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江文艺》2020年第7期|刘庆邦:初恋续篇

《长江文艺》2020年第7期 | 刘庆邦  2020年07月23日15:30

一个人的初恋,不是初始那一阶段的事,是一辈子的事。或者说,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事。一个人的一辈子如果没有初恋,那是相当遗憾的。有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第一次恋爱不就是初恋嘛!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觉得二者应该有所区别。从年龄段上说,初恋应是发生在少男少女情窦似开未开的年龄。从心理上说,初恋探出的多是感性的触角,还谈不上什么理性,离成熟还差得远。从情感上说,初恋是纯洁的,羞涩的,带有童话般的梦幻色彩。它对身体是超越的,更与性爱无涉。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初恋不会想到结婚,成家,还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

凡事有体验,才会有认识。上述认识,就来自我的亲身体验。在我读初中二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就有过一次初恋的经历。我的初恋有着非常高的质量,称得上刻骨铭心。说出来不怕朋友们笑话,我至今仍不敢轻易跟朋友讲那段经历。几十年来,我跟要好的朋友讲过两三次。每次讲起来,我都激动得不行,满脸通红,心口大跳,连心尖子都是疼的。讲过之后,我半天都不说话,半天都不会平复。倘若用文字写下来,会好一些,因为说话所用的气与写文章所用的气是不一样的。写文章的前提是必须静下来,只有静下来,才能进入内心世界。它使用的气主要是静气。文章当然也要表达感情,因有了思想的参与,理性的控制,就会显得平和一些,至少不会激动到几近失态的程度。

关于初恋,在三十多年前,我已经专门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心疼初恋》。在别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里,我似乎也零零星星提到过初恋的事。我不怕别人说我重复,人的初恋只有一次,宝贵得不能再宝贵,多说一句两句不算多。人渐入老境,初恋的事从此不再提了,也不是不可以。但有一些后续的故事,也让人难忘,想想也很有意思,不记下来似有些可惜。比如:初中毕业后,我曾给初恋对象马莲写过一封信,马莲也给我回过一封信。马莲给我的那封回信,就值得回味,值得写一写。

从镇上的中学毕业后回乡当农民,那是一段让我深感苦闷的日子。我的苦闷不是一重,是多重。前途无望是一重,生活单调是一重,农活儿繁重是一重,精神空虚又是一重。重重复重重,哪一重苦闷我都难以翻越。后来我想到,倘若没有那场初恋,我所有的苦闷也许不算什么,都稀松平常。而初恋像是给了我启蒙,我自己把自己给惹了,以至对情感生活念念不忘,不断向往,便变得不安分起来。我们村和我一样回到农村务农的所谓“回乡知青”还有三四个,人家似乎没那么多事儿,做到了随遇而安。不像我那样忧郁,那样带样儿。我想我也许是自作多情,过于自恋,自恋到作态的程度,让人讨厌!可我当时意识不到这些,就是管不住自己。

