的肠子。在出山后的流浪中，村人们又一次和日本兵相遇了，许多村民都被杀了。父亲相信，福贵娘不在了，福贵也不在了。敌人这次扫荡为什么如此凶残，是因为几个月前，这里来了一支八路军队伍，和一小队鬼子打了一仗。那是鬼子的运输队伍，当时八路军劫获了许多物资，八路军人手不够，村里出了许多青壮劳力帮着把这批物资转移到了几十里外的松树镇。那里是八路军的大本营。日本人为了报复，在这次扫荡中才变得如此凶残。
村人言之凿凿地告诉父亲，福贵妈和福贵都不在了，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当时父亲的心境可想而知，他有的不仅是仇恨，更多的是无家可归之后的凄凉。就是那一次，无家可归的父亲连夜跑到了松树镇，他参加了八路军。有几位村民见证了父亲奔往松树镇的身影。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福贵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从没想过，福贵妈还活着，福贵已经长大成人了。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是在东北解放之后，父亲的部队叫第四野战军，日本投降后，他们接到了收复东北的命令，队伍便从中原开拔到了东北。东北解放后，此时的父亲已经是名团长了，锦州战役时，父亲负伤住过一次医院，认识了刚入伍不久的母亲。母亲当时在野战医院当医生，梳齐耳短发，一双眼睛又黑又亮，是母亲救治了父亲。父亲那次负伤，不仅记住了母亲的名字，还爱上了母亲。
部队进城后，大龄军官掀起了一股成家的热潮，父亲骑着马，带着警卫员在城里找了三天，终于找到了驻扎在郊区野战医院里的母亲。
父亲下马向母亲求婚，母亲自然不同意，她被吓着了，连滚带爬地跑到了院长那里，还躲到了院长身后。院长是个老八路，资历比父亲还老，他当场把父亲轰走了。
父亲这场“战役”没打胜，他带着警卫员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部队，看什么都不顺眼，摔锅砸盆的。看着其他战友吹吹打打地迎亲结婚，他火烧火燎地找到了纵队领导，他冲纵队领导一遍遍地说，我都三十六岁了，这些年打仗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过上幸福生活。
母亲和父亲能走到一起，纵队领导功不可没，他们为了平复父亲的心情，不仅找到了野战医院院长，还找到了母亲。他们轮流给母亲做工作，当部队又一次向关内开拔前，母亲架不住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工作，终于答应了。在队伍开拔前一天，父母终于举行了婚礼。
这些年过去了，母亲虽然嫁给了父亲，她一直心不甘情不愿，不管父亲最后当了多大的官，她一直觉得父亲配不上她。母亲年轻漂亮又是知识分子，父亲又老又丑还粗糙得很。这是母亲评价父亲的原话。每次母亲和父亲争吵时，母亲都要把这话重复说上一遍，不论父亲多么气势汹汹，只要听到母亲对他的评价，他便会立马偃旗息鼓，找个地方蹲下，默默地吸烟，一张风霜雪雨的老脸便一点儿脾气也没有了。在我们的印象里也是如此，父亲无论如何配不上母亲。母亲在我们眼里永远干净整洁，她身上永远散发着雪花膏的香气。父亲不仅不修边幅，身上还一股烟味，久了便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团结在母亲周围，只要父亲一回家，我们便作鸟兽状散，各回各屋了。父亲似乎从没发现我们在有意疏远他。在他的眼里，我们似乎也没存在过。
福贵找上门来后，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后来母亲总结道，这是你们的父亲嘚瑟的结果。要是父亲不嘚瑟，就不会有后来的福贵。
在我们的大哥福贵找到家里的前一年，父亲回了一次老家，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仍然忘不了他的老家。以前，他也多次和我们说过，他背井离乡投奔八路军的过程，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父亲的老家早已是残垣断壁了。可后来，他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非得要回一次老家。那会儿大哥参军，大姐已经下乡了，他要带二哥二姐和我一同前往，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我和二哥并不想去，我们还惦记着在防空洞里玩打游击的游戏。只有二姐响应了父亲的号召。父亲平时最疼爱二姐，出差回来，总想着给二姐买礼物，明天一双鞋，后天一顶帽子什么的，就是带回来的饼干、糖果也总是可着二姐先挑，剩下的才是我们的。平时我对父亲这种偏心眼儿感到不服气，这次父亲带二姐去，我们却没意见。
