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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我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

来源:北京日报 | 张嘉  2019年10月23日08:15

张艺谋曾经做过一份个人价值诊断测试,测试结果非常贴合他,一是能量值超高;二是自我期许极高,持续压榨自我。

这就不难理解张艺谋为何在现今69岁的年龄依然有着密集的创作时间表,因为他能耐得住工作的寂寞,耐不住休养生息、无事可做的寂寞。

张艺谋笑称自己永远有强烈的紧迫感,总觉得时不我待,佳作未成。对他而言,越忙反倒越充实,所以在2019年,他拍完了《一秒钟》和《坚如磐石》两部电影,年底还将开拍第三部电影《悬崖之上》,而这一年,他还承担了国庆庆典晚会的总导演等其他工作。

10月10日晚,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张艺谋获颁“卧虎藏龙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奖”,电影学院的老师谢飞和师弟贾樟柯一同为他颁奖,张艺谋表示,“电影人一代接着一代,我们三个在一起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也许以后的中国电影导演分代不会那么清晰,但是一代一代的年轻导演就是这样从电影出发去完成他们的梦想的。”

之后,电影节还举办了张艺谋大师班“为了电影的每一秒”,由于现场观众太多,举办场地临时从小城之春的放映厅换成了可容纳1500人的露天剧场,即便这样,现场依旧座无虚席,站着看的人也是摩肩接踵。

或许被这种热烈而纯粹的电影氛围所感染,张艺谋在大师班上袒露心声:“电影是每一秒构成的,人生也是每一秒每一秒那样过的,一秒就是一瞬间,一部电影也是一瞬间。我们漫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地球几十亿年的生命也是一瞬间。时间就是这样,一秒钟或者无限,都是生命绽放的形式。对导演来说,认真对待每一秒钟,拍好电影的每一秒,其实也是你生命的每一秒,让它绽放,让它充实”。

拍电影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

《红高粱》故意要用四十几把唢呐吹出刺耳的感觉

张艺谋看似严谨沉稳,但是,在创作却又极为大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体现四分五裂的局面”。

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可谓石破天惊,现今回忆起来,张艺谋说自己能拍出这部电影首先要感谢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是百废待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有大量的文学作品、美术、诗歌,所以电影呈现了某种比我们自己年龄更丰富的一种思考,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其次,就是性格,张艺谋认为处女作跟导演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自己的性格迄今为止还是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就是总希望有创新,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来,有时候创新就会体现在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气当中,那时候,处女作嘛,就觉得要创新,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

张艺谋回忆说开始作曲家赵季平给《红高粱》做音乐时吹的是一把唢呐,但是张艺谋觉得不过瘾,他让赵季平把几十把唢呐搞到一起去,“季平说那就吵得不行了,我说就要吵。所以最后是四十几把唢呐齐吹,《红高粱》那个很刺耳的呐喊,当时我们在录音棚里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

因为喜欢乔家大院

把《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南方搬到了北方

《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原本苏童小说中是南方的故事,但张艺谋说因为他在山西拍过《老井》,后来又被乔家大院震撼,“觉得这个院太好了,我要不拍,肯定别人就拍了,当时就觉得赶紧拍吧,把故事改到这来。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死活就改过来了。”

乔家大院上头有一层全部是通的,有一天张艺谋坐在二层往下看,突然看到那种方方正正的透视线,特别严谨,“没有规矩、哪来方圆”,八个字就从张艺谋脑中浮现出来:“我就想,那我们就拍规矩吧。规矩就要有情节,情节是什么,点灯封灯,每天晚上仪式化的转换等等,全部改成这样氛围和仪式感的,象征、隐喻的一种视觉造型风格。”

