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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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在沙河街的半截石狮子上看着人来人往。

这石狮子据说是唐朝的遗物，和它同代的石狮们早已灰飞烟灭，不知为何这只石狮能单独存活了一千多年。就蹲在街边看着一条街上的人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人家十道轮回都不止了，它还独自在这蹲着，守着一片过于阔绰浩瀚的时间，显然对这反反复复的人世早已了无兴趣。风吹雨蚀，它早已不复有狮子的威严，简直苍老得快遁回原形，老成一块没有形状的石头。我小时候它就在这里，到我年近四十回到家乡的时候，它还在这里，半截屁股已经被砌进了水泥路里，更动弹不得了。

从前，我每次在沙河街上看到它都忍不住要过去摸摸它的头，觉得它苍老而孤独，心里还是有些替它难过。这次见到它却连难过也没有了，只有惊讶，惊讶它居然还在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流浪，永远上不得岸一样，简直像个永远被流放的囚犯。我骑在它身上，它也驯顺不语，像匹苍老的坐骑。金色的阳光煦暖沉静，带着一种软绵绵的重量落在人身上，一时竟恍惚觉得自己正沉在水底，借着浮力，举止轻盈。我坐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忽然想起从前经常听到田淑芬对她儿子龙龙呵斥，去，到街上数人头去，看看一共走过去几个人。那时候怎么能知道，原来在街上看人居然也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

这条沙河街在明清时候是县城里的商业街，不知道这名字从何而来。街道两边店铺林立，至今还能看到那些陈旧阴暗的店铺上面，刻在石头上的字，“花布集贸”、“花换银钱”、“义全泰皮坊”、“玻璃制镜厂”、“三毛镶牙照相服务部”，还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上面刷了“发扬三八作风”几个褪色的红字，“合顺德皮坊”改成的供销社上面还隐约可见五个油漆大字“为人民服务”。

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不管男女老少手里都举着一支刚买的圆儿香，中秋这天插在院子里点一天，直到晚上皓月当空之际，还有余香袅袅，盘踞月下。香尽了节日也尽了。我看到两个烫着爆米花头的中年女人挽着手过去了，手里拎着红心苹果和巨峰葡萄。一个高个子男人晃过去了，一只手插兜，另一只手拎着两只鲜艳的火龙果，这热带水果居然也从南方混迹到北方的中秋节上了。一个胖女人拎着一袋胡萝卜过去了，大概是准备包饺子，走着走着忽然擤了一把鼻涕，用力甩在地上，又随手抹在了自己的鞋后跟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两手空空地走过去了，长头发太黑，看起来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这头发上了，显得头特别大特别沉。她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抬起左胳膊晃动，她走过去我才发现，是她左手上戴了一块巨大的手表，她正把手表当镜子在墙上照来照去地悄悄娱乐着。

有个拄着拐杖流着鼻涕的老人忽然从天而降，大声呵斥我，石狮子也是人骑的吗？我忙从石狮上滚下来，他又盯着我使劲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我认识你。我半信半疑地说，你当真认识我？他狠狠吸了一把鼻涕，然后仰天大笑道，怎么不认识，你不就是个中国人嘛。

我晒着秋天的太阳，两手插兜，像个真正的闲人一样，沿着沙河街慢慢往前溜达。这条老街因为明清时候留下来的那点底子，躲过了前几年轰轰烈烈的县城改造，县城里的其他道路基本都被拓宽了几倍，唯独这条街保存了个大概样貌。在县城改造中，我小时候经常去玩的文庙、城隍庙、覃氏族亲石牌楼都已经不见了，卢川书院如今变成了卢川饭店，小时候跟着我妈去买东西的五一大楼、盐业果品公司如今都已经变成平地了，又在上面铺了马路或者盖起了新的楼房。它们都消失得了无痕迹，像从来就没有过一样。据说下一步连圣母庙旁边的却波湖也要被填平盖楼了。

但一走进沙河街，时间就失效了，好像这是一个时间的黑洞。那些老店铺如今已经被改成了素素理发店、织毛衣培训学员、李帅杂货店、五茂粮油店、郑黑小喜寿店，连府君庙也被改成了印刷厂，基本变成了贫民们聚集的地方，以做小生意摆小摊为生。以前听人说过，经济越萧条的时候，沿街做小买卖的平头百姓就越多。都出来谋点生计。

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一扇靠街的窗户，四块玻璃上贴了四个囍字，居然一个比一个大，最后一个简直有人脸那么大。好像在流年更迭中这个囍字也趴在这玻璃上长了不少个头。

我在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下，这门楼挺阔气的院子在解放前是法院，解放后被改成了育儿园，我小时候就是在这里上的幼儿园。大门开着，里面阒寂无人，我悄悄走了进去。院子里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当年的一只木马和一架滑梯都已经不见了，只有北面两间正房还有人声。院子里养着些鸡冠花、胭脂花、珊瑚樱、宠物辣椒。鸡冠花十分肥大，真像肉质的鸡冠，都种在旧脸盆和旧饭盒里，吃完的鸡蛋壳一只一只扣在脸盆里，好给花草们补充些营养。猛一看过去，倒像刚刚长出了一脸盆鸡蛋。我忽听到正房里传来两个女人的声音：你说我的头发要不要剪？

剪短点倒是显得人精神。

真没事？剪得太少便宜了剪头发的，反正剪短剪长花的钱是一样的，让它再长段时间。

今天中午把院子里那鸡冠花炒着吃了吧，长了那么多肉，好吃呢。

吃倒是好吃，就是颜色看着有点害怕。你说我的头发到底要不要剪？

剪短点倒是精神。

剪也剪不了多少，便宜了剪头发的，让它再长一长。

我从幼儿园出来继续往前游荡，前面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门楼颓败，石狮坍塌，屋檐上长满荒草，站在门外往里看去，却看到影壁上用油漆刷了一个巨大鲜红的十字架，使这破败的院子看起来有了几分教堂的肃穆。再往前面就是李建红和游承恩还有卞振国三人合开的商店，不过李建红一定要叫它门市部，就像她一定要把所有的饭店都叫成食堂，把所有的单位都叫成公司，这都是她二十多岁时的叫法。她像是单独乘坐着这世界上的最后一班公交车，永远不让它到站。