说来我的运气还算可以,这个时候,我被招到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去了,每天和一帮男女青年唱歌,跳舞,移植革命样板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总算得到了改善。然而正如一支歌里所唱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如果说宣传队也算一份“好景”的话,宣传队只维持了半年多,我就从“好景”里跌落下来,再次掉进不好的景况里。在宣传队期间,我希望宣传队能长期存在下去,宣传一辈子才好呢!虽然也明白宣传队是临时的,长期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心里还是那样祈愿。人世间的祈愿,大都伴随着害怕。我的祈愿,当然是害怕宣传队解散。有一次,宣传队下乡演出,需要经过马莲所在的村庄。我们宣传队没有任何交通和运输工具,不但没有自行车,连一辆架子车都没有,不管到哪里演出,只能是步行。我们的演出,还是需要一些服装和道具的,比如李玉和所戴的大盖帽和手持的信号灯等。那,服装和道具怎么办呢?我们的办法,是把那些演出必需的用品装进两口木箱子里,抬着木箱子前往。一听说这次演出要从马莲的村庄走过,我心里一突,就突突下去,再也不能平静。从学校毕业后,已经一年多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在学校时,我每天都能看见她。不见她时,仿佛百病缠身,只要看她一眼,就百病消除。事情就是这般残酷,毕业二字仿佛代表着一切都毕了,把我们生生拆开,拆成东一个,西一个,再也得不着见面的机会。我还是每天都想看见马莲,连做梦都想看见她,可我就是看不见她。其实我所在的村庄和她所在的村庄相距并不遥远,也就是七八里路的样子,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可我们却像是隔着一道天河,就是捞不着见面。据传说,分隔在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每年的七月七还可以见一次面呢,我们连牛郎织女都不如。路过马莲所在的村庄,我并不指望能见到马莲。人居如蚁,村庄如窝,我们只是从人家的窝边过一过,怎么就能看见你想看见的人呢!再说了,马莲并不知道我们路过他们的村庄,她又不会在村口等我们,我怎么会看见她呢!尽管我对见到马莲不抱什么希望,但并不影响我的激动。由于对马莲的喜爱,连带着我对她所在的村庄也喜欢起来。我甚至觉得,生有马莲的那个村庄的名字,是全中国最好听的名字,一听到那个名字,我会马上想到马莲,好像村庄的名字与马莲的名字密不可分,又好像村庄就是马莲本身。所以说,能从马莲的村庄过一下也是好的。我听说过爱屋及乌这个成语,以前对这个成语并不是很理解,觉得跟风马牛差不多,有些可笑。自从有了对马莲、对马莲的村庄,以及对马莲所在村庄庄名的喜爱,我才加深了对爱屋及乌这个成语的理解。我想,第一个发明这个成语的人,一定是个有情人,一定对爱情有着深切的生命体验,上下几千年,纵横九万里,他道出的是人们的心声啊!

盛服装和装道具的箱子,在我们那里被说成戏箱。和我一同抬着一只戏箱的是一名女队员,她姓张,是比我高一年级的中学同学。当我们宣传队的队伍走到马莲所在村庄的村头时,队长让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也成立过宣传队,张同学、马莲和我,都是宣传队的成员。张同学也知道,马莲就是这个村里的人。趁在村头的打麦场休息的工夫,张同学提出,她去村里看一下马莲。张同学的这个想法真好,让人感动。当初还在学校时,我和马莲的初恋被同学们传得沸沸扬扬,非常广泛,张同学肯定是知道的。张同学提出去看马莲,是说出了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行动。或者说,这位张同学知道我想去看马莲而不敢,就代替我实现一下我的心愿。后来我想到,这位张同学的心理真是善良极了,微妙极了,微妙到不可命名,不可言传。关于我和张同学的故事,我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托媒》,发在上海的《收获》杂志上,朋友们如有兴趣,可找来看一看,就知道我所说的微妙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当然愿意让张同学去看望马莲,她去看一下马莲,就会带回马莲的信息,缓解一下我对马莲的千般思想,万般挂念。同时,信息提醒马莲知道,我现在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要知道,全公社的男女青年成千上万,宣传队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能参加宣传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码要有一些文艺灵气和文艺才能才行。公社中学一下子毕业了1966届、1967届、1968届三个班级将近二百位同学,能参加公社宣传队的不就是我和张同学嘛!而能参加宣传队的男生,不就只有我一个嘛!我不敢说我多么出类拔萃,它至少表明,我不是一根木得敲不响的棒槌,而像一支一吹就响的笛子。马莲得到我的这些信息,有利于我今后与她取得联系。就算不再联系,也可以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

张同学转回来了,不错,她真的见到了马莲。张同学告诉我,马莲正在织布机上练习织布,马莲穿梭引线,已经织得像模像样。张同学说着笑了一下,并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没有说话,也微笑了一下,心说:马莲真的变成一个织女了。遍地的麦子长起来了,春风吹得麦苗一路翻白,像开了满地的白花一样。那次下乡演出之后,还没等麦子发黄,我们的宣传队就解散了。

