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史蒂夫的前妻把车停在马路对面时，我正在卧室里。她说她早上七点会到，但实际上已是七点十二分。从这边看过去，正好看到车的左边轮胎保险杠撞凹了进去。

她和她的车一样正在朽坏。我这样想着，看见她从车里走出来，转了个身等车闪了两下黄灯，她才确定已经上锁。从背后看她刚刚喷过啫喱水的金黄头发很短，寥寥稀松的头发几乎是贴在头皮上的。

昨天我从花店买回一束花，一直放在水池里没有插入花瓶，趁着这会儿功夫，我将放在洗手池下面久未用的花瓶拿出来。花茎底部沾着柔滑的黄色青苔。我把花枝剪短，为了将新鲜的部分更好地浸泡在放养料的水里。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进来，还是就在门口做简短的道别，我甚至可以不用见她。

对史蒂夫的前妻来说，她此行的目的可不是来参观我们家，或是专程来道别。她只是为了把女儿送到前夫这儿。她得了乳腺癌，晚期，下周就要做手术。四个月前，她出了一场车祸，她的右脚骨折,对方全责。也许是她每天都要用车的原因，车一直没时间拖去修理厂。

她正在朽坏。这个念头又一次钻进我的心里，说不清是幸灾乐祸还是什么。我现在的处境也和这个念头一样糟糕。

我想象着脚上仍然缠着石膏刚刚丢掉支架的她，怎样一瘸一拐地穿过停车场的草坪走向我家。想象着她朝窗户这边看时的心情，一股莫名的堵塞感让我非常沮丧。她怎么会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理由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史蒂夫也认为理所当然照单全收。他怎么会想不到我的感受。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孩子，也要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规划，况且我现在这种精神状态。

现在，也就是手术前一周，她的脚还没能拆石膏，但已经不需要支架。一场即将到来的手术，她躺在病床上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儿不方便，她的女儿还有糖尿病，每天都要大人检查是否给自己输了胰岛素。史蒂夫说，现在科技先进，她不用给自己打针，腰上背着一个装着胰岛素的小袋子，针管埋在里面。只要每天多加液体就行。总之那东西我没有见过，我在家里的冰箱侧柜里看见过一盒盒的药品，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她的名字：小茉莉。那些药和家里的番茄酱一起放在冰箱的侧柜里。

之前，我只见过小茉莉一次，在西雅图艺术学院的公立初中，那是去年十二月的事情了。七点以后，路面上开始结冰，人行道上未化开的雪被走得唏哩哗啦的，很脏。我们在学校的大堂里等她。这是一个新学校，不大，在市中心。我们等待的“大堂”不过是表演厅外的一个教室，可以看出因为要演出才把这个空间腾了出来，课桌椅堆积在四个角落，学生的书散散落落地堆积在上面，每个人都有一本翻皱了的《查理二世》，可能是他们正在学习的课本，剑桥出版社出的，用一只雪白的秃鹰做封面,不知道是代表着理查德二世还是亨利四世。

学生和家长聚集在这些课桌周围等待着演出进场。要上台表演的学生浓妆艳抹，表情也明显要比在后台打理杂物的学生看起来兴奋，却又紧张了许多。他们低声和彼此朋友的父母交谈着，时不时注意到我和史蒂夫，在猜测着我们究竟是谁的父母。直到一个羞涩的胖女孩朝我们走来，她先和父亲拥抱，之后转向我的时候，她看了她父亲一眼，不知道第一次见面是应该拥抱还是只是握手。我对见这个女孩的兴趣并不大，也没有想要做她的母亲。我可以尽可能地了解她，因为了解她就是了解史蒂夫和他前妻的过去，我很想知道他们过去一家人是如何生活的。也仅此而已。和她接触让我想到那个我希望不曾存在过的女人。“他们”这两个字时刻意味着他们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感情，会因为女儿的存在复燃的可能。他们三个人仍是一个姓，斯考特。她也仍然是斯考特夫人。只要她想，她可以永远保留这个姓氏。

去看小茉莉前，我听说她改了名字，剪了短发，从此想要做一个男孩。她父亲嘱咐我多次千万别叫她“小茉莉”，要叫她的新名字，“奎因”。过去我也认识这样的朋友，他们不喜欢被性别框住，他们有时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所以不能称“她”，或者“他”，要说“他们”。好像他们的身体里有两个人。这是他们离婚之后的事，我和史蒂夫都没有更多地谈论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我们竭力去想这是一件平常事。把更改性别看成时代的进步、性别的解放运动，我们必须接受这些青少年的各种行为。可是只有我知道他究竟怎么想，他对女儿改变性别这件事无限地自责。如果不是他没有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事情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她参演了改编自哈姆雷特的舞台剧，专门呈现莎士比亚在书里没有写的关于霍雷肖的那部分剧情。她没有担任主角，史蒂夫说要比过去她总在舞台上表演海洋生物中的虾蟹要好。她穿着举行古代仪式的长袍，腰上系着一条金黄的腰带，从前面打了一个结，再从后面绕到前面打上一个结。腰带的颜色和她的头发相衬，她坐在故意做旧的酒桶上沉吟，像一个青春期才开始微微发胖的男孩。只有往下看，因为那根系紧了的腰带的缘故，依稀能看见她模糊的女性特征。

每一次出场，史蒂夫都会为她表演时的严肃表情而发笑。她从腰带里拿出一支口琴，曲调是柴可夫斯基《哈姆雷特》序曲，背后有调音师为她配音，她只需要配合吹出那几个高亢的音符即可，其他寒冷的气息都可以由小提琴去完成。柴可夫斯基写的这三部管弦乐作品和门德尔松写《仲夏夜之梦》序曲的手法相似，但他却把曲子献给了格里格。这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有时候人总会献身给本以为正确了的对应物，而没有人会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和此时此刻正在犯的错误。

史蒂夫时不时地转过头来看我，确保我还没有生气，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他知道我并不赞同这次会面，但是我还是来了。我很难不将小茉莉和她的母亲联系起来，或者我将她与她母亲联系起来要比与她父亲联系起来多得多。我无法将小茉莉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我觉得小茉莉就是她母亲，她的肌肤是她的，她拇指关节的凹陷处是她的，她瞳孔的颜色也是她的。她在透过她母亲的眼睛打量、审判着我。与我对视时，她所表现出来的羞怯并不是羞怯，那是来自于她的家庭、她的祖父母特别而优越的嘲讽。

