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跟莫斯科相比，圣彼得堡显得老派一些，教堂很多，街道不宽，大多数房子攒着不短的年头，看上去有点旧色。好在旧色之中，一条长河从城中穿过——不用说，它就是著名的涅瓦河。涅瓦河水面开阔，颇有气度，让整座城市亮堂了许多。

不坏的是，我们就下榻在离涅瓦河不远的一家三星宾馆。这里的地陪导游是一位夹带中国东北口音的胖男。胖男导游说：“你们呀得在这儿住上四宿，圣彼得堡的历史厚着呢，好玩的地方老多了。”他嘟噜着舌头送出一串景点，夏宫冬宫要塞教堂什么的，好像所报的是一份俄餐菜单。

按游程安排，我们第一天逛了夏宫。夏宫的殿厅和喷泉派头不小，挺让人提神的，用团里大爷大妈的话说：“别小瞧了老毛子，还真是有点家底儿。”玩到傍晚，集体吃了团餐回到宾馆，一天的奔波才收了尾。上岁数的把门一关，待在房间里准备洗洗睡了。年轻的男女还剩有体力，相互串门扯些闲话。我无伙无伴，又不知道干点什么，就下楼出了宾馆到街上走走。

宾馆门前是一条小街。此时夜色刚冒出来，小街上行人不多，显得有些清淡。我走了一段不觉得有趣，脚步正有些茫然，目光一拐看到了路边咖啡馆的标识。我在北京是泡吧老手，有时待在出租房里太寂寞，就拎着电脑到咖啡馆里写上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现在既然在这里遇上了，我不反对自己进去坐一坐，也算是添一次俄罗斯的泡吧经历。

我走近咖啡馆推门进去，左右打量一下，在中间一张小桌前坐下。店厅不是很大，但两边靠墙矗着高大的檀木书柜，显出几分优雅。有点暗淡的灯光中，坐着三三两两的身影。很快一位侍应生走过来，我不会俄语，只能用蹩脚的英语要了一杯卡布奇诺。

等候的时间，我掏出手机巡视微信朋友圈。正潦草地看着，屏幕上跳出一个电话号码并响起铃声，我划开话筒，压低声音说话。对方是一家影视公司的文学策划，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向我打问剧本的事儿。我不高兴地敷衍几分钟，摁掉话筒。侍应生端着托盘过来，将咖啡杯子搁在桌上，又讲了几句俄语。我不明白地瞧着他，心想这哥们儿干吗这么严肃。这时旁边传来一句中国普通话：“他是让你别在这里大声说电话。”我扭头一看，竟是一位中国老男人——他坐在里侧的小桌前，似乎也是一个人一杯咖啡。我吐一下舌头，转过身冲侍应生耸耸肩，说了一声Sorry。

侍应生走开了。我端起咖啡杯子呷了几口，然后想到一个情况：两个中国人坐在俄罗斯的咖啡馆里，相互不搭腔，这无论如何有点奇怪吧。正这么溜着神儿，那位中国老男人走过来坐到了我的对面。他一头银发，还戴着金边眼镜，儒雅中又有点横劲儿，似乎是个爱教导别人的老头儿。我赶紧说：“刚才我以为自己小着声音的。”他盯住我说：“是来旅游的吧？”我点点头说：“出来散个心，先玩莫斯科，今天刚到这儿。”他说：“你是……写剧本的？”我又点点头说：“我小着声音还是被您听了去……中国的耳朵在哪儿都有呀。”他说：“你，知道瓦西里吗？”这句问话有些跳，我说：“是瓦西里大教堂的瓦西里吗？”他说：“不是，是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瓦西里。”我愣了一下，说：“这个我不知道。”他说：“搞影视的不知道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说：“听说过没看过，这种电影又不是必须要看的。”他说：“不同意！没看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就来圣彼得堡，你怎么读得懂这座城市？”我心里一笑，都什么年代了，还掏出这种神逻辑。我说：“这两部电影您看过许多遍吧？”他说：“我数字不好，忘了看过多少遍啦，但我能把台词背下来，尤其是瓦西里的。”我哈了一声说：“这么说，瓦西里是电影中的牛B人物？”他沉默了一下，说：“我不想跟你谈瓦西里……如果你是我的学生，我不会让你及格毕业的！”说着他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桌子。