几天之后，父亲和二姐回来了。二姐倒是没什么变化，还拿出一些糖果分给我和二哥，一边分一边说，你们尝尝，这是老家朋友送的礼物。关于“老家”这个词，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任何概念，我们生在东北的这座城市，长在这里，觉得这里就是自己的家，关于老家，那是父亲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此时“老家”这个词从二姐嘴里说出来，我和二哥都奇怪地看着二姐。二姐后来还告诉我们，父亲这次回去，买了许多馒头，足足拉了一卡车，都分给老家的人了。还说，她和父亲走时，老家的乡亲送了足有三里地，一边送一边哭。此时，“老家”这个词在二姐嘴里已说得相当自然了，还透着某种亲切。正当二姐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叙述着关于老家的种种见闻时，我们发现父亲似乎从老家回来就变了一个人。父亲总是闷闷不乐，有时一个人还经常坐在沙发上发呆，嘴里不时地发出长吁短叹的声音。那会儿我们还不知道，父亲已从老乡嘴里打听到福贵和福贵妈还活着的消息。那次逃难，福贵妈和福贵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距离老家村子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父亲当时没有找到也在情理之中。几年之后，福贵妈才在见证父亲前往松树镇参军的乡邻们嘴里得知父亲的消息。起初，福贵妈是在等着父亲回来的，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父亲却杳无音信。为了不那么艰难地活下去，福贵妈带着福贵改嫁了。后来福贵大哥告诉我，母亲带他改嫁那年，他七岁，母亲告诉他，父亲已经不在了。
自从福贵大哥第一次来家之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就变了。母亲的脸上似乎永远挂着一层霜，化也化不开的样子，以前她和父亲的话就少，现在更少了。父亲似乎也多了心事，没事就背着手在客厅的窗前向外望。不知他看见了什么，更不知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总之从那以后，父亲的目光里多了种内容，这种内容让我们无法言说。有时在吃饭时，这是我们一家人最齐的时候，父亲的目光会依次地从我们脸上滑过，然后落到某一处，目光变得空荡迷离起来。
我们以为福贵大哥出现之后，会隔三岔五地来家里，结果没有，一直没来。但福贵大哥经常给父亲写信，每次来信都被邮递员投到楼下的邮筒里，父亲每天下班，都会到楼下的邮筒里看一看，寻找大哥的来信。每次大哥有信来，父亲都会坐在沙发上读信，信的内容并不多，有时一页纸，有时两页纸，但父亲读大哥的信总是很慢，有时会一连看上好几遍。看完了，父亲并不把信留起来，而是划燃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把灰烬放到烟灰缸里，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父亲读大哥来信时，母亲脸上的冰霜又加重一层，在厨房里做饭的声音便显得惊天动地。母亲和父亲这种关系，弄得我们几个孩子也不好受，整天生活在父母冷战的阴影下。有时父亲加班，母亲把饭菜都端上桌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就让我给父亲打电话，母亲的口气是这样的：三儿，你给那个骗子打电话，问他还回不回来。从大哥来家里后，母亲背地里一直称呼父亲为“骗子”。有一次我差点叫漏了嘴，电话通了，父亲接电话，我急三火四地叫了一声，骗子……话一出口，忙又改过来，爸，我妈问你回不回来吃饭。如果把这话连起来就是这样：骗子爸……父亲似乎并没计较那么多，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加班看份文件，让我们先吃。