演出结束以后，她走了出来，解开了在舞台上穿的塑身衣，粉蓝色的T恤衫下面，领口的纽扣微微张开，雪白的小胸脯冒着潮湿的汗气。她把在台上表演时用的口琴从腰带里拿出来，斜过头去将它放进书包。她的脖子后面有棕色的痣。我想她母亲身上的痣也大概就是这样的颜色，尤其是隐蔽位置，像大腿上的痣就是这样。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和她母亲在照片上一样。不时她还会将手伸进头发里揉一揉，让它们看起来显得蓬松自然。很多刚才在舞台上看到的演员换上了自己的衣服，他们的父母都高兴地拥抱他们，为他们刚才的演出自豪。只有我和她，连握手也没有。

她的同学和父母们转过头看我们，他们能感知到她身世的不幸——不然父亲怎么会给她再娶一个中国人做后母。她躲闪着他们好奇的目光，下巴朝前比划了一下，示意我们可以走了。我替她接过书包，她提着爸爸给他买的匡威运动鞋走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只希望这个晚上快点过去。

出了教室门，外面飘着雨，十点过后气温降到了零下，早前被行人踩碎的冰，冻得更厉害了，行人脚上印在雪里的泥，被冻住后很僵硬。我们站在路边等车，小茉莉并未感到冷，脑袋上方还冒着汗液的蒸汽，用手拍打着牛仔裤，试着打出些黑人在街头敲击木桶的节奏。

一辆黑色07年的凯美瑞轿车停在了我们面前，他的父亲在拉开车门之前问她，“你要不要坐在前面？”她迟疑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已经不是过去，她不能和父亲一起坐在出租车的后排了。出租车司机好像在黑暗中并没有看出我们的关系，他操着非洲国家来的口音，能听出来并不是才登陆的新移民，只是抵达美国时，母语的音调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嗓音里。

“这个点你们是才看完表演出来？”史蒂夫并没有为了和司机搭话向前移动位置，在发动机的轰鸣中，用微弱的声音答道：“是的。”司机似乎从这个声音里面听出了什么，他侧过头，从上到下地打量着小茉莉，在她胸脯的位置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你是演员？”司机的声音就像他车上挂在后视镜上繁复的装饰物的碰撞，很响，明显他并没有看出小茉莉的实际年龄，对她竟然透露出了些许兴趣。

小茉莉未置可否，而她的父亲在疲惫的黑暗里保持了沉默。

司机看出了她欣喜的心思：“索菲·玛索，你知道吧？”

学过法语的小茉莉很快就回答了：“当然知道，她演过《初吻》。”

“你就像莎莎。”司机又看了一眼小茉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个什么未来我不能和你在一起这句话怎么说来着？”他准备在黄灯时冲过去，可是过线时已经变成了红灯，他挂在了倒挡上，并将手伸出窗外示意后面的车辆他要倒到白线后面去。他不慌不忙，巴不得多耽误一会儿给他点儿思考的时间。

司机望向左边的车辆，他在寻找的不是窗外的事物：“‘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每天早上，在我出门上班之前，我要你为我打领带，我会在离开家时给你世界上最好的吻。你怎么哭了？我的莎莎？’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样的。”

司机微笑着转过头，他身体朝前倾，这样他就能更好地看清小茉莉的脸。他好像很得意，可是当他再次看清了小茉莉的脸，他放慢了车速疑惑地问：“你怎么开始流泪了，莎莎？”他仿佛意识到了自己讲错了什么，转过头来寻求我们的帮助。而史蒂夫刻意回避，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

后面的车按起了喇叭，司机踩下了油门，车却在向后倒，他猛地踩下了刹车，“妈的！”当把挡位扳回行进挡后，他一脚油门又朝前方去了。司机从后视镜里观察着我们的表情。他是为了弄清我们对刚刚事故的反应，还有坐在他旁边的“莎莎”为什么会哭。史蒂夫继续默不作声地看着窗外，我知道他知道小茉莉为什么会流泪，可是他不说。

司机仿佛也看出了什么，上了高速，他也没有说话，当开到一百二十码时，他才会轻轻踩下刹车回到九十码的匀速，尽力不让我们想起刚才的不愉快。

小茉莉始终没有和我说一句话，碍于我也在车里，她也没和她父亲说一句话。车在公寓楼前面停下了。我嘱咐司机等一下，之后把我们送回酒店。他熄了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把小茉莉送到公寓楼下。

公寓是崭新的，公寓一楼大厅很空，大型的吊灯和上面的假水晶折射出蛋清的乳白色灯光，让大厅的色泽显得反射出来的光不是灯管周围的假水晶，而是各种从新的电器上剥离出来的保护塑料膜纸，尽管一楼什么也没有。四楼的灯亮着，我知道那个女人此刻就在家里，我能感受到她冰冷湿润的呼吸。

她也一定能感受得到我就在楼下。

那天晚上回酒店之后，我们大吵了一架。不为别的什么，为小茉莉长得并不像莎莎，我们又都知道这不是根本的原因。圣诞节的前一周，史蒂夫消失了三天，他从加拿大一路开到了西雅图。当他在学校门口等小茉莉时，我才拨通了他的电话：“我已经不可能现在掉头回去了。小茉莉四点下课，我得带她去吃寿司。”

他的离开不是因为争吵，是要让自己明白，他绝不是为了我才抛下了她们，绝不是。

“是奎因不是小茉莉”，我能感觉我声音太大，从另一端传来的震动声。他必须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不一样了，她也不再是小茉莉了，不是过去的那个女儿了，他的责任也不再相同。

但是我这样告诉他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我想他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他想要的。他想要随时离开，随时回来，我能做的只能是等待，他需要我知道。我调整了声音重新问：“你是早就想好要去西雅图的，是吗？”

“我只是一直开，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或者能去哪里，我开到了西雅图。我得关机了。你给我和她点时间单独相处行吗？”他说得冷漠而坚决。

“那等待你的只能是毁灭”，我能感觉到他的不在意，“我求你好吗？求你别毁了我们的生活。”

“我关机了。”之后史蒂夫的手机只剩下了语音留言信箱。

窗外，十二月隆冬的雪渣混杂着海洋冰凉的波浪。

二

史蒂夫的前妻绕到车的后面，从后备箱里拉出小茉莉的行李。小茉莉在旁边想帮忙，可是母亲却让她退后。她把后备箱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好拉出左边的行李箱，右边的行李箱是她住院时要用的。

她身体一斜，吃力地把小茉莉的行李箱放在地上。行李箱过重，她只好让它先平躺在地上。她支在膝盖上休息了一会儿，才把行李箱竖起来。还未过八点，她已精疲力竭，大概与我一样，对于这次会面她也一夜没睡。

她们的行李箱和史蒂夫的是一个牌子的，黑色的布面混杂了一些纤维材质。他们过去全家都用这个牌子。他们之所以选择它，就是因为它的终身制，只要买了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清洗、可以更换。史蒂夫说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买最好的东西，精心爱护让它可以延续一生。如果用这个逻辑类推的话，他们的感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当我们反应过来时，事情已经难以挽回？