李建红是我妈。这门市部在解放前是汇源隆票号，解放后做了私人的百货庄，后来被国营的百货公司收购为二门市部。一九九九年县百货公司宣布倒闭，大部分职工下岗，剩下的小撮人通过投标的方式承包了百货公司的柜台，李建红等三人则合伙承包下了位于沙河街上的二门市部。

我小的时候，经常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后面玩，有时候还会在捆成一包一包的毛巾和衣服上午睡一会儿，像沙发一样。承包二门市部之后我却轻易不愿踏进这里半步，那时候只觉得这门市部看起来像座阴郁破旧的寺庙，窗户都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清里面有什么。李建红又是个很爱打扮的人，她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经常把从前的旧衣服进行加工或拆开重做。有一次她把黑白两件旧衣服剪成布头，给我拼了一个奶牛一样的书包，惹得人们纷纷回头看我。她还经常把自己不能穿的旧衣服改成我的新衣服。她尤其喜欢粉色、玫瑰色这类异常妩媚的颜色，与那破败阴郁的门市部放在一起，竟会让人心里不由得暗暗生出一种恐惧来。

我上学放学都恨不得绕开它。以至于我上大学后一个同学暑假到我家来玩，我带着她在街上溜达了一圈，她看到二门市部就问我，这是什么地方啊，能不能进去参观？看着像座文物啊。我目不斜视地带着她从二门市部前走了过去，当时李建红就坐在里面看着我们从窗前走了过去。

我走进店里，里面的光线昏暗悠长，好似黎明或黄昏长期沉睡于此，早已被外面的光阴所遗忘。阳光永远走不过去的深处是三面老式柜台，孤岛似的浮在暗影里，人走过去却猛然看到柜台下面轰然怒放的五光十色，日杂百货一应俱全，反被这么齐全的颜色吓一跳。如今县城里的大小商店几乎都已经改成了超市，绝少见到这样老式的柜台，猛然看见，只觉得恍如梦境，仿佛这段时光不过是栖居在另一段时光里，像鸟栖居于树，血液栖居于皮囊。有两根大柱子支撑着房梁，椽子间居然还住着一窝麻雀，每天早出晚归，见了人也不生分，老邻居似的。

外人进来见全是日用百货，只以为是一家开的店，却不知道其实是三家分晋，各做各的生意，各揽各的顾客。

店铺的中堂部位摆了一张破桌子，三条木头长椅，可坐可躺。生意冷清的时候，三个人就围着桌子坐成一圈，摆一把膀大腰圆的巨型茶壶，说话、喝水、撒尿，尿完继续说话、喝水、撒尿，然后再继续，再再继续。

我走进去一看，满头白发的游承恩正戴着那副巨大的塑料框眼镜看一本破旧的武侠小说。他老婆田淑芬两年前就去世了。我记得从前冬天的时候，那田淑芬总是穿着极臃肿的棉衣棉裤坐在店门口晒太阳，她身上有一种植物的质地，几乎不动，喜欢盯住什么便一动不动地看大半天，若对面是一堵墙，我总疑心这墙会被她看出一个洞来。她不大会笑，还有糖尿病。据说游承恩当年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入赘到田淑芬家里的，所以他们的儿子龙龙也姓田。田淑芬的祖上是做皮货生意的，当年“交皮甲天下”，祖父手头颇有些存货留下。后来游承恩带着田淑芬去省城一次又一次看病，每次去之前都要变卖一件做皮货生意的祖上留下来的古董。

因为糖尿病的缘故，游承恩家里翻箱倒柜都找不出一块糖来，据说龙龙十几岁了还不认识糖。而且终年不敢吃肉，包饺子只包素馅，青菜饺子煮满满一大盆，薄而透明的皮泛着幽幽的绿色，像从树上长出来的。那时候，他一家三口人围着一大盆饺子坐在店门口吃，只见白汽缭绕不见人脸。因为田淑芬生孩子之前吃多了治糖尿病的药，所以龙龙从生下来就比别人迟钝，个头却又太大，似乎从来就没有正经像过一个婴儿。龙龙读完一年级从二年级开始就再升不上去了，光二年级就上了三个。同龄的小孩准备考初中的时候他还在二年级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那座位极为宽敞，是专为他一个人开辟出来的，像一个专门的农场。

从二年级辍学后他便陪着父母看店。每天下午他就搬个板凳坐在店铺前，手里拎着一袋硕大的菜包子，那是田淑芬为他准备的零食。他用一下午的时间把十几个大包子慢慢吃下去，先吃皮再吃馅，或者先吃馅再吃皮，再或者把馅偷偷抖落出去，把皮撕下来撮成面鱼吃，边往嘴里塞边得意地偷笑。他一个人刻苦钻研着各种各样的包子吃法，然后在天色刚刚开始暗下来的时候他就赶紧问田淑芬，妈，该吃晚饭了吧。

龙龙偶而也会问一些比较深远的问题，他问田淑芬，妈，你说我长大了可怎么活呀；妈，你说我将来能不能娶到老婆啊，要是娶不到老婆可怎么办啊。田淑芬正给一个顾客找零钱，听见这话，数钱的手暂时停下，瞪着他，厉声说，去，先到路边数人头去，看看一共走过去几个人。龙龙马上转了个话题，那我先吃一碗肉炒面吧，就一碗，下次就不吃了，再也不吃了。