我有点丢兴，追了他一眼。我注意到他的桌子上有几张纸，上面搁着一支笔——我心里一动，看来这老头儿也有在咖啡馆里写字儿的习惯。

从咖啡馆回到住处，时间不算太晚。虽然有些累，我还是起了心念，从手机优酷里调出《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地是在莫斯科，那时苏联刚刚迁都。电影一开始，身材高大的瓦西里从莫斯科回到圣彼得堡家中，见到了妻子和摇椅里的孩子。妻子抱怨说没有吃的：“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瓦西里说：“不要哭，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几句话挺熟耳，算是口头语录了，原来出自这里。故事往下走，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打入敌人内部，当听到对方马上刺杀列宁时，他奋勇地从楼上窗户跳下，口中大喊一声：“瓦西里！”守在那里的瓦西里冲过去护住中弹的马特维耶夫，马特维耶夫让瓦西里赶紧去救列宁。情节到这儿有点意思了，属于剧情叙事中的拐点。我恍惚一下，记起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玩过一个镜头，几个青春少年高喊着“瓦西里”从高墙上跳下。嘿嘿，其源头原来也在这里。

看完电影已是深夜，我还想做思考状，脑子一暗很快睡去。第二天醒来有些迟，匆匆吃过早餐上了车，才知道是去参观冬宫。胖男导游先提示大家今天要备足体力，因为进门前要排很长的队，再用三四个小时走马观花。一位大叔说：“走马观花也得用三四个小时，冬宫很大吗？”胖男导游说：“冬宫号称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有1050个房间。”一位大妈立即表示不服：“1050个房间算什么，冬宫房间再多，有故宫那么多吗？”胖男导游呵呵笑了。我掏出手机塞上耳机，开始看《列宁在十月》。影片中列宁很忙碌，瓦西里也很忙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危险中展开。片子进行到一半时，旅游车到达冬宫广场，我们下车排队。队伍的长度的确可观，估计得排上好一阵子。我拿着手机继续看。瓦西里到工厂车间发动工人，与敌方官员周旋；列宁让瓦西里必须睡上两小时，瓦西里悄悄溜掉了；瓦西里在街上用高大身子挡住列宁，骗过敌方士兵的眼睛。影片的尾部形成高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了，之后起义人群潮水似的涌向冬宫，打开铁门冲进去。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议事厅开会，面对一拥而入的工人与士兵，他们目瞪口呆。

电影结束得恰是时候，因为此刻排队也接近了入口。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一直裹在人流里往前走。这儿的艺术品确实霸气，我看到了达芬奇《戴花的圣母》、拉斐尔《没有胡须的神圣家族》、伦勃朗《达娜厄》，我还跟石像《伏尔泰》合了影。不过在眼睛忙碌的同时，我脑子里仍留存着影片的余味。我很想找到那个有着政权交替象征的议事厅，但冬宫真的太大了，晕头转向中一时不可能找到。

这天晚上，我又来到那家咖啡馆。我的运气不坏，中国老头儿果然坐在那儿，而且是昨晚的同一张小桌。

我走过去直接坐到他的对面。他没有惊讶，先瞧我一眼，又低头写完纸上的一行字，说：“什么情况？觉得这儿的咖啡不错？”我说：“我猜您今晚还在这儿，我想跟您聊聊。”他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聊？”我说：“您是个怕寂寞的人，不然不会在咖啡馆里写字儿。”他说：“我怕的不是寂寞，这个理由不成立。”我说：“昨晚听了您的话，我把《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看完了。”他微微一愣，把笔撂在桌子上，说：“那你想跟我聊什么？瓦西里吗？”我说：“我知道我没资格谈瓦西里，所以只想听您的。”他说：“听也是一种能力，你觉得你有吗？”我说：“我至少有好奇……跟着旅游团挺无趣的，白天跑景点晚上睡大觉，我不想只是这样。”他说：“这句话及格了，和旅游团混在一起是有点傻，我就乐意一个人跑来跑去。”我说：“您看上去不像是来旅游的，您像是在旅行。”他说：“旅游和旅行有什么区别？”我说：“旅游没故事，游行有故事。”他说：“在圣彼得堡待七天了，我没有故事只有回忆。”我说：“回忆本身就是一种故事。”他说：“毕竟是写剧本的，想着的就是故事。”我说：“一个写剧本的，连瓦西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写好剧本。”他松一松脸笑了：“嗯，这句话又及格了。”