加拿大七月的早晨，风依旧刺骨。相比去年十二月，小茉莉好像长大了一些。自从她满了十二岁后，他的父亲还没有见过她，她的头发比过去长了一些。他们总说离异的家庭会让孩子迅速长大，不知道现在的她是不是还住着两个自己，是叫奎因还是小茉莉。她穿了一件大地色的毛衣外套，上面起了些小毛线球，里面搭配着一条碎花的A字裙，下面则搭配了一条黑色的透明的丝袜。在含苞待放的年龄，她已经“失去”了父亲，现在母亲也要撇下她了。长满粉刺的粉红脸庞像是随时会落下眼泪，可是青春期的自尊让之迟迟未落。她正长向成年，黑色的丝袜上印着的小蜜蜂，让人感觉到她并未体味到过成年人性的欲望。从她的衣服的外形来看，看不见那个装胰岛素的袋子，她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她的头发紧紧地梳着两个复杂的法国辫，显然是她母亲刻意要把本来不够长的头发非要扎起来，让她的头皮显得紧绷绷的。

海面上的光线柔和得像是夕阳，海鸥毫无规则地四处乱飞。海潮慢慢上溢，但还未上涨到昨夜退去时的位置。潮湿的沙地上，螃蟹在狭窄的石头间爬行，这是最有生命力的景象，可是有的人就要看不见了。不远处蟹壳和石头碰撞的声音隔得越来越近，与螃蟹洞穴冒出气泡的响声混在一起。

我朝后退了一下，好使我微侧着看到不远处的海面。史蒂夫迎过去，我感觉到他身体里散出来的一股气息，与她们的融合在一起，像一股巨大的海浪打了过来。我像是站在他们的屋子里一样，是个闯入者，狼狈而可耻。

我和史蒂夫刚在一起时，史蒂夫正和前妻办离婚。他们感情的破裂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用他的话来说，我最多充当了一个“扣动的扳机”。她当然不信。女人总会把自身的失败归罪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只有这样才会减轻失败带给自己的羞辱感。一切错在别人，自己才会理直气壮甚至变本加厉。

她的父母都活着，自己既没有继承遗产也没有什么存款。而史蒂夫不同，史蒂夫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去世前，他是整个哥伦比亚省为数不多的大法官，之前还和别人合开了律师事务所。现在街上还能看到当时他父亲用自己的姓和别人开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在繁华的市中心，那间拉上了百叶窗的办公室里亮着灯。史蒂夫有时会幻想他的父亲还坐在那张办公桌前，那盏灯便是父亲的台灯。史蒂夫的父亲死时，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具体到底有多少，我没有过问，因为他的前妻拿走了大部分，小茉莉的监护权就是一切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于自己不能再拥有的东西，我想都不想去想。

我想她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毁了史蒂夫，她也想毁掉我。这并不难理解。

我在他们婚姻的废墟上挣扎。一个没有太多积蓄的男人，还要负责女儿大笔的学费、生活费、医疗费的男人，想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庭，继续生儿育女，等于埋伏了一个大的陷坑；陷下去然后窒息，活着的时间都只是为了挣扎，这个机关算尽的女人，在她离开史蒂夫离开人世之时，先剿灭了他活着的希望。

史蒂夫的前妻来自于挪威的一个移民家庭，到她时，已经是第三代了，按说她并不算是缺乏安全感的那类女人。他们家移民到了美国，每个人都是纯种的金发，一丝杂质都没有。她父亲做了企业的高管，母亲等孩子们都长大后便去到社区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志愿者登记工作，好让孩子长大后知道，她的社会责任并没有完全遗失。之后他们的孩子就是美国正版的成功范例，她大学从斯坦福作为荣誉学士毕业，直接去耶鲁读了冶金与材料学博士。这一切模式化的进程，在平步青云里应该给了她无限的自信，至今她还没有经历过什么挫败。

离婚前她曾哀求史蒂夫不要离开她，给史蒂夫写的一封信里用到了这几个字：“极端的艰难。”那些信件和过去她给他写的贺卡放在衣柜右边的抽屉里，那里面装着他的贴身之物，落下的衬衣纽扣，过去工作的名片，还有他曾写的诗。信上的落款总是：我爱你。我常常站在那里思量很久，衣柜贴近暖气，卡片摸起来也是温热的。

一切就像昨天。

史蒂夫将婚姻破裂的因素全归结于自己，对于前妻的纠缠他从来没有厌烦过。他尽量去满足前妻提出的一切要求，特别是关于孩子的。这让我想起上中学时历史课本里的《马关条约》，没有平等只有屈辱。可是史蒂夫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平等和屈辱，他认为那是每一个在感情上穷途末路的女人都会干的事。穷途末路，他怎么没想到这正好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

史蒂夫搬家的时候，先让她挑家具、厨具以及电器。等史蒂夫再回去时，他发现她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运走了。家里只剩下凌乱的塑料袋，拆去了包装纸的电器纸盒。

拿走了史蒂夫的遗产之后，他的前妻在市中心租了一套全新的公寓，还买了一辆红色的奔驰SLK 200。之后小茉莉告诉史蒂夫，经常有陌生男人来家里，小茉莉关着门悄悄地窥视他们。“他们不仅比妈妈老，有一个好像还缺了一只腿，是机器腿。”小茉莉不知道这是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都会面对的事，一个落了难的女人，只能找到不如自己的男人。

她没有善罢甘休，逼着他将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写成自己的名字。理由是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史蒂夫会出事。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除了史蒂夫常规的人寿保险，她还特别单独给他买了其他人寿保险，保险单的受益金额那栏上就这么写着，六十五万美元。

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她想用他的死赚钱之外的其他动机，或者为了成就她的阴谋，她对史蒂夫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我甚至想到了她会找人来制造案发现场，这让我更加难以入睡，整夜脑子里充满各种可怕的场景，精神处在崩溃的边沿。

三

我从没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她们见面，尤其是他的前妻。我曾充满着对她不同的想象，比如我想到了她在浴室里放置的剃腋毛用的刀片上是如何地生锈，她的脚侧骨是如何的凸出，以至于穿夏季凉鞋时看起来很丑。

她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穿着一件深色牛仔衣。她的脸长得吓人，但又比我想象中要好。她看着我时总显得很困惑，她化了淡妆，近看可以看出她擦了很厚的粉，为了遮住她灰色的眼袋。我看不见她的脚，她的脚上依然裹着石膏，外面被一个大地色、厚重的塑料靴子似的东西保护着，走起路来一歪一斜的。她走路的样子让她从背后看起来既憔悴又狼狈，而她的正面让她装扮得看起来不那么糟糕。