在母亲情绪的影响下，我们一直认为父亲是个骗子，骗母亲嫁给他，还生了这么多孩子。有时我晚上睡不着，就突发奇想，要是母亲当年不嫁给父亲，那她又会给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呢？当然没有答案。
第二次见到福贵大哥时，是在二哥参军的前夕，二哥参军的消息想必是父亲写信告诉大哥的。
福贵大哥在二哥参军的前一天来到了家里，这次他给家里带了半袋小米、半袋红枣，提包里还有十几双鞋垫，鞋垫都是精工细作出来的。大哥双手捧着鞋垫，脸上堆着笑送到二哥面前说，弟弟，得知你要参军了，你大嫂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出来的，你带上，东北边防天冷。二哥去的是边防部队。二哥此时已经穿上了新军装，他的样子已经是个准军人了。新军装架在他身上，举手投足之间还有些夹生。当大哥把十几副鞋垫送到他面前时，二哥的表情是无动于衷的，他在鼻子里嗤了一下道，带这些玩意儿干啥，部队啥都有。大哥举着鞋垫就尴尬地站在那里。
最后还是父亲呵斥了二哥一句，带上。父亲说这话时目光并没望向他们，而是望着眼前什么地方。
二哥怔了一下，不情不愿地把大哥递给他的鞋垫收下了。
那次大哥并没有住在家里，而是被父亲带到了部队招待所。我们知道，父亲一定是忌惮母亲脸上的那层冰霜。
第二天一早，军区大院门前停了两辆卡车，卡车已披红挂绿。这两辆卡车要拉着二哥他们这批新兵去火车站，然后他们坐上军列直奔北部边陲。母亲带着二姐和我给二哥送行。记得大哥参军时，我们也这么送过。我们簇拥着二哥来到那两辆卡车前时，看到了人群中的福贵大哥，他似乎在这里引颈张望多时了，终于看见了我们，看见了在我们簇拥下的二哥。他似乎要奔过来，但又停止了动作，脸上堆着笑，褶皱又深又密，在我们眼里，福贵大哥已经很老了。二哥和所有新兵一样，喜气洋洋地登上了卡车，站在卡车上的二哥冲我们挥着手臂。车下的福贵大哥也伸出手挥动着。二哥的目光一直冲向我们，似乎压根儿就没看见福贵大哥。
卡车启动了，车下送行的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告别。我和二姐跳着脚为二哥送行。突然在人群里听到大哥的声音，弟呀，你在部队上好好的，缺啥少啥给大哥来个信。我看见福贵大哥眼里已闪烁出了泪花。看见福贵大哥这样，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圈也红了。大哥张着手还冲出人群，朝着那两辆远去的卡车跑了几步，一边跑一边冲卡车上的二哥挥动着手臂，嘴里仍一遍遍地喊，弟呀，你好好的……
在送行的队伍里，不知为什么，我没看见父亲。一直到很晚，父亲才回来。当时我们已经吃过了。
第二天，我和二姐出门去上学，在大院的路上，我们看见了站在路口的大哥，大哥见了我们又一次把脸上的褶皱堆起来，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两块水果糖，给我们一人一块，又摸摸我和二姐的脑袋说，妹呀，弟呀，你们好好上学，大哥今天就走了。
我和二姐走出好远，看见福贵大哥仍在向我们招手。我又想起大哥送二哥时的情景，鼻子有些发酸。此时，二姐已经剥开糖纸，把水果糖放到了嘴里，她喜滋滋地说，老家的糖真甜。回过一次老家的二姐和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她说起老家时，总是带着感情色彩。
福贵大哥那次给我们带来的小米和红枣，不知为什么母亲一次也没做给我们吃。直到第二年在柜子里，小米生了虫子，红枣已变成了木炭，母亲才让我把这些东西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在这期间，父亲没提那小米和红枣。
两年后，二哥回来探亲，二哥似乎比以前长高了，脚上穿着军用棉鞋。我盯着他的脚就想起了福贵大哥送给他的鞋垫，悄悄问二哥，福贵送你的鞋垫暖和吗？二哥怔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道，当天我就扔垃圾桶里了。两年后的二哥，说起这话时，仍轻飘飘的。
三
福贵大哥和我家的关系如果就此打住，就不会有后来的父母离婚事件。
父亲的工资每月都交到家里。父母卧室里有一个衣柜，衣柜下有一个抽屉，上着锁，钥匙父母各有一把。每到月初发工资时，父母发下来的工资都会如数地放到大衣柜的抽屉里，刨除生活用度之后，总会剩下一些，每隔几个月，母亲便会把剩余的钱存到银行里。也就是说，家里的财政大权都由母亲所掌握。