最后他还是成功地拿到了两张钱，忙跑出去在十字路口的小摊上买了一碗肉炒面。然后一路小跑着，气咻咻地把一大碗面抱了回来。他不再屑于和别人说话，也不看别人，似乎是看一眼就会被人吸走手里的面。他把小山一样的面摆在自己正前方，直视着，带着十分虔诚的表情。然后用筷子急速往嘴里划，嘴里是满的，眼睛里还是无休无止的急切与恐惧，生怕被人抢走似的。游承恩两口子在旁边惊惧地看着儿子的吃相，一直看着他吃完最后一根面。龙龙吃完才敢看人了，他打量着周围，怯怯地犹疑地打着饱嗝。他吃饱了，整个人呈现出微醺状态，像一堆醉肉一样慢慢地松弛下去了。

两年前快过年的时候，田淑芬突然病重起不了床。吃了十多天药还是不见好转。那天，游承恩一大早出去给她买回了新衣服和新帽子，他边给她穿衣服边大声说，老田，你可千万别给我先牺牲了。他又要带田淑芬去省城看病。一个星期后他们就从省城回来了，田淑芬每天吃各种中药西药，却再也下不了床。家里的古董卖得也差不多了，游承恩把厨房里吃饭用的碗、碟子一字排开，戴着老花镜细细考察这些碗碟的年代。在鼎盛时期，他们家连喂猫的碗都是古董。一天晚饭之后，田淑芬歪在床上盯着游承恩忽然小声说了一句，我记得我娘娘（奶奶）进棺材的时候戴了一只玉镯子，玉镯子吸了死人的血有了血斑能卖得更值钱。游承恩手一抖，手里的书差点掉下去。

游承恩那段时间连店也顾不上看了，日夜陪着田淑芬。他翻着一本百家姓，不时大惊小怪地让田淑芬看，老田老田你快看，天下还有姓死的人。老田瞅一眼，面无表情地说，还有姓这个的？他便嘎嘎大笑，你不知道吧。他每天给田淑芬做四顿饭，每一顿都要做很多，因为龙龙也在旁边等着呢，简直像开了个十几号人的食堂。经常是饭菜的香味刚刚飘出来一点，龙龙就已经拿着碗和勺子认真等在一边了。

游承恩极喜欢猫，可是为了省出一点吃的，他把养的四只猫都送了人，是一只一只送出去的。猫送走后的好几天里他都不高兴，一个人趴在柜台上看书，戴着巨大的塑料框眼镜，看上去像个老气横秋的小学生在识字，只是书半天不翻一页。一个月后的一天，一只猫回来了。他怔怔看了它半天，把它留下了。又一个月后另两只也找回来了，其中一只掉了一大片毛，伤口露着红色的肉，烫掉的。半年后的一天，那第四只猫也回来了。

那是一个早晨，他一推开门，门口一团毛茸茸的黑色。听到门响，那团黑色动了起来，它有些站不稳似的，它的毛已经掉得很稀疏，露出了毛下的皮，极瘦，似乎只是一个框架了。它安静地看着他，用三只脚走到了他的腿前，温柔地蹭了蹭他的裤腿，像以往无数个早晨那样。他抱起了这只猫，隔着巨大的塑料框眼镜，满眼是泪。

几天后，这第四只回来的猫死了。它在一个早晨悄悄地出了门，用三条腿走到巷子尽头，死在了那里。据说所有的猫都会在临死前悄悄地为自己找一个角落。就在这只猫死后没两天，田淑芬也死了。她死在深夜的睡梦里，一句话都没有给父子俩留下。

李建红和卞振国都坐在靠窗的地方努力汲着一点秋天的阳光，后面常年不见阳光的柜台若冰山一样若隐若现。他们俩一个人抱着大罐头瓶，一个人抱着保温杯，正一边喝水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你说我那老妈，一个人住在村子里，不想吃不想喝，倒是每天闹着到处给自己找坟地，说是要给自己早点找个落脚地。

将来可千万别埋到山上去，死了还要爬那么高，山上还有泥石流，就在平地上找吧。

人家要埋的地方还不能离她的老房子太远，这样她随时都能看见她的老房子。

人就是麻烦，活着得有个地方，死了还得有个地方。

不死怎么行，到了时候都要死，我们以前胡同里的三个瘫子今年都死了唉。

瘫子怕不好死吧，一躺能躺好多年，就是死不了。

有儿女照料的死得就慢一点，没人照料的几天就死了。我以前隔壁那老王，儿媳妇给她做的饭，一碗面里就五根面条，一根就有香肠那么粗。我都忍不住跑过去多看了她几次，我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住在她家隔壁，连人家的咸菜都吃了有半瓮。做得万恶了，总有人治她。让狗日的儿媳妇多得点病。

可不是。

卞振国虽然也在往那点可怜的阳光里凑，却娴熟地跷着一条二郎腿，这样看起来就不是硬要凑了，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兴致。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黑皮鞋里是一双灯泡一样晃眼的白袜子，握保温杯的那只手上戴着一只大金戒指。卞振国原本不是百货公司的职工，他是半路接盘进来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并没有见过他，只觉得他是后来忽然从天而降，又说着一口格格不入的普通话，所以印象中他的体积分外庞大，密度也大，远非一般人可比，像是特意从外星球上千里迢迢赶过来的。

县城里人人都知道他九十年代在古交的一个煤矿上给煤老板打工，那时候古交山上到处是私人小煤矿，煤老板们经常苦于有钱没处花，只好一麻袋一麻袋地装了钱去赌博。据说老板很器重他，让他做了矿上的二把手，什么都交给他来办。后来那小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死了十来个矿工，老板畏罪自杀，小煤矿被关掉了。再后来小煤矿纷纷被整顿关停，他在山上找不到事做，就下山流落到我们县城，一时也找不到正经营生做，就做了几天小贩，又做了几天厨子。恰好他在我们县的一个远房亲戚不想干了，就把自己承包下来的柜台转让给了卞振国，卞振国从此就在我们县里呆了下来。他的这点底细在县城里可谓无人不知。