现在的她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让我可嫉妒的，但我嫉妒过去的那个她，他们过去永远也回不来的生活。我嫉妒过去他们有的欢乐的时光，我嫉妒他给她的一切，一切新奇的生命意义，新的生活的感悟，新的责任与负担。我听见他们在节日里全家其乐融融的笑声，我听见她打开了烤箱从里面拉出节日蛋糕的声音，我看见她带着生日的皇冠，插在蛋糕上的红色蜡烛。我嫉妒他们家客厅里那棵挂满了装饰物的圣诞树。

她拿走了本可以属于我的一切。即使史蒂夫不在她们身边，她们依旧享受着过去一样没有改变的丰厚的物质生活。我知道这种疼痛并不来自于过去和她，而是来自于生活支离破碎的醒悟，来自于我孤身在异国的处境。

歇斯底里的抗争，只能是恶性循环，我病情加重并没有引起史蒂夫的回心转念，他坚持自己没有不妥的想法，坚持与前妻之间的一切与我无关的原则。那次争吵史蒂夫在离开了三天回家之后，从卧室里冲出来时我并不惊讶。那三天里我已经意料到了那一刻的发生，甚至演习了这一刻，我以为他会动手打我，可是他没有。他手里捏着被我撕碎的小茉莉的出生证。出生地：圣塔菲。最后撕得只剩下了菲字。在争吵过后不论怎样都不该让矛盾恶化，可是我就想这么做。这一切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被死亡的欲望笼罩着。

去看医生是自救的唯一方式。史蒂夫不会明白我的处境，他总是在争吵时调转头去看着不远处的海，或者他会在把手里的杯子放到桌上时，将杯里的饮料泼出来溅到地板上。这种时候我会闭上眼睛，等待他的第二个动作发生，那就是杯子从他手里飞出来，打到我的头上或地上。尽管这样的事一次也没有发生过，我还是会在等待的瞬间一阵眩晕，然后抱住头嚎啕大哭，我被那个并没有发生的“哗啦”的碎裂声，分解了。

史蒂夫起身，凳子倒地。他将我抱起来，我咬住自己的嘴唇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史蒂夫身上的体温和来自他手上的力量，使我有了稍许的安全感。

“你把这个新病人的单子填好，再拿到前台。”

心理咨询师的前台很小。在我的脚边放了一个小的方形白色音响，里面循环播放着奥克纳根州海岸的那种雨声混杂着蟋蟀在夜间的鸣叫。单子的上方写着：“多波拉·罗斯博士，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最开始的几个问题很好回答，姓名，家庭住址，感情状况。之后就变得很难回答，“你曾经是否对此问题做过诊疗？”或者“是否精神病医生给你对此情况开过药方？如果是，请列出药物”。

我填完单子，交给前台，又回到座位望向外面的窗户，史蒂夫的车已经开走了。停车场的位置只剩下灰白的水泥地和被车轮摩擦掉的黄色分割线。那是冬天，树干透着凋零的灰和陌生的异国他乡的冰凉。

一个短发戴眼镜的女人走了出来，她开门让我进去。她很干练，但是我说不出她是否有孩子。她看了我的单子，让我复述今天的问题，并告诉我只有三十分钟作为首次会诊。之后，她会根据我的情况和她的时间，告诉我一周需要来几次合适。

“所以你现在没有工作？”

“我之前有工作，不是，我是想之后申请博士，所以我把工作辞掉了。”

“是你辞掉了工作吗？”

“可以说是我辞掉的，但是我是被开除……这也不能说是开除，因为我过去四年里的员工评价都是好的。”

她虚着眼睛看着我，尽量不让我为这件事感到尴尬。

“我们部门的人员全部被裁减了。”从她的眼神里我能看出她的疑惑和她对我的各种猜测，“但是他们怕我告他们上法院，所以给了我基本工资，一直付到明年六月。我想六月我就能找到工作。”

工作这块并不是我想要聊的内容，可是她却觉得这个和我为什么坐在这儿分不开。在三十分钟内的前二十五分钟，她和我聊我的工作，我的祖父母，我父母的关系，直到我把话题拉回到我和史蒂夫、和小茉莉的关系上。

“我可以直白地告诉你，”这个短发的女人把刚刚翘起的二郎腿放了下来，又抬头看了看挂钟，“你永远都不会有小茉莉重要。”

“为什么？”

“这没有为什么，你做了母亲就会明白。”

走之前，她问是现金还是刷卡。我找她要了收据，因为斯蒂夫说，这个发票可以找他的医疗保险报账。出门时，他已经把车停好，看得出这半小时他去了一趟咖啡馆，他没有在咖啡馆久坐，因为他手里抬着的咖啡杯垫，是外带时才会加上的。他可能在这期间坐在车里打了几个简短的电话，告诉他的朋友我病了。很快所有的人会知道，他新婚妻子没跟他生活几年，就有了心理疾病。

四

“你好。”小茉莉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惊讶，跟我初次见她时已经不一样了。她像在对我示好，愿我收留她，这让我的自尊心好受了很多，仿佛她在承认我是这个家的主人。她的声音清脆透明，我不能说她的声音像风铃一样，她已经过了那个年龄，至少是个透明的玻璃杯，一碰就要碎了似的。史蒂夫站在她的身后，抚摸着她的毛衣后面露出的脖颈。

“你是小茉莉还是奎因啊？”小茉莉对父亲的调侃不好意思地笑着，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很久不见父亲，小茉莉好像对眼前这个人有些陌生。我没有想过邀请他的前妻进来坐，也许是因为小茉莉的声音打动了我，我没想过她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所以我侧转身示意她们进屋里来。

史蒂夫把小茉莉的行李搬上门口那级楼梯后，拉出行李箱的拉杆，万向轮在木地板上沉重且坚定地向前滚动着，盖过了他前妻的靴子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她把行李紧紧地靠着沙发的椅臂摆放后，坐了下来。因为脚不能弯曲，她把一条腿伸得笔直。她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抑或是她在极力克制住四处张望打量的冲动，我看见她的脸部表情僵硬。小茉莉则紧贴在她的身上，像要把脸埋在她的肩膀里。

小茉莉其实一点也不小，她比同龄人的身材更加魁梧巨大，不知道她父母每次叫她“小茉莉”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努力不去想小茉莉的嘴唇，笑起来和她母亲多么地相似，她们的下嘴唇笑起来时是如何的平行，而弯弯的上嘴唇又是如何跟无法弯曲的下嘴唇，形成一个像快要塌陷的拱桥似的弧度。

