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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2020年第7期|傅菲:盆地的深度

来源:《长江文艺》2020年第7期 | 傅菲  2020年07月29日06:38

白昼开始了,而我匿名地存在着。

可发生了的事情比这还要多得多。

——费尔南多·佩索阿

这个世界,以前发生了什么,现在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得十分有限;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更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遗忘的一部分。如南风吹过草木灰,扬起来,落在了我们的头上。

春分时节,南风从灵山牵着纸鸢飞来。夕阳将沉山梁,如一只火烈鸟。郑坊盆地来了第一批白鹭。白鹭从峡谷中,沿着河畔的洋槐林飞来,河面闪动着鱼群的墨影。啪啪啪,白鹭拍打着响亮的翅膀,飞过低矮的山冈,落在田畴。秧田漾着水光,白白地晃。夕光一撮撮落下来,在秧田匀细撒开,垂丝海棠花一样红扑扑。撒不了夕光的地方,是锥形山影,一秒一秒地被拉长,向田畴覆盖,如大地之梦。白鹭在秧苗田,一边觅食一边扬起长颈,嘎嘎嘎。先是一只白鹭叫,叫了三两声。山梁浮出最后一缕霞光,整个盆地响彻白鹭声声。白鹭即刻归巢,大地陷入巨大的宁静。

南风撩开了郑坊盆地虚掩的门帘,帘铃桑啷桑啷响。桑啷桑啷作响的,还有提灯师傅手上的摇铃。铜铃串在一根铜圆棒槌上,棒槌头镂空雕着四条青蛇。提灯师傅穿一件斜襟蓝灰色棉袍,脚上的草鞋黄白色,他边走边唱:

宛宛神州地,巍巍众妙坛。

鹤袍来羽客,凫舄下仙官。

玉斝斟元醴,琅函启大丹。

至诚何以祝,四海永澄澜。

……

他沙哑的吟唱有着重金属的音质,琅琅之声特别爽脆。他张开的喉咙似乎有河水喷射,哗哗哗。他棉袍的下摆,沾着早露,始终未干,以至于,我们以为他来自泽国之地,或者来自高耸的灵山之巅。他穿过了薄雾稀稀的草洲,或者下山时穿过了潮湿的树林;他的摇铃声,时远时近,如白鹭时而盘旋时而远去。他没有停下自己轻快却略显疲乏的脚步,他脸宽阔险峻,印着无人读懂的碑文:肉瘤葡萄一般大,挂满了悬崖(脸的一个比喻)。黑色的纱巾遮住了脸廓,只有一双眼睛露出来,显得既阴沉又慈爱。他的前襟织着两条鲤鱼,鲤鱼一半蓝色一半灰色。鲤鱼在前胸(前胸如一口清澈的池塘)摆着鳍尾,游得多么畅快,像两个在田野上奔跑的儿童。他的袍袖宽大,藏着春风,袖口包着深褐色的布边,密密的白麻线针脚有致,如婆婆纳花沿着田埂盛开。在盆地中央的一座孤坟前,他继续吟唱:

云雾浮空瑞无交腾于百和,

感天动地祥烟普遍于十万。

万年之心地之生成,

七宝灵仙根之就重。

……

看起来,他刚刚从天边归来,带着归来者深重的念想与大地千里的开阔。他带来了马群奔腾的群山,带来了充沛的雨水和越来越长的白昼。他的眼睛溢满向晚的露水。他鸽子一样的眼睛,蒸腾着水汽。他素白的眉毛微微下垂,孵化两朵积雨云。他跺着脚,挥着袍袖,摇铃声啉啉啷啷,响得越来越急切,他头上圆尖的斗笠一抖一抖地旋转。他旋转,盆地也旋转,天空也旋转。他的草鞋落在地面上,溅起干燥的灰尘。鸟呼噜噜,飞回了山冈的树林。他从背袋里抽出一把桃木剑,竖起来,朝东挥舞,朝南挥舞,朝西挥舞,朝北挥舞。桃木剑三尺长三寸宽,双面剑锋,剑脊刻着一串圆环;剑柄六寸六长,阳面雕着一条青龙,背面雕着一只白虎。他的背袋也是蓝灰色,河水退去了岸边丛林倒影的颜色。他挥舞的剑,发出刚硬的风声,风车泻出来的那种声音,咕咕咕,咕咕咕。他不再吟唱了,他的嗓子干涸了——他的嗓子有着被火干烤的焦躁。也或许他的吟唱之声,成了无焰的火苗——黄昏来临时的最后一道太阳之光。光照亮了他,他照亮了光。光和光抱在了一起。光在光中彼此熄灭,又彼此助燃。光溶解了光,光凝固了光。他的蓝灰色棉袍成了大地的灰烬。乌鸦作最后一次巡游,再也没了踪影。

他婆娑的舞影如一件飞旋的斗篷,在盆地的上空,如一双巨大的翅膀在盘旋。他挪移着轻快的舞步,半弓着腰身,翘着干瘪的臀部,双手夸张地半抱张开,脖子上的青筋暴突,如檵木的根须。他羊毛一样的胡须在飘动,风鼓起袍服。他木然的表情,干裂。