在一个柿饼大的县城里，尽管人人都知道他的来历，他还是喜欢一遍一遍地吹嘘他以前那老板如何有本事，如何待他好如何器重他，像待亲兄弟一样。看起来他对他从前的老板也很是崇拜，喜欢学他老板的各种做派，打领带、戴金戒指、梳油光光的大背头，学他老板抽烟的样子，甚至说话的语气。旁人又没见过他老板，自然是无论他学的什么样子，都觉得他学得像。众人像免费看戏一样，乐得高兴，还希望他学得再像点。怂恿了几年之后他果然学得越来越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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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振国见我进来，大声和我打了个招呼，大学生回来了？他永远讲着一口鹤立鸡群的普通话，也听不出是哪里人。

当年在县里读书的时候，我是全县比较有名的学生，因为从小喜欢看书，每次考试基本都考第一名，后来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在县城里也是人尽皆知的事。但那毕竟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再说了，后来的大学生贬值如农民工，上大学早已不是什么荣耀的事。四十岁了还被人叫大学生，听着倒像陈年的尸跳。

走了一上午，我稍微有些疲倦，便凑过去轻轻坐在了李建红旁边，这次回家后，有事没事我总想坐得离她近点，甚至想在她身上靠一会儿，但一直没有这么做，我不敢，或者说，不习惯。她大概也觉得坐得太近了，有点不好意思，便往里挪了挪，尽量把那点阳光让给我，嘴里嗔怪了一句，你来干什么。她敞着脖子，脖子里系了一条粉色的纱巾，还斜斜打了个蝴蝶结。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不愿意让我进来，大概是还记得当年我带着同学目不斜视地从玻璃窗前走过的那个下午。我坐在她让出来的一束阳光里，阳光斑驳，苍老安静。

卞振国把保温杯放在嘴边慢慢呷了一口茶，又看了我一眼，忽然吃惊地说，大学生你什么时候把头发染成红色了？李建红一边把足有小猪大小的罐头瓶塞给我让我喝水，一边数落我，你看看，还有人觉得你染成一头红毛好看的？我扭头看着窗户上浑浊的玻璃，阳光从那里进来，被截成一只粗糙的湖面，我们三人的影子影影绰绰都落入其中。看不到脸，只能看到一顶酒红色的头发明亮地浮动着，是挺艳的。我说，不好看吗？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卞振国又抱起杯子呷了一口，慢慢说，不过大学生的头发倒是比以前好了不少，又多又厚实，头发还放光呢，一看就是气血足。李建红诧异道，还气血足？要我说你还是把头发染回去吧，还是黑的像头发，染成其他颜色都不太像头发。

回家后的这几天里，我感觉李建红和我说话总是小心翼翼的，像用瓷壶一样轻拿轻放，这点轻拿轻放让我感觉自己时常手脚悬空，不知道该搁到哪里。听她这么说，我便温驯地说，那我明天就染回去。

她好像吓了一跳，忽然就不说话了，也不看我，整个人呆坐着。我觉得我们俩中间似乎夹了点什么，好像有个看不见的小孩正硬挤在我们中间。

回老家之前我一口气买了两顶假发，一顶是正戴在头上的酒红色这顶，另外一顶是黑色同款，都是长发。从前为了洗头发方便，又怕长了会掉头发，便一直留着齐耳短发，买假发的时候却无论如何都要买成长发了，心想总不能等成了老太太了再留一头披肩长发。

化纤材料的假发多是短发，因为容易打结，我就买了两顶真人头发做的假发。买回假发的那晚，我把它们供在桌上久久看着，却不敢戴。因为是从真人身上下来的东西，我疑心它们其实还活着，也许还会不停长下去、长下去。后来我终于拿起一顶放在手中，却也只是慢慢抚摸着它。一种只能是属于生命和生命间的气息细若游丝地在发梢间与我的指尖间来回流淌。想到把另一个人的头发戴在自己头上做了它新的主人，竟觉得悚然而惊。

我考上大学的那年是一九九九年，李建红也是在那年与人合伙承包下了沙河街的二门市部，我父亲也是在那年突然失踪的。按照基督教历法，以一千年为单位，在一个千年结束的时候，整个人类处境将有一次末世救赎的转化。但等时间到了二零零零年，我看一切照旧，并没有任何末世转化的迹象。倒是在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参考消息》上有这样一段话：“1999年开始，中国推动高等院校每年扩招30%，我国的国有工厂正面临改制，高校扩招有助于中国从一个主要出口推动的低工资制造业经济体转变成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

快二十年过去了。

在回家乡的前几天，我在北京街头闲逛，不知怎么就走进了一条从没有来过的巷子。在巷子里七拐八拐渐渐迷路，忽然看到路边有一家很小的咖啡店，刷成白色的门窗，店门口摆着一张白色的长椅，进去里面也只有一张白色长条桌子，几把椅子。店主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孩，看上去极其干净，染着一头酒红色的头发，穿一条短裤，上身是一件薄薄的咖啡色风衣。他用过于干净的指甲指着一款咖啡向我推荐，我点了一杯，然后端着咖啡坐到门外的长椅上看着人来人往。这之前我已经决定要离开北京了。

对面矮矮的白墙内探出一截柿子树，我最喜欢看北京深秋挂在光树枝上的大红柿子，一种能把时间瞬间就点亮的喜气洋洋。还有那些巨大的黑色乌鸦，长着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特别喜欢站在窗户对面的树上与我长时间对视。我在那条长椅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形形色色的人们从我面前经过。有坐轮椅的老人，有刚放学的小孩，有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有卖糖葫芦的女人，有扫地的老妇人，有扛着行李的农民工。

已经是黄昏了，这是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时刻，残阳西斜，暮云柔软，光线正向幽冥处滑翔，像是长着翅膀一般，轻盈安静，又带着一种黑夜即将登场的庄严。在半透明的暮色中，万物浮游于其中，不复有自身在白天的重量。然后在这种飘忽莫测中，万物又渐渐隐遁、蛰伏、休养，等待新的一天的开始。因为黄昏的缘故，我看到每一张脸上都涂抹着一层金色的蕴光，这层蕴光被渐渐落山的夕阳所折射，于是所有的面目开始变得模糊，变得弯曲，像要兀自燃烧起来了。这些蜉蝣般的人们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力量在我面前无声爆裂。