父亲第一个月没往抽屉里放工资，母亲似乎并没有发现，直到第二个月，父亲的工资仍没能放到抽屉里，母亲就发现了。
那天，父亲正在客厅里看报纸。母亲检查完小金库发现钱不对时，径直来到了父亲面前。父亲放下报纸，一脸悲情地望着母亲。母亲的目光犀利地穿透父亲的悲情，两个月工资哪去了？父亲放下报纸，又摘下花镜，头疼似的用手指去按太阳穴。母亲又严厉地问，哪去了？你说话。父亲无奈地放下手，借人了。母亲说，借谁了？父亲这时顿了一下，支吾道，借，借给后勤的李部长了，他儿子下月结婚。
母亲犀利地又看了眼父亲，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她要给李部长家打电话，核实父亲所说的话。父亲就像跃出战壕的战士，一把把电话键按住，可怜巴巴地望着母亲。母亲的脸因为生气先是白了，接着又红了，然后又变白了。她说，骗子，有没有一句实话？
父亲的头就垂下来，无可奈何的样子。半晌之后，父亲交代了，他把半年的工资提前预支给福贵大哥了，原因是福贵的妈病重住进了医院。
福贵大哥的妈就是父亲的前妻呀，父亲这次捅了马蜂窝。母亲不干了，她用手指着父亲的鼻子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我和二姐把脑袋夹在门缝中注视着这一切。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天都快塌了。整个家里墨黑墨黑的。果然，母亲回到卧室里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很快，母亲拖着一只旅行箱走了出来。走到客厅父亲跟前时，一字一顿地道，日子以后你自己过吧。
母亲走了，用力带上门。随着门响，父亲的身子一抖，然后像面团似的仰靠在沙发上。
从那天开始，父亲和母亲过上了分居的生活。
每天早晨，父亲都要到食堂里把早餐打回来，晚上父亲带二姐和我去食堂吃饭。一连过了许多天，没了母亲的家变得冰冷寂寞。有一天我放学，看到了站在院里路口的母亲，母亲冲我招了招手，我奔过去，几日不见母亲，母亲似乎瘦了。她一直把我拉到她在门诊部的宿舍。宿舍里很简单，一床一桌一椅，我还看见了床底下母亲带来的旅行箱。母亲让我坐到那把椅子上，然后蹲在我面前，看着我的脸说，老三，我要和你爸离婚。我不知说什么好，死死抓住母亲的手，仿佛这样她就不会和我爸离婚一样。那会儿我还没有意识到，父亲把半年的工资寄回老家给前妻看病意味着什么，尤其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央求道，妈，能不离吗？母亲眼圈红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常态道，不能，你爸把我伤透了。这不是钱的事。年幼的我，除了钱的事，我再也想不出还有其他事了。
母亲拉过我的手，揉搓了一下道，我想好了，我和你爸离婚后，你跟我过，让你二姐跟你爸。说到这儿母亲叹口气，又补充道，你二姐大了，她能照顾自己了。
母亲和父亲闹离婚这段时间，都是二姐收拾房间，叠被子、扫地、擦桌子。离开母亲的日子，家里虽然冷清，但却是整洁的。这都是二姐的功劳。
我眼泪汪汪地望着母亲，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挽回父母的婚姻。
母亲先是向组织写了一份离婚报告，引来了众多朋友和领导的关心，他们轮番找母亲做工作，母亲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她仍然坚持离婚。
有一次父亲下部队检查工作去了，每到年底，父亲都要下部队。父亲走后不久，我在楼下的邮箱里发现了福贵大哥寄给父亲的一封信。我心怀忐忑，像捧了一团火似的把那封信拿到楼上。就是这个福贵的出现搅乱了我们家原有的生活。此时，我像扔一个刺猬一样把那封信扔到了二姐的面前。二姐看了眼寄信地址，又看了我一眼，小声说，这是老家来的信。我说，是福贵来的。然后我们两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二姐镇定，她小心地把信封口撕开，拿出了里面的信纸。信纸就一张，却像写了大半天的样子。二姐一目十行地把信看完，又推到我面前，我看见二姐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二姐的眼神示意我把信看了，我接过来，看到了信的内容，爹，我娘死了。你寄来的钱也没治好我娘的病。爹呀，我娘死前就想再看你一眼，可惜你不在娘的眼前。娘死前说，她原谅你抛弃了我们娘儿俩……