可他突然停了下来。他屈膝而坐,闭目歇息。他的额头储满了黄昏将暗之色。他的斗笠变得沉重如山峰下坠。野草吞没了他。野草青青,旷野浮荡。他听到了灶膛发出木柴噼啪爆裂的燃烧声。锅里沸腾的热水,唤醒了他。他又吟唱:

心存方寸地,诚达九重天。

切以道以齐为先,修缮乃还山建灯之时。

……

孤坟里埋着他曾经的妻子茹贞。茹贞死的时候,已不是她妻子,也不是别人的妻子。她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住在一个叫麦冬岭的山上。他下山,茹贞已经不在人世了。上麦冬岭之前,他还不叫提灯师傅,叫杨绍醒。是杨家自然村的一个泥灶和泥墓(“泥”作动词,意为“垒”)的泥瓦师。他泥的柴火灶,是盆地方圆十里最好烧的灶:灶膛斜躺下去,抽风上来很快,火苗聚集在锅底,贴着锅,滚球一样裹着热铁,烟囱把白烟拉出来,呼呼呼。一大锅水要不了几分钟,突突突,翻出大颗大颗的水泡。水先从锅底冒细细水珠,白白,透明,密密麻麻;接着,整个锅圈冒出水珠,如夏日之夜的晴空,繁星缀点;再加一把柴火,水珠变大,变得更圆,咕噜噜,咕噜噜,从锅圈升上来,像一朵朵蓝雪花,瞬间盛开了——花快速凋谢又快速继续盛开,千万朵花同时凋谢,又同时盛开。水沸腾了,整个灶台热得暖烘烘,扑腾的热气萦绕。柴火在灶膛里,快乐地呼叫。木柴被火苗舔出白圈。木柴在死去,火在复活。火催开了水的花朵。水完全盛开的时候,正是黎明到来之时——能够以火迎接早晨的人,是即将与山川万物重逢的人。

泥一个柴火灶需要三天。他泥好了灶,洗了泥刀,净了手,抱来柴火,他要烧第一锅水。灶膛红红。他坐在灶前,唱:

灶神降人间,饭香升九天。

柴火旺人丁,厚德耀宗门。

……

他还是一个泥墓的好手。墓穴深入地下,泥三边墙,上顶泥一个拱顶,棺材推进去,封一个墓门。他一天泥一个墓,他泥的墓不下塌。他泥的墓,比他泥的灶台还多。他说,墓是阴间的屋舍,要干燥要透气,和灶的原理差不多。泥完了墓,他圈坟,沿着墓,走七圈。他边走边唱:

超度三界难,地府鱼无乐。

悉归太上尊,寻言嵇首礼。

酆都开玉湖,幽冥巃对分。

三度诛恶罪,吾今招亡魂。

悉往诸灵府,逆于生天堂。

恭惟闯閤开黄道,金炉生紫烟。

人无神不立,烧香乃达圣之门。

这两支泥灶泥墓的歌,是他师傅教给他唱的。

他师傅说,灶是一个家最大的脏器,和谷仓一样重要。人一辈子都离不开灶和谷仓。墓是最后的庙宇,属于一个人的庙宇,要庄严要宁静,要向阳要拙朴。

他提着斗灯,在盆地四处唱。无人知道他唱什么。他口腔里发出来的嗡嗡嗡之声,让人觉得他的声带是铜质发声器。他很少会想起这个叫茹贞的女人,也不会想起其他女人——除了他一辈子寡居的老娘。当他走在官葬山(官葬山为自然村地名)丘陵的时候,他会想起白狐狸。是哪一年呢?他可没忘记。他看见了白狐狸。

白狐狸把他带到了茹贞的家里。他还是一个健壮的后生。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泥瓦匠。

这年三月,杨绍醒到夏家墓(夏家墓为自然村地名)为一个老人泥灶。吃了晚饭,他沿田畈回枫林。田野开满了紫鸢尾,如一群群蝴蝶贴在草叶一般。白额雁在长满苇草的湖塘,嘎嘎嘎地叫。傍晚的盆地,萦绕着白白的雾气。他似乎迷路了,交错的阡陌,一下子让他难以辨明方向。这个村子离枫林四里地,他常走。也可能是天太灰暗,又没完全黑下来,罾鱼的人还穿着蓑衣收鱼笼子,把鱼罾倒入鱼篓里。饶北河边村镇,没有他不熟悉的。他沿山冈边田塍道,往东走。绕了山冈两圈,月亮晃着出来了,白雾稀稀,他才看清,他到了官葬山。

这一天很奇怪。在官葬山岔路口,杨绍醒看见一只白狐狸站在溪边,看着他。白狐狸沿着山边往湖塘走,走走停停,半眯着圆眼睛,还不时亲昵叫,呜呜呜。黧青青的山峦耸立。过了湖塘,入一条山垄,下一个斜坡,往右拐,是一条进入石煤洞的山道。山道中间,是一座盖瓦木柱砌墙的四角飞檐凉亭。杨绍醒停下了脚步,白狐狸在凉亭,也停了下来,朝他呜——呜——呜,叫得他揪心。杨绍醒抓一把石子扔它,它也不走。他便跟着狐狸一直往山道走,快到石煤洞了,白狐狸不走了。杨绍醒听到了男人轻微呻吟声,哎呦,哎呦。