顺着气氛，我唤来侍应生又点了两杯咖啡和一些糕点。他说：“咱们俩这么说着话，像老熟人似的，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我说：“我姓吴，你叫我小吴好了。我是南方人，现在北京漂着，是个半拉子编剧，还属于替别人打工的阶段。”他说：“好吧，你‘无’我‘有’。我姓尤，你叫我老尤好了。”我赶紧说：“我不能叫您老尤，瞧您这气度，得叫您尤老。”他说：“这话不及格，我七十还不到，叫尤老起码得八十以上。”我说：“我猜您是大学老师，还是一位不轻易让学生及格的老师。”他点点头说：“以前是大学教授，现在是退休老头儿，一位无所事事的退休老头儿。”

新的咖啡杯子上来了。这位自称是退休老头儿的前大学教授端起杯子吹一吹气又放下来，开始了关于瓦西里的讲述。

事情得从两个月前说起。那一天，无所事事的尤教授坐在杭州家中的书房里，自己跟自己玩一个游戏。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一生最遗憾的事”，然后在脑子里挑挑拣拣，拣到了就记上一笔。到了这个年纪，谁的岁月中不散落着一些憾事，很快白纸上写满了提示词句，有近二十条之多。他对着白纸沉默一会儿，开始做减法——想一想，划去一条，再想一想，又划去一条。划到最后，剩下了两条，一条是“王小语初恋”，另一条是“瓦西里论文”。这两条是联在一起的，没法再划了，但他又明白，若一定往“最”字上靠，还得是瓦西里论文。

许多年前，当尤教授还是县城青年小尤时，中苏关系早已不好。不过关系不好并不意味着马上丢开俄语，小尤在中学时代便学过一年半俄语，而且比班上其他同学学得好。中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机修厂一干就是好几年，日子过得无味不惊。好在这时他喜欢上了电影，尤其是苏联电影。苏联电影虽然讲的也是中国话，却有异国情调。当然啦，那会儿的苏联电影主要是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小尤追着这两部电影看，有时在电影院内，有时在城郊某个晒谷场上，有时甚至在某个山腰村子里。银幕上有咖啡、兵舰、芭蕾舞，还有打着手势说话好听的列宁、勇敢又爱笑的瓦西里、老用梳子梳头的马特维耶夫，这一切加起来，让一双县城青年的眼睛充满了迷恋。

迷恋能让人产生激情。有时他在车间里干活儿，脑子里会闪回电影里的一些镜头。这时他多么期待瓦西里突然走进车间，拍拍他的肩膀并发给一支步枪，告诉说明天就攻打冬宫。有时他跟工友们说着话儿，嘴巴里会卷着舌头蹦出几句亢奋的俄语。工友问你的舌头发烧了吗？他嘿嘿一笑，说这是瓦西里的台词，他翻译回去的。

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叫王小语的姑娘。她是绣品厂的工人，不仅长得端正，还喜欢看苏联小说。两个人在工厂联谊会上认识，搭过几句话后，都觉得对方懂自己。每次约会时，他聊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她聊苏联小说《在人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她说到高尔基时，他会按照电影中的样子描述这位作家的外貌。当他讲到瓦西里和妻子时，她会拐个弯儿引出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的爱情故事。因为他们俩的嘴巴，遥远的苏联人物经常会在星月晚上拜访这个县城。此外，电影和小说是可以攀亲的，没有多久，她也喜欢上了这两部苏联电影，他则去图书馆借苏联小说看。