一回到家里,我又得跟社员们一样天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生产队里不需要耍嘴皮子的宣传,只需要耍扁担和锄杆子的劳动。我的任何宣传才能在黄土地里都是无效的,只有把汗珠子在地上摔碎,才能挣到工分。说实在话,我对工分从没有看重过,不愿意换算一个工分到头来只值二分钱的价值,对于“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的说法也不认同。但是,好比不管我对活着的看法如何,我还是要活下去,不管我对工分的看法如何,工分我还是要挣的。我的年龄已到了十八岁,从未成年人、半成年人,一年一年长成了一个成年人。成年人有成年人的规矩,有成年人的责任,作为一个农村的成年人,不下地干活儿干什么呢!不去挣工分,有什么可挣呢!在炎炎夏日,我和社员们一起,顶着毒辣的日头去锄地,锄了芝麻锄谷子,锄了豆子锄玉米。一顶破帽壳子只能遮住我的脸,却遮不住我的手臂。很快,我的手臂被晒黑,又被晒白。黑时像一根烧糊的火棍,白时是晒脱了一层白皮。天下起了大雨,我们不能躲雨,不能收工,继续在地里趁着雨水栽红薯。炸雷在头顶打得一声接一声,如注的雨水几乎封住了我的眼,封住了我的嘴,封住了我的耳,我用手掌抹拉着脸上的雨水,心里叫着天爷呀,坚持把红薯秧子一棵一棵往泥土里栽。冬天,下起了大雪,不管雪下得铺了天,还是盖了地,我们还是不能闲着,队长照样给社员们派活儿。我受到指派,或是到麦秸垛头为牲口铡草,或是到饲养室的大粪坑里往外刨粪,或是用抬筐从村里往麦子地里一趟一趟抬雪。社员们干什么,我也只能干什么。可是,我的心还在抵抗着,一点儿都不甘心。不甘心什么呢?不甘心就这样当一辈子农民。那么,不当农民当什么呢?茫茫四顾,我自己也不知道,除了茫然还是茫然。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当农民当得还可以,没有偷过懒,耍过滑,不管干什么活儿都很舍得下力气。我自己明白,我干活儿并不是心甘情愿,像是在赌气,既和别人赌气,也和自己赌气。赌气之后是委屈,我每天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天之大,人之多,有谁能理解我的心情呢?有谁能安慰我一下呢?我想到的当然是马莲,每天想到的都是马莲,睁眼闭眼都是马莲。一想到马莲,我心里就充满了柔软,同时也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坚强。我想,要是马莲在我身边,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别说让我当一辈子农民了,让我当牛做马都是可以的,甚至让我去死,我都在所不辞!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遇到的字眼儿,死往往与勇气相联系。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正是死这个字眼儿,使我心血潮涌,勇气陡增,我决定给马莲写一封信。在学校时,我没有给马莲写过信。别说信了,我连一张字条都没给她写过。我们上学是干什么的,识字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交流嘛,不就是为了能写信嘛!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想起给马莲写一封信呢,我真傻啊,我真是一个大傻帽儿啊!一个人总不能傻一辈子吧,我不能再傻下去了。

