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6年，老漫友相聚《文艺报》，叶浅予绘 原发《文艺报》1984年4月19日第4版

1965年8月底，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由此走上了编辑道路。从1965到1980年，我当了十多年电视编导。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引进了电视传播媒体，开办了全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我在大学中文系，学的是文学，而且是古典文学，不知为什么，毕业分配时，北京电视台人事处的老刘到学校来“乱点鸳鸳谱”，把我点到北京电视台，令我哭笑不得，又不敢提出意见。但工作多年后，我发现自己不太适应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工作方式，加上“文革”的特殊政治环境，我这个电视编导,编导了十多年，却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电视节目，可谓乏善可陈，愧对电视观众。

1980年夏，我毛遂自荐到《文艺报》另谋新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文艺报》急需编辑人才，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调进了大学时代早已向往的《文艺报》工作。复刊初期办公条件很差，连正规的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在沙滩借文化部、《红旗》杂志大院的一块宝地，因陋就简搭建了几间木板房办公，与财大气粗、名声挺响的电视台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复刊后的《文艺报》，招纳了十多位有志于文艺事业的中青年编辑人才，其中有些都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宣传部门的骨干，也成了文科学生心目中的“龙门”，坊间流传着调进《文艺报》，犹如鲤鱼跳龙门，故有“一入龙门，身价百倍”之说。我虽非精英骨干，也无“身价百倍”的感受，但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找到了归宿，终身可托之感。《文艺报》的编辑工作，相对电视台来说比较宽松，又遇到了开明的上司，可以说如鱼得水，又编又采又著，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文艺报》，也许没有我的今天。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病逝于台北。消息传来，文化部、中国文联闻风而动，委托中国美协、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术馆联合筹办“张大千遗作展暨张大千艺术研讨会”，并将“研讨会”主持人的任务落实到张大千的老友、中国美协副主席叶浅予的身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作品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亮相，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主办名为研讨、实为纪念性质的“研讨会”。我作为《文艺报》的一名记者，自然近水楼台。征得了叶浅予先生的同意后，我前往采访。

6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东城区甘雨胡同的叶老家中，年逾古稀的叶老刚从济南讲学归来，风尘仆仆，白发苍苍，但双目炯炯有神，十分健谈。交谈中，他发现我对张大千的艺术活动知之甚详，惊讶地问我多大年纪？我回说刚过不惑之年。他扳动手指，睁大眼问道：“40来岁，怎么知道大千这么多事？”我告诉他，因喜欢张大千的艺术，又对他的传奇人生深感兴趣，所以在京城张氏的门人、友人处多方采集他的奇闻轶事。他听了大为高兴道：“真没有想到《文艺报》还有这样一个人才。”然后用手拍了一下画案说：“我正在筹备一个研讨会，你熟悉人头，就来做我的联络员，组织这次会务活动。”说完，不容分说，初次见面，就给我分配了任务。

访谈归来，我整理了4000多字的《叶浅予谈张大千》专访，刊登在七月号《文艺报》上。6月13日，研讨会如期在中国美术馆东厅举行，会后要求我把发言稿整理成文，还要我向未能到会的张氏友人、门人诸如谢稚柳、何海霞等人约稿，并编辑成书，联系出版社发行。我遵照吩咐，在他的指导下、又在黄苗子先生的协助下，很快编辑成《张大千的艺术》一书，交由三联书店出版。

由专访到编书，我与叶老结成了忘年交。在我的心中，叶老早就成了我的私淑老师。我私淑他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私淑他自强不息的治艺精神，还私淑他对现当代美术作品的精当评论。叶老逝世后，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的私淑老师》，以缅怀纪念。

1985年7月，《文艺报》决定把月刊改成周报，使它名副其实成为一张报纸。办报不同于办刊，办报强调时效性、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但《文艺报》原旨是刊发文艺评论、理论文章，突出学术性，与办报方针似有不同，怎么办？于是加强新闻版面，增添副刊版。好在是周报，一周四版。我在电视台搞过新闻编采，无意中派上了用处。

前面提到我因专访叶老，结缘成了忘年交。我从他的艰苦创业学到了不少编刊经验，同时也结识了他30年代在京城的一些老漫友。1986年3月底，上海老漫友张乐平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闻讯后，我与叶老商议，可否组织一帮京沪老漫友到《文艺报》座谈聚会，谈谈漫画创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叶老点头同意，马上决定出席人名单，由我分别通知。4月2日，《文艺报》邀请了11位京沪两地的30年代老漫友，在沙滩中国文联会议室参加座谈会。

老漫友中，9位定居京城，两位定居在上海、无锡。这些老漫友平时往来不多也不易，这次聚会，白首话当年，兴致很高。座中年龄最大的要数鲁少飞，时年85岁。他是当年多产的漫画家，又是《时代漫画》的主编，当时培养提携了不少漫画人才，大家对他十分敬重，推他做主席，请他首席发言，他宣读了《漫画应为时代服务》的发言稿。

在美术界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华君武，统观全局，对漫画创作的现状比较了解，他的话题是《谈谈当前漫画创作的倾向》，他认为当前创作有一种倾向，一是思想不深，二是艺术不精。这种倾向如不克服，漫画有被群众抛弃的危险。黄苗子接着发言，他首先分析了造成“艺术不精”的原因，与漫画作者的艺术修养有关，不少作者见不多，识不广，只学一家一派，不求博大精深。说到这里，他冲着华君武笑了一笑说：“现在不少作者都学你的风格，很多报刊上的漫画，看来看去都像你的作品了。”尽管是句玩笑话，但发人深思。

“3位同龄老漫友，今年正好同步迈入古稀之年。一位是因画讽刺漫画而吃了20多年苦头，粉粹‘四人帮’后又重提画笔创作，硕果累累，‘永不言老’的‘小丁’（丁聪）；另一位是创作颇为丰富的王乐天；还有一位是刚从无锡赶来的‘大阿福’宣文杰，他与另一位酷似‘阿福’的乃兄宣相权，两个‘大阿福’，使当场画肖像漫画的叶老颇费周章，读者可从发表在本报的漫画中细细分辨。还要提到另一位年逾七旬的沈同衡，他文质彬彬、貌似教授，事先写了发言稿，发言时却丢开了讲稿，针对漫画创作中的‘讽刺难’问题，列举事实，有根有据地进行了分析。”

以上一长段文稿，是从当年发表在《文艺报》改报后的《老漫友欢聚文艺报》中抄下来的，也是我牛刀小试，向当年创办漫画周刊的两位老前辈叶浅予、鲁少飞处现学现卖而来的。由于这次聚会，这些老漫友记住了《文艺报》，先后给本报赐稿。

今年是《文艺报》70周年，人生七十古来稀，作为“古稀”报龄的新中国第一份文艺报刊，当然应当庆贺纪念。“文革”前，它在文艺界就享有文坛“晴雨表”的“美誉”，文坛上出现的种种斗争的风风雨雨，都最早在《文艺报》上及时得到反映；改革开放后，它又见证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如何拨乱反正、重整旗鼓、破除迷信、突破禁区、解放思想，创作了许许多多优秀作品，更有一大批老中青文艺批评家勇于直言、广开言路，初步在版面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我已经老矣，作为一名服役过二十来年的退伍老兵，不能无言。回顾上世纪80年代亲身经历过的编采往事，遂执笔为文，以付《文艺报》70周年纪念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