那段时间，县城青年小尤还生长出一个决心，就是自己也要弄一些重要的文字。之所以敢说“重要”两字，是因为瓦西里的分量压得住纸张——电影中列宁说话挺风趣、做事有气势，但他是个大人物，不容易下笔，所以小尤想写一写瓦西里。开始他试着以小说笔法讲一讲瓦西里的故事，却怎么也抻拉不开。在撕掉好些张草稿纸后，他找到了叙事方式，就是用几个角度前后左右地去说，像是一群人围在一起细议一个人。一些年之后，他明白这种文字叫深度影评。但当时他并不自知，只觉着好多想法在脑子里集合，手中的笔写得洋洋洒洒。当然了，洋洋洒洒这种成语只能暗中赠给自己，不能在小语跟前提早使用。

直到文章写好后，小尤才用有点豪迈的口气告诉了小语。小语问，是什么东西呀，是小说吗？他说，不是，比小说要高级一些。小语说，比小说还高级，吹牛吧？在不少时候，有一种兴奋叫淡定，可那会儿他还不懂得这一点。他自得地一笑说，我可以让你看，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小语问，什么条件？他说，你看完了不能只是口头表扬，你得帮我抄一份稿子。

这篇文章的草稿纸涂改得太丑，已经撕掉了，需要再抄一份以做备用，他想把这件累手的事儿交给小语。小语一抿嘴说，我的手是用来绣花，不是替别人抄字的，除非你写得真的好。这句话里放着一半同意一半撒娇的态度呢，他提一提身子，用秋高气爽般的微笑回应了她。

第二天晚上，小尤带着稿子骑自行车前往城西郊外，那里的大樟树下属于两人经常相会的地方。正是秋日之夜晚，一路上鼻子不时能遇到花香。到达樟树下，小语已等在那里，她的样子比较好看。他刚说一句调皮的夸语，被她堵了回来。她说别光讲好听的，把稿纸赶紧拿出来。他嘿嘿一笑将手伸进裤兜，一摸没摸着，转而再往另一只裤兜，也抓了个空。他愣了一下，两只手急切起来，在上下各只衣兜里进进出出，同时眼睛望向自行车后座、轮胎以及周围地上。待再次抬起头，他的脸上已有了茫然的吃惊。小语说，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呢？他说，是呀，怎么会不见了呢？小语说，你安静一分钟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让自己脑子静下来，回想路上的情况。想了一分钟，又想了一分钟，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抓捕不住。小语说，要是丢路上了，得赶紧往回找。他省悟过来，马上跳上车，带着小语往原路骑。这一路有绿草地、石板小道、桥面和铺砖街道，虽然夜色不浅，但白纸们躺在地上是躲不掉两个人四只眼睛的，何况是如饥似渴的眼睛。

随后时间里，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城西郊外的路道上搜寻，一遍两遍三遍。到第四遍的时候，小语突然从后座上跳下来，站在那儿仰起头闭上眼。小尤刹住车用脚点地，问怎么啦？小语说，我闻到了花香。他说，为什么插进来说这个？小语说，谢谢今天晚上的花香，花香让我的脑子醒了过来。他说，小语你到底想说什么？小语说，你没有写文章，今天晚上也没有丢稿纸。他说，我没听懂，你是说我在开一个玩笑？小语说，你不是在开一个玩笑，你是绣花似的绣了一个谎言。在那一刻，他有点蒙了。蒙了一会儿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文章题目叫《瓦西里的面包》。小语说，我也可以告诉你，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但不是一切都会有的。他说，你的意思是瓦西里讲错了？她说，瓦西里没有错，我的意思是你错了！这么讲过，她转过身走了，消失在仍飘着花香的夜色里。