史蒂夫与我坐在同一张沙发上，我们坐在了她们的对面。他把手臂刻意搭在我后方的靠背上。这样的场面，一个母亲，一个父亲，还有他们共同的孩子。我就像来参加小型家庭聚会，一个不识时务而早到的客人，而为了显示他们的热情和包容，主人让我坐在了他们一家人的中间。

我站了起来，问他们是否要喝水，不管他们是否需要我都不想再待在那儿。我害怕她和小茉莉已经知道了我一周要去见两次心理医生的事。我害怕她们知道了他们过去的生活已经让我无路可去，并且也知道我在频频退让，害怕她在我们中间看出她斩尽杀绝后露出的痕迹。她们也看出了我的退让不是因为善良，而是懦弱。她们或许已经从史蒂夫那里得知了我的境况。

打开冰箱，我看到了小茉莉的药，史蒂夫曾说小茉莉的保险在这个月只能拿上这么些药，如果想要再免费去取，基本上就不可能了。如果没有这些药，她就会和她的母亲一起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我全身颤抖，感觉就像手肘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我把她的药盒打开，看见里面有六瓶罐装的液体。我想撬开它们在里面放点什么，可我的手边又有什么能和它发生作用呢？我想把它们“不小心”摔破，可是史蒂夫会再次原谅我吗？她的前妻会对我大吼大叫吗？小茉莉会用她稚嫩的声音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是哪一家医院？”

我透过厨房的那扇门，看见史蒂夫的手还继续搭在沙发背上。

“经过狮门大桥的那家，圣安德鲁医院。”她又补充了一句，“这手术只能来加拿大做。”

我把水量调小，尽量不让水管出水的声音盖过客厅里的对话。但是该死，我还是错过了点什么，他们嘀咕了些话，而我听见史蒂夫说了句：“是。”

他答应了她什么？去照看她？还是问他是否后悔过和她离婚？还是更糟糕的，问他是否还爱着她？他下一句是不是就要说“对不起”了？我知道史蒂夫会原谅她的，他会原谅所有的人。他的善良就是他的弱点。

我回到客厅，把桌子中间的花瓶挪到了桌子下层的隔间，将水杯放在她们的面前。我给小茉莉倒了一杯橙汁，另一杯是给他前妻的。水管里的水太凉了，在玻璃杯上形成了薄薄的一层冷气，像是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她握住了水杯，对我点头致谢，接着说道：“从生了小茉莉之后，我就再也没住过院。”她这句话像是给史蒂夫说的，又像是对我说的。她极力在给我呈现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模样。

我曾经问过史蒂夫她分娩那天的情况。她生下小茉莉那天是圣诞节，送进医院那天是平安夜，医生到第二天下午五点时才进房间来看她。

“她分娩时骂你了吗？”

“当然了。”他回答的方式漫不经心，不知道是他真的不在意还是沉浸到了过去的回忆中。而那时我的脑子里嗡嗡地，听见的全是她在产房里破口大骂的声音，还有医生因为手术手套的皮筋绷得太紧，拉手腕边缘处手套时“啪”的那一声。我不敢睁开眼睛，我怕看见那一刻他正紧紧拉着她的手，帮她抚开脸上汗水打湿的细发，正准备倾下身子去吻她的苍白的脸，告诉她无论何时她就是他一生中的最爱。怎么可能不是？她为他生育了小茉莉，而我却不能。小茉莉的到来甚至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五

“手术前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尽量不要去想一些让自己伤心的事。”史蒂夫好像并不担心这场手术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因为内心的惧怕，才把话说得那么轻松。

“放松？我真的做不到。”他的前妻显得有些激动，但是她仍在控制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糟。

小茉莉也许还不知道手术意味着什么，但她一定知道死是什么，对于她来说，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她不给自己上胰岛素，她明天就会死。

我再次站了起来，她并没有看我，我知道她也希望我离开。

“谁送你去医院？”

我听见史蒂夫这样说，感到背脊像是有一条冰冷的虫顺着他的话音往下掉。我同时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冰冷，要冻僵了。

“放下小茉莉，我会去我妈家住几天，手术前她会开车送我去的。”

她的心情好像平静了一些，从厨房的这个角落能看见她轻轻地摸着小茉莉的发辫，生怕给她弄痛了。

“那你应该和你母亲他们谈一谈这件事。”

史蒂夫拿起桌上的杯子，像是熟练的心理咨询专家：“他们是聪明人。”我不知道这和聪明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不能和你谈？”

“我想避免和你吵起来。”

“你为什么总是害怕和我吵？”她歪着头，朝厨房的方向看了一眼。确保我听不见后，身体朝前看着史蒂夫逼问着他：“也许我们早些时候争吵的话，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知道她指的“这个样子”是说他们妻离子散，还有可能即将天人永隔的事。她或许把她得乳腺癌的事情都怪在了史蒂夫头上。

小茉莉无所适从地抱着手臂，坐在她的旁边，小茉莉也许并不知道她的父母到底怎么了，明明离开了还要吵。更不知道当年她应不应该出生，她的出生不过是她父母当年为了挽救婚姻的一种手段，抱着“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也许将来一切都会变好的心态”，把她生了下来。可是日子并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小心翼翼地想要去拯救什么，反而是一种更快速的扼杀。

小茉莉的手放在她母亲的胸口上，希望母亲不要再说下去。她也许不知道再往下一点，那个干枯的皮肤下有一个可怕的肿瘤，正输送着黑色的血液和死亡的气息。她甚至能够感觉得到，那种疼痛正在一点点侵蚀她母亲的每一寸肌肤。

“我们俩从来都不合适，真的，你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回避这一点。”她的声音突然高出了很多。

史蒂夫取下他的眼镜，摸了摸眼角：“是的，我之前是这么说过。”他因为无法给她传达他的想法而感到沮丧。

“我尽力不去想，”她稍微停顿了一下，想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重新调整这句话，“我一直尽力不去承认我们从来都不合适。”当她说到“恨”这个字的时候，她之前想要的收敛又重新铺张开来，甚至这一次她止不住地流了泪。好像不合适对她来说就是对过去欢乐时光的全盘否认，或者那些沉浸在欢愉中的想法都是错误和虚伪的。为了不承认自己曾坚持了一个明显的错误而耗费这么多年，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看不到它。

“原谅我，我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跟你讨论我们之间合不合适。”史蒂夫说话时，又把声音压低了一些，以至于他后面说了什么我都没有听见。