之所以想起给马莲写信,除了被无望的岁月逼得有些无奈,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公社宣传队的生活经验启发了我。无论宣传什么,都离不开感情的参与,宣传队是一个抒发感情的地方。加之宣传队的队员们都是一些青年男女,饮食男女,每人都是一包汁水饱满的感情。大家把感情抒发来,抒发去,就有些真假不分,现实和戏剧不分,你我不分,把宣传队变成了情场,出了一些男女之事。在《朝阳沟》里演栓保的是一位复员退伍军人,演银环的是一位从县城中学回乡的知青,他们把栓保和银环演来演去,两个人就演到一块儿去了,栓保把银环“拴”住了,银环也把栓保“环”上了。当宣传队的队长发现他们的行为假戏真做,超出了戏剧范围,就果断地把“栓保”开除出了宣传队。“银环”失去了“栓保”,精神受到打击,出了一些问题,每天倚着宣传队排演场的门框犯愣。没有了“栓保”,宣传队再演出时,只能给“银环”安排一些独唱,比如银环下山什么的。“银环”唱得很动感情,“我往哪里去呀?我往哪里走?好难舍好难忘的朝阳沟。”一唱就唱得满眼泪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县城毕业回乡的1966届的高中生。他去我们宣传队驻地去看我,顺便看了我们的排练。他看排练是假,看女队员才是真。他一看,就看上了一个女队员,那个女队员就是那位下乡演出时跟我一块儿抬戏箱的张同学。我的那个朋友真是勇气非凡,表现出的是“花开堪折直须折”的高度自信,他一看上张同学,就托我给他介绍,并直接给张同学写信。他给张同学写的信,张同学拿给我看过。我那是平生第一次看到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写求爱信,而且男女双方都是我熟悉的人。看信看得我脸热心跳,好像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事人。那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太太美好了!那封信是用语言写成的,却美好到没有语言可以评论,可以形容。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看见过如此美好的书信,不知道信还可以这样写,还可以写得如此动人。我是读过一些小说,但那些小说都不如那封信写得好,可以说,那一封信抵得上好几部小说。光我自己这么说还不行,还得有别的证明,以证明那封信确实写得好。证明来自手抄。不知怎么搞的,那封信竟然传到镇上的中学去了,被中学生们抄来抄去,变成了手抄本。手抄本是当时的读物在私下里传播流行的一种方式。那封信变成了手抄本,足以证明信的魅力所在。咱们这么说吧,主要是朋友写给张同学的那封信激励了我,我要向我的朋友学习,给马莲写一封信试试。

在我给马莲写信的时候,镇上的中学重新开始招生,复课,说是复课闹革命。学校不仅招初中生,还第一次办起了高中班,招了高中生。学校招生的时候,我和张同学正在公社宣传队里搞宣传,错过了报名上高中的机会。而马莲抓住了机会,回到母校当上了一名高中生。其实我也很想上高中,能继续求学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能和马莲同班学习,重续旧梦,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直到现在,我有时做梦,还梦见和马莲一起读高中,或读大学,像是回到了初恋时代,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一切还是那么朦朦胧胧,又真真切切;情意绵绵,又羞羞怯怯;若即若离,又难舍难分。每次做这样的梦,我都希望能长梦不醒。但,如同任何黑夜都会迎来白天,任何梦也都会做到梦醒,我屡屡梦见马莲也是一样,它带给我的只能是梦醒时分的失落。就算是失落,我还是愿意做这样的梦。只有这样的梦,才能让我重温旧梦。不然的话,我到哪里才能看得见马莲的影子呢!我以前从没有给人写过信,给马莲写信,是我来到人世上所写的第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倾诉衷肠的信,是一封求爱的信。或许是因为厚积薄发,情之所致,或许是我的天赋中有一种亲近文字的能力,我写信写得并不费劲,并没有绞尽脑汁,撕了写,写了又撕。在夜晚的煤油灯下,我一口气就把信写好了,写了三页稿纸还多。在信中,我并没有赞美马莲,没有赞美她的长相,她的身材,也没有赞美她的姿态,而是上来就说:马莲哪马莲,你可能不知道,你可是把我害苦了啊!我用类似诉苦的办法,向马莲诉说我对她的深切思念。我说,我的思念可能是单相的,我可能配不上这种思念,但思念由不得我。或许正是因为思念是单方面的,思念得不到回应,得不到缓解,以致思念像走进了无边无际的漫漫长夜,越走越黑,连一点儿看到光明的希望都没有。我把自己贬得很低,从家境、地位、能力、前途,包括长相等,在各方面都把自己贬得很低,差点说出最难听的话。但是我说,不管一个人的条件多么不好,都按捺不住一颗勃勃跳动的爱美之心,都挡不住他对美好事物的仰望和向往。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个人条件不好,他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就更加强烈。在信中,我特别回忆了在学校毕业前夕的那一段糟糕心情,坦诚地、不顾羞耻地向马莲写明,因担心毕业后人各东西,再也见不到马莲,以至于身体出了毛病,差点丢了小命。我以前只承认身体,不愿意承认什么精神,认为精神是玄虚的,看不见,摸不着,不切合实际。更不愿意相信,人的精神不好会影响到身体,对身体造成伤害。事实证明我错了,在那段时间,我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我先是日渐消瘦,瘦得眼睛陷下去,颧骨高起来,我都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觉得自己是那样丑陋。接着,我动不动就头晕,一晕起来就两眼发黑,天旋地转,站立不稳。这时我需要扶住一棵树,或靠在墙壁上,停一会儿,头晕才有所缓解。说来有些后怕,有一天晚上,在学校的男生宿舍,我竟晕得栽到床下去了,也不知在床下昏迷了多长时间,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醒来后摸摸脸,脸肿得像小盆儿一样。原来右眼的眼角磕破了,一侧脸上都是凝固的血疙疤。倘若我那天早上醒不过来,也许我早就完了,早就化成了泥土。我对马莲说:幸亏我还活着,才有机会给你写这封信,不然的话,你就永远收不到我的信,不知道一个痴心妄想的人对你所抱的一颗痴心。在信的最后,我请求马莲原谅我打扰了她的学习生活,我还说:我不敢奢望能收到你的回信,你能收到这封信,看完这封信,我的心就算没有白费,我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我记得很清楚,在信的抬头,我不是用汉字写的马莲的名字,而是用俄语的字母拼写的马莲的名字。在信的落款处,我同样是用俄语写的我的名字。我这样做,是不想让不懂俄语的人认出我的名字,让马莲一个人认出我的名字就行了。我们曾共同学习过两年多俄语,在校学习期间,俄语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曾要求我们用俄语给苏联的小朋友写信。马莲一看见俄语,会唤起我们的四年(因为“文革”,在学校多滞留了一年)同窗之谊。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我这样做有显摆的意思。我学俄语学得不错,在全班最后一次考试时,我的俄语得分是全班第一。