在一丛茅草里,杨绍醒找到了呻吟的男人。男人四十出头,坐在地上,衣服单薄,一双手抱着右腿膝盖。男人是砍柴时,从山崖滚下来的,右腿摔断了。他背着男人,去山下的方家村。杨绍醒又去了郑坊,请来接骨郎中米八先生。

方家男人见杨绍醒肥头大耳,手粗脚宽,眉宇开阔,说,你不背我下山,我会被豺狗吃了,真是大恩。你是哪家的后生,怎么会去煤石山呢?

“我是个泥灶头的,在官葬山路口,看见了一条白狐狸。白狐狸带我去的。不是我救大叔,是白狐狸救大叔。”

米八先生和方家人,听了连连称奇。米八先生说,白狐狸通人性,懂天道,真是莫大的福报。方家男人说,若后生不嫌弃我残漏之家,想拜托米八先生一件事。说着,他把女儿唤到厅堂面前,对后生说:方家小女茹贞,十七岁,愁一个好后生,拜托先生,说个媒,把小女许配后生,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茹贞扎两根长麻花辫,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圆头布鞋,暗自睨了睨身边的泥瓦匠,见他身板如牛,憨笑如佛,她露出浅浅羞赧的笑容,转身进了自己的厢房。杨绍醒见茹贞晶莹玲珑,娇俏可人,说,我是个泥瓦匠,我虽穷,但我有一身力气,我不会让你女儿吃苦的。

米八先生合手笑,说,白狐狸是仙狐,牵红线的仙狐。杨绍醒说:我以后把你当作自己的亚供着。方家男人摸摸杨绍醒的头,笑了,说,你是杨家人。杨绍醒点了点头。方家男人说,四乡八村,只有杨家人不喊爸,喊亚,也不知亚有什么来历。杨绍醒说,清初南丰发生饥荒,杨氏先祖携妻儿老小,一路讨饭,来到郑坊。先祖在郑坊死于饥寒,妻小被枫林叶氏人家收留。叶氏人家待杨氏妻小如亲人。先太祖母告诫儿子:凡自你及后人,称父为亚,以示对叶家养育之感恩和尊重。

“在杨氏先祖的话语里,亚,是对土地恩谢的意思,以父之名,以赤子之心,对待厚养我们的土地。”杨绍醒说。

“你是个泥瓦匠,你还读了不少书呢。”方家男人说。

杨绍醒说,我爸叫世喜先生,做夏布生意,穿长衫戴眼镜,留山羊胡子,长得风流,年轻时在上海读过教会学校,1943年,卖了家产,在上饶参加过抗日活动,后被抓捕,临刑前半个月,他的两个眼球被狱警用红铁烫坏了,眼睛留下两个洞。当时我娘怀我八个月,生活艰难,我十三岁便去学了泥瓦匠。我识字读书,都是我娘教的。

“你不嫌弃茹贞,你回了枫林,请你娘托米八先生来,定个亲,明年正月过门。”方家男人说。

茹贞就这样来到了枫林。杨绍醒也没钱请一顶花轿接她。她穿大红棉袄,头上扎了两丝红绸,脚上的布鞋绣了两朵芍药花,她跟着接亲的人,自己走路来。茹贞娇小玲珑,性情活泼。杨绍醒在家等不及,跑到官葬山土岭上,见了她过了溪,他跑过去,一把抱起她,一直抱进家门。

“我不能让你受苦。我得让你过上好日子。我除了一双草鞋一把泥刀,什么都没有,你爸把你许配给我,我得好好守着你。”他对茹贞说。他没日没夜地干活。开荒种地,筑塘养鱼,泥灶泥墓,种豆栽瓜。他像一头牛,犁田拉货。他是一个不知道疲倦的人。

过了十几年,他儿子杨其白八岁了,他的脸上渐渐没了什么感觉。冷风吹脸,不冷;砂砾吹脸,不痛;炭火靠近脸,也没有灼热感。郎中看了几次,说,面部肌肉运动正常,不是面瘫,缓两个月再看看。他也没在意,说,可能是被寒风吹麻木了。

过了三个月,已是农历七月了,正抢收一季稻(一季稻也叫早稻,二季稻也叫晚稻)。郑坊盆地黄蔼蔼一片,烘暖的大地烤出醺醺的谷香。稻浪起伏,已收割的稻田灌了水,等待翻耕。男人们赤裸上身干活,浑身爆汗,油滋滋,赤铜色的皮肤,晒出釉色。雨打在皮肤上,像落在荷叶上,轻溜溜滑走。太阳越晒,釉色越深,如酒瓮的深褐色。杨绍醒的上身,也是深褐色,但散出很多黄斑,不规则,也没有明显的边沿,也没有鳞屑。他的脸上也有。和他一起做工的人取笑他,说:茹贞对你太好了,天天给你摸痒睡觉,也摸得太深了。这样的斑,谁也没见过。