那时我有一个刚认识两个月的男朋友，坐在那条长椅上我给他发了条微信，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他以最快的速度回过来三个字，为什么？我努力回忆了一下他的样子，竟然都想不起来他的脸长什么样，只记得他已经开始谢顶，肚子也起来了，终日加班，以能记住各种饭店的名字为豪。还算个老实人，刚刚在六环买了套八十多平米的房子，认识一个月的时候就问过我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平时不敢细想，仔细一想方才觉出其中的残忍。不见我回，他又投掷过来三个字，后面紧追着三个问号，为什么？？？我略一犹豫，还是果断把他删掉了。过了一分钟，他的电话打过来了，我因为已经删了他的微信，就像杀过人一样，竟变得异常冷静和熟练，咣当把电话挂掉，然后拉黑然后删除，一气呵成。想到与此人再不会见面，竟无端松了口气。

这时候看店的男孩忽然探出头来问，请问还需要点别的吗？我摇头。他把头缩回去，然后整个人都出来了，风衣、短裤，居然也不怕冷，手里抱着一只滑板。他把店锁上说有事得先走，我可以继续坐着，我点头。然后，他踩着滑板飞驰而去，风衣的下摆飘了起来，像大鸟的两只翅膀。直到他快在巷子前方消失了，我还能辨认出燃烧在晚风之上的是他那一头酒红色的头发。

于是，我学他的样子，也买了一顶酒红色的假发。我头顶少了一片头发，亮出了一块白花花的头皮，很难看。但奇怪的是，无论如何，我都想不起这片头发是怎么没有的。

李建红前脚刚走，龙龙后脚来了，他来接游承恩的班，游承恩好回家吃口午饭，而不至于耽误了买卖。我从窗户里看到游承恩佝偻着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慢慢远去，满头飘雪，倒与我这一头红发相映成趣。龙龙提着一大袋包子晃着膀子来到了我们跟前，我感觉一堵厚厚的墙正朝我压过来，把落在我身上的那点阳光也遮住了。我立刻觉出了冷，打了个哆嗦。我又往窗户那边挪了挪，半个屁股挂在椅子上，龙龙就在我身边轰然坐了下来，我感觉屁股下的长椅暗暗往他那边一歪，差点成了跷跷板。

龙龙打开手里的塑料袋，抬头瞅了卞振国一眼，又瞅了我一眼，小眼睛镶嵌在一堆肉里，显然是在考虑要不要让让我们，思忖片刻之后他显然觉得没有这个客套的必要，便兀自抓起一个包子塞进了嘴里。他嘴里嚼得无声无息，好像正当着我们的面在偷吃，麻油和青菜的香味蛮横地晃荡在我们三个人中间，我和卞振国都扭过头去，避免看他的吃相。这时候已是正午时分，更多的阳光从那扇腐朽的雕花木窗里爬进来，还有一束阳光从窄窄的天窗里漏进来，落在刻着莲花的方砖上。我盯着那束光柱，忽然发现阳光真的是金色的，细小的灰尘像游鱼一样正游动在这光柱里，慢慢向上盘旋，向那天窗游去，似乎即将从那里汇入大海之中。

这次回到家乡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上好像开了另一只眼睛，忽然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曾见到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也不过就是司空见惯的，我却好像忽然看到了它们背部的那些纹理，那些幽暗、诡秘、美丽的纹路就在它们的背面或翼下。

这时忽听见卞振国问道，龙龙你这是吃过午饭没有？龙龙从包子里挣扎出来，含混地说，吃是吃了，这是零食。卞振国说，少吃点，你不是还想着娶媳妇吗？龙龙犹豫了一下，很快便又抓起一个包子塞进了嘴里。我觉出饿来，问了一句，卞叔你不去吃午饭吗？他放下杯子点了根烟，抽了一口才说，我从来不吃午饭，早饭吃得多，中午就不用吃了，古人就是一天吃两顿，脑袋反而清醒。然后指了指我，对龙龙说，这个姐姐认识吧，高材生，人家上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大学。我羞得无地自容，不敢看他们。龙龙把脸从包子堆里拔出来，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冷静地问道，《三侠五义》看过吗？我说，没。他又问，《笑傲江湖》看过吗？我羞愧地说，没。龙龙鼻子里嗤地长笑了一声，又拎起一只包子细细端详，不屑于再搭理我。

卞振国换了一条二郎腿，一只手拄着保温杯，另一只戴戒指的手夹着一根烟，嘴里不时喷出几个青色的烟圈。我暗想，难道是他以前的老板就是这副样子，他才故意要学成这样？倒不是他学得不像，就是因为学得太逼真，反倒让人不忍直视。

这时候有人进来要买手套，手套这种寻常物什，自然三家的柜台里都有，龙龙听闻有人买手套，忙扔下包子要站起来，但卞振国已经抢先一步叼着烟站起来，走进幽深的柜台里翻找手套。那沉在暗处的柜台看起来辽阔遥远，他走进去竟至于要迷失于其中了。他要十块，来人砍价非要八块，我隐约听见他叹口气说，八块就八块吧，以后多来照顾生意，现在什么都不好干。

卖完手套他又坐回来，重新把那副二郎腿架起来，龙龙狠狠盯了他一眼，把包子重新叼在嘴上。他若无其事地点了根烟，用一只手往后拢了拢油光光的头发，自语道，我当年在山上开煤矿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赚小钱的。看来他有时候会真把自己当成那个煤老板。我不敢看他的脸，只是透过玻璃装模作样地张望着外面。对面正好是郑黑小喜寿店，店门大开着，窗户却都用木板封死了，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有一种异域的神秘。我忽然想到，我活到如今，其实大半的生命已经泅渡到了对面，已经脱离了这个坐在椅子上的我。而剩下的这部分，秩序和重量都不似从前。我扭头对他笑了一下，说，可不是，做什么都不如开煤矿来钱快，每一铲子下去都是钱。

