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1983年到文艺报社的。记得那一天文艺报社专门开车来学校接我，我在北大的南门等着。于江开着文艺报社的吉普车过来，车停在大门口，老顾跳下车抢着为我搬行李。后来我才知道，老顾和于江都是文艺报社的中层领导。那时候，《文艺报》的领导都没有架子，互相之间都是同志关系，毫无隔阂，也从来不以官衔来称呼，年纪大的就被称为老某，年纪小的就被称为小某，显得特别亲切。我一去文艺报社自然就被大家称为“小贺”。我在北大读书时是班上年纪大的，被大家称为“老贺”，一直叫了4年，听老贺都习惯了，没想到现在降格为“小贺”。我在文艺报社干了小20年，小贺也叫了20年，如今，见到《文艺报》的老同事，无论是比我年长的，还是比我年轻的，仍然是爽爽地叫我一声“小贺”。

文艺报社当时办公的地点是沙滩北街2号。沙滩北街2号应该是作家们很熟悉的地方，不仅文艺报社在这里办公，中国作家协会也在这里办公。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几幢庄重的砖石大楼，但文艺报社和中国作家协会不是在这些大楼里办公，而是在院子里搭建了几排简易楼房作为办公的地方。文艺报社是一座单独的简易小楼房。上到二层的梯子是悬在一面外墙上的，踏在梯子上咯吱咯吱直响。但那时候并没觉得它有多简陋，每天踏着梯子跑上跑下的觉得特别欢实。二楼是一个会议室，中间摆了一张乒乓球桌，开会时大家围坐在乒乓球桌四周，也没有主次之分，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报社经常要在这里开会，编前会、务虚会、评刊会，还包括一些编辑部策划的文艺座谈会或研讨会等等，都安排在这个会议室举行。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家们也踏着那架简陋的梯子咯吱咯吱地爬上来。有一次开音乐座谈会，李谷一也来了，我们是湖南老乡，我特别想和她套套近乎。可是那次会议安排我做记录，还要整理出一个综述，我忙得不亦乐乎，竟根本没顾上单独和李谷一说上几句话。顺便说一下，那时候，不仅楼房简陋，一切的工作条件都是简陋的。我们没有录音机，更别提采访笔了，因此要靠编辑认真地做记录。会议室也没有空调，夏天就靠电风扇呼呼地摇着，冬天简易楼房四处透风，则必须穿着棉衣来开会。尽管简陋，但大家似乎都习惯了，从来没有谁抱怨过。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选题以及一些重要的文章，就是在这个简陋的会议室里酝酿诞生的。

我那时候单身一人，没有家室负担，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地泡在办公室里。报社对我也放心，下班后就将办公室的钥匙都交给我，随我使用。因此这里也常常成为一些年轻人聚集交流的地方，颇有些沙龙的味道，只不过是十分寒酸的沙龙。好在大家本来就不是奔着享受来的，聚在一起就讨论起最热门的话题。资料室的臧小平对我格外照顾，她悄悄给了我一把资料室的钥匙，下班后我就把自己关在资料室里学习。资料室里有一个书柜锁着，里面放的是一些台港期刊。当时政治还没有完全放开，这些期刊必须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文艺报社不在意这些规定，我们年轻人通过这些期刊打开了眼界。

潘凯雄是与我同时分配到文艺报社的大学毕业生（凯雄到文艺报社就被大家称为“小潘”，“小潘”的称呼也一直伴随着他），我们俩都被安排在理论组，他当时也是单身一人，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对问题的看法常常能够取得一致，所以就说不妨合作一起写文章吧，这一合作就成为了一对固定的“双打”选手，一起合作了七八年之久，后来因为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感觉不适宜写文章了，我们俩的合作才终止。当时不只是我们俩合写批评文章，文学批评界至少有七八对“双打”呢。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批评“双打”，也许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有着某种契合吧。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分析道：“那时候，我们被各种新奇的理论所震撼，这些新奇的理论也激活了我们的大脑，各种‘奇谈怪论’由此应运而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谈阔论’，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见解。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却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讨论的话题固然从文学出发，但不时却会扩散到政治、哲学与历史，而扩散开去有时就收不回来，有时又回归到了文学。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和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当然那毕竟还是乍暖还寒的时代，我们的耳边不时还会听到政治的警钟在敲响，但这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我们的相聚和讨论，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才体会到那种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还得说说我们在讨论中的态度，在刚刚经历了一个知识荒芜的年代后，我们开始参与到文学批评时，备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样的条件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于是在讨论中，我们多半都愿意听到补充、修正、甚至反驳的意见，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听取和消化，忽然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批评‘双打’就是在这样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中悄然形成的。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批评‘双打’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在当时自由平等的讨论中，想必会有其中的某两位发现互相之间更容易理解，思维方式相对接近，两人通过互相之间的切磋总会将思想观点变得更完美。于是他俩便说‘我们一起合作吧’。由此看来，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凯雄的大量文章就是我们俩在沙滩北街2号反复讨论，然后趴在简易楼房的办公桌上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沙滩北街2号是安置我们心灵自由的地方。

沙滩北街2号的南端就是北大红楼的旧址。再往西去，便是故宫、景山、北海。老舍先生当年曾说过这一线是北京“最美丽的大街”。但当年在沙滩北街2号时，竟没有顾上好好欣赏这条大街的美丽，每天想的就是《文艺报》的选题和文学的风起云涌。后来文艺报社搬走了，中国作家协会也搬走了，我们在院子里的房子也不让保留，说要恢复这里的历史旧貌。有一天我又走进了沙滩北街2号的大院，想看看它的历史旧貌。哪有旧貌，完全把它修饰成了一个休闲的绿地园林。人们大概不会知道，这片绿地园林曾经是当代文学风起云涌的聚焦点。从这个角度说，沙滩北街2号毗粼北大红楼旧址是一种缘分，因为北大红楼旧址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聚焦点。可惜的是，北大红楼旧址仍然矗立在那里，而见证上世纪80年代文学复兴的沙滩北街2号，只能存活在一些人的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