就这样，在那个秋日晚上，县城青年小尤不仅丢掉了稿纸，还丢掉了女友。这是一件多么不及格的事情。此刻，前大学教授老尤坐在咖啡馆里，远远望着许多年前的自己，脸上仍渗出遗憾的神色。我从倾听中回过神来，问：“那个晚上……你们就算掰了？”他点点头：“是的，以后再没有见面了。”我说：“多大的事呀，丢了东西着急一下就应该过去了。”他说：“后来我寻思过，小语读过一些小说，心气不低，可能早有些瞧不上我，我那会儿心里也有傲气。一个心高一个气傲，丢开爱情就不觉得特别可惜，因为我们还有别的向往。”我说：“那个年代，您说的向往是什么呢？”他说：“看书看电影，发现县城之外有趣的东西。这种向往帮助了我，让我有能力在两年后考上大学。”我说：“您考上大学之后的事我不用多想就能猜出七八分，先当学生后做老师，写一堆论文教一堆学生，反正跟我大学里的导师差不多。”他说：“活了这么多年，我经历的事你哪能猜想得出。不过往大里说，人的一辈子还真是差不多。”我嘿嘿笑了。他又说：“譬如一上年纪就喜欢回忆，好像谁都一样。”我说：“那天坐在书房里，您是回忆初恋女友多一些还是回忆瓦西里多一些？”他沉默一下说：“今晚坐在这里，我跟你讲的可不仅是爱情故事。”我说：“我懂了。”他说：“正是那天坐在书房里，我心念一动，决定来圣彼得堡看一看。我以前去过不少国家，也到过莫斯科，可圣彼得堡从没来过。”我说：“来了之后挺有感觉，就每天写点日记什么的？”他摇摇头说：“不是日记，我在补写当年那篇文章。”我暗吃一惊，扫一眼桌上的稿纸，果然看到了“瓦西里的面包”几个字。他端起咖啡杯子喝了一口，说：“当年丢了文章心劲也没了，不肯再去重写，时间一长，脑子里早留不住任何痕迹。奇怪的是到圣彼得堡后，头一天夜里便做了一个梦，随后几日那些遥远的文字竟从记忆角落里慢慢现身，排着队走到我跟前。这是一种提醒，让我在圣彼得堡做一次复习。”我说：“与这些文字重新相遇，得有一些感慨吧？”他说：“陌生又熟悉呀……陌生是因为有四十多个年头夹在文字里，熟悉是因为瓦西里还是那个瓦西里。”我吸一吸鼻子，说：“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你真没觉得瓦西里也已老去，早到了退休的年龄？”他没应答，眼睛抬起来盯住我的眼睛。过了片刻，他收回目光，嘴里轻轻叹出一口气。

接下来是沉默时间。今天晚上，老尤已经说得够多，似乎需要让嘴巴休息了。但我又觉得，也许是我的话扫兴了他的嘴巴。他不喜欢让瓦西里老去。

为了去掉沉默，我拿起手机加他的微信。他同意了。一分钟后，他的头像出现在我的手机里，是一张大学校园的图片。他的昵称是“已老小尤”。

下一天上午的玩程，是坐游船体会涅瓦河。因为内容单纯，出发时间后延一些，到达码头已是十时。上了游船，才知道与另一个旅游团组合一起，一加一之后的人数刚好占满船舱座位。船舱里已布置成临时娱乐厅，据说有歌舞表演以及伏特加和鱼子酱，不过得稍候勿躁。

于是一大群人散到船舷边看河水和岸景，同时不忘了摆出各种拍照姿势。涅瓦河的好，是既开阔又能收住两岸，一路上能望见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彼得保罗要塞、冬宫、罗斯特拉灯塔柱等等。见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时候，我眼睛吃了一惊，这艘历史战舰没有披着沧桑，而是漆刷一新地舶在岸边成了游览点，像化过妆的特型演员。也不知为啥，它光鲜体面的样子，反而让我觉出有些落魄。我举起手机远远拍下一张。

娱乐的时间到了，男女们抢着身子进入船舱占了座位。桌子上果然搁着不少吃物，包括伏特加、鱼子酱和面包。大家欢着嘴巴吃起来，同时让眼睛瞧向舱首，那里站着几位胖瘦不一的俄罗斯演员。

表演开始，演员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期间不停地拉一些中国游客临时加入节目。一位小伙子演员唱起一首耳熟的俄罗斯情歌，边唱边坐到一位中国大妈旁边，中国大妈奋勇地跟唱两句，马上让歌曲走了调。一位苗条女演员邀请一位中国小伙子上去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绕着椅子跳踢踏舞，弄得中国小伙子只好转着脖子扮鬼脸。演出的间隙，另一位肥硕女演员喜欢走来走去地敬酒，一不留神就在男游客脸部送上一只鲜红的唇印。