他默默抽了几口烟，好像在消化我刚才说的话，沉默片刻之后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哎，大学生，你这次回来要住几天？我看你一年到头在家里也住不了几天吧。我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这次回来可能就不走了。他大惊，上身忽地直了起来，看起来竟一下蹿高了好多。他看着我不相信地说，你不回北京了？为什么不回去了？你不回北京留在这小地方干什么？我想了想，说，其实在哪都一样。他似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了一句，你结婚了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他又是一惊，你怎么还不结婚？那么大个首都就连个男人也找不下？我使劲眨巴着眼睛说，现在好多女人都不结婚啊。他有些狐疑地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我想起在北京的一家公司里打工的时候，公司里新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不到三天就被人预订走了。午饭期间，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同事悄悄问我，你说，现在城市里的单身女人为什么这么多，是不是西方的女权主义这回真的传到中国来了？我看着自己的盘子，疑惑地说，不大像吧。她想了想，说，确实不像，当年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因为时装界没有设计超短裙都要上街游行的，我们国家的女人怎么可能这样。我忽然想到，连这么无聊久远的细节我都能想起来，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会少了一片。

龙龙忽然从包子堆里清醒过来，异常机敏地问我，北京的女的都没结婚？卞振国怂恿道，哎，龙龙，你不是担心自己娶不到老婆吗？快去北京找啊。龙龙忽然之间看起来又聪明又清醒，他抓起一个包子反问了卞振国一句，卞叔啊，你不是也还没老婆吗？要不你先去找一个回来。

卞振国眯起眼睛深吸了一口烟，然后像龙王一样从鼻子里喷出两道长长的青烟，这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很有一种威严的气势。他冷笑一声道，你以为我连个老婆都娶不到？这县城里想和我好的女人多得得排队，我在街上往过走的时候女人们都要盯住我看半天。我刚到你们县的时候，一时半会找不到个事情做，就在一个饭店里做厨师，那段时间啊，每次只要我去上班，就能看到有两个女人正守在那饭店门口等我，她们也不吃饭，进去都不进去，就是为了等在那里看我一眼。还有个十九岁的在商城卖衣服的小姑娘，为了能看见我，天天中午去我在的那家饭店吃一碗面，有一次我把面给她端出来，你猜她对我说什么？人家这两天来那个了，不能吃辣椒，你还给人家放了这么多辣椒。一个姑娘家告诉我她来那个了，你说这不是故意挑逗是什么？我才不上当，假装听不懂。还有那些在街上跳舞扭秧歌的女人们，我早发现了，我要是不往过走，她们跳得也没那么带劲，只要我往边上一站，她们跳得那个带劲啊，腰都要扭折了，一个个还都描了眉毛抹了口红，脖子里围着花丝巾，手里抓着扇子，就想让你看见她。

我开始感到腹中饥饿，只是敷衍地笑笑，说，是吗？不料，卞振国忽然把烟头往鞋底上一抿，指着我正色问道，大学生，你这么多年就连个追求者都没有吗？我认真地说，小时候还是有过的吧。他有些怜悯还有些惊惧地看着我，说，大学生你今年到底多大了？我刚才在心里算了半天，就是不敢问你。我更加认真地说，四十了，怎么了？他忽然不说话了，整个人无声无息地沉没到什么地方去了，空气里略有些悲怆的味道。只听龙龙的喉咙里发出咕咚一声巨大的咽包子声，他嘴里含混不清地咕哝了一句，太老了，我今年虚岁才二十，我妈说最多找比我大五岁的。

3

李建红骑着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来了，脖子里的那块粉红色纱巾，老远就看到了。她以前纹的眉毛慢慢褪成蓝色的了，远远地，人还没到，两条镰刀似的蓝眉毛就先到了。她让我快回家去吃饭，说饭都扣在锅里，凉了就热一下再吃。我恍惚又回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回到家，看到锅盖得严严实实的，揭开一看，里面却扣着满满一碗饭，像是这锅自己生出来的。李建红每天要在一点前去倒班，上班的路上，李建红最希望能碰到我同学的家长，这样就能停下自行车站在大街上谈论我的学习。人家急着要走了，她还是拖着不放，恳请人家再和她聊几句关于上次期末考试的事。她还有一大嗜好是开家长会。每次开家长会她都是第一个到教室，佘老太君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中间的那把椅子上。然后微笑着等着家长们依次凑过去向她询问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成绩怎么这么好。她大腿一拍，皱着眉头表示不解，唉，我从来都不管人家，谁知道人家是怎么考的。

我从店里出来路过郑黑小喜寿店的时候，又在那黑洞洞的门口停留了一下。我从小最怕的就是喜寿店，晚上走路的时候，为了躲一个喜寿店情愿绕过半个县城。现在我仍然害怕，却觉得还有比害怕更深的东西吸引着我，我走进了喜寿店。眼睛适应了最初的昏暗之后还是被吓了一跳，里面的世界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富丽堂皇，各种颜色的花圈挂满四壁，各种为死人准备的纸扎都栩栩如生，像工艺品一样，纸扎的院子里有亭台楼阁，有枣树有牡丹花有汽车，纸做的名牌包包猛一看，简直像真的一样。我目不暇接地参观了一圈，末了，目光忽然停留在摆在中间的一个庞然大物上。黑色的，漆得油光水滑，一头绘着血红的牡丹花图案。再定睛一看，是一具待售的棺材摆在那里。