有人私下传言,说杨绍醒的肉身注了很多毒,毒发出来了,变成了满身的皮癣。身上的毒,是积毒,积毒就是人毒。人毒会害人。

传言像墨在水里一样扩散。再也没人和杨绍醒一起做工了。生产队也不给他派工。他孤零零地站在田畈,不知所措。他好几次问队长。队长避着他,说,谁愿意和你搭工,我就派工。他找了自己的堂兄弟,找了房上的小叔,找他们搭工,他们都避着他,侧脸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茹贞去问了房上的人,杨绍醒才知道,他们防着自己身上的斑。

巷子里的人,看见他,便关上门,嘭隆一声,门框震动,门甩得格外响,还狠狠地瞪他一眼,用脚踢自家的狗,唾口水骂:臭狗滚得越远越好。狗汪汪汪狂叫,乱闯,一溜烟跑出巷子。有一天早上,他挑担水桶,去桥头的水埠挑水。开门时,他发现门上贴了一张大白纸,大白纸上写着:你身上有死鱼臭,你不要出门了,全村人厌恶你。

挑了水回家,他坐在灶膛前,哗哗哗地哭了。茹贞问他,有什么事啊,让你这样伤心。杨绍醒也不说。茹贞也不说话了,和他一起哭。他望着她哭,她望着他哭。哭了好一会儿,他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个恶人,有没有作恶。茹贞说,你是恶人,我爸也不会一眼看中你了。他再问:我是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拖累了别人糊口。茹贞说,你白手起家,我们自己建了大瓦房,比你勤快的人,村里找不出三个。他又问:我是不是一个不愿援手的人,对乡亲麻木不仁呢?

茹贞哭得更凶了。

再也没人请他泥灶了。也没人请他泥墓。村里的三片拔秧苗死在田里,还是个短命鬼,四十七岁。他拔了一把秧苗,弓着身子在水里荡泥浆,荡着荡着,一头扑下去,死了。杨绍醒拿着泥刀,赶到三片家里,说,泥墓,我在行,双抢了,大家忙,我来泥墓,也不收工钱。三片的老婆把他拦在门外,说:你有力气,把自己的墓泥好了,免得以后没人给你泥墓,你泥了三片的墓,三片的棺材也没人来抬,你说,你不是害我吗。

杨绍醒用泥刀拍打自己胸脯,说:我下作,我作践,我剁手。

杨绍醒再也不去找人搭话了。走在路上,遇上人,他远远地避开身子,靠路的边沿站一会儿,等人过去了,他再走路。有一次避让人,他站在溪边,可能心里烦,也可能想别的什么事了,他一走神,摔下溪,全身湿透,膝盖碰出淤青。他狠狠地掌自己耳光。

杨绍醒挑来黄泥,在自己身上搓,搓得全身都是泥。大马蜂蛰了人,肿出鸡蛋大的肿块,痛得人打滚,用童子尿和泥浆,涂在肿块上,半天消肿。这是土方子——黄泥解毒。他天天用黄泥搓身子,搓了七天,黄斑还是黄斑,还转深色了。他皮肉都搓肿了,肿得像下水焯了一样。他又去掏苦草,泡热水洗。一天泡一次。一天泡三次。他用艾叶泡,用茶叶泡,用何首乌叶泡,用三百草泡,用扛板归泡。

泪水流在脸上,他也感觉不到热度。他用指甲抠脸,出血了也不痛。

他去抓毒蛇吃,去抓蜈蚣吃,去抓蝎子吃,去抓蚂蚁吃。他把马蜂窝磨成粉末,泡水喝。

斑越来越多,盖了他的脸。

一日,源坞(源坞为自然村地名,与枫林相隔一座高山。枫林在山南,源坞在山北)来了一个卖核桃的中年人,挑着箩筐,走巷串户,摇着叮叮当当的响铃,叫着:想生活过好,就多吃核桃,吃了核桃,挑担腿脚好。杨绍醒听了叫卖声,拿出小畚斗,想买两斤给孩子吃。卖核桃的人,看见杨绍醒,挑着箩筐撒腿就跑,边跑边叫:麻风,麻风,那个人得了麻风。跑到了祠堂庙,他缓了气,停了下来。晒谷子的三个妇人,围着他,问:谁得了麻风病?