肥硕女演员端着杯子站到我跟前时，我及时躲开了她的红唇袭击。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狡猾，那你喝伏特加。”我说：“呀，你会讲中国话？”她说：“一点点。”我说：“那我上去玩一个节目，你配合我。”她说：“什么叫配合？”我说：“就是一起演出。”她说：“一起演出，好的好的。”我又说：“你知道瓦西里吗？”她说：“知道知道，瓦西里大教堂。”我说：“不是那个瓦西里，是电影中的瓦西里。”她说：“你要电影演出吗？配合我可以。”说着她拽了我往前边走，一下子把全场的目光招引了过来。走到那张椅子前，我做个手势让她坐下。她隆重地把肥胖身子摆好，抬起脸好奇又调皮地看着我。我说：“娜塔莎，我们的孩子睡着了，他瘦了。”她惊讶地说：“我叫娜塔莎？孩子我们有？”现场出现一些笑声。我说：“不要难过，不要哭，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她入戏地说：“我没有哭，我有高兴。你要面包吗？拿给你我可以。”她起身从旁边桌子上取了一个面包，塞到我手里。我不知道怎么往下走戏，有点发愣。她将我手上的面包撕了一块，挑逗似的塞到我嘴里，又突然探头在我脸上印了一记红唇。船舱里爆起一阵笑喊声，我崩溃地捂住脸，乱着脚步逃下了场。

游船在河上走了两个小时，回到码头已是午饭时间。在中餐馆吃团餐时，有人提起我的演出节目，一桌人重新被引出了笑。又有人往我手机发了一段视频，正是我两分多钟的表演场面。我看了一遍，也忍不住乐了。

用过午餐，旅游大巴又拉大家去参观一个教堂。坐在车上，我念头一跳，在手机微信里找出“已老小尤”，先将那张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照片发过去。过一会儿，老尤回复：关于这条舰，现在好像添了一些说法，时间在改变历史。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想一想，又似乎不明白。我不乐意在此纠缠，手指一摁把那段表演视频又送出去。没有太久，老尤送回五个字：荒诞的加倍！我赶紧写一句：我只想告诉您，即使在圣彼得堡，瓦西里也不存在了。老尤好像沉默了一会儿，回应道：谁说瓦西里不存在了，此刻他就在街上。我傻了一下，问：什么意思？我不懂！老尤没有再搭理我。

下了车，参观的是滴血大教堂。滴血两字听起来颇有杀气，但那只与历史有关。眼下的教堂外观好看而且和气，搭积木似的叠了一堆“洋葱头”，看上去像一座华丽的城堡。不过因为刚好在整修，无法进入内部，只能在外围转一圈。转完了时间有些早，胖男导游看一眼手表，让大家自由活动。有人就问，这儿有什么好玩的？胖男导游一指手说，那边就是涅瓦大街，可以逛商场买东西。我对购物不感兴趣，拜访一下手机里的百度兄，附近有一家好玩的文学咖啡馆。百度兄说，这家咖啡馆是文青聚集的地方，当年普希金就是在该馆子喝完最后一杯咖啡，然后出门直奔决斗地点的。

旅友里也有两位男女文青，听我这么一说，有兴致一起去领略一下。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岸边往前走，走了不长一段路，前方渐渐热闹起来，原来出现了一条步行文化街。这种文化街混杂着前卫艺术和地方风情，容易收集人气，好像哪个旅游城市都会有一条。此刻，我们的目光划来划去，遇到了礼品店铺、小书摊、现场画像师、饮品推车等等。再往前走，是一位安静坐着的手风琴老人、一张摆着画儿的长形售台。忽然，我眼睛一愣，看到了站在路旁的一位中国老头儿——嘿嘿，一头银发，金边眼镜，那不是老尤是谁！