她听到了盘子碰撞的声音，又再次望向厨房，发现了其实我们离得是那么的近，他们应该都猜到了，我听到了刚才的对话。

“小茉莉，”史蒂夫不愿意继续，他朝向旁边的小茉莉，“你想不想去看一看‘老虎’？”老虎是他们家过去养的一只英国短毛猫的名字，已经有十四岁了。平时会抓些野兔，还会跳起来抓鸟，院子里常有它带回的猎物，死掉的兔子的兔毛常显得湿漉漉的，像是那些兔子身体失掉的水分全部溢了出来。

她看出了史蒂夫希望尽快结束此次会面的尴尬。

“那我就先走了。”小茉莉的母亲扶着沙发一角，努力让自己站起来。我看见史蒂夫朝前走了一步，他想向前去扶住她。她看起来已经是精疲力竭，她怎么想？愤怒？嫉妒？恼恨？为什么到了这样的时候，还要讨说法？不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不，不，她只是想为自己的感情讨个公道。她的错误也是女人们的错误，因为她们的逻辑是，爱就是理由。

她正在朽坏。这个念头再次落入我的脑海时，对她先前的各种想象、嫉妒和恶感被冲淡了。现在只留下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脸在我的脑中。站在我面前的毕竟是我丈夫曾爱过的一个女人。

那时她还像我一样年轻，她的手握住他的时候还会微微出汗。她陪他度过了许许多多的日子，而现在她也许就要永远地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她或许曾为他念的一首法国诗而哭泣，即使不会法语，感动她的是诗歌的韵脚和他的眼神，就因为如此，他们在巴黎结婚了。当然，他单膝跪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一生中只能跪一次，不是吗？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或者我就像她一样？但现在看来，过去那些日子，做过的事都是错误的，被史蒂夫全盘否定过，就像史蒂夫给她说：“忘记吧，那些不值一提。”

我想她也许曾无数次想见我，了解这个嫁给了她前夫的女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像她一样爱过他，如果是的，那么究竟又多了多少。也许这样的企图会使她感到痛苦，正是这样无尽的神秘在吸引着一个女人，无法摆脱受伤的程度。

那句，“你怎么可以的？”也许不仅仅在追问着史蒂夫，也在追问着我。

可是之前我无法对她产生任何的同情。要知道同情也是一种能力，不是一个简单的“善良”两个字那么容易，一个在情感上和生活上感到走投无路的人，还有什么能力去同情一个给自己处境雪上加霜的人。我与史蒂夫相互的不理解、争吵，多半源于她无休止的掠取和他的退让。随时处在崩溃边沿的我看不见任何人的痛苦，感知不到她的伤心。也感觉不到小茉莉即将失去母亲的痛苦，感觉不到小茉莉面对我时的尴尬，感觉不到她身体里住着两个人的痛苦。她的父亲身份已经转换了，他不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了。我也感受不到史蒂夫的伤心，对于前妻的疾病，女儿无所归宿的担忧，没有尽到做父亲责任的内疚，我都看不到，即使它们都是那么明显地摆在我的面前。我抵着狂风前行，到此刻已经是极限了。有些时候，一个错误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毁灭人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我的那一个瞬间已经发生了。

六

小茉莉尾随母亲到门口。我本应该离开门边，给他们一些私人空间。可是我不想，我想被这样的分别的场面刺痛。小茉莉拉着妈妈的手，妈妈轻轻地握了一下她的手，好像在让她去捏紧自己的手。

她对小茉莉说：“妈妈没曾想过撇下你。”

我知道她的计划，她怎么会撇下她不管呢？如果不行的话，她知道她们，小茉莉甚至还有史蒂夫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聚，永永远远在一起。这句话让小茉莉抓她妈妈的手更紧了，她白白的小手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掌心。但妈妈的手却不再捏紧小茉莉，她感受不到母亲手指的力度了。妈妈为了隔断她的不舍和依恋所表现的冷漠，让小茉莉知道妈妈的疾病是真的，肿瘤是真的，分离是真的，死是真的，再也见不到也是真的。

但是她们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也许吧。为了不过分渲染这种情感，她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走出门去。

“莎莎！”史蒂夫终于喊出了她的名字，他不忍看到分离的一幕刺痛他前途未卜的女儿。我知道这不是全部原因。时过境迁，在这狭长的走廊上，看着自己曾经相知相伴携手共度的人，就要从眼前走过去了，并且是永远地不再踏响脚下的每一颗石子。他不得不喊出她的名字来，或许这是最后一次喊出她的名字了。“莎莎”，雨打落在一朵茉莉上，水珠落下了，这个声音休止了，花瓣也随之滑落。我也随着这一声颤动了。

她停了下来，略微侧了一下头。瞬间的动作却是那么漫长，我以为她会回过头来，以为会再次看到她的眼泪。她只停了那样一瞬，接着继续朝前走去。当她朝前迈出第一步时，永远这个词便成为一个固体，和她还有她们的过去一同固化了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我竟然难以判断她到底是继续停在原处，又或是换了停下来的位置。她始终在我的视线里，像一道长长的影子散开又聚集。史蒂夫从我的身后走过去时，我的身体像是遭到了巨大的热浪，朝前趔趄了一下。

他走了过去，从后面试图拉一下她。小茉莉也穿过我，走了过去。他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在落满了花瓣的草坪上，我感觉到一团火球燃烧时的热度。

七

小茉莉背对着落地窗坐着。海面上射过来的光在不远处，忽明忽暗地移动着。海鸥的叫声像是在天的尽头。

她坐在那儿始终不说话，与其说是沉默不如说是等待。

她不会回来了，永远。

这句话如不远处的潮汐落在心里，破碎地散开。我感觉到了心脏被这样潮湿的碎片滑过，隐隐地痛了一下。刚才他们分离的那一幕依然在脑子里，无法散开。

史蒂夫进了自己的书房，一直没有出来。之前他说他有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也不想打扰他。我从冰箱里取出冰冻的排骨，想象着去爱这个微微发胖的不管是奎因还是小茉莉的孩子。她是史蒂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的金发蓝眼睛，还有她的痛苦。我已经不再想她的到来，是不是影响我想要一个自己孩子的打算。

冰冻的寒气，反而让我有了回暖的举动。我把手攥成拳头靠近脖子，通体透凉的感觉让我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我看见史蒂夫从书房走出来，他像是被一层雾罩着，迟缓、游离、不知所终。

我迎着他走过去，想找他讨个说法，问一下他为什么要当着我，做出那样的举动。可是他径直走了过去，他旁若无人地穿过落地窗外那片草坪，刚才他们还在燃烧的地方，我听到了那只短毛“老虎”向外扑打的欢腾声，倏地一跃而过，跳到屋顶上去了。这已是夏天了。

“跟我来。”我对小茉莉说。她站起来，我听见她拉动箱子的声音。我想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个女人给我造成的伤害就要告一段落了。她不会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从他们一家人相拥相抱的那一刻起，时间就变成了固体。