“就是柿子树下那户人家,有人得了麻风病。”

“这话可不能乱说。他是身上长斑。”妇人说。

“他麻风刚出麻,出了麻很麻烦,很会传染。”卖核桃的人结结巴巴地说,“二十几年前,我外公得了麻风病,被活活烧死。”

三个妇人吓呆了。她们扔下谷筢,沿着村街叫:绍醒得了麻风病,绍醒得了麻风病。

傍晚,杨绍醒家大门,被人抬了三根木料,把门堵死了,不让他们一家人出来。两个把门的人,是他杨家房上的堂兄弟。一个人手里拿着三眼铳,一个人手里拿着剁骨刀。杨绍醒拱手作揖,对堂兄杨绍鲜说:我们同一个太爷下来,你今天是不是下了要和我打夜命(饶北河一带方言,打夜命意思是闹人命的事,闹通宵,不决断不罢休)的心?能不能放我一家人一马,我做弟弟的,从来没得罪你一家呵。

“这一条巷子里的男丁,都姓杨,绍字辈都是兄弟。不是我要和你打夜命,是你放我们一马。你死一家人,巷子里的人还在,杨姓人不断丁。你不放过我们,杨姓灭了,几百年的人丁毁在你麻风病里,你说你对得起先祖吗?”杨绍鲜说。他把炭硝一孔一孔地灌进三眼铳,铳栓拉得噼啪响。

“要杀人,你先杀我。我也是活够了。”杨绍醒的娘,拦在儿子前面,说,“你有什么权利,杀我全家。我和谁家有不世之仇呵?你们说来听听。”

“谁和谁,什么仇也没有。我们是怕惹麻风病。麻风病比仇还更让人痛恨、恐惧。我们只有断了麻风病的根,巷子里的人,才可以保平安。绍醒,你说,巷子里的人要不要保?灭你全家,不是谁一个人的主意,是十八岁以上男丁,在族里开会定的,大家都通过了。今天,谁求情,也都没用。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离开这里,管你去哪里生活。限你三天考虑,因为是族人,才宽限你三天。外姓人的话,一个时辰也不留。”杨绍鲜说。

其白躲在娘身后,拉着茹贞的衣摆,吓得嚎啕大哭。茹贞双手护着儿子的头,僵尸一样站在杨绍醒身后,脸色煞白,眼泪直流。

院子里,亮起了火把,围满了人。杨绍醒看着一张一张脸,老脸是叔伯,稚脸是侄孙。叔伯都抱过他,他都抱过侄孙。他们都是平时异常亲热的人,递烟,喝酒,蹲在墙根下,谈论年收,谈论村里的女人。特别那些堂兄弟,上山一起砍柴,一起垦荒。为了多垦一块山地,他们搭茅棚,在山里住了半个月。他看看他小叔,他小叔也举着火把,站在杨绍鲜身后。小叔是他最亲的人,是一个曾祖父延下来的血脉。杨绍醒在八岁的时候,过年的米都没着落,是小叔送来米,送来肉。小叔说,绍醒呵,我们一支人丁不盛,有我小叔粥喝,你就有米汤喝。杨绍醒一直记得这句话。他看着小叔,小叔低下了头。他泪水,哗哗哗,直流了下来。他跪了下去,对院子里的人说,你们散了吧,留两个人守我大门就可以了,天要灭我杨绍醒,我没什么求了。

第二天早晨,镇卫生院来了人。是李干部陪医生来的。医生三十来岁,检查了杨绍醒的身体,说,病人患了麻风病,不能住在村里,他家人没有感染,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在村里生活。

杨绍醒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那个卖核桃的人,说的话,是真的。村里无人得过麻风病,谁也没见过麻风病。谁会想到他得麻风呢?

医生详细地问了杨绍醒情况,什么时间脸麻木了,什么时间出斑了,之前有没有接触过麻风病人。杨绍醒说,一个泥瓦匠,一年到头都是在本地做事,没出过十五里之外。医生说,你再想想,三年之内,你见过鼻塌裂嘴,或者满脸挂瘤,或者手指脚趾断损,或者截肢的人吗?杨绍醒想了好久,也没想出一个这样的人。医生临走的时候,杨绍醒说,两年前,去五羊坞,泥灶,回来的时候,过蛤蟆岭,遇见过一个吊死的人,头上套着麻袋,我把死人从树上放了下来,抱到路边,通知岭下的人埋人。我也没脱开麻袋看他。通知了岭下的人,我就回家了。

医生说,十有八九,那个人是得了麻风病,上吊死了。我明天去一下蛤蟆岭,实查一下,就知道。

隔了一天,医生又来杨绍醒家,说,那个蛤蟆岭吊死的人,是得了麻风病,被村人逼着上吊的。茹贞拜跪下去,婆娑泪眼,哀求医生,说:“救救我家绍醒,救救他。我给你做牛做马,我都愿意。”

“麻风病可以治,但我们这里没有药,药得从上海调过来。调这个药,很难。治麻风,治疗效果好,需要三年痊愈,慢的话,需要五六年。病没好,不能接触人,得一个人住一个地方。”医生说。

麦冬岭是一个高山的山顶,有一大块平坦的草甸,如牛背。山便称为牛背山。上麦冬岭,须走三华里的山道。山坞有一条终年不息的溪涧,在山腰积水潭,有一座木板桥,连接山上山下。杨绍醒住在麦冬岭,三餐到木板桥取饭。茹贞或者杨绍醒的娘把饭放在桥上,第二餐送饭时,把上一餐的碗筷带下去,人不得接触。这是族里人开会规定好了的:杨绍醒下桥,巷子里的人可以把他打死;茹贞或家人,过了桥上山,全家必须离开村子,另谋生活。