这会儿的老尤不是游客。他手里拿着一张杂志大小的肖像图片，不时截住路人说点儿什么。路人看着肖像要么摇摇头要么耸耸肩，然后转了身子走开。我紧上几步走过去，唤了一声尤老。他看我一眼，说：“不是尤老是老尤。”我说：“您这是干吗呢？”他晃一晃手中的图片说：“陪着瓦西里在这儿玩哩。”我脑子一跳，瞧图片上的人儿，果真是瓦西里——他脸部挂着微笑，眼眸又有点严肃，像是黑白银幕上的一个定格。我扭头问身后跟上来的两位男女文青：“这就是瓦西里，你们知道吗？”男文青说：“不是你提示，我们哪里知道呀。”女文青说：“这瓦西里，长得还挺帅嘛。”我想一想，对老尤说：“我明白了，您在问圣彼得堡人，他们认不认识瓦西里。”老尤点点头说：“我这是街头调查。”我说：“调查的结果呢？”他默了脸，似乎不想回应我，又忍不住一指旁边抱着手风琴的老头：“他认识。”那俄罗斯老头一动不动，仿佛睁着眼睛睡着了。

我注意到两位文青好奇的神情，便把老尤简单介绍了一下。男文青冲老尤说：“老先生，您这么喜欢瓦西里，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能耐。”不等老尤答话，女文青说：“他拿面包牛奶哄女人，肯定是个情场高手。”男文青说：“不要这么说好吗？我觉得这哥们儿是条汉子，已经摆脱了低级趣味。”女文青说：“情场高手怎么就低级趣味啦？普希金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男文青说：“哇塞，这句话是普希金说的吗？”女文青还想接腔，我猛喝一声：“够了！”因为我瞧见老尤似乎要做什么动作。

老尤把图片卷起握在手里，脚一抬踩在旁边凳子上，又一抬站到了卖画儿的售台上。卖画儿女人仰头看一眼这位中国老头儿，把画儿往一旁挪了挪。老尤沉默一下，开始用俄语说话。他先说得有些生涩，渐渐顺起来，一句一句地往前走。旁边的手风琴老人似乎醒过神儿，双臂一动将手风琴拉出了声响。琴声有点抒情又有点伤感，像老友帮个手似的，扶住了老尤的声音。

男文青悄声问：“他这算是发表演讲吗？”女文青也不解：“他演讲的内容是什么？”我有把握地说：“不是演讲是背台词，他在背电影中瓦西里的台词。”这时不少路人停下脚步，围成了松懈的一圈。在文化街上，这种突然冒出来的艺术行为也许并不让人稀奇。

老尤这时候的声音已经比较生动，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很有点进入角色的意思。即使中间有点磕绊，也能自我修补地跳将过去——背诵中的忘词儿或破绽儿，在场的耳朵们压根儿听不出来。

差不多过去一刻钟，老尤才收起嘴巴，让自己安静下来。作为结束情节，他用手理了理头发，似乎要变换角色，成了卫队长马特维耶夫。又停顿一下，他身子一跃跳离台子，在空中喊了一声“瓦西里”，然后笨拙地摔到地上。我吓了一跳扑到他跟前，两位文青也凑了上来。还好，他似乎没什么大碍。我们扶住他的身子。他抬起脑袋，慢慢地说：“我想让你们知道，瓦西里是谁。”

似乎可以这样说，在圣彼得堡与老尤的相遇，是一种没有伏笔的缘分。我到圣彼得堡是看风景的，一不留神却看到了风景外的剧情，这也算是不大不小的趣事。对内心有点堵的我，至少在这几天里开心了一些。

如此一想，我觉得自己这一趟旅行挺值的。

离开圣彼得堡的前一个晚上，我收拾好行李，没忘了给老尤发一句客套话：这次认识您很高兴，明天一早我就撤了。过了大约半小时，老尤回复一句：你现在有空吗？来一下咖啡馆。我写：呵呵，你比我还咖啡控呀。老尤答：不是喝咖啡，你陪我走走。我的手指停顿几秒钟，摁出OK的图标。这时候不答应他，显得我有些不够意思。

我穿好衣服下楼，不一会儿就到了咖啡馆。老尤没坐店内，而是倚着一辆自行车等在门口。我走近了说：“嘿嘿，您真有能耐，还能弄到自行车。”他说：“向咖啡馆老板借的，好几天待下来跟他混熟啦。”我说：“那篇文章补写好了吗？”他拍拍衣兜说：“补写好了，所以想在街上放个风。”我笑了说：“骑车拉风？”他说：“先走走吧，可以说会儿话。”

