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革”中，《文艺报》被迫停刊。1978年5月底，中国文联在京召开全委扩大会，决定恢复《文艺报》。一个半月后，也就是7月15日，《文艺报》复刊号在京出版。当时，它仍是月刊，到1985年改为报纸。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借调到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的总负责人是冯牧，复刊时的《文艺报》主编是冯牧、孔罗荪。两个单位不但是同一个领导，办公地点也紧挨着。研究室在东四礼士胡同路南，《文艺报》在路北，门对着门。大家信息互通、工作互补，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两个单位共同组织秋游，大家一起观光、踏春，可谓其乐融融。

1978年5月初，我的老朋友李春光找我，说是文联筹备组通知他参加全委扩大会，要他在会上发个言。他说，他不熟悉文艺界的全局，要我帮他写篇发言稿。

我和李春光同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后来先后升入本科，在同一个系。毕业后，先后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工作。“文革”中，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李春光和其他一些同志冒着巨大政治风险保护、帮助过我。生死之交，难拒故人之托。我马上答应下来，随即去找冯牧同志。我问他，你们要李春光发言，是要他就音乐界的问题讲点意见，还是让他在文艺全局问题上放个炮？冯牧莞尔一笑，说是后者。他这么一说，我心中有了数。当时，我和春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平日也经常交谈。我了解李春光胸中有什么不吐不快之语，也考虑有什么迫切问题需要年轻人出来呼啸呐喊，很快便写出稿子交给春光。这篇发言稿讲了几个问题：解放思想问题、艺术民主问题、团结问题。其中有一大段话讲天安门诗歌，给它以崇高的评价，实际上是为正式平反制造舆论。这篇发言稿和茅公、周扬等老前辈的发言稿一起全文刊于《文艺报》复刊号上。

《文艺报》复刊不久，研究室理论组组长顾骧找我，说是文化部即将下文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冯牧布置任务，要我就这部剧写一篇文章，在《文艺报》刊出。顾骧交给我有关《三上桃峰》的材料，我读了剧本和当年的大批判文章。这些材料过去大部分曾零零星星地看过。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要再颠倒过来了，我边读边感到一阵痛快。我执笔的这篇文章还牵涉到一个大问题——为“文艺黑线回潮”辩诬。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在文艺领域恢复一些好作品的出版、放映、上演、展出权，并推出一些并非按“四人帮”帮规创作出来的新作品。江青等人对此十分恼火，诬其为“黑线回潮”，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此大加挞伐，掀起一股批判“黑线回潮”的逆流。我执笔的这篇文章从《三上桃峰》讲起，一直讲到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不仅为一篇作品，也为整个的“黑线回潮”辩诬。可以说，批“黑线回潮”论，是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继续，它涉及“文革”后期的一些现行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文艺报》1978年9月号，不久，其他媒体也发表了多篇为“回潮”作品辩诬的文章，形成较大的声势。

过去，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一般不署个人名字。到了为《三上桃峰》平反的这篇文章，冯牧为执笔者起了个笔名,叫“郑汶”。我猜想，它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文章，二是由姓郑的那个人执笔写的文章。郑汶这个名字古书上有，《三国演义》中有个人物就叫郑汶，是司马懿的部下。司马懿派他去诸葛亮那边假投降，为魏军作内应，不料一眼就被诸葛亮看穿了，推出去斩首。福建梨园界有个说法：谁如果倒了霉，就让他演一个被砍头的角色，在舞台上丧命之后，就会时来运转。我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思，此后好几年，我的文章经常用“郑汶”署名。

这一年9月，冯牧派我到上海出差，搞调查研究。临行前，我到孔罗荪家里拜访这位老前辈。孔老是众所敬仰的资深文学理论家，我有许多问题要向他请教。还有一个很“实用”的目的，孔老长期在上海工作，担任《文艺报》主编后刚刚携夫人迁京。他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简直是沪上文学界的一部活字典。老人家热情地接待我，给我指点迷津。他以个人名义亲笔为我写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上海文学》编辑部的朋友，一封给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一封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我按图索骥地采访《文汇报》时，文艺部的同志告诉我，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写了篇小说，叫《伤痕》，在校园里引起轰动。8月间，《文汇报》全文刊发这篇小说，在更大的范围引起热议。回京后，我把这个信息向冯牧、孔罗荪汇报。不久，《文艺报》专门为《伤痕》召开了新作研讨会。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冯牧的电话追到旅社来。他要我快速返京，赶写一篇文章，具体情况见面再说。我回京见到冯牧，他说，你放下别的事，马上赶写一篇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章。他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信息，由于必须遵守纪律，他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我能意会到，党中央不久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听了冯牧一席话，我十分欣喜。与其说我是因为接受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写作任务而欣喜，不如说我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望而欣喜。依我的拙见，天安门诗歌不但有重大政治意义，也有强大感情冲击力，也就是诗的感染力。没有人号召，没有人部署，骤然间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诗歌运动，直接推动了历史的转折，也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这是中国文艺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文艺史上的奇迹。我大约在9月底或10月初写好稿子，《文艺报》审阅后拿去排字，等待发表时期。11月14日，应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邀请，上海《于无声处》剧组进京演出。11月18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2月15日，《文艺报》刊出署名郑汶和童怀周的两篇文章，为天安门诗歌平反。我很敬佩童怀周，这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十几位同志的共同笔名，他们收集保存革命诗歌，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抄》，为此付出千辛万苦，经历千难万险。他们的劳作功在千秋，应当为历史所铭记。

1978年之后，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和《文艺报》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我为《文艺报》供稿，得到他们的许多帮助。直到1984年中宣部召开京西宾馆会议，特别是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作代会之后，我给《文艺报》提供的稿件大大减少了，但和报社的许多同志仍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真没有想到，1989年底，我被派往中国作家协会任职，居然荣幸地成为了《文艺报》的一名正式员工。