我看完信，不知所措地望着二姐。二姐这时的脸更红了，她急切地说，你把这封信送给妈去看看。我满脸问号地望着二姐。二姐见我没理解她的意思，着急地说，妈之所以想和爸离婚，因为什么？我说，因为工资。二姐挥起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下，你傻呀，这不是钱的事，是爸的前妻。二姐比我大三岁，果然问题比我想得周全和深远。我佩服地望着二姐。二姐又说，父亲前妻死了，母亲心里一定好过了，说不定就不和爸闹离婚了。经二姐这么一点拨，我云开雾散，拿起那张纸，飞快地跑下楼，手里的信纸在我耳畔哗哗啦啦地飘扬，像一面胜利的旗帜。
母亲看了那封信，和我预料的一点也不一样，看完信的母亲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平静地说，把信拿回去吧。
我悻悻地回到家，二姐似乎已等候多时了，迫不及待地问我，妈咋样，说什么了？我答，还那样，什么也没说。二姐抓抓头，半晌道，不会的，一定有效果。二姐果然料事如神，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打离婚报告，日子还是和父亲分开过。但母亲回过几次家，看到二姐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拉着二姐的手说，丫头，辛苦你了。
记得父亲从部队回来后，看了那封信，他什么也没说，先是绕着茶几转了几圈，然后坐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直在沙发上坐了好久。许多年以后，我才能理解父亲那时的心境，他身上背负的东西太沉重。在前妻眼里，他就是个背信弃义的男人。前妻到死才原谅了他的抛弃。福贵的出现，成为父亲人生的转折点。以后很少看见父亲开心地笑过，虽然前妻死了，父亲一直到生命终结，也许盘桓在他脑海里的还是那“背信弃义”四个字吧。
母亲仍和父亲僵持着，表面上他们的分居状态并没有大的改变，直到二哥出事。
二哥出事了，此时二哥已经是北部边陲部队里的一名排长了。他在带战士巡逻时，赶上了大烟炮，队伍被烟炮吹散了，二哥为了寻找战友，自己也迷路了，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被冻僵在雪地里。二哥因为病情严重，被辗转送到了军区总院接受治疗。军区总院距离军区大院并不远，只有两站地。母亲带着我和二姐来到二哥病床前，我被眼前二哥的模样吓坏了。二哥的头肿胀着，已缠满了纱布，二哥的双手双脚也缠满了纱布。但二哥还是认出了我们，他先叫了一声，妈。然后把目光落在二姐和我脸上，我看见二哥的泪水打湿了眼前的绷带。
主治医生把母亲叫到了医生办公室里，我和二姐被留在了外面。不知主治医生小声地和母亲说了什么，只听到母亲大声地说，不，我儿子还年轻，一定保住他的腿。
未几，母亲从医生办公室里冲出来，脸色难看。她上楼，又找到了院长办公室，不管不顾地冲进去，嘶喊着，王院长，要调医院最好的医生，一定保住我儿子的腿。母亲喊完了，她才发现，父亲和军区卫生部部长已经在院长办公室里了。
医院上下都知道二哥的腿很难保住了，但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冻伤科、外科、骨科的医生都来给二哥会诊，所有医生的脸上都是凝重。
二哥的伤势，让我们一家乱了套了。母亲寸步不离二哥的病房，她不停地和医生嚷嚷，身为医生的母亲，已完全失去了理智。
父亲在家里一圈圈踱步，他拿起电话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终于，他拨通了一个号码，然后说，苏部长，能不能向北京求救，派最好的专家来？苏部长就是军区的卫生部部长。既然军区总院医生对病情不抱乐观态度，父亲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北京医院的专家身上。
几日后，北京陆军总院果然来了两位专家，他们检查了二哥的伤情，最后做出的诊断和军区总院医生的相同。想保住二哥的腿，只有百分之五的可能。二哥的腿已开始变黑，坏死了。
北京专家的诊断结果，让我们一家人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那一天傍晚时分，我和母亲仍然在二哥的病房里没有离开。福贵突然闯了进来，还是那件羊皮袄，他见到二哥，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打开，里面是一摞膏药，那些膏药码在一起黑乎乎的一团，还散发着一阵阵中草药的气味。