信写好后,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自以为写得还不错。虽说比不上那位朋友给张同学写的信那样富有文采,但也差不了多少,至少从信里所包含的情感度来说,我的信里的情感似乎更真切一些,也更饱满一些。读着写给马莲的信,还没怎么着呢,我先把自己给感动了,好像信不是写给马莲的,而是写给我自己的。用文字写成的信就是这么神奇,在没写这封信之前,我对自己并不了解,也不理解,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具有情感能力的人。通过这封信,我像是第一次对自己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原来我还行,不仅有一定的情感能力,还有能力把情感抓住,落实在信纸上,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倾诉。我不能想象,马莲读到我这封信会有怎样的反应,会不会被感动。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马莲不会反对我给她写信,读了我的信,她也不会反感。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给他写信,因为每个人都看不清自己,好比自己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鼻子。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通过别人写给你的信,你才会知道别人对你的印象如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她们往往不相信自己,更希望和更在意看到别人对她们的看法。别人一句好话,可以使她们心花怒放。别人一句不好的话,也有可能让她们灰心丧气。我相信,马莲也想看到我对她的看法,或许,她在一直等我给她写信!我们在学校期间的眉目传情,凭借的媒介只能是空间里的空气,空气虚无缥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一旦写成了信,一旦在白纸上写成了黑字,差不多就成了文章,与“千古事”相距也不远了吧。

我没有把信投进公社邮电所的邮箱,挂在墙外的邮箱锈迹斑斑,上面还拉了不少白色的鸟粪,我对邮箱有些信不过。如果把信投进邮箱,我担心如石沉大海,马莲收不到。再说了,信如果通过邮电所邮寄,须在信封上贴八分钱的邮票。可我口袋空空,连一分钱都没有,是真正的一文不名。我有一个远门子姑姑,也在镇上读高中,跟马莲是一个班级。我决定,托那个姑姑把信转交给马莲。我用陈年的年画,翻过来,叠成一个信封,把信装进信封里。我把信封封了口,却没有在信封上写一个字,让姑姑把信交给马莲就行了。我相信姑姑是个老实人,她不会拆开信封,看我写给马莲的信。不过事情也很难说,姑姑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对我写给她同学马莲的信也许也好奇,也想看一看。她想看,很简单,把信封的封口拆开,看完信,再用浆糊粘上就是了。