这时，从后门里飘进一个人影，幽灵一般，背着光，看不见脸面，来人问了我一句，看棺材还是看花圈？原来是店里的老板。我忙说，随便看看，就是随便看看。我壮起胆子绕着那棺材看了半天，忍不住问了老板一句，你每天做这个不害怕吗？老板伸手拍了拍棺材盖，很得意地说，看看这木料，这做工，好东西吧？有什么害怕的？这和一件家具有什么区别嘛，有的老人准备棺材早了，十年八年都死不了，就在里面储存麦子啊豆子啊，当柜子用，哎，实用得很。

我忍不住也走到跟前用手拍了拍，果然，摸上去和一件家具是没什么区别。我说，嗯，好像是挺实用，卖得还挺贵吧？他点头，可不，最少两万。

晚上，吃过晚饭之后，我和李建红窝在客厅的沙发里一起看电视。房子三室一厅，我们俩一人一间，另一间空出来做客房。这套房子是我在几年前买的准备将来养老用的，县城里房价便宜。装修好之后就让她先搬进来了，以前我们家住的那片儿胡同在八十年代曾经是县里最好的宿舍区之一，只有像百货公司、果品公司之类单位的职工们才能分到。现在已经被列入拆迁范围，人渐渐都搬空了。有一次我走进去一看，胡同里早已是荒草没人头，胡同深处住着两只流浪狗，还生了一窝小狗，个个皮包骨头，那小狗们奶声奶气地对我叫着讨要吃的。此后我隔几天就过去给它们送几根火腿肠，像去看亲戚一样。

我歪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多少年不看电视，几乎忘了世上还有电视这种东西的存在。回家往电视机前一坐，居然还挺高兴，像是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电视机。但是在那么一两个瞬间里，我心里还是难免诧异于自己这种过分的快乐。

以往我回家匆匆呆几天，李建红都要追在我后面不停地问，你怎么还不结婚啊？是不是要等到七老八十了再结婚？这次回来她却一个字都没提，反而让我很是忐忑，觉得好像有什么圈套正等着我一样。李建红坐在我旁边，两只手搭在腹部的赘肉上。几年前她就开始拼命嫌弃自己发福的身材，电话里总问我怎么能减肥。我说你又不是大姑娘忙着找对象，胖就胖一点嘛。她说，人胖了穿什么衣服都不顺眼。我说，要那么顺眼干吗。她忽然在电话里说，我自己看着自己都不顺眼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电视里正播一个什么现场调解的节目，主持人对女儿说，那你愿意抱抱你妈妈吗？于是女儿和母亲痛哭流涕地抱在了一起。我把目光挪开，无聊地看着桌子上的那本台历。李建红开始小声跟着电视里的母女啜泣起来，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全身都浮在啜泣声里一耸一耸。我说，假的，别信，还有什么电视销售，千万别信，都是骗人的。她一边啜泣一边不满地说，什么都是假的，上了电视还能是假的。我只好转而哄她，真的，都是真的，你觉得是真的那就都是真的。

我进了自己房间关好门，小心翼翼地取下那顶酒红色的假发挂在了墙上。也不照镜子，关灯睡下，窗户里钻进来的晚风轻轻吹动着那顶假发，看起来好像墙上正挂着一颗女人的头颅。

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店铺里，李建红、卞振国还有游承恩正各自霸占在一条长椅上，或坐或卧地聊天。李建红有些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又来了。我没吭声，在她身边坐下。只听她接着说，要不我们也把柜台改了吧，改成超市的那种货架，现在这种老式的柜台已经都被淘汰了。卞振国不同意，他说，好像听人说这条街将来也要被拆的，老房子太多影响县城形象。游承恩大惊，历史文化街也能拆？就沙河街上那只石狮子，知道吗？唐朝的。

三个人中间是那把弥勒佛一样的大茶壶，笑眯眯地蹲着。

我让李建红先回去歇着去，吃过午饭后再来替我。李建红看着我的头发，忽然惊叫道，你的头发怎么一下就变成黑色了？我不动声色地说，刚才出去染成黑色了。

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戴了那顶黑色的假发。那三个人都有些畏惧地盯着我的头发，我也有些心虚，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点，好像这样他们就无法看清楚我了。卞振国还是那个固定的姿势架着二郎腿，黑皮鞋，白袜子，看起来和昨天一模一样，好像整晚上他都以这个姿势坐在这里，根本没动过。他抽了口烟，忽然说道，大学生你的头发真是好，黑得都发亮，看起来就像假的一样。我说，刚染成黑色，不黑才怪。他又眯起眼睛说，大学生，我觉得你还是留昨天那个红色头发好看，洋气，这黑头发让人变老气了。我微微一笑，说，哪天一生气再把它染成红的。卞振国干巴巴地笑了一声，似乎也有些害怕，只是抽烟，不再说话。李建红也不说话，一直瞪着我看，我心里发毛，催促她道，你快回去吧。她像刚刚反应过来一样冲我喊道，谁让你又来了，早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

李建红骑着自行车渐渐远去，游承恩缩回自己的柜台后面研究百家姓去了，他昨天刚刚又考古出了一个从没有见过的姓“馬馬馬馬”，他认为这些从没有见过的姓氏就像文物一样宝贵，应该申报给国家有关部门。我和卞振国一人抱着一大杯水，门神一般相对而坐。深秋的阳光迟钝悠长，一寸一寸慢慢从我身上爬过去。

再睁开眼睛，卞振国正坐在对面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说，你还在研究我的头发吗？他眼睛很明亮，显得有些过于聪明，他稳稳跷着那副二郎腿说，大学生，说说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在北京呆了？

