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5年，我从安徽当涂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文艺报》工作。在我读研究生的阶段，随时任《文艺报》特约评论员的师兄严家炎，一同去参加关于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的讨论会，当时负责主持《文艺报》日常工作的副主编侯金镜也在场。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柳青《创业史》与梁斌《红旗谱》之间人物形象比较的学术论文，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及文学期刊编辑的肯定。随后不久，中宣部决定在《文艺报》设立“文艺理论批评中心”，由周扬主持工作。著名文艺理论家、时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的黄秋耘拿着中宣部的调令，到北大了解我的情况，决定让我到报社编辑部的理论组工作。私以为，此前的会议也许是我与《文艺报》结缘的偶然因素。

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借调到《河北文艺》杂志社工作。1976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复刊时我调去工作，至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以后，我才又重新调回。这期间我经历过的领导、接触过的朋友都很多，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扬、叶圣陶、冰心、沈从文、钱锺书、曹禺、孙犁、严文井等文坛前辈，有张光年、冯牧、孔罗荪、唐因、唐达成等报社领导，还与杨晦、朱光潜、吴组缃、林庚、王瑶等北京大学的老师不失联系。

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向作家孙犁的约稿过程。当时《文艺报》评论组主要通过约稿和组稿来构成版面，这就要求编辑事先对被约稿的对象要有充分的了解，不仅应阅读他的文学作品，而且应该对既有的文学评论有相当的熟悉和把握，更要知道作家本人的创作心得与体会，做到心中有数。1980年第6、7期的《文艺报》曾经刊载作家孙犁的两万字长文《文学和生活的路》，副标题是“与《文艺报》记者谈”，这是我去天津与孙犁长谈的记录。访谈开始其实并不顺利，作家本人并不愿意谈，但由于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与作家的聊天过程中逐渐获得了信任和认可，最终使得这篇文章得以顺利写成。

我刚刚进入《文艺报》时，报社的主编是张光年。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泰昌，你来《文艺报》工作，我非常欢迎。但我要和你说，这是一个荣誉感很强的岗位，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性很强的岗位。”初到《文艺报》时，我只是一介书生。在学校里，主要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而《文艺报》的编辑工作是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带着书卷气投入到这样的岗位和工作中来，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工作以后不久，我就赶上了新中国发展的波折阶段，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每当我对环境、境遇感到困惑，陷入茫然的时候，报社同仁都展现出极其坚定的态度，给了我重要的人生指引。经历过风风雨雨，既有坦途和收获，也有坎坷与曲折。在报社工作，面对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原因造成的复杂状况，要采取一种比较超然、公平的态度，更要尊敬每一个对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曾经挥洒汗水、奉献青春的工作单位《文艺报》70岁生日，我作为报社的“老兵”，对《文艺报》充满了感恩之情。在这里，我得到了很多教育，了解了很多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文艺报》的历史不光是报史，也相当于是新中国文艺史、文艺运动的缩影。多年来，《文艺报》尽力呈现出当代中国文学本身的多样性，不断鼓励对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有着不同的主张、看法的人们，为他们搭建平台，希望通过争鸣、对话和交流，来实现文学艺术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毫不夸张地说，《文艺报》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范围内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艺类报纸。

现在国家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文艺建设方面也有着很多新的战略和规划。我们环绕的是群山，面对的是高峰，要勇于攀登高峰。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我希望现在的《文艺报》能够有新作为，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根据现实情况寻找自己发展的角度，争取办成特色鲜明、影响广泛，对文艺发展具有引领性、导向性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