桥上有一个吊篮,送上去或带下来的物品,都在吊篮里。

谁也没见过杨绍醒,谁也不愿见到杨绍醒。村里人说起他,就说:哦,那个瘟神,一个雷劈下去,烧出木炭是最好的。

茹贞和杨绍醒的娘,还是常常见到他的。他娘很想看儿子,便去送饭。杨绍醒在桥那头吃,娘在桥这头看。他坐在桥板上吃,胡须遮住了颈部,长长的头发盖住了棉袄的衣领。他明显瘦弱了。他的脸黑不溜秋,长起了豌豆一般大的肉瘤。他吃着饭,低着头,一会儿就吃完了。在山上才住了一个月,杨绍醒便糟蹋了自己。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别的什么,他双手箍在胸前,裹紧棉袄。“绍醒呵,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娘忍不住哭了,泪如雨泻,说:“绍醒呵,要体面地活着,胡子自己剪剪,头发自己剪剪。你亚在天之灵,看到你这个样子,会作何想。人吃五谷,谁不生病?有的人病生得早,有的人病生得晚,有的人一辈子生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别作践自己,别糟蹋自己。人来世上走一遭,谁容易过呢?你亚,死了,尸骨都没人收,骨灰在哪里都不知道。我生下你,图个啥?你亚死,图个啥?我就图你活得堂堂正正。”

娘的话,让他深深自责。他自责自己成了娘和妻子担惊受怕的人,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人,成了没有魂魄的人。一座五米来长的松木板桥,隔在他和娘之间,像一条咫尺银河。桥两边的人,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一边哭,一边说。哭哭说说,说说哭哭。杨绍醒对他娘说,家家粮食短缺,我就在山上种包谷种番薯种大豆种马铃薯吧,我也养两只羊。

过了半年,镇医院才送来了药。一个偏远山村,从上海调药来太难了。

在巷子里,再也无人和茹贞一家来往。也无人和她们拉家常话。茹贞做了豆腐,端一碗送给对门的邻居,还没踏进门槛,被邻居拦在门外,说:豆腐是好吃,可万一把麻风带到了豆腐里,等于给我们一家下毒了呵,茹贞,你说是不是呵。

其白已经上小学了,班上没一个同学会和他坐在一起,也没人和他说话。老师安排他坐在最后一排,一个人一排,抵墙坐。放了学,有同学在背后骂他:你爸爸得了麻风病,你不要来上课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五个女同学一直在他背后哈哈笑。他回头看她们,她们还是哈哈笑,笑得很喷。他也不知道她们笑什么。他用手往后拉衣服,拍了拍,也没什么东西落下来。回了家,他脱下衣服,看了看衣背,他气得两眼发直。衣背上,被绿粉笔画了一只乌龟,乌龟壳上写了“麻风病”。他知道是谁画的,他端起白菜刀往屋外走,被他奶奶拉住了。他奶奶一把抱住他,说,刀是杀器,杀人是犯法的,你要报羞辱之仇,就是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比他们有本事,比他们有见识,比他们过得更好。你爸是得了麻风病,这只是一种病,而不是一种罪。我们没有罪,他们加给我们的罪,是他们自己的罪。我们低头做人,不是担罪,而是不张扬他们加的罪。

药是断断续续吃的。上海来的药,并不及时,药吃完了,有时隔一个多月,才能续上药。他的鼻梁慢慢塌下去,他的指关节变得更脆。他的脸,像油锅里翻炸的油饼。一日,茹贞的爸爸提了一个菜篮上山,看望杨绍醒。老丈人带了谷烧来。两斤的酒罐灌得满满当当。菜是鳝片烧蒜芯。正是四月,蒜芯抽芽,入口真是香呵。老丈人站在桥头,和他说着话。他说,茹贞不容易,吃食都很难,你放心吧,有我帮着,孩子会一天天长大,孩子好着呢。他说,巷子的人都是癞蛤蟆,呱呱叫,癞蛤蟆咬不死人,吵死人,茹贞真是过得好苦呵,我就这一个女儿,当年是我看中你心地好,把茹贞许配给你,你心地好,又怎么样呢?她活着,和守寡有什么区别呵。老丈人说着说着,哽咽了起来。

“亚,我守着这个山,我就是要活着下去,我要养大儿子,要好好养茹贞,养我老娘。我没出生,我亚便死在监狱里。我娘孤苦呵,我茹贞孤苦呵。我怎么不知道呢?可我有力使不上,这是我活着的罪呵。亚,我活着的罪。”杨绍醒喝着酒,喝得满脸泪。

“你痛快地喝吧,喝醉了就畅快了。你大声哭吧,哭痛快了就敞亮了。你大口喝吧,喝个地倒天移,喝个九死九生。喝吧,喝个翻江倒海。”老丈人被他说得泣不成声。老丈人拉开嗓子,吼。

酒下去。酒罐干了。碗空了。他醉了。他鼾声如雷。他老丈人提着菜篮下山,一路嚎哭。到了山底,他老丈人安静了,抄山边长满了芭茅的小路回方家去了。

第三天,茹贞送饭去,发现头一天的饭菜没吃。她慌了。她在桥上喊:绍醒呵,绍醒。她嗓子喊干了,也没人应。她哭了,坐在桥上,哭声如奔雷。她守了好长时间,也没守到男人下来提饭。茹贞回到家,领着婆婆一起上山。她们找到了山顶的木篷屋,看见绍醒睡在床上,浑身滚烫,病得很厉害。