小茉莉跟着我去了楼下的地下室。我和史蒂夫搬进来时，匆忙将地下室的屋子只装修了一间房，专门来做客房。我们也没有打算再系统完善其装修，因为我想把它做成将来孩子的“娱乐天地”。地下室没有铺地板，冰凉的水泥地让打着光脚板的小茉莉迟疑再三。

我领着她向前，她拖着的万向轮行李箱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很轻。

“这是你的房间。”我推开门，站在一旁等她走进去。她侧着身子把行李箱推到我前面，我说：“一块大的毛巾洗澡，小的毛巾擦洗手池上的水。”

我前天专门从“哈德逊湾”商城给她买的新毛巾，还散着刚刚从烘干机里拿出的柠檬香味。她四处打量着她的房间，她看到她可以活动的范围其实并不大，里面摆着为孩子准备的玩具。一个挂着一排五颜六色铃铛的婴儿车，一些没有拆开封纸的厨房的小锅小碗，还有各种拼接散落的英文字母。

她走了过去，想伸手去摸时又缩回手来。

我说：“厕所里还有新的毛巾，可以换着用。”我又打开卫生间洗手池下的柜子，将摆着二合一的洗发露和沐浴露重新调换了摆放的位置。

“我有衣柜可以用吗？”她指着卧室里的那间衣柜，但并没有拉开。

“你可以拉开，就是给你用的。”

她拉开了衣柜，衣柜里面只有三个白色的塑料衣架。

“你可以把衣服折好，放在衣柜里右上边的抽屉里。”

小茉莉转向柜子，她的后脑勺对着我，金色的头发就像她母亲一样柔顺。我想她母亲也有她这样的年龄的时候，无辜又天真，她那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女人的温情她一定都有，对幸福终老无限向往过，她也不会想到将来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谁会想要被人抛弃或是得病？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年龄的女孩都喜欢些什么？”我退到门边，身体半靠在门上。

小茉莉默不作声，像是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她蹲在地上，试图拉开行李箱的拉链，她用手撑住行李箱，我想她一定试图找一双温暖的袜子，这样她就不用光脚踩在水泥地上了，她知道在这水泥地上还要走一段时间。

“这是妈妈的箱子。”小茉莉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她完全打开了箱子。

我朝前移动了半步，弯下身子。箱子里面排列整齐，放了一双拖鞋，几件白色的T恤。一本《烹饪艺术》，还有一本《纽约客》杂志。在右边用拉链拉起来的隔层边的网格里，放着她的胸衣。她带了四件胸衣，且是同一颜色同一样式的艾格内衣。我的心脏在这突如其来的冲击里，猛烈地收缩，然后变硬。我感到划破我神经的不是什么刀子，而是一种声音。

金属相碰的声音通过一双双戴着塑胶手套的手，传递、传递、再传递，接二连三地，然后落下，准确无误。空洞，荒凉，错乱，拿走了一切。剪开，她的、他的，还有他们的，我们的、我的。在劫难逃。

小茉莉看着我，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有点不知所措。而小茉莉呢？她毕竟没有做错过什么。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会多么想把她抱在怀里，然后告诉她：“对不起，妈妈做错了。”我想到了我自己，我能做一个好母亲吗？我怎么用我的生命把她托起？

“你会梳法国辫吗？”小茉莉打量着我。

我不说话上了楼，从冰箱里拿出苹果，当我拧开水龙头冲洗它的时候，边上放着的刀使我的心脏又一次抽搐起来。

我把苹果放在菜板上，对刀突如其来的恐惧蔓延整个身体。它能把东西削成两半，把有变为无。我的心脏随着手的抖动颤栗起来，那把割开她皮肤的锋利的刀刃也在割开我，割开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光与阻隔。我们都在麻醉中虚弱地醒来，苍白的世界展开一道深红的口子。

我感到呼吸困难，将整个身体靠在水池上。窗外的阳光斜射在草地上，远处史蒂夫走在沙地上，他不紧不慢地走着，他的呼吸和脚落地的声音，像是夹在风中一起一伏地飘过来落在我的心上，让我惴惴难安。阳光下的海面是难以分辨的，正如阳光下隐秘的人影。史蒂夫是不是正走在一条看不见的深渊，一道将由影子吞噬掉未知的深渊。

小茉莉已经不在地下室，婴儿车被她拆开了，英文字母的拼图散乱地铺在地上。我轻轻地走过去，看到了她把字母拼在一起，那是“宝贝”的四个英文字母，用蓝色、黄色、白色交错在一起，很好看。我想也许她明白这些不是给她准备的，而是我和她爸爸将来的宝贝。

我从地下室出来，穿过客厅的落地窗走到草坪上。紫色的蔷薇花顺着墙体开得很鲜艳，另一端没有被阳光照射到的花朵还未开放。我抬起头看见小茉莉坐在储藏室外面的房顶上。从我站的角度看过去，她看起来像是个成熟的女人。在那里她迅速地明白了“另一个”是什么意思。另一个孩子，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家，另一个世界。这在生命中很重要。

“另一个”和时间捆绑在一块儿，跟随时间的进程，没有人能拒绝“另一个”，“唯一”不属于他们。而她也正在变为另一个。

此时的她换回了过去男孩子的装束，起皱的马丁靴搭落在屋顶的斜面，她用手抱住另一只脚。从这个角度看不见她腰上胰岛素的袋子，也看不出她是一个有糖尿病的病人。她向着远方，看着远处高大茂密的杉树林。

树上掉下的飞絮落在了她的头发上，她的肩膀上，又落在她的脚边。她摊开手，想让飞絮也落到她的手上。背后的衬衫因为她的挪动而从扎好的裤子里向外翻了出来，露出也许她没有被人抚摸过的白皮肤，她母亲的白皮肤。她腰上系着脱了胶的皮带，它的陈旧让人迅速联系到过去、香烟、酒精、血，还有黑象牙。

八

雨突然就下了起来，史蒂夫离开家前天空还一片晴朗。史蒂夫知道今天是我去看心理医生的日子，他把他的车留给了我，让我带上小茉莉。诊疗室旁边有一个公园，那里常年充斥着孩童玩乐的声音，尤其是夏天，呼哧呼哧跟着自行车跑的狗，还有穿着短裤沿途跑步的人。小茉莉可以在那里交些朋友，更好的融入这里的生活。小茉莉和那些孩子无法想象对面就是生的另一端，没有人故意要将生和死放得这么近。

我没有告诉史蒂夫昨天早上他上班时，我接了她的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很微弱，如同游丝一样从电话的那端传过来，听上去像是从一个阴暗的地方传来的，因为她的声音里透着湿气。她已经做了手术，她没有说是否成功，总之她还活着。