福贵把目光定在母亲的脸上，叫了声，娘，我是来救弟弟的。
福贵说，这是老家一个郎中的祖传秘方，专门治冻伤的。这些膏药治好了老家无数冻伤患者。他说他接到了二姐的信，便带着膏药赶来了。二哥被冻伤的事，原来是二姐告诉的大哥。
母亲起初并没把那些脏乎乎的膏药当回事，她还皱起了眉头，脸上露出嫌弃的神色。最后是二哥在病床上说，问问医院的医生吧。母亲这才叫来了医生。王院长也出面了，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膏药可以试一试。那几日，医院正在为二哥的手术做准备，医生的意见是，尽早手术对二哥多保住一截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用这些膏药，势必会影响二哥的手术时间。讨论来讨论去，医生又把皮球踢给了母亲。得到消息的父亲和二姐也来到了医院，所有人站在二哥的床前，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最后还是二哥拍板说，我想试一试。二哥说完这话，我们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到二哥脸上。二哥头上的纱布已经拆除，脸上红一块紫一块的冻疮仍在。
父亲吸口气，蹲下身，拿起福贵带来的膏药用鼻子闻了闻，又伸出舌头舔了舔，把目光定在福贵的脸上。福贵一脸坚定地说，爹，你就信我一回，在咱老家得冻疮都用这个，多严重都能治。这可是钱郎中的祖传秘方。父亲把目光收回来，望向自己的脚尖。父亲不是个磨叽人，他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次战役和战斗，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当机立断。果然父亲抬起头，望向二哥的脸道，老二，咱们就试一试，不行，谁也别怨。二哥点了点头。父亲又把目光望向福贵。福贵得到了肯定答复，把身上的皮袄脱了，挽起袖子，掀开二哥身上的被子。他在为二哥拆腿上的纱布。纱布被一层层地揭开，二哥的腿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还流出了脓水。母亲看不下去了，拉过我和二姐向外面走去，身后传来福贵嘴里发出的咝咝呵呵的声音，不知福贵是被惊到了，还是心疼二哥。
那些日子，福贵一直守护着二哥。父亲母亲还有我和二姐轮流来看二哥，一走进二哥的病房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中药气味。福贵一直蹲在床脚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床上的二哥。几天之后，福贵就熬肿了眼睛。父亲看到福贵这样，说，我去招待所开一间房，你去睡一觉。福贵就摇着头说，我刚才打盹儿了，不用睡了。福贵一直没离开过二哥的病房。
十几天后，奇迹出现了。福贵再给二哥换膏药时发现，二哥已经变黑的腿，开始变灰发黄，流脓水的伤口也开始愈合了。病情的变化引来许多医生的好奇，他们齐聚在二哥的床前，嘴里不住地啧啧称奇。
二十几天之后，二哥的腿已看出了本来的面目，脸上和手上的冻疮也已经痊愈。此时的福贵才长吁口气道，好起来了，二弟的腿保住了。
二哥也是很感动，他冲父亲说，这些天多亏了福贵大哥。在我印象里，这是他第一次叫福贵为“大哥”。
福贵已经熬得两颊塌陷，眼里布满了血丝。在父亲的强迫下，福贵去招待所休息。记得那一次，福贵一连在招待所睡了三天。
一个月后，二哥已经能下床走动了。
福贵告别二哥时，二哥拄着拐说什么也要把福贵大哥送到楼下，他透过医院的玻璃门一直看着大哥的背影远去。二哥转身时，我看见二哥的脸上流下了泪水。
随着二哥病情的好转，父亲和母亲也结束了分居的生活。（节选）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0年第8期）
选自《小说月报·原创版》2020年第7期
石钟山，作家，编剧，影视制作人。著有长篇小说《天下兄弟》《遍地鬼子》《男人的天堂》《向爱而生》等三十余部，文集五十余种，共计一千四百余万字。另有影视作品三十余部，共计一千余集。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