我咧嘴一笑，说，你猜是为什么呢。

我忽然想起遥远的十几年前，还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和一个叫闫静的女生终日形影不离，有时候连睡觉都挤在一张上铺的单人床上。有一次她的日记本摊开在桌子上，我不小心看到上面一句话：“她的家庭出身和我相似，也像我一样，长得不算漂亮，我们两个都热爱读书，读书弥补了我们所有的尊严。我们分开的时候都很弱小，但我们只要在一起就会变得强大而骄傲。”有一度我们都沉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遍了他所有的书，做了厚厚的摘抄笔记。有阵子连说话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腔，张口就是“如果没有上帝，人就什么都可以做”。以至于在一次大学的新年聚会上我一个师兄悄悄对我说，以后快不要这样说话了，你这样会把人都吓跑的。本科毕业后闫静去了上海，后来又去了深圳。毕业后她一直给我写信，那时候人们都已经开始用电子邮箱了，她却从不给我发电子邮件，只寄手写的信。我把她的每封信都工工整整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后来居然抄了厚厚一大本。十几年过去了，回家前夕，收拾东西，在箱底找出了那个厚厚的本子。她写给我的信，我大部分都能背得下来，却还是随手翻开本子，满纸蓝黑色的钢笔字，“……如果我们拒绝在这个世界上沉沦下去，就必须得摸索出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应该是与那些传统信念不同的新信念，这个信念不再是家国，不再是理想，也不是生存。就像基尔克果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从不曾仰望过什么，只是把自己交给浮云，急匆匆地让自己成为过眼烟云，那就和动物无异。还是得有一种更高的东西，通过它，人们可以走向高处……”

卞振国不紧不慢地又掏出一根烟点上，点烟的姿势很是漂亮，大大抽了两口，又朝游承恩坐的方向瞅了一眼，这才躲在烟雾后面，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我估计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处对象出了什么问题，感情受伤暂时回来缓一缓。另一种可能是你借钱做什么生意赔了，欠了债还不起躲回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手里犯了什么事了，不敢再去北京了。

我一听，顿时感到一阵快乐，我忍住笑，压低声音对他说，卞叔你好眼力啊，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因为不小心杀了个人，手上有条人命才躲回老家来了，你可千万别和别人说。

他一怔，手里的烟跟着抖了一下，掉下齐齐一截烟灰。然后他警惕地看了看游承恩的柜台，又环顾了一圈四周，看他的样子，若是这店里有窗帘，他一定会立刻起身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他把整张脸向我压过来，一嘴烟味还有酒气喷在我脸上，他低声说了一句，我不会和别人说的，和我说了之后你也不要再和别人说了。

我见他还真信了，忍不住一愣，觉得好玩，又一阵心酸。我往后躲了一下他脸上的烟气和酒气。他也缩回去狠狠抽了两口烟，两颊都凹进去了，把烟徐徐吐完之后，他微微有些得意地说，我就说嘛，你不会平白无故就跑回老家来的，回老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

忽见他又把脸凑过来，声音竟有些激动，他悄悄说，和我说说，你为什么要杀人？他的眼睛直直钉在我身上，香烟叼在嘴角一明一灭，见他这么认真，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我说，卞叔，逗你的，你还真信啊？他看上去有些失望，叼着烟独自愣怔了半天，忽然又凑过脑袋悄悄问了我一句，咱都没杀过人，不过你说，杀人到底是个什么感觉？我想了想，说，主要是没杀过人也不好想象，杀人的时候，脑子里应该是空的，不然肯定会害怕嘛，一刀下去，应该是砍到南瓜或西瓜上的感觉。他又盯着我说，那你说，被砍的人会是什么感觉。我说，脖子上要是忽然被砍了一刀，第一反应肯定不是疼，是觉得那里凉飕飕的，怎么脖子上忽然开了个口子，凉风直往里灌。

他又呆呆抽下去半支烟才问我，你觉得杀人这件事，到底有多可怕？我说，杀只小动物都难过好几天，何况是人呢。我倒是在梦里杀过一次人，不过在梦里就后悔得死去活来，我在梦里还一直后悔，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为什么。醒来后发现是场梦，心里特高兴。还上网查了查，梦见杀人一般是因为生活压力大，精神太紧张。

我研究生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做行政工作，因为没能当老师，我逢人就解释，留在大学里好啊，能安静看书，还能做点学术方面的研究。每天上班下班过天桥等公交的时候，我手里都拿着本书。晚上下班后同事们都走了，我还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亮着灯。有时候觉得困了便把三把椅子拼起来眯一会儿，醒来继续看书。一年下来工资的大半都交了房租，我开始动摇，想换份工作。我不记得当时我给闫静的信中写了什么，只记得她在二零零五年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以为我们无需乞求神灵，我们依靠自己知识的力量或是依靠自己的理性，便可以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通过精神秩序使自己平静，不需要救赎，勉强得到一种知足感。但我发现尽管我们在本质上仍然是最传统的儒家信念的追随者，我们却不曾有过一种真正的平和有序，我们也无法把个人的情感和悲伤转化成深邃神圣的慈悲，像上帝一样……”

虽然只在那所大学做了一年行政工作，但李建红在老家对我的宣传语已经是，在大学里当老师。后来我出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李建红就对别人说我出国去留学了，这自然也是全县人尽皆知的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疑心我在老家的形象可能已经变成教授了，回来一看，果不其然，真成教授了。我曾愤怒地阻止过她，她口头答应一下，一转身我还是那个传说中的大学老师。

回国之后，我在北京一家小公司找了份工作，后来又不断跳槽。后来的十几年里，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却牢牢记住了十几年里那些最微小的乐趣，比如我喜欢坐在阳台上看暮云。那些血红色的暮云铺满整个西边的天空，形状诡谲奇幻，如马群奔腾而过，如繁花盛开，辽阔、壮美，会有一两架飞机像小鸟一样极高极轻盈地穿过巨大的云堡，渐渐消失在天尽头。当金色的霞光从那些洞开的巨型云堡中射出来的一瞬间，我怀疑那云堡的后面是不是真的藏着一种超自然的、至高无上的力量，类似于一个上帝正住在那里。我曾目送着那些金红色的霞光一点点褪色，直到最后完全沉没于黑暗之海。而与此同时，已经有北斗神秘地高悬于人世之上。

……

孙频，女，1983年生于山西交城，著有小说集《盐》《同体》《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等多部。在本刊发表有作品《醉长安》《一万种黎明》等多篇作品，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