这个电话让我恍惚，我忘了她说了什么。我只能凭着对那个湿浸浸、虚弱的声音的猜测，想着她一定是请求我把小茉莉带到医院去。她所在的圣安德鲁医院也不是通过电话记住的，之前她告诉过史蒂夫，她清楚无误地告诉史蒂夫医院的名字，她相信他会去看她。“留下一条路改日再见”，他们终究会再见的。

我这样想着就挂了电话，或者在我还没有挂掉电话前，她就已经挂掉了电话。我记得她在电话里没有提行李箱的事，可是我还是给她带上了。我想她行李箱里放着的胸罩，这会儿是彻底地用不上了。但那是属于她的，过去的时间和一切依然是可以属于她的。无论死去还是活着。

史蒂夫车的座椅，以及两边的后视镜对我来说太高了。通常我开他的车都会在座椅的左边调回我的“个人座椅设置”。按键1是他的，按键2是我的。座椅靠背在往前靠，发出有序的机械运动的声音。小茉莉并不觉得好奇，继续看着前方，我想也许在过去，那个按键2是小茉莉的母亲的设置，只是我永远不会知道，也永远不会问。

雨下得比刚刚更大。我看了一眼一直没有说话的小茉莉，我们出门前没有吃东西，这会儿她一定饿了。如果我是她的妈妈，她会说她饿了。可是我不是，所以即使她饿了，她也不想说出来。我们开车经过星巴克咖啡店，从雨中的喇叭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需要点什么？”是菲律宾人的口音。

我皱着眉头慌忙地看着菜单栏，不知道要什么好。

“我要鸡蛋三明治。”

“这上面没有该死的鸡蛋三明治。”

我和小茉莉在菜单上来回地寻找，雨刮器的声音让我极度烦躁不安。

“你好，还在吗？”喇叭里的女人不耐烦地问。

“你就不能等一会儿吗？”我转过头看小茉莉，“里面有加香肠的，或是培根，你到底要什么？”

“培根。”她说。

我对着喇叭里的女人重复了小茉莉的话。喇叭里的女人说了什么，我没听懂。

“我简直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喇叭里的女人沉默了，显然是压着怒气，因为她知道我是在指她的菲律宾口音。

拿上吃的，绕了个圈，我们的车重新驶上大路。雨刮器的声音盖住了雨的声音，玻璃上的雾气遮住了视线，道路上除了雨什么也看不清，就连从身边超过去的车子也看不清。我打开了除雾器，道路变得清晰起来。

小茉莉大概是饿了，或者她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很快她就吃完了手里的东西，这会儿正看着窗外的雨发呆。我几次转过头去看她，她把头歪靠在车窗上。

“你的中间名是什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问些什么别的。

“玛格丽特。”小茉莉的声音透明透亮。

雨似乎比先前下得小了，我调慢了雨刮器的速度。

“玛格丽特·杜拉斯，你知道吗？我和你爸爸在巴黎拜访过她的墓地。所有人都给她留了一支笔，我给她留了一张巴黎地铁站的车票。”我笑着看着她，希望她觉得我偶尔也是个有趣的人。“你说她会拿着车票去哪里呢？”

在开往诊疗室的路上，小茉莉并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将手中吃完了的培根包装纸揉成一团放到了脚边，小茉莉终于望向了我，可我没有转向她。

她问，“什么是死？”

“死就是躺下。”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们只想什么是生，怎样去活着，去医院、去打针、去吃药。白色的药丸、蓝色的药丸，按程度划分。只有相同经历的人认得出，心照不宣。我不能告诉她，此刻我带着她去的地方，充斥着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痛苦，那些痛苦难以忍受，推人入万丈深渊。我不能告诉她什么是心理疾病，什么是治疗。

九

心理医生的诊疗室就在前面不远了，雨中模糊看到的那片海面隔着一条绿荫长道，我把车子开进那栋被树木遮蔽的楼房时，突然决定继续往前开。离开心理医生，离开药物，离开只剩下灰白的水泥地和被车轮摩擦掉的黄色分割线的停车场。

我一直开到了圣安德鲁医院，途中我还犹豫过要不要带着小茉莉去看她的妈妈，我甚至开始怀疑那个电话的真实性。她到底真的打过电话吗？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而是把车开到了这个对小茉莉来说的死亡之地。史蒂夫一定也来过了，关于今后的重逢谁又能知道多少。

雨像是突然间停的。

圣安德鲁医院很安静。消毒水的味道和夏季泳池里一样炽热烦燥，不同的是在那里我们听到孩子的呼声，从空中飞过的球，还有拍打水的声音。这里却很静，像是沉到了水底，声音是被遮挡和压迫过的。

小茉莉去上厕所了。我说我在前台等她，询问她母亲的病房。

“请查一下莎莎住几号病房？”一个蓝眼睛的护士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里装着荒暗无垠般灰色的大地。她从桌底下拿出一张纸，让我登记。

“访客的名字签在这里。”年轻的护士意识到我没有笔，把插在口袋里的圆珠笔抽了出来递给我，注意力又回到刚刚正在处理的事。她像维米尔画中的人物，在事物以外。

护士突然间抬起头，指着与病人关系这一栏示意我填写。

“不是我，是一个女孩，我在这里等她。”我往厕所的方向指去，示意她去了厕所。我试图尽量撇清看望莎莎的心愿。她似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们，注意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与患者的关系？”她把那张纸取了回去。

“她是她的女儿。”我看着她的蓝眼睛，看见了她的躲闪。

“患者姓什么？”她抬起头来，希望我此刻告诉她那不是同一个莎莎。

“斯考特。”我反而像在喊史蒂夫的姓氏，要告诉他什么事似的。

“她已经走了。”她看着我。

从她的眼睛里，我明白这个“走”和那个“走”是不一样的。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她每天都在处理这样的事，这已经不再难说出口了。

我站在护士站的玻璃门前，敞亮的光返射着的大厅，只有我孤身一人，风穿过的声音细腻地落在地上。

小茉莉从厕所走了出来，她在黑色的裤子上反复擦拭自己洗过的双手，那双有褶皱的马丁靴鞋带系得很紧。她抬起头正望向我。

她走过来，穿过我，穿过一片湖泊，一棵法国樱桃树，上面有一群鸟在离开，一群鸟在抵达。

蒋在，女，1994年9月生于贵阳，现居北京。诗歌见于《人民文学》《诗刊》等刊，入选《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歌年鉴》等。小说见于《十月》《上海文学》等刊，曾获首届《山花》年度小说新人奖，2016年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街区那头》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8年卷）。系首次在本刊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