姑姑上学住校,每个星期天回家一次。我是趁星期天姑姑回家时把信交给她的,她答应一回到学校就把信交给马莲。星期,是在学校上学时的概念,一回家当了农民,就把星期的概念淡化了,不知星期是何期。自从星期天托姑姑向马莲转交信件,我把星期的概念重新拾了起来,从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天,拾得一天都不落。这就是在偏远的农村,一个不起眼的青年,对回信的渴望,也是对爱情的渴望。在没给马莲写信之前,我的渴望似乎处在暂时放下的状态,而一给马莲写信,我的渴望仿佛一下子被重提起来。我知道了,原来写信就是表达渴望啊,写信就是创造盼头啊!

终于盼到了星期六,我知道姑姑又该回村来了。按照规律,姑姑是星期六傍晚回村,星期天下午再回到学校。在星期六的傍晚,我来到村后,隔着护村的水坑,远远地就看见姑姑从学校回来了。我禁不住有些心跳,好像看到的不是姑姑,而是马莲本人。我在村里有好多叔叔,也有好多姑姑。对于这个远门子姑姑,平日里我跟她没有任何来往,甚至连话都很少跟她说,但由于要托她给马莲送信,我不得不有求于她。姑姑充当的是我和马莲之间的传书人,我对这个姑姑当然会心存一份感激。护村坑上搭有一根独木桥,姑姑的家就在坑内侧独木桥的桥头,她一走过独木桥,往左一转,就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没有迎着姑姑走过去,甚至没让姑姑看见我,而是藏到了一棵石榴树的树后。我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我的自尊心让我在不知不觉间就有些害羞,有所掩饰。我要求自己不要着急,相信马莲要是给我写有回信的话,姑姑一定会及时转交给我。

在第一个星期天,我没有收到马莲的回信。在第二个星期天,我仍没有收到马莲的回信。直到第三个星期六的傍晚,我才终于收到了马莲的回信。赶巧了,我那天要去大队办点儿事儿,半道上碰见了从学校回家的姑姑。巧,不是等来的,是赶来的,把巧赶来赶去,就把巧赶上了。姑姑也说:巧了,我正好把马莲给你写的回信交给你。姑姑背着一只黄绿色的书包,书包盖上有用红绒线绣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她把书包盖打开,把马莲的回信取出来,交给我。她又说了一次巧了,说:我还打算把信送到你们家里去呢,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你,真是巧了。巧不巧我心里明白,我说谢谢姑姑!