“摄影师赵非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跟赵非说,你摄影机搁这别动,咱们就这么方方正正,永远用透视线,故意用一种极端的风格去拍。当时,侯孝贤是我们的监制,来看我拍电影,他说你的院里怎么没人呢,在哪吃饭,在哪打水呢,卫生谁打扫啊,生活的东西没看到,就一个太太带一个丫鬟,一个大院里空空荡荡,就几个人走来走去。侯孝贤很含蓄地告诉我,他不会这么拍,但那时候我也听不进去。我完全用一种绘画的方式去拍一个隐喻和象征的故事,一种氛围。那时候其实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寻找一种造型风格,让这种造型风格成为故事的一种承载,一个仪式感。今天看起来它有点像《红高粱》的一个反面。如果《红高粱》是自由、狂野、不拘一格的那种天性的话,《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规矩、压抑和一成不变的人的一种挣扎感。”

张艺谋坦承现在他不一定再拍这么极端的作品,“我刚才虽然说我们每一部电影都要寻找突破,寻找创新,但人有阅历了,总是顾虑比较多,或者你自己会觉得这东西过于极端,也许就会避免它。那时候就是抓到一个东西就很极致地去做,所以很可贵,在不顾一切地追求。”

张艺谋还笑说自己是中国最早的“偷拍大师”,比狗仔队要早得多。拍摄《秋菊打官司》时就是各种藏,“我们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装上去转11分钟,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宝鸡农村,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还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偷拍的时候,两个摄影师穿着纸尿裤,带着水,钻在两个箱子拍一整天。我只能在外头拿着对讲机,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拍成了吗?回来看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氛围,不敢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我今天看,我觉得《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

张艺谋称现在再像当年拍《秋菊打官司》那样偷拍是不可能的,“大家的法律意识都加强了,”他透露当年因偷拍还被一位出镜的大姐告了,“因为当时是上班时间,而她出去吃棉花糖了,她说这对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

拍《英雄》是无心插柳

不因票房喜,却因被批而沮丧

《英雄》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里程碑作品,虽然褒贬不一,但是这部电影宣告中国电影进入了商业片时代,张艺谋表示,其实他拍《英雄》时完全没有“商业”意识,就是无意识地无心插柳的作品。

张艺谋称自己一直喜欢武侠小说,“男的嘛,都幻想当英雄,武艺高强,仗剑走天涯,就很想拍这样一个故事,当时觉得港台都拍了那么多武侠片了,我们就自己编,就拿了一个荆轲刺秦王的传统典故编故事。编得差不多了,剧本成型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横空出世了。我们都很沮丧,说咱还拍吗,咱再拍是跟风了,多没面子。我就想放弃了。我们《英雄》的制片人是江志强,非常有眼光,他就跟我说,‘导演,拍啊’。因为他发行《卧虎藏龙》,他说现在市场很好,就劝我继续拍。”

在江老板的建议下,《英雄》请来了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甄子丹、章子怡这样的顶级阵容,张艺谋说自己又一次走极致,“我第一次拍动作,像诗词一样地去拍很多风花雪月,一滴水,一片树叶,一支箭等等,拍了一些有美感的东西。秦尚黑,但拍戏的100匹马不是黑的,我们就花钱给马焗油。《英雄》所有的马都是焗出来的。刚焗出来,黝黑黝黑的,漂亮。试装的时候,大家都说秦兵的马队,像乌云一样地过来了。但是很遗憾,到真正开拍的时候都褪色了,焗早了。但当时就觉得很过瘾,能有这么一个大制作,能有这么多大演员,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拍,包括动作也是,尽量去设计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

张艺谋坦承他拍《英雄》时其实是按照文艺片拍摄的,是像《罗生门》那样的结构,试图探讨一个又悬又大的主题,没想到的是,影片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那时候我们对票房没概念,卖那么好,我觉得这跟我有啥关系,我不觉得票房高就是一个很得意的事情,我很在意大家的评论,结果人家说我这个电影思想有问题,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我有点沮丧。”

可能是中国最忙的导演

28岁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后,张艺谋才爱上了电影:“电影是有魔法的。”他说因为年轻的经历,总想着不要虚度光阴,所以也成就了现在的状态——每年都想着拍新片。