过了半个月,茹贞送饭去,杨绍醒坐在桥上等她。“以后,你不要送饭来了。我自己做饭。山上种了包谷土豆,种了菜,让我自生自灭地活吧,活一年算一年,活三年算三年。你去嫁人吧,你为自己作打算吧。为我付出这么多,你不值得。你还年轻,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不需要别人的照料,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作为妻子,作为孩子他娘,你尽心尽责了。我杨绍醒亏欠你太多。我不想再亏欠你。我活着,和死了是一个样。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死了的样子。”杨绍醒说。他看都没认真看她。他看着桥下的溪水哗哗流淌。他说得很冷,也说得很沉。

“我们是夫妻,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其白,其白还那么小。”茹贞说,“我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呢?我用命在护着这个家,护着其白。”

“你活得太累了,因为我,为了护着孩子,你拼尽了全力。但我不想你因为我,受尽后半生的屈辱和歧视,遭受白眼。我们解除夫妻关系吧,你可以继续和孩子一起生活,也可以嫁人,你自己定吧。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明天,你和娘一起来,也请族长老烟公和村民组长绍鲜一起来,当他们的面,我把话说清楚。劳累你把孩子养大,你们撇清了和我的关系,你可以挺胸做人。”

站在麦冬岭,可以俯瞰整个盆地。太阳从古城山的凹口缓缓升上来,如一朵向日葵。南瓜叶形的田畈,在五月,稠密黏湿的雨飘飘洒洒。清朗的田野,田埂以豆类植物织出网格。雨声和稻子灌浆的声音,在日与夜中,找到了路的分岔。饶北河从一抹峻峭的山峦中,破出夹缝,如蟒如鲲,奔泻东去。荷木在牛背山,呼吸着河中泛过的湿气,长得特别壮实。在麦冬岭,杨绍醒再也不焦躁了。初上麦冬岭的半年,他度日如年。他望着山下的村子,他大声吼茹贞吼其白,吼他妈妈。他吼稻谷,吼河里的鱼,吼田野上空一行行的白鹭,吼日落,吼日出。他吼得声带出血,吼得眼冒金星。他如一条野狗,在山上闯来闯去。他要疯了。他想杀人。他想跳崖。他想把山烧了,自己直接投入火海。死了,彻底干净了,自己干净,家人干净,巷子里的人干净。家人和巷子里的人又亲如一家,互不相怨。他想起杨绍鲜手上的三眼铳,拉响的铳栓,噼啪作响。人,在生与死关头,多么残忍。他想起了小叔,小叔待他为至亲。他把事情顺了半年多,他顺清楚了,族人开会过于迅速,小叔没有时间去找人周旋,任凭大家一起决断。那种气氛下,谁敢说,不要把他杨绍醒一家赶出村子呢?谁都不敢。李干部带着医生,早早来到自己家里,一定是小叔去了镇里,托了人,磨破了嘴皮,才请来的。小叔是要保其白,小叔不会让其白流落在村外。每次想到这里,杨绍醒哭了。

再也不能去死了。杨绍醒从死中活了过来。他决意和茹贞解除夫妻关系,是因为他从死中醒来。他丈人请他喝酒,他记得。他丈人怎么下山的,他不记得了。他烂醉如泥。他落下积水潭,幸好积水潭漂着几根粗粗的浮枝,他的头搁在浮枝上。他泡在水里,浑身湿透。他醒酒了。他身子灌了铅一样,爬上桥头,足足睡了一个下午。杨绍醒卧病在床,他理了理醉酒的事。他发觉,是他丈人推他下水的。他是茹贞的沉重负担,一辈子抬不起头的负担。他山一样压着茹贞。她负重不起。她的爸爸懂女儿,唯有他杨绍醒死,茹贞才喘得了气。所以,他必须死。这个发觉,让他无比惊讶,和悔恨。

死,却解救了杨绍醒。他要做一个了无挂碍的人。他无能挂碍别人,那么别人对他的挂碍,便是一种不可解脱的负担。他要活下去,必须做一个独立的人,做一个与任何人无关的人,哪怕是妻子孩子,哪怕是自己的娘。

坦坦荡荡地生病,坦坦荡荡地活。哪怕死,也是坦坦荡荡。他正视自己满是肉瘤的脸,他每天用水照自己的脸。他接受这张骷髅一样狰狞的脸。他曾多么讨厌这张脸——拥有这样脸的人,必是作恶的人,鬼魅一样阴险的人,一个丑陋得无法示人的人。他摸摸自己的脸,没有任何感觉,那是神经坏死,皮肤老化。他不再害怕了。他坦然地笑了。病毒会吞噬自己的脸,鼻梁断裂,嘴唇裂开。他的脸会成为这个世界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丑。要活下去,他必须先接受这种丑。他知道,自己丑得像个鬼,但不是鬼。