老尤推了车往前走，我伴在旁边。夜色已浓，街上相当安静，路灯将两人的身影时而拉长时而缩短。老尤说：“有件事不公平，这几天你知道了我不少，我对你知道得还不多。”我说：“我呀个人历史浅薄，没值得特别一说的。”他说：“不能吧？一个漂在北京的编剧，又是可以熬夜的年纪，怎么也得出手几部电视剧。”我一时语塞，有些事老尤还真不一定能弄懂。在这个春天，我依着老大提供的分集提纲，日夜兼程地扑腾脑子，终于码完了四十集电视剧中的四分之一剧本。按照一集一万元的稿酬，我本该得到十万元票子的，但老大拍拍我的肩膀，说先拿五万吧，剩下的一半以后再给。说实在的，对此我并不沮丧，日子虽摇晃却趴不下去。我沮丧的是老挣不到名分，虽有作品却不能署名，不能署名就等于没有作品。每当电视上播出一部眼熟的好剧或烂剧，我便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无法相认的私生子。

我朝空气中呼出一口气，说：“告诉您吧尤老，我现在还是个卖文为生的所谓枪手，熬夜熬出来的文字只是变成了小钱。”他说：“说多少次了，不是尤老是老尤。”我嘿嘿笑了一声。他又说：“为什么不这么玩？”我说：“我们是漂着的人，漂着的人哪有资格按自己的性子玩。”他说：“那老婆孩子呢？你不会说你还没成家吧？”我说：“还真没成家……这可不能怪我。”他说：“不怪你怪谁？”我说：“我使劲伸手了，可够不着愿意嫁给我的女人。”他说：“怪不得你昨天的表演很不像样，一开口说‘娜塔莎，我们的孩子睡着了’，那口气就不对。”我一耸肩说：“那娜塔莎太胖了，我找不到那种感觉。”他说：“要这么说，让你找不到感觉的不是那位娜塔莎，而是那种船舱的氛围……那种氛围不是瓦西里出场的时候。”我说：“可您昨天不也站到台桌上了吗？我觉得那也不是瓦西里出场的氛围。”他慢一慢脚步，叹口气说：“看来你我都一样，想逃出眼下的日子去找些新的感觉，可这种感觉不容易让我们找到。”我说：“呵呵，您这句话有点哲学呀。”他不吭声了。

不知不觉两人已到了涅瓦河边。夜晚中的涅瓦河真是好看，两岸的建筑物披上了金黄或冰蓝的灯光，通体晶亮。河上的桥显出了透明般的三维效果，河中的水则形成了一扇扇波光。老尤说：“就在这儿吧，咱们骑一段。”我看一眼自行车：“两个人一起，可以吗？”老尤说：“俄罗斯的车子结实着呢，来吧，你带我。”我接过车把，展腿跨上了车，老尤一跳也坐上了后座。

车子沿着岸道往前骑，路上清静无人，只有一阵阵凉风迎面吹来，让人激灵灵的痛快。我一摁车铃，打出一串明脆的声响。声响中，我能感觉到后面的老尤有话要说。果然，老尤大声说：“小伙子，你现在有没有想到干点儿什么呢？”我想了想说：“我要吹口哨，我好久没吹口哨了。”我嘴唇一撮，口中飘出一条长长的哨声，还带点儿声调的起伏。我有点得意，让哨声伴着车子跑了好一会儿。然后我说：“老先生，你现在有没有也想到干点儿什么呢？”他说：“我早想好了。”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几张补写的稿纸，撕了一下，又撕了一下。我吃惊着，差点要刹车停下。他说：“不要停，一直往前骑。”我明白了，说：“你这样做是乱丢东西。”他说：“我已做好了被罚款的准备。”说着他的手往上一扬，几张纸片飘到了风里。骑出去一段，他的手又一扬，另几张纸片到达了空中。

我踩着车子向前奔跑。此刻，我的眼睛不能后望，但我能接收到老尤既畅快又伤感的心绪。不仅如此，我还能看见那些白色纸片随风飘在岸道上方和河面上方，久久不肯落下。

钟求是，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出版小说集《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