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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艺兵:往事萦怀

来源:文艺报 | 钟艺兵  2019年09月18日08:13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华诞。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文艺报》有幸同祖国一起过生日,因为它创刊于1949年9月25日。

70年前,我是一个学生,在重庆解放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当了30年的文艺兵。“文革”后,百废待兴,复刊不久的《文艺报》缺人手,我便申请转业,从海军调到《文艺报》工作。报到那一天是1979年6月9日,正是文艺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新人新作鸣锣开道的忙碌时期。

创刊70年,我在《文艺报》度过了40年时光。我来《文艺报》时已经49岁。不仅年龄偏大,而且是一个搞创作的,能做编辑吗?主编冯牧同志曾就我“改行”一事说过这样的话:“搞过创作的人来编刊物也有个好处,就是懂得创作的甘苦,对待别人的作品能手下留情,不至于乱打棍子。”这是对我的鞭策,至今不曾忘却。

1979年3月我去了一次北京东四礼士胡同《文艺报》的办公地,那是向文化部借用的两间房,十分拥挤。5月再去时,办公地点已搬到北京沙滩北街2号文化部大楼中,一部分同志在楼前的地震棚里上班。那天我认识了另一位笑容可掬的主编孔罗荪同志,分工艺术评论稿件的文椿同志对我说:“办公室里已经摆好了你的桌子,快来上班吧!”犹如一股扑面而来的春风,让我感到了温暖。

我到《文艺报》后,立即与文椿、杨天喜同志一起组成复刊后的艺术评论组。6月13日报社宣布召明同志为我们组的临时负责人,4人就在一个房间里工作了。召明是老《文艺报》人,文椿和杨天喜是多年同艺术界打交道的老编辑。他们对于我这个“改行”而来的老兵新手给予了热情帮助、关怀备至。我们各自编完的稿件都彼此传阅,毫无顾虑地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或建议。艺术创作的门类很多,每人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分工,忙不过来时都是全组一盘棋,互相补台的。虽然1980年召明调往报社办公室,天喜同志在退休之后病故,但我们在艺术评论组结下的友谊是永存的。

到《文艺报》工作后,让我感到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学术空气的厚重与实在。每期刊物的编前会、编委会,都是从主编到副主编到编辑组,发行组、办公室全体人员都出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文艺界的重大事件、新作品的介绍、各种现象与问题的来龙去脉、主编的决策与组稿计划、读者对刊物的反应、编辑部内对重要问题不同看法的争论,都能在会上听到。参加这样的会,我总是感到新奇,激动而又收获满满。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短评是评论海政话剧团的《为了祖国》。这篇题为《侨胞的心声》的文章共1700字,刊登于《文艺报》1979年9月号上,从看戏、读剧本,到写初稿,听取同事和领导的意见,修改完成,历时52天。

在《文艺报》当编辑,一大任务是要想方设法发表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的高质量文章。我约名家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戴不凡先生的《〈大风歌〉小赞》共6600字,发表于《文艺报》1979年10月号上。为组稿计划的落实,我先阅读了陈白尘先生的话剧剧本,8月16日期间去人民剧场观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8月30日上午,我到戴不凡先生家中拜访、约稿,当时他正在家中病休。他同意写这篇文章,但又说看过剧本,未看过演出。当天下午我到二七剧场,代编辑部购买到9月1日、2日两晚的《大风歌》戏票30张。除了安排戴先生9月1日看戏外,报社的同事们也观摩了此戏。我托一位朋友从《红旗》杂志社资料室借来江苏省刊物《群众》1979年第3期,上面刊登了陈白尘《大风歌》创作经过的文章。此刊物于看戏时交给戴先生,以供其参考。9月5日上午,我第二次去戴家,他不在家,留下了《群众》杂志,让他的女儿还给我,并转告我:“一个星期交稿。”9月17日上班时,我见到了他托人送来的《〈大风歌〉小赞》一文的手稿。10月12日,读者在新出版的《文艺报》第10期上见到了这篇见解透彻、功力深厚的文章。不料想4个月之后的1980年2月18日,戴先生竟因心肌梗塞而突然去世,年仅58岁。3个月之后,我到华东了解戏剧创作情况,5月28日见到陈白尘先生,他感慨地说:“戴不凡的文章见到了,他还给我寄了一本《小说见闻录》,还没收到他就去世了,很可惜!”

作为一个编辑,如何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余写作的关系?冯牧同志在1984年1月13日下午召开的编辑部全体同志会议上,做过一次语重心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凡是走上编辑岗位的人,没有不愿意成为理论家、批评家的。许多大文学家都做过编辑。想当文学家、批评家,这是正当的愿望。但是要达到这一愿望,首先要学好编辑本领,使自己具有文字水平、理论水平、分析水平。年轻的同志应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成为一个熟练的,热情的、有分析能力的编辑。识别、判断作品的能力,这是永远不能满足的。”

我觉得,这是主编冯牧同志发自内心的金玉良言,愿以此作结,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