有一段时间,他三天两头做白狐狸的梦。白狐狸幽灵一样跑进了他的梦里。白狐狸的眼睛吸着他,眼神溢满了温情和哀伤。他抱着头,小孩一样哭了。盆地平坦,开阔。饶北河千万年堆积出来的肥沃土地上,稀落又密集的人烟沿山边摊开。山中林木茂密,常有狐狸出没。有一次,杨绍醒睡着了,朦朦胧胧之中,听到有人打开他水缸盖板,用舀水勺舀水喝。水勺伸进水里的声音,盖板扣上缸沿的声音,喝水的声音,他听得真切。他翻身起床,问了一声:谁呵。

“还有谁呵。我口渴,咽喉烧一样痛,喝口水就好了。”厨房里的人应答。

“茹贞。是你吧。”他听出是茹贞的声音。他在梦里问喝水的人。没有回答。他梦见白狐狸,在草甸上跑,跑到了山崖,摔了下去。杨绍醒惊吓出一身冷汗。他披衣下床,坐在灶膛前,点了一把黄茅草,扠进灶膛。火一下子红了锅底,他扠进木柴,给锅里打水。锅了除了水,什么也没有。他泣不成声。他脸上淌满了泪水,一边烧灶膛,一边敞开嗓子唱:

元始安静,普告万灵。

岳涢正宫,土地祗灵。

左社右稷,不得妄敬。

回香正道,内外澄清。

……

歌唱完了,他大叫一声:茹贞,我的茹贞。一口鲜血从他口腔里喷出来,喷进了灶膛。一股白烟冒了出来。

第二天清早,小叔上山来报,说茹贞丑时三刻,落气了,走得很顺,也没什么痛苦。茹贞走的时候,还叫着:“绍醒,绍醒。”茹贞是抑郁而死的,年方三十六岁。他上山已四年。

杨绍醒站在麦冬岭,看着送葬的队伍,穿过金色的稻浪,沿着小溪的下游走。小溪像一条死去的蚯蚓,烂在田畈里。晚上,他跑下了山。这是他第一次下山。他坐在坟前,坐到天亮。

他常常来到坟前,坐到天亮。

天抹晚,四野无人。他提着一个斗灯,穿一件厚重的蓑衣,去茹贞坟前坐。斗灯是他自己做的。用一个小圆木桶(一斗米的体积)装上半升稻谷,烛台固定在桶底,桐油灯插在烛台上,盖上合桶口的小圆筛,桶口两边的栓口束一根棕绳,绳端扣一个结口,结口固定一根大拇指粗三尺长的竹竿。他握着竹竿,提着灯,沿溪流往田畈走。他唱起了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谣曲。

在我十四五岁,我就熟悉他提着斗灯,穿过黑夜,去田畈深处的背影。星光打湿了他的谣曲。他从来只有一个人。即使他麻风病痊愈之后,他仍然住在山上。他儿子其白,考上华中科大,后来去了美国,把老奶奶也带去了,再也无音讯。杨绍醒的房子一直闲置着,上了锁。这栋有着椭圆形院子的大瓦房,像一只趴窝的大乌鸦。

除了买生活必需品,杨绍醒几乎不进村。他常年戴着斗笠,一块黑纱遮脸。他不会示人的脸,仿佛是人世间最大的秘密。也似乎人世间的真相,都藏在这张脸。他的脸,是一部写着隐秘咒语的经文。村里有人死了,他会去坟地唱歌。为死去的人唱七个夜唱,是他唯一要做的事(生产之外的事)。

麦冬岭上,有些羊,已经成了野羊,爬上山崖,站得高高,咩咩咩地叫。

杨绍醒在他六十来岁的时候,他四处唱。春花开了,他唱。鸟北迁了,他唱。人生之日,他唱。他对着暴雨唱。他在蒙蒙亮的清晨唱,在晚星稀稀的夜晚唱。他的斗灯,从木桶里发出莹亮的光。

在饶北河边。

在峡谷的荒地。

在竹林。

在麦地。

在坟场。

在土庙。

他在唱。

在麦冬岭的木篷屋,也从无人去过。村里很少人会谈起他。当说起他的时候,谈论的人会哦一句,说:那个提灯师傅,活得像个少年一样无忧无虑,几十年都提一个斗灯,也不知道他要照什么。

2019年5月,我在饶北河上游很僻远的一个小山村,我获得了手抄本《申阴文科》。我如获珍宝。《申阴文科》共21卷,我借阅了9卷。这是家藏之本,代代相传,不外传。我奇异地发现,提灯师傅唱的歌,均出自《申阴文科》。几十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申阴文科》。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悲悯,开阔,通透,因为《申阴文科》浸透了他的苦难。

因为我每次读《申阴文科》,我都会泪流满面。那些文字,都是生与死的箴言,蕴藏着对大地深深的敬畏。

傅菲,江西广信人。南方乡村研究者,自然伦理探究者。散文作品获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百花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方志敏文学奖,获多家刊物年度奖。著有《深山已晚》《我们忧伤的身体》《河边生起炊烟》等10余部。作品常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天涯》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