张艺谋笑言自己可能是中国最忙的导演,“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在运作,就觉得自己很虚度。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一些大型活动、舞台剧,都是人家找我做,我都尽量抽时间。也所幸就是身体比较好,没什么大毛病。”

虽然跨界很多,但是张艺谋说自己最爱的当然还是电影,电影的创作过程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可能自己不会干别的,只会拍电影。而拍电影的初衷也很简单:不为名利,只是单纯的喜欢。“我们常常开玩笑自嘲说,像我们这些人啥也干不了,只能拍电影。但是其实你内心也有一种精神和强大的声音在促使你去做。很多来看我们拍电影的人,尤其第一次来看的人,看了两天以后总是感叹,你做这事干啥呀,太难了。但是每一个导演心中总是有一团燃烧的火。其实很多电影拍出来无人问津,一日游,很多年轻导演不断地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团火不会熄灭。这就是电影。”

今年,张艺谋有《一秒钟》《坚如磐石》和《悬崖之上》三部新片,张艺谋表示,三部新片连着拍是刚好赶上了,他说自己是那种看中了剧本,迅速去调整三个月、半年就可以开拍的导演,而有的项目拖了比较久,通常也是因为剧本,需要打磨。

今年国庆节,张艺谋担任了国庆晚会的总导演,一张他坐在天安门台阶上的照片,看着很疲倦,问他是否感到劳累,张艺谋说自己并不累,“对我来说是常态,我这人就是劳碌命吧,大型活动、舞台剧,忙各种事情让自己很充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累,别人看着累,自己不会累。而且这个工作做了大半年,很多人付出了很辛苦的努力,为了庆祝国家的生日,晚上排练大家都是通宵。有时候上万人放声歌唱,在天安门城楼上,重新认知那些歌曲,人生很难有这样经历。”

张艺谋表示,这种大型活动找到他,他都会觉得义不容辞:“我都是在拍电影的空当尽全力投入,锻炼我综合的能力。其实我在做70周年联欢晚会时也在忙《坚如磐石》的后期,现在电影已经送审了。”

好电影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

张艺谋说只要身体好,时间允许,他是愿意拼命工作的人,“我就是喜欢拍电影,我像年轻人一样,希望我下一部电影更好,希望可以拍好电影,我越来越觉得,好电影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电影容易拍,好电影很难拍。”

张艺谋表示,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好,但是碰到好剧本很难的,“戏文系刚毕业的,做枪手的都被签完了,可想而知市场有多么缺编剧。”张艺谋说自己是那种愿意“碰撞”剧本的人,而不是去“想”,“碰撞是一种更自由,有感性的状态。随心所欲去碰撞生活,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和灵感。”张艺谋呼吁年轻的编剧们:“写出好的剧本来给我们这些导演。”

而在张艺谋看来,年轻影人同样可以创作伟大作品,“伟大的电影全世界也不多,从年轻人、无数个默默无闻的小电影上,集聚一定人数、力量,就会成为伟大电影的摇篮。现在中国电影数量和票房是上去了,质量要靠所有人坚持不懈地耕耘。一定有收获,但不可能马上就来。中国电影的质量立即会有大幅度的全面提升?不会那么快的,这是文化。这是需要辛勤创作、清晰思路、历史发展的机遇的。国家现在发展了,互联网时代是信息的大平台,主要是要思考,要创新,要有自己坚持的东西。过去,困难是创作源泉,我们那一代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飞速发展时期,未必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的苦难,但也可以拍出伟大的作品。”

回顾自己的电影生涯,张艺谋称自己寻求突破的动力始终未变,“有时候,故事不行,就用画面,画面没办法了,就用形式。总希望能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被别人诟病。”

对于这些年来自己身上背负的争议,张艺谋虽然也难免沮丧,但他表示,自己还是要走下去,甚至,更坚定自己的表达:“马不停蹄吧,希望有不断的变化和进步,我也很愿意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跟不同的团队合作。总之,电影的创作过程就是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拍一部成熟的、完美的作品谈何容易,我觉得做不到的话,还莫如追求一个特点,去追求一种自己所想要表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