天还没黑,西边涌起的是蔷薇一样绚烂的红霞。一根很细的电线上立着两只燕子,一只燕子飞起来了,绕着另一只燕子飞了一圈,又成双成对地立在一起。一阵风吹来,路边的玉米叶子哗哗作响,像是有很多人在鼓掌。我拐到玉米地头的一条小路上了,要马上看信。马莲使用的信封比较正规,信封上印有毛主席戴着红卫兵袖标的头像,还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毛主席语录。信封从长方形一边的长边开口,封信封口的盖子是三角形。马莲和我的做法一样,也没有在信封上写收信人的名字。我拆信封拆得很小心,想保持信封的完整。可由于马莲把信封粘得很严密,没有一点儿缝隙,加之我心情激动,手指有些发抖,小心着,小心着,还是把信封撕破了一点。玉米地里突然蹿出一只野兔,野兔从玉米地里蹿到对面的豆子地里去了。我吓得一惊,像是我的心蹿了出来。我把心稳了稳,从信封里往外抽信纸。我抽信纸抽得更加小心翼翼,几乎是欲抽又止,欲抽又止,好像害怕信纸会不翼而飞。还好,信纸被我完好地抽了出来。我把折叠在一起的信纸展开看了看,写满了字的信纸一共是两张,不如我给她的信写得长。天眼看就要黑了,我很快把信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一遍。我和马莲同学好几年,我竟然是第一次看见她写的字。她的字写得既工整,又秀气,要比我的字写得好看。看见她的字,我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分明的亲切感。但马莲的口气是冷静的,等于委婉地把我给拒绝了。她上来先道了对不起,说给我的回信回晚了。之所以没能及时回信,是觉得有些接不上我的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称赞我的信写得很好,真的很好,她看了两三遍还没看够,说不定以后还会再看。她接着写了可是,给出了转折。她说其实她本人并不像我写得那么好,一切都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值得我对她那样,不值得我对她付出那么多感情。她说她目前的任务是学习,她要集中精力把学习搞好,别的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暂不考虑。希望我能理解她。在信的最后一段,马莲写了几句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话。她在信中提到了那位张同学,说她听说我正和张同学谈,她觉得张同学挺好的,我跟张同学挺合适的。她祝愿我和张同学能谈出一个好的结果。这话怎么说的,是从何说起呢?是张同学跟她说过什么,暗示过什么,还是她自己的猜测呢?真让人想不明白。

尽管马莲的回信让我稍稍有些失望,我对她的信仍然很珍视。初恋不问结果,这封信对我的初恋算是一个总结吧。

天黑下来了,我回到家里,把信夹进一本书里,那本书是我所喜爱的《红楼梦》。当年夏天,我去煤矿参加工作,在铺盖卷里包了几本书,其中就有《红楼梦》,当然也有夹在书中的马莲写给我的信。《红楼梦》是一场梦,我和马莲的初恋是不是也是一场梦呢!如果说《红楼梦》是大梦的话,把我们的初恋说成是小梦,也不是不可以吧。说就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吧,谁能说不是一场初恋呢!

在矿上工作期间,我又不止一次读过马莲的信,见字如面,一读就能想起马莲那面若桃花的样子。可惜的是,那封信后来竟然找不到了。我翻遍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所有的书,再也没有看到那封信。我回忆了一下,有工友向我借书看,工友把书拿走的时候,我可能一时疏忽,忘记把信拿出来。信上分别是用俄语写的我的名字和马莲的名字,工友不认识俄语,当成了无头信,就把信弄丢了。

现在到了电子数字化时代,人们很少再提笔写信,过去的信差不多成了文物。有时我想,要是把马莲的那封信保存到现在该有多好,倘若有机会遇见马莲,向她出示一下那封信,不知能引发她多少感慨呢!

我是不会主动联系马莲了。按通常的说法是,时过境迁之后,谁都不要和初恋对象再见面,谁见面得到的只能是失望和痛苦。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我认为,岁月可以使人变得白发苍苍,但人的气是不变的,只要气不变,美就不变,情就不变。我之所以不跟马莲联系,主要原因是不愿打扰她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马莲后来的情况,我听别的同学说过一些。她高中毕业后,到县里的帆布厂当了工人,并逐步当上了干部。她当干部的日子没能持续下去,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厂里开除,回到丈夫的老家当农民。既然重新回到了农村,又是被开除回家的,她的日子不会太好过。但日子就是用来过的,什么难过的日子都得过,过得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就有了自己的节奏。我要是跟她联系,有可能会打乱她的生活节奏,那就不好了。

马莲有一个妹妹,在县城的一个中学当老师。我只是托人找到马莲妹妹的电话,跟她联系了一下。我作了自我介绍之后,马莲妹妹说,她知道我,上来就把我叫哥。我们说了几句话,马莲妹妹问我:你以前是不是给我姐写过一封信?

我说好像是写过。

你给我姐写的信,她现在还保存着呢,你没想到吧?

这可怎么得了!我有些语塞,一时不知说什么。

刘庆邦,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